<span class="center">李铁椎（中国驻印军新一军30师防毒排中士）

    受训生活

    到达兰姆伽开始接受整训时，我被编到了孙立人部新一军30师防毒排。防毒排里的专业课程是由美国教官讲解的。如何预防毒气、排查毒气、使用防毒面具等是基本的教学内容，而先进新式的化学武器——火焰喷射器更是让我开了眼界。

    火焰喷射器是美国先进的化学武器。它是利用纳朋氏粉溶解在汽油里而形成纳朋酱为燃料，用电器火花引燃氢气，再将纳朋酱引燃，其温度能达到1000℃，再用高压氮气为动力，将燃烧的火焰喷射出去，因其黏度高，粘在任何物体上都能燃烧。有车载和手提两种，车载的射程能达到50米，而手提的射程也有10-30米。而我们使用的就是手提的。

    这个手提式火焰喷射器外观像个方形的箱子，有15公斤重，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操作。因为我个子矮小、灵活，就负责掩护的任务，而背负火焰喷射器、负责发射的任务由一个山东大汉来承担。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是最重要的，就像相声的双簧，最终要给人一个人的感觉一样。我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适时地开启火焰喷射器上方的氢气开关，同时完成掩护点选择的任务；而山东大汉则负责火焰喷射器的连发或者单发射击任务。通过几次的配合、操作，我们完全就心有灵犀了，但由于我们到达印缅战区时，敌人已经处于溃败之中，基本没用上这先进的玩意。

    除了有这样专项的技术训练外，我们的步兵训练也是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的，由我们的排长带队。半自动步枪的射击是我的强项。我想，既然是来杀敌人的，那就得弹无虚发，一枪消灭一个敌人，所以，在平时休息的时候，我就爱不停的琢磨、擦枪、瞄准，经常实弹练习。不久，我就能在十米之内一枪命中幸运牌香烟纸盒中间那个圆星。

    有一次，排长童宝森和副排长汪涛为了让美国教官看看我的枪法，指着一棵七八十米高的大树上的秃鹰让我射击，我一枪就命中了。美国教官直拍我的肩膀，叫着“OK！OK！”还有一次，排长为了锻炼一个战士的胆量，让他提着个罐头站在10米的地方，叫我开枪。要是稍有偏差，那边的战士就会送命，我屏住呼吸，抬手就打中罐头。

    因为枪法不错，我特别爱和人较量。记得在密支那的时候，我就因为会说点简单的英语，找了个美国兵比枪法，到伊洛瓦底江打漂子。江水很急，石块飘忽不定，瞄准是不容易的，就更考验枪法。美国大兵用的是自动步枪也就是卡宾枪，而我用的是半自动步枪，最后还是我胜了。那个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Good，very good！”当时我就想，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不仅能打赢日本人，也能胜你美国人。

    因为我在训练中成绩突出，在兰姆伽整训结束后，我就从下士升为了中士。

    我们的任务

    到达密支那不久，我们防毒排就接到了任务，跟随部队前进，负责战地物资供应站和野战医院的守卫工作。当时，对前线物资的供应主要是依靠飞机空投，也有汽车运送的，飞机空投不受公路条件的限制，盟军也已完全掌握了缅北的制空权。那时候，地面上大概10公里就可以设立一个给养站，只要地面设有标记，美国飞机就向该处投下作战物资，包括弹药和生活物资。前线战斗部队就在较短的时间内来领取，基本上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不受限制。这样充足的前线供应，使每个战士都能随时获得弹药和食品，能在战时轻装上阵，狠狠地痛击敌人。而我们就负责这些物资的发放、清点、看管等。随着我军的不断胜利，物资供应站也不断前移，基本上是两、三天一变，每个供应站保存的物资都不是太多；而供应站的设立、移动和空投物资的多少，也是完全根据前线作战的需要而决定的，对于剩余物资基本是不做回收的。每当看着美军飞机又超低空飞来空投物资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离最后的胜利也越来越近了。

    送兄回国

    然而在这个胜利的战场上，却有一件令我十分悲痛与遗憾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堂兄战死疆场，没能和我一同凯旋。

    我和我的堂兄都在30师的直属排，只是我在防毒排，他在特务连。开始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在密支那一次战友的串联中，我偶然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李伯森”，我喜出望外地叫起来，真是高兴极了。密支那大捷后，我们排驻扎的营地本与特务连相隔遥远，谁也没想到，上天会安排这样一场亲人相逢。

    在遥远的异乡战场，亲人相见是倍感温暖的。他比我早一年参加驻印军，在特务连里他的任务是管理一匹马并保管一些军事地图，当然也要担任战地侦察的任务。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相互鼓励，以减轻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在这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场上，我们也很自然地谈过死亡的话题。虽然话题沉重，但我们都对对方说过，如果战死，要尽可能将尸骨带回祖国安葬，以慰亲人。

    没想到，最后是我怀揣着他的尸骨回到祖国的。

    在密支那的相聚是短暂的，很快我们兄弟就分手了，这一别就成了永别。

    他是在贵街战役中执行侦察任务，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而打死的。1945年3月我随部队到达腊戍时，特务连的战友和领导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堂兄战死的消息像是晴天霹雳，我当即失声痛哭。想起在密支那我被疟蚊叮咬，患上疟疾，在帐篷里昏睡几天，而他每天都来照顾、看望我的情形，我更是心如刀割般的难受。

    我打了准备前往暂时掩埋地收尸的报告，师部很快同意了。

    师部特批了一辆吉普车，由一名参谋开车，车上带了一桶汽油，同我一道去了堂兄的安葬地。那里大概有30多个小土堆，每个土堆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再没有别的了，凄凉极了。我来到哥哥的墓前，心潮难平，昔日里鲜活的记忆浮现脑海，而眼前却是一抔黄土。“哥哥啊，你是幸运的，战死沙场，我还能为你收尸，可如果有天我也像你一样战死，又有谁为我收尸呢？”

    我用四个卢比请了两个缅甸人，让他们挖开坟墓。土堆挖开了，将十分简单的木板棺盖揭开，哥哥的脸清晰可辨，尸体尚未完全腐烂，却因脱水显得非常干枯。这可能跟当时距他牺牲还不足三个月、又因是机枪扫射身中多弹、体内血已流干有关。参谋问我：“是不是你哥？”我说：“是的。”于是，他就叫那两个缅甸人找来了一大堆的木柴，将尸体拖出来，哥哥的肋骨被撞断了几根。我没有哭，只是心里不停地在说：“哥，我来接你回家，你安心吧！”尸体被放在了柴上，淋上了汽油，熊熊的火焰将尸体火化。最后我在那一堆骨灰里，用颤抖的手挑了几块大点的骨头，轻放在降落伞包里，然后把伞包裹好放进了我的军用背包，我们两兄弟又在一起了。

    历经艰苦而危险的行程，我终于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胜利的爆竹声，终可以告慰堂兄的亡灵了。我回到老家，把哥哥的骨灰交给了嫂子安葬，送兄回国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