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胡正昌——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八十七师警卫排排长

    王德五——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一营一连连长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

    陈宝文——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

    熊世超——时为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

    唐玉林——时为中国远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重机枪手

    付心德——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二野战医院少校医务主任

    朱锡纯——时为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

    编导手记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不知是否有人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周易》里的一条凶爻：“喻人事，则为上下交战，至于死伤流血的情形。”实际上，这集片子里出现的所有四句与龙有关的爻，都是凶爻。

    这是6集“滇缅系列”的最后一集。

    龙陵，字面意思似乎可以理解为“龙之陵墓”——当然，龙陵县名字的实际来历未必如此——远征军三进二出，血战近半年，最终将有着“龙兵团”之称的日军五十六师团一部消灭于此。滇西反攻由此胜局已定。

    三战龙陵，能够从前两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如今已寥寥无几。但在我看来，龙陵之战最富有戏剧性的，恰恰是这前两次战斗。短短几个月时间，小小的龙陵四度易手。远征军连续两次，在胜利前的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战场的无常与日军的狡诈尽显于此。毫无疑问，胡正昌老人是本集能够成片的关键人物。

    见到胡老，是在成都近郊一家僻静的养老院里。在我们到达前，老人早早起床，腰杆笔直地坐在房门前等候。与我们同行的胡老家人告诉我，这是第一次有媒体想电视采访胡正昌老人。采访刚开始时，摄像机前的胡老先生非常紧张，整个身体几乎都僵直着一动不动。面对这种情形，我不得不刻意打乱事先拟订的采访提纲。完全忽视时间顺序，用东拉西扯的方式让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兵放松下来。

    终于，老人僵硬的背脊逐渐靠在了椅背上，语音也渐渐高亢了起来。我知道，此时此刻，才是老人回忆的真正开始。

    回忆中，胡正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神经麻木了。”的确，面对死人堆中的爬行与密如雨点的子弹，“恐惧”似乎也成了一件无暇顾及的事情。胡老先生是我所采访过的老兵中，惟一一个详细描述督战队的人。身为排长的他，至今仍记得自己在督战队的枪口下，带领战士炸毁日军地堡的详尽过程。但当我数次问起：“您指派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在炸碉堡时牺牲的多吗？”老人却几次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当采访结束，摄像机关机后，这位当年只有22岁的年轻排长，突然轻轻对我说了一句：“我和那些战士感情很好的……”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龙陵战斗结束后，胡正昌再也没有回过龙陵。1944年夏季那座地狱般的龙陵城，在老人的记忆中永远定格。抗战结束后，带着左臂上那个终身的伤疤，由排长提升为连长的胡正昌跟着部队去了东北。他们出关后的第一个驻扎地很有名——四平。

    临别之时，老兵胡正昌站在房门口目送我们离去，腰杆笔直，一如我们刚来时的样子。车子开动后很长一段时间，车上所有人都默然无语。这是年近九旬的胡正昌老人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第一次……

    1944年6月10日深夜，滇西龙陵县城外13公里的黄草坝，中国远征军第八十七师警卫排排长胡正昌在师部指挥所门口执勤。指挥所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那个时候，就是打龙陵。黄草坝是在松山与龙陵之间的一个地方，（日本人）去晚了，（我们）把龙陵到松山的那条公路切断了。”胡正昌回忆说。他是四川成都人，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时年22岁。

    一个从前线打来的电话，引起了师部所有人的注意。

    胡正昌回忆：“一个团长给师长打电话说，他们已经进入城区了。师长马上报告军长。军长接到这个电话好高兴，说：‘好，已经攻下龙陵了，好！’”

    龙陵四面环山，中为盆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侵占龙陵的两年间，以县城为核心，以环山为依托，构筑了由据点群组成的防御体系，并储有数月的生活、作战物资。

    在中国远征军分路进击松山、腾冲的同时，负责右翼攻击任务的第十一集团军所属第二军和第七十一军精锐部队，绕过松山侧翼直插龙陵。

    龙陵本由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的第三大队防守，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开始渡江进攻时，该大队被调到腾冲，龙陵仅有少数留守人员。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渡江后，第五十六师团急调刚转隶其序列的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的第二大队增援龙陵。至6月5日，远征军开始进攻龙陵外围阵地时，龙陵日军仅有1000人左右。

