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松山之战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崔永元 本章:第五章 松山之战

    亲历者

    张羽富——时为第八军工兵营战士

    阎启志——时为炮兵十团一营战士

    曹含经——时为第八军八十二师二十六团战士

    催化山——时为荣三团一营二连班长

    李文德——时为第七十一军二〇六团卫生员

    付心德——时为七十一军野战医院医生

    早见政则——时为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上等兵

    编导手记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松山之战。一个发生在明朝末年的东北,一个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滇西。前者我一直很感兴趣,是因为洪承畴。后者我同样感兴趣,是因为《我的团长我的团》。这一节的故事属于后一个松山之战,没错,就是发生在1944年的那场血腥战斗,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南天门战役的原型。

    这一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我给出一个主人公来,那我只能说松山战役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一号”,和他相比,所有的战役亲历者都只能是配角。

    也许正因为是配角,他们的事迹无人知晓;他们的尸骨不知所终;他们的墓碑空无一字。

    在战争面前,一切都只能是配角。比起将遗体交给山野的战友们而言,这些无字碑下的英雄们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可以得到后人的瞻仰——虽然来过的后人们并不算太多,墓地里最常见的,还是那些日益衰老的老兵们。

    这是我所做过的选题中最血腥最残酷的一个,不是因为我有此癖好,而是因为历史上的松山就是如此。那些残忍的近乎赤裸的影像,加上老兵们貌似平静的叙述,将原本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的血腥和绝望转嫁给了我们,让我们一旦知道,就再也无法忘记。我甚至开始怀疑,就在此时此刻,在我们太平无事、机械地、自足地生活着的同时,在世界上某一个仍然笼罩在硝烟中的角落,还在发生着什么?

    两个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这就是战争。

    看采访素材的时候,有段画面让我始终难忘:夕阳下,简陋的南方农舍前,一位老农打扮的老兵对着摄像机激动地说:“你们这些搞电视的,电视上的东西都是假的,知道什么是打仗吗?知道什么是枪林弹雨吗?那枪,真的就像林子一样;那子弹,真的就像下雨一样,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样啊!”出于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礼貌,坐在一旁的老伴急忙插嘴:“拍电视嘛,哪有那么容易。人家要是不拍,谁知道你们的事啊?”

    最终,由于播出时长的限制,我还是没能将上述这段画面编进片子。28分30秒的时长,要讲的东西、想讲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也许就如同这场60多年前的战争一样,有些东西,注定无法留下痕迹。

    二次入缅决战松山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缅甸首都仰光,切断了滇缅公路南端运输。当时,滇缅公路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为了确保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十万中国远征军正式入缅,联合英美军队共同抗日。但是,由于盟军之间的配合失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远征军在缅北战场便败局已定。

    5月5日,由于日军已兵临怒江西岸,国民政府被迫炸毁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桥梁惠通桥,滞留缅北的中国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1942年夏季,除少数战士随英军退入印度外,大部分战士被迫走进野人山,准备从这里绕道回国。

    野人山,位于缅甸密支那以北,也被称作胡康河谷,是一片延绵数百里的原始森林,因曾有野人出没而得名。在这里,满山遍野都是藤蔓、茅草、荆棘,山大林密,瘴疠横行。远征军退入野人山后,仅仅过了10天就断粮了,再加上环境恶劣,许多战士都牺牲在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中。

    据战后统计,在长达两个月的撤退中,有将近5万名远征军官兵,因饥渴疾病而永远留在了野人山,最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的远征军部队,仅剩4万余人。

    在这4万名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中,有一名笔名叫做穆旦的年轻诗人。几年后,亲身经历野人山撤退的他,写下了一首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1942年8月,日军占领缅甸全境,残存的中国远征军全部撤出缅甸,第一次入缅作战宣告结束。

    1944年5月,18岁的工兵战士张羽富跟随战友们开抵怒江。此时,距离他参加部队的那一天,还不到半年。

    张羽富所在的第八军,隶属重组后的中国远征军。所属人员除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幸存的老兵外,更多的都是像张羽富这样在云贵当地农村补充的新兵。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有关参军的记忆,其实并不美好。

    李文德老人回忆说:“来了两三个人把我捆起来,我说我又不是犯人,不由分说,说要拿你去当兵,怕你跑,我就说那好吧,我自己去就算了,何必要这样做,也不行。”

    就是这样一支全新的远征军,由于接收了大量美式武器而成为当时国内装备最好的军队。

    1944年5月11日,为打通滇缅公路交通线,配合盟军在缅甸北部的反攻作战,重组后的中国远征军在司令卫立煌的指挥下强渡怒江,第二次入缅作战开始。

    按照作战计划,渡过怒江之后,潮水般的中国远征军便涌向了松山。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由20余个峰峦构成,主峰海拔2200米,因全山遍布松树而得名。松山紧临怒江西岸,是滇缅公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在当时被西方记者称作“东方直布罗陀”。

