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李　琼——时为新四军十二中队情报部机要员

    周淑玲——时为抗联第三军四师三十二团卫生队长

    李在德——时为抗联第三军及第六军战士

    刘　御——时为山东纵队后方医院二所所长

    李特特——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蔡畅之女

    蔡　转——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李一纯之女

    编导手记

    一直想说说关露。

    网上关于关露的文章不少，不知道关露是谁的人更多。

    人生充满偶然性。

    假使关露没有来到上海，假使她来到上海没有加入组织，假使她加入了组织但没有发生抗日战争，那么很可能，关露将作为女诗人在中国文坛留名，就像当年跟她齐名的张爱玲和丁玲一样。

    可惜人生没法假设。

    关露来到了上海，加入了组织，赶上了战争，于是她变成了一名战士，虽然她未必具有那样的素质。在本质上，她依然是一位浪漫的、温柔的诗人。

    打入76号魔窟的那几年，她的人生充满凶险。危险不仅在于被敌人识破真相，还在于她有可能被自己人干掉。毕竟，秘密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即使在党内，知道她真实身份的人也寥寥无几。生命处在危险之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当作汉奸羞辱，这是她最真实的处境。可是，她别无选择。

    抗战胜利后，她的身份依然不能暴露，当国民政府将她视为汉奸，组织便安排她去了解放区。但即便在解放区，她还得戴着大口罩。

    假如，在往后的日子里她的贡献能被公开承认，她的牺牲能够得到人们的尊重，（这一切都是她应得的），她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妻子、母亲。那么……

    那么或许作为一个后辈，我就不会如此放不下而一心一意想要描述她。

    人生到底有没有选择？一切是否都是注定的宿命？

    所谓“红颜薄命”，用在关露身上，都显得轻佻。

    放不下。

    因为尊敬，因为怜惜，因为憋着一口气。

    距离关露离世，时间过去了28年，28年不算太久，又足以淹没真相。

    比如为什么在获得平反的1982年，她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无权揣测，甚至不忍探究。

    公正来得太迟，心已经不能康复。

    伤病的折磨让人渴望解脱。

    或许真正杀死她的是对爱情无尽的追念。

    那段爱早已失去，可是成了她在艰难岁月里唯一温暖自己的念想。

    当一切苦难结束，对爱情的幻觉轰然坍塌。

    假如，当年他为了爱情坚持与她结合，那么她的后半生是否不至于如此凄凉？

    可是没有假设。他对组织的忠诚程度注定他势必做出那样的选择。

    注定他留给她的只是那一张相片。

    还有相片背后那句爱的誓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这张相片，还有那个塑料娃娃伴随着关露走完人生最后的岁月。

    塑料娃娃永远不用长大。

    永远不需要知道这些词汇：温暖，关爱，忠诚，牺牲，冷漠，误解，屈辱，绝望……

    假设只能是假设。

    真相已随时间无情淹没。

    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遗忘。

    记住这个名字。

    记住所有为信念做出的牺牲。

    记住她写的歌：春天里来百花香，遇见了一位好姑娘……

    李琼

    李琼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留下了7个儿女和还不完的债。在李琼的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的眼泪。她说：“一到年底就发愁了，那个时候没有手电筒，乡下人讨债都是提了一个灯笼，债主们就提了灯笼到各家来讨债的。他们辱骂我妈妈厉害得很，不是一般的讨债，骂、拍台子，什么都来。我妈妈只有哭着求他们。”

    1937年抗战爆发，乡下变得不再安全。

    李琼回忆道：“日本人首先要搞的是花姑娘，所以我妈妈急得不得了。我正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怎么办？”情急之下，母亲带女儿投奔了在上海当大老板的弟弟。舅舅把她留了下来，让她服侍他的女儿：看病、读书、陪玩。舅舅家的生活很舒适，可是李琼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拼命想出去。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慈善难民收容所要招收义务教员的消息，偷偷地报了名。

    1939年李琼离开舅舅家，到难民收容所教书，也就是教难民所的小孩识字。像李琼一样的教员们吃的饭跟难民们一样，都是在民生食堂里头煮好了，用卡车送过来的。李琼说：“饭里头可以说石子、泥块什么东西都有。当时也没有工资，所以叫‘义务教员’。”

    在难民收容所教书的李琼觉得明天有了希望。“成天地唱歌，唱什么呢？唱抗日歌曲，我就显得特别高兴。”李琼说。收容所里有不少地下工作者，1940年4月，有位同事找到李琼，不久后介绍她加入了组织。李琼清晰地记得，那天，他们挑了个星期天不上课的时候，借用一个小学的课堂，走完了入党的程序。当时只有李琼跟那位同事两个人，他讲一句，李琼跟一句，这就算入党宣誓了。入党以后，联系李琼和派给她工作的也始终是这一个人。