    6月6日，中国远征军兵分三路向驻守龙陵县城一线的日军发起进攻，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截断了龙陵与芒市之间的公路联系，并肃清了龙陵城外大部分据点中的日军。

    6月8日，远征军向日军重兵防御的龙陵东南郊阵地发起进攻。到6月10日，龙陵城郊的所有高地都被远征军攻克，残余日军只得退回城内坚固工事中负隅顽抗。

    此时，松山战役已经打响。日本人深知，如果松山、腾冲的战略支撑点龙陵失守，整个滇西战局将难以收拾。

    龙陵战场，有人想起所言：“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一战龙陵：得而复失

    6月10日深夜，中国远征军收复龙陵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重庆市民为此燃放了鞭炮。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对胜利却不知情。

    卫立煌之子卫道然回忆：“第二天早上，蒋介石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昨天晚上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来电话，说他打下来龙陵了，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父亲说：‘我不知道呀，他没向我报告。’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我父亲觉得奇怪，马上给宋希濂打电话，打不通。这也奇怪，怎么会电话不通呢？”

    几乎就在同时，远征军第八十七师师部又接到一个来自前线的电话。

    “电话说日本人反攻龙陵以后，部队站不住脚，要退出。”胡正昌说，“从腾冲来了日军一个联队，他们增援以后，攻进龙陵城的两个团再不出去就完了，就退回来了。很快，攻城的两个师都站不住脚了。”

    6月15日，从腾冲、芒市两地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在城内守军的接应下，向已经攻入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发动猛烈反攻。

    时任中国远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一营一连连长的王德五回忆：“总冲锋开始后，我们营打掉了日本人的仓库，里面尽是军大衣和军靴，料子质量比我们的好几倍。一些弟兄以为龙陵就此拿下，于是扛起这些战利品就想占为己有。不料一会儿，漫山遍野的日本人反攻过来，我们抵挡不过，不仅退出城来，而且死伤大半，军大衣、军靴扔得到处都是。”

    时任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的杨鸿恩认为日军先前是假装失败。他说：“等他们反扑过来，国军就吃亏了，伤亡惨重。”

    “宋希濂给我父亲来电话：‘报告长官，现在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这仗我吃不消了，这个责任我负不了。’”卫道然说。

    6月16日，日军反攻部队突破远征军外围防线，一头冲进了龙陵城，将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主力部队拦腰截断。腹背受敌的第八十七师伤亡惨重。迫于形势，远征军退到城郊一线。

    身处师部的胡正昌虽然不太清楚前线的具体战况，但退下来的军官们脸上的惊惧之色，让他感受到了战局的险恶。“来了两个团长，灰溜溜的。师长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搞的？他们说，站不住脚啊。师长说，你们谎报军情了，不应该预先报告你们攻占龙陵了。”

    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的陈宝文回忆：“那时候老蒋打电话来说，你们已经得到了龙陵，为什么不守住？必须反攻龙陵，完全攻克。如果你们继续放弃，要军法从事。”蒋介石电令：“饬长官部追查放弃龙陵系何人下令。”

    胡正昌记得：“师长张绍勋急了，开枪自杀。我当时就在他身边，他拿着枪打胸部，一枪打偏了，没死。”

    陈宝文说：“宋希濓去看张绍勋，把他送到后方去医治，让第八十八师副师长黄炎接管第八十七师，同时又调特务连到勐冒村的大桥上架起机关枪，防止部队向后退。”

    宋希濂把首战失利的部分原因归结于“第二十集团军方面进展迟缓，未能同时进出腾冲附近，致腾敌抽出兵力二千余，附大野山炮，用汽车输送南下增援”，要求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先行进出龙陵以北地区。

    6月22日，蒋介石急电卫立煌、宋希濂和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严厉指出：龙陵得而复失，“实有损国军荣誉”，远征军应积极进攻，排除万难，“如有作战不力，着由卫长官依法严惩”。当天，卫立煌调整作战部署，令第十一集团军集结主力，击溃当面敌之攻势；第二十集团军主力保持于左翼，迅速南下，攻击腾冲而占领之。