    松山的西北是腾冲,西南是龙陵,松山位于中间。这个地方控制着150公里直径的区域,不把它攻占下来,两面就不会畅通。

    1944年6月4日,奉命进攻松山的部队开始攻打松山外围阵地竹子坡,松山战役正式打响。当天,远征军战士就攻下了竹子坡,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炮兵阎启志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他回忆说:“光打敌人,敌人没有反击,可能都被消灭了……”

    1944年6月5日的上午,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对松山主峰的屏障阴登山进行了一番轰炸。轰炸结束后,远征军重炮团再次轰击山顶,阴登山顿时被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下。回忆起当时的惨烈情景,阎启志说:“松山那么粗的大树都打光了,不光炮火打,还有飞机轰炸。”

    中午时分,火力掩护结束,远征军战士们以为阴登山上的敌人工事已经被摧毁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向一片死寂的山头推进。当两个连的中国军队前进至敌人阵地100米时,日军突然开火。转眼之间,冲击阴登山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仅一个排的人生还。原来,经过飞机、大炮的轰炸,日军的大多数地堡虽然弹痕累累,但依然没有丧失作用。

    早见政则是原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上等兵,当时在松山与中国远征军对阵的,正是这支部队。

    1938年5月,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在熊本组建成军。最初编入侵华日军第一零六师团来华参战。1940年3月,因在南昌会战中损失严重而一度解散。半年后,该联队又在日本福冈重建。1942年,这支部队随五十六师团入侵缅甸,是第一批打到怒江西岸的日军部队。从这一年起,该联队就一直驻守松山阵地。两年的时间里,日本军人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共修建各类暗堡40多座,地下坑道不计其数。

    早见政则回忆当时日军在松山构筑的工事时说:“到处都是地堡,还安放了机关枪,眼前15米左右还挖了沟,拉上了铁丝网,挂上20厘米宽度的铁板,每隔5厘米挂一块。敌人要是碰上的话,会发出‘咯楞咯楞’的响声。”

    这些工事在建造之时,日军已经用飞机炸弹做过试验,结果是毫发无损。所以,对于松山的工事,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相信,它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自渡过怒江后一直进展顺利的远征军战士,开始意识到这座山上的敌人不太简单。

    端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6月中旬,滇西进入雨季。由于掐住滇缅公路要冲的松山仍未攻克,渡过怒江的中国远征军分散到腾冲、松山、龙陵三大战场作战,弹药补给日益困难。能否拿下松山,逐渐成为整个缅北战局的关键。

    炮兵阎启志此时早已感觉不到丝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认识的很多步兵战友再也没有回来。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回忆说:“尸体黑压压的,死了多少人啊!仅仅攻了一个月,惨得很!”此时的战地上,遍布着各式各样的伤员,头部受伤的、眼部受伤的、鼻子受伤的、嘴受伤的,还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个松山战役期间,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共出动轰炸机数百架次,试图炸毁阻挡中国军队前进的日军工事。松山上的松树被炸得一干二净,但由于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钢板架起来的,所以大炮和炸弹轰炸对日军工事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

    轰炸不起作用,面对似乎坚不可摧的日军地堡,中国军队只能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进攻,日军拼死抵抗,远征军正面和侧面遍布日军火力,再加上日军大炮和轰炸机的配合,至6月20日,远征军已伤亡近3000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军手中。

    在阎启志的记忆里,日军非常凶悍,每射出一发子弹,必须要打死或打伤敌人,不然他们就绝不开枪。他说:“日本人那个顽抗劲就没法说了,一个伤兵,守着个暗堡一天一夜。”

    这个跟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抗战剧里日军窝囊、愚蠢的形象刻画有些不同——反动至极的日军为什么会为军国主义者拼死效忠?一个简单而可以接受的解释就是文化与伦理的解释:日本是一个推崇集体主义献身的国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在他的日本文化专著《德川宗教》里曾经讲过,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种所谓“目标达成”的文化,为了达到自己国家的特定目标,个人可以毫不计较地牺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无论是非对错。

    6月30日,新编第八军接替七十一军担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协助部队过江的工兵张羽富,他所装备的美式火焰喷射器派上了大用场。他和战友们先用火焰喷射器往日军地道里喷射,然后再扔入几箱炸药将它爆塌,最后用土将坑道掩埋,这样即使烧不死日军,也会闷死他们。

    早见政则至今回忆起火焰喷射器来还后怕不已:“火焰喷射器很厉害,地道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呻吟声,就如同地狱一般。”