    频繁跟上级接头，把李琼锻炼得很机灵。接头时，如果时间长了就到公园里去，短了就在马路上讲几句。李琼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纱厂开展工作。李琼回忆说：“刚刚去的时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当工人，因为事情怎么做都不懂，都还要有人来带我们。日本人的管理非常严苛，下班出厂都要搜身，女同志甚至月经带都要查，他们怕是假的月经带，实际上是带了纱布出来的。”

    在这样严苛的管理监视下，工作很难开展，而且，当时李琼还因为看不惯女工们对日本人的惧怕和顺从，觉着自己的工作更没法开展。她说：“女工都是擦了口红，擦了粉，有的还穿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妖里妖气的，我觉得她们很落后。”李琼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组织，组织上就开始给李琼做思想工作。组织上的同事说，这些女工也是被迫的，她们必须保证自己很漂亮，不能显出脸很憔悴，年纪很大和脸上有皱纹，否则，就要被开除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月，能有这份工作，对女工们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年轻的李琼慢慢摸索着找女工谈心，很快就发展了两位女同志加入组织。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棉花无法进口，纱厂关门了。只有初中文化的李琼四处找新的工作，但是却非常艰难。

    1943年，经组织同意，李琼暂时回到了舅舅家里，晚上去寄宿学校读书。每天晚上就成了她宣传工作的时间，只要碰到女同学，她就开始跟她们宣传妇女解放，宣传抗日。

    单纯的姑娘热情地宣讲着抗日救国，丝毫没有留意周遭的情况，没过多久，她接到一封信。对信的内容她至今记忆犹新：“信是寄到我舅舅的商店里面的，信里放着一个子弹壳，信上说，你要老实一点，再不老实，当心给你吃‘花生米’。”看到这封信，小李琼感到很害怕。

    寄宿学校暂时不能去了，姑娘陷入了苦闷。她需要振作精神，重新出发。

    有一天，上级忽然来找她，他们要到解放区去了，问李琼要不要一起去。一听到可以去解放区，李琼求之不得。“我多么想去啊！在这里偷偷摸摸地生活，我也过不下去了。”于是，李琼跟战友们乔装出发，经过一路颠簸，终于在1944年7月，从上海来到了苏北解放区。

    组织上很信任李琼，经过短暂培训后，她被分派到了情报部做机要员，这个工作当然是保密的。“保密到什么程度呢？像我在十二中队，如果星期天要到别的队去找其他同志，一定要两个人，不可以一个人，而且不可以随便在哪个地方过夜。不管多晚，一定要回来，这是两个规定。第三，我们跟新华社、城工部都是隔壁邻居，但我们这些同志之间也绝对不许互相讲工作的事。”李琼说。

    李琼负责整理从上海和南京传递过来的情报。得到一批材料，处理的时候，要先把它翻译过来，如果是很小的字，就要用放大镜来看，然后把它抄下来。这其中自然也有关露提供的情报，李琼知道她的名字，可是没见过面。

    在紧张的工作当中，李琼遇到了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姻缘，对方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他是李琼的领导，叫扬帆。扬帆很喜欢跟李琼聊天，工作之余，他总是关心李琼，他经常说：“小李啊！你又在想妈妈了吧？又想家了吧？”扬帆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希望能跟李琼多说说话。“我那个时候非常天真，对这个领导比较信任了以后，我就什么话都讲了。”单纯的姑娘显然不够敏感，直到有一天，她尊敬的人说出了一番话。扬帆说：“小李，我喜欢你，你感觉到了吗？”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李琼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和喜悦。扬帆是大学生，而自己只是个初中还没毕业的学生。她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你是大学生，我的文化水平跟你天差地别，配不上。”听到这句话，原本稍显失落的扬帆笑了，原来姑娘并不是不喜欢自己，而是有这样的顾虑。他笑着说：“这有什么关系，共产党是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相结合的，我跟你结合的话，我们不是还要受到表扬吗？”

    扬帆像讲笑话似的说出了这些话，一段姻缘就在这样轻松的对话里得到确定和祝福，从此他们再也没分开过。

    关露

    赵丹演唱的这首歌叫《春天里》，来自电影《十字街头》，为这首歌作词的就是女作家关露，但这样轻快浪漫的旋律在关露往后的人生中几乎再未出现。

    1928年，关露考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文学系，后转到哲学系。1930年发表处女作《她的故乡》。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抗战爆发前后，关露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咏叹女性命运，抒发家国情怀，此时她已成为上海滩与张爱玲和丁玲齐名的女作家。

    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我们去了女作家关露生前最后的居所。1982年12月5日她选择离开这儿，去了另一个世界。如果可能，她本可以以一个诗人的清白在这世上留名，可是国难当头，她必须成为一名战士，从此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其实，早在1932年，关露已成为中共党员。1939年，组织交给她一项艰巨任务：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打入汪伪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号魔窟。

    76号魔窟因位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上海扶植起的一个汉奸特工机构，打着汪伪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旗号，犯下了种种罪行，打击残害的目标主要是各界、各党派的抗日爱国志士。