    6月28日，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到达龙陵增援，配属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荣一师各一个团向龙陵外围日军发动进攻。

    战至7月6日，日军逐次退至龙陵城区及近郊，远征军乘势将战线推进至龙陵附近。由于极需整补，远征军暂停攻击，在对峙中准备再度攻城。

    二战龙陵：功亏一篑

    7月13日拂晓，倾盆大雨，胡正昌和手下的战士们匆匆吃着早饭。“我们吃的是稀饭，饭桶里落了雨水，半桶米，半桶水，舀起来就吃了，没有办法。后来我们见到日本人的仓库里面都是罐头，他们吃得很好。”

    胡正昌看到，不远之外，雨雾中的龙陵城透现出海市蜃楼般诡异的轮廓。

    当天，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集结了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师、新编第三十九师的3万兵力，从东、北、南三面向龙陵县城一带的日军据点发起第二次围攻。

    一战龙陵时由于过早发布胜利消息而在英美盟军前丢了面子的蒋介石，严令部队必须尽快拿下龙陵。

    胡正昌回忆：“陈明仁来了，对师部的人说：‘让师里全部人给我打龙陵，要是攻不下来，你们别来见我。’师里所有直属部队，都打到第一线了，警卫排也要上，警卫排是美式装备。非要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全部枪毙，这是军令。那个时候命令很严的。”

    从没真正上过火线的胡正昌，带着警卫排全部32个弟兄踏上战场。在他眼前，“遍地死尸，日本兵、中国兵，都泡在雨水里”。他记得，那段时间龙陵天天下雨。“我们爬在尸体上进城，神经都麻木了。后退就枪毙，军长带着督战的上来了，你不上，后边打你，你只有前进啊！”

    前面是日本人密集的机枪火力，后面是督战队冷酷的枪口，胡正昌带着弟兄们在死人堆里匍匐前进。“臭！死尸那个味道最臭！子弹那个密集啊，在头上飞来飞去，跟放爆竹差不多。一颗两颗子弹飞过来，还怕，子弹都成片了，已经无所谓了。”

    经过连日激战，远征军依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逐渐夺回了龙陵城外的各个重要据点，重新将日军逼回龙陵城区。据远征军情报部门估计，此时据守龙陵县城的日军残余兵力，已减少至2500人左右。日军依靠城内的一座座地堡，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日本人的拼命让胡正昌感慨：“日军伤兵头上包裹着绷带，还端着刺刀跟你拼。”

    无处不在的日军火力点前，胡正昌那些朝夕相处的弟兄们一个个倒下了。“一想起那个场面，确实寒心啊！”

    胡正昌说：“敌人的工事是连环堡，一个接一个。大炮不行。大炮简直铺天盖地，总起不到好作用，就爆破筒打碉堡是最起作用的。我是排长，就对手下一个弟兄说，你拿爆破筒去炸碉堡，我掩护你。我拿冲锋枪打，打得日本人不敢抬头，他马上冲上去，爆破筒到那个碉堡里头就爆炸了。”

    胡正昌记得，一些碉堡内有慰安妇。“把那个碉堡打开以后，男的女的都有，包括包扎起来的伤员，死不投降啊。”

    到8月中旬，经过一个月的血战，远征军将龙陵城内的日军逼退至城南一角。

    8月23日傍晚，日军龙陵守备队队长小室钟太郎向第五十六师团发去电报：“龙陵连日来日夜遭受优势之敌空、地协同猛攻，即使奋战，也只能再坚持两天。”

    8月24日，远征军再次发起攻击，困守城南的日军残部被逼向绝境。但此时，卫立煌却疑虑起来——几天前，一直在缅甸北部活动的日军第二师团主力1万余人，突然从远征军情报部门的追踪中神秘消失。有了一战龙陵得而复失的教训，卫立煌警惕性很高。

    卫道然说：“这个第二师团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这不得了。我父亲就问美军，美军的飞机侦察很厉害的，他们说也没有发现。这很奇怪。”