    1944年7月初,松山战斗陷入僵局,攻防双方都已筋疲力尽。

    7月底,由于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国远征军决定利用坑道作业,在日军主堡垒下方开挖地道放置炸药,从而一次性炸毁日军堡垒。8月3日,张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连,开始一天三班制地轮流挖掘坑道。一连挖左边,二连挖右边,两边一起挖。挖出来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敌人发现。战士曹含经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敌人的碉堡下面,然后再搬运两三吨炸药。”

    与此同时,日军也觉察到远征军进行坑道爆破的意图,开始悄悄向邻近阵地疏散兵力。

    1944年8月20日上午8点40分,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早早渡过怒江,来到隐蔽观察所。9点15分,第八军军长何绍周用电话下达起爆命令。刹那间,两个坑道共计3吨重的烈性炸药被同时引爆。张羽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轰隆一声,泥巴石头飞上去两三百公尺,炸死大概40多个人,这两个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个人。”

    成功爆破后,远征军战士终于冲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牺牲却并没有结束。就在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邻近阵地的日军,突然向子高地发起凶猛反扑。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时为荣三团一营二连班长的崔化山回忆: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我们全都发了疯,不顾死活;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没想到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被咬断了;我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砸了他七八下,硬将他的脑袋敲烂了。

    9月1日,蒋介石下达命令,限第八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按军法从事。为了在规定时间内消灭残余日军,第八军副军长李弥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一连激战数日。9月6日,他被人从松山扶下。据目击者描述,此时的他胡子拉碴,眼眶充血,赤着双脚,军服烂成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战役终于宣告结束。

    生存下来的远征军战士将战友们的尸体从松山子高地拖下来。虽然事隔多年,时为第七十一军二零六团卫生员的李文德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说:“我的老天啊,因为打日本人,死了那么多的人。”

    双方的骨殖已经分辨不清了

    松山战役结束后,日本军部发布“拉孟守备队全员玉碎”的消息。事实上,在战斗的最后时刻,还是有一部分日军士兵化整为零逃出了包围圈,早见政则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虏。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早见政则被遣返回国,回到家后,他看到了日本军部当年发给他家人的战亡通知书。

    松山之战,在早见政则身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号。面对我们的镜头,他脱下衣服,露出浑身弹痕,一边抚摸着其中的一个弹孔,一边说:“这里是被捷克式机枪打的,子弹直接将这里打穿了,现在按上去还会觉得疼。”

    早见政则出身于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他,连他们家的牛也高兴地一直跟着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干活了。早见政则说:“终于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松山之战是一场玉碎之战,现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采访中,早见政则还告诉我们,他记得松山战役自己至少打死了65个中国人。有一次他正在战壕里独自思乡,外边的一个炸弹突然打到了战壕里,将他炸伤,当时情况紧急,并没有药,医疗兵只好先给他打了一针兽医的消炎药,然后将他抬下了阵地。恰恰因为这样,他逃过了高地爆破,捡回了一条命。松山战役结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战役结束后,工兵张羽富并没有马上跟随大部队离开松山。他们还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当时,牺牲的战士们全部都没有被妥善埋葬。张羽富回忆说:“到了十月份,已经留了几百来斤的骨头,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战役共历时95天,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10个团2万余人,总计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余人,日军阵亡人数超过1250人。

    随着松山战役的结束,滇西缅北会战的僵局终于被打破。

    1944年9月14日,中国军队光复腾冲。11月3日,龙陵战役结束。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队在缅甸芒友与远征军会师,滇西缅北会战至此胜利结束。

    时为七十一军野战医院医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后,曾救治过一个在松山守备的日本兵。上个世纪80年代,在滇西缅北战役中日老兵见面会上,他再一次见到这个日本兵,付心德回忆说:“我到那里去以后,碰到那个当年的日本兵,他上来抱着我就哭。他说他来了这里六次,每次来都是想找我。”在我们找到付心德的时候,老人已经105岁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枪毙了8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开始的时候还很害怕,到第4次以后就无所谓了,反而觉得还不如早点枪毙了来得干脆。

    这个经历过惨烈战争的105岁老人,到现在还自己开门诊维持生计。我们去采访的前几天,他的门诊刚刚被查封,原因是他没有行医执照。老人说,他当然没有现在的行医执照,当年给他颁发行医执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们难以想象,对于一个经历过惨烈战争的人,和平年代的这些小苦恼,在老人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

    腾冲的中国远征军国殇墓园里,一排排的墓碑下长眠着为国捐躯的战士。其实,牺牲的那些远征军将士们,一部分埋在了缅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后来被拆除了。很多已经找不到尸首,有些是找到了尸首却已经认不出是谁了。回忆起当年的那些事,张羽富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说:“这些农民的儿子确实可怜。像我这种还活着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进中国,我就不会出来当兵了。”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60多年过去了,读着穆旦这首诗的结尾部分,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些浴血奋战的年轻身影,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人知,但历史将会永远载下这壮烈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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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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