    卫立煌命令情报部门仔细分析近期内滇缅公路南段的所有航空照片。分析之后，一个可怕的结果浮现了出来。“头天的照片上明明能看见一个小树丛，但是第二天的照片上，这个树丛没有了，还有的树丛前移了，那肯定不对头，那就是援军。日军车辆都带着防空网，天上飞机一响，就罩上防空网，变成小树丛。看照片，他们已经到芒市附近了。”卫道然说。

    8月26日深夜，从缅北秘密转移至芒市的日军第二师团加上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共15000余人，突然向龙陵外围远征军阵地发起猛攻。原本似乎大局已定的龙陵战役再现变数。远征军官兵身后出现了敌人，再入险境。

    胡正昌回忆：“一个团、一个连都编不起来了，死伤了那么多人。活着的人神经已经麻木了，木头人似的，只是冲啊，杀啊。有个兵对我喊一声：‘哎呀，排长，你负伤了。’我一看，身上在流血，这才倒下去了。”

    在日军的疯狂反扑下，驻守龙陵城外的远征军新三十九师所剩官兵不到百人，新三十七师也遭受重创，其死守阵地的一一七团三营官兵全部殉国，不少阵地重新陷落敌手。9月10日，中国军队被迫再次放弃龙陵县城与城外据点，退回龙陵城北10公里处的阻击阵地。远征军对龙陵的第二次进攻功亏一篑。

    三战龙陵：瓦解顽敌

    就在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受挫于龙陵城之时，9月7日，第八军攻克松山；9月14日，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为避免遭到中国军队的合围，9月15日，龙陵附近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与第二师团主力，开始向龙陵以南的芒市撤退。

    此时，滇缅公路北段，军车拥满道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杨光荣和战友们在漫天尘土中急行军。

    为了早日拿下龙陵，蒋介石下令机械化部队第五军第二零零师从昆明火速开赴龙陵前线。第五军直属战防炮营随第二零零师一起前往，协同作战。

    对于杨光荣和第二零零师的很多老兵来说，脚下的这条滇缅公路其实并不陌生。“1942年第五军到缅甸作战就是走的这条路，那是真正的远征军。”杨光荣说。

    9月底，第二零零师抵达龙陵近郊。此前的9月23日，远征军第二军收复松山以南的日军掩护芒市、龙陵外围的重要据点平戛。至此，日军在滇西高黎贡山区的四大据点，仅剩龙陵一地。日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本多政材感叹：“活到现在也没有尝过如此悲痛的滋味！”

    远征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开始准备再攻龙陵。

    10月13日，蒋介石密电卫立煌：“希即就该战区现有兵力，迅速调整部署，积极发动攻势。”

    卫立煌令远征军各部向龙陵方向集中。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的熊世超说：“攻龙陵，不只我们这个师，还有第二军、第八军的好几个师在那边。当时我们三十九师有命令：就是死也要打下龙陵。”

    这一次，已经被日本人杀过两次回马枪的卫立煌，不敢再有任何闪失。“蒋介石手令：再拿不下来就撤职。”卫道然说，“我父亲跟美国空军讲，让陈纳德的航空队最好的飞机都来，尽量摧毁日本人的工事。”

    10月29日拂晓，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心准备，远征军集中近10万人的强大兵力，在300余门大炮与美军飞机的配合下，对龙陵县城发起第三次总攻。

    对于杨光荣以及第二零零师所有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幸存下来的老兵而言，这是一次等待了两年的复仇之战。

    杨光荣回忆：“二零零师刚上去，意气风发啊，炮火也激烈，打了三次齐射，炮管都打红了。日本人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力了。说实在的，经过那么久，他们已经打得很疲。”

    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直属山炮营二连通讯员王树勋在回忆录中描写了摧毁龙陵城外最后据点东卡的经过：

    所有重武器都从四面八方朝着东卡这个目标射击。真是万炮齐发，山摇地动。一刹那，只见东卡上空硝烟弥漫、尘土蔽天，整个龙陵城都被火光和浓烟笼罩着。这时我们的山炮阵地早从广林坡推进到龙陵城东约1公里处的碗厂设阵，对龙陵城敌人的护卫阵地东卡作直接射击。如雨点一般的各种炮弹的轰炸，把我们阵地周围都震得似地震那样波动。炮弹爆炸发出的热力所形成的热流，也不断向我们身边冲来，虽然天气还是和往常一样不停地下着雨，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汗流浃背。

    大约一个钟头，枪声全部停止了，大地一片寂静，简直连虫鸟都无一丝声息。不多时，步兵们便从东卡四周跳出掩体，层层向东卡敌阵压缩而进。先是工兵全面扫雷，清除障碍。查出堡垒所在地，并作出标志，以便认清目标进行搜索。因几万发炮弹的威力所掀起的泥土、瓦砾、树枝、房屋断料几乎把四个堡垒全部掩盖了。因此，一时清找就非常吃力，只有把上面的掩盖层渐次清除，才能发现堡址。近千名工兵、步兵协力清理，直到下午五点多钟，堡身才逐渐显现出来。

    这时，坚守在堡垒内的绝大部分残敌，由于堡垒被我军炮击掀起的泥土、瓦砾等物掩盖，里面的空气几乎不能流通，再也不能顽抗，被迫冲出来和我军拼以一死，这正中我军下怀，真是打蛇已把蛇引出洞来了。敌一出堡，我军便从前后左右一步紧接一步地压缩过来，包围圈越来越小，轻武器手榴弹都不能使用，一场天昏地暗、神惊鬼愁的肉搏恶战便开展起来。双方士兵丢下枪支，赤手搏击，四手紧抱，滚来滚去，直到把对方弄死为止。这样拼搏约两个多钟点，顽敌全部被歼，这场恶战方告终止。

    11月1日，远征军各攻击部队从四面八方突入龙陵城区，一举攻占日军在城中的核心据点观音寺。

    日军作最后的抵抗。杨光荣回忆：“在巷子里躲起来的日本人用机关枪打，二零零师刚进去还没打呢，就叫人家撂倒好多，赶紧散开。第二天拂晓再攻，才把他们打下去了。”

    远征军事先已截断了从龙陵通往芒市的所有交通要道。远征军老兵唐玉林回忆：“当时日军的司令部不是在芒市吗？我们把芒市通到龙陵的公路一截一截地切断，日本人的汽车开来的时候会翻车。我们守一个坡，日本人来攻那个坡，我们守不住了，用无线电联系上面，然后飞机来了，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

    已经在废墟中与中国军队反复厮杀近五个月的日军龙陵守备队，此时已山穷水尽。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有援兵了。

    11月2日，远征军攻占龙陵城西制高点，日军的抵抗意志开始瓦解。当天晚上，残余的日军开始向龙陵城外溃散。

    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二野战医院少校医务主任的付心德回忆：“上面命令我们不要放跑逃出来的日本人，我们晚上不睡觉，趴在弹坑里等着消灭他们。”

    1944年11月3日，枪炮声在硝烟笼罩下的龙陵城逐渐平息下来。经过5天激战，远征军对龙陵的第三次总攻终告成功。

    “整个城都打破烂了，房屋都没了，部队只能在大街上睡啊。”杨光荣说，“原先藏着的日本人端步枪过来，没有子弹了，上了刺刀，在我们后边刺开了。我们赶紧又散开，抓日本人。3个团全城搜索，把残留的日本人抓起来枪毙。”

    当天，卫立煌致电蒋介石：“查据守龙陵之敌军为五十六师团一四六联队余部及十八师团一一四联队、第二二九联队之各一部，被我歼灭大半，我俘获甚多。残敌仅余四五百由小路突围向芒市逃窜，我正追击中。”

    龙陵战役是滇西反攻作战中耗时最长、牺牲最大的攻坚战，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役。根据国民政府1945年12月《滇西战役统计表》及《抗日战争期间滇西损失统计》报告：滇西抗日反攻战役中，我军共投入兵力16个师16.2万人，其中，龙陵为12个师11.5万人，占71%。全役历经236天，其中，龙陵156天。全役我军伤亡官兵50474人，其中，龙陵伤亡29803人，占59%。全役毙敌25393人，其中，龙陵13200人，占52%。

    克复龙陵后，日军赖以盘踞滇西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被驱赶到了芒市一线的一马平川之地，再也无险可守。当年11月20日，远征军收复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指挥部所在地芒市。自5月11日开始的滇西反攻作战，至此胜局已定。

    结束，开始

    1944年9月，云南大理陆军医院，中国远征军第八十七师警卫排排长胡正昌在病床上煎熬。“手臂被打穿了，上纱条，痛。医生不准叫唤，说，你叫唤我就不医了。最后准备截肢，因为全部指甲都黑了。我说不行，我才20多岁就截肢？”

    一个老中医救了胡正昌。“老头跟我说：‘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这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的，每天热敷手臂，热敷100天，如果不好，你来找我。’我就照他说的，一直热敷，看着指甲慢慢变颜色，恢复过来了。”

    胡正昌保住了受伤的手臂。不过，同在这家医院疗伤的很多普通战士没有他那么幸运。“我是当官的，还能拿点工资，而很多士兵是拉壮丁拉去的，待遇最低，受伤也没有什么补贴，医院对他们处理得很简单，死了就死了。”胡正昌叹道，“当兵的如果受了重伤，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办法；当官的吃得好，受了伤也尽力治好，尤其是黄埔学生，国家优待。人和人待遇就是不同。所以，我就逃过了这一劫啊。”

    1945年1月底，伤愈后的胡正昌重返部队。此时，中国远征军已收复畹町，滇西日军残部撤入缅甸。在国境线上，刚由警卫排排长提升为连长的胡正昌，第一次见到了中国驻印军的弟兄们。“驻印军和远征军差别太大了，我们远征军穿得破破烂烂的，驻印军全部换成美式装备了。”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在缅北小镇芒友会师，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结束。

    战斗结束了，但有些东西，远未结束。

    胡正昌说：“我们只逮到了四个活的，其余的日本人都打死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人有一种仇恨的心理，我从小学时就开始接受抗日教育，印象很深刻。”

    据时为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的朱锡纯回忆：驻印军反攻缅甸，“打在前面的部队见了庙里的缅甸和尚就杀，因为第一次入缅作战，二十二师打败仗的时候，掉队的、负伤的全被缅甸和尚杀了，那些和尚当时是日本人的眼线。所以虽然上面下命令不许杀人，下面根本就不管这一套，庙里的和尚就算不是奸细也杀。战争时，杀人是很平常的事儿。”

    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聚集在滇西地区的中国远征军各部，奉命开始转进东三省，去接受日军投降。

    对于年轻的胡正昌来说，这是又一段故事的开始。

    链接

    龙陵前线五条军规

    1944年6月28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司令部所在地保山马王屯到龙陵前线视察。当晚，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将卫立煌阵地布战的结果形成文件，分别送达各部队，主要内容为：

    一、多方勘察，不惜一切代价地将敌在龙陵城筑有的各个重炮暗堡摧毁，以造就攻克龙陵的优势，加速对龙陵的攻克和固守。

    二、不论何时何地遇有老百姓耕牛不准宰杀。

    三、不论官兵，其伤在头部或腹部者，应及时送黄草坝，再用军用飞机转送保山抢救，除此均在战地野战医院治疗。

    四、再不许互拉兵员补充本部兵额，对逃兵处决须经集团军审核，再经长官部批准。

    五、捕获的汉奸、间谍，查明属实就地枪决。

    当地老百姓踊跃支前

    前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二野战医院军医付心德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他目睹的当地老百姓支前景象：“从怒江边到绕廊村，要爬越海拔三千余米的龙陵大雪山。路是一条以往很少有人通行的箐道。在从山脚到山顶二十几里的坡道上，数以千计的支前马帮、牛帮、民工冒着滂沱大雨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民工中有年过花甲的老人，有十多岁的少年，还有部分中、老年妇女，他们挑抬着沉重的米包和弹药箱，汗流浃背，苦不堪言。”

    保山市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铭文记载：“（滇西反攻时）仅保山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二十多万人。修公路、建机场、筑工事、运军粮、送弹药、抬担架，牺牲民工二万四千六百多名。”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演讲：“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很快成为当时一大潮流。据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从军人数达在校生的1/3。各地征集人数突破了原定的10万人。

    1945年1月1日，应征知识青年开始在各地接受训练，训练期限为3个月。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宣布，到1945年4月底，实际入营8.5万余人，后因一部分人补充远征军及出国接受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到抗战结束，在国内实有765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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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