    关露就是在这样一个魔窟中，做着危险的情报工作。打入内部后的三年，关露为组织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42年，她根据组织安排进入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当编辑，试图通过这一渠道与支持中国抗战的日本共产党联络上，但是最终未果。关露于这一时期在《女声》月刊发表长篇小说，并受命代表汪精卫政权出席在日本举办的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从此彻底背上汉奸之名。忍受着世人误解，冒着生命危险和顶着巨大精神压力，这个温婉柔弱的女子做着她并不擅长的事情，但因为信念，她义无反顾。

    就在此时，关露陷入了她期待已久的爱情中。对方是一起工作过的战友，两个中年人的爱深沉而浓烈。对方在给她的第一封信中，夹着他的一张相片，相片后面是爱的誓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关露被国民政府列入汉奸名单，组织上安排她转移到解放区，中途接待她的正是李琼夫妇。

    当时扬帆给李琼介绍说：“这个人是关露，是我们中国第一把交椅的女诗人。”李琼记得关露不管什么时候都戴着一个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大口罩。李琼好奇地问她：“老是戴着这个口罩难受吗？”对此，关露的解释是，自己因为鼻子比较塌，所以做了手术把鼻子垫高了，但是手术没做好，鼻子变成了红鼻子，很难看。用关露自己的话说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了，骑虎难下，已经造成这个样子，我只好把口罩戴起来。”

    关露的说法恐怕只是随口解释，多年的特工生涯，让人变得谨慎小心，李琼发现关露走到哪儿都习惯看看前看看后，好像总有特务在跟着一样。但李琼并不知道，此时关露正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他们说好，要在解放区相见并完婚。然而，她等到的却是一封分手信。

    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特殊的工作性质，他的爱人迫不得已，结束了他们这段爱情。

    多年之后，仍旧孑然一身的关露看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与吴琼花无法成全的爱，让她在别人的故事里替自己流下了眼泪。

    李琼与关露再没见过面，多年后，她遇见了关露的妹妹，她的话令人心酸。关露的妹妹告诉李琼：“她后来很坎坷，到了别的地方去，人家总把她当成汉奸，总会把她当作给日本人做过事情的汉奸。”

    抗战胜利后，关露的生活依然没有平静，因为多次被误解和审查，再加上爱情的失意，她曾几度精神分裂。1980年，关露因患脑血栓全身瘫痪，失去工作能力。

    1982年3月，组织上为关露平反，76岁的女作家终于抖落了一身的尘埃。

    十个月后，关露平静离去，身边陪伴她的是那个永远不用长大的塑料娃娃，还有那张爱人的照片。照片背后，在她当年的题字下，是新添的两行诗句：

    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牺牲，没有冷漠和屈辱，就像天底下所有女人渴望的那样——她可以做人妻，为人母，写些简单的诗句，快活地歌唱春天。

    云沉日落雁声哀，疑有惊风暴雨来。

    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战火中的母亲们

    苦命的女人，在战时的中国到处都是。李琼和关露面临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紧张和摧残。而远在东北的抗联战士，却忍受着气候严酷，敌众我寡的局面，寒冷、饥饿和危险也会随时逼近，在那里女人没法把自己当作女人。

    周淑玲对当时抗联的处境，有着切身体会：“铃一响，日本人包围了，我们往哪儿跑，就这么大的小树林，我们一百多人就在那儿蹲一宿。都不能动，所以方便的时候，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都就地解决，那没办法。”

    不管多么艰难，活下去就是胜利——无论母亲还是孩子。当年，周淑玲老人的战友刘玉敏生了孩子，孩子是喝另一位战友徐云卿的尿才活过来的。这件事，刘玉敏一直感激不尽，所以，她经常向别人提起自己孩子的恩人徐云卿。而徐云卿却一直羞于提起，他说他觉得砢碜（不好意思）。刘玉敏说：“砢碜什么，这是光荣，你要不救他，他不就死了吗？”周淑玲老人说话语速很快，提起当年在抗联的那些事，她如数家珍。

    小姑娘李在德参加了抗联，因为叛徒出卖，她的母亲被日本人逮走。敌人逼问李在德的母亲她女儿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去了。“我妈妈说：‘我不知道，她走了，我怎么知道’。那样，她在监狱里头受了各种刑法，遭了不少罪，什么灌辣椒水、扎手指头……”受尽酷刑的母亲始终没有说出女儿的下落，最后被日本人活埋在茫茫雪原。

    付出生命代价的不只是抗联战士的母亲，在沂蒙山，刘御听战友说起了这样一位女性：在反扫荡斗争中，她在行军路上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结果掉了队。鬼子正好从旁边经过，听到孩子的哭声，发现了她，把她俘虏了。这位八路军将领的妻子，以绝食向敌人抗争，母亲没有奶水，孩子面临着死亡。

    鬼子审讯她，说：“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工作？”她就回答：“我是抗日的。”敌人又说：“你丈夫干什么的”？她回答：“也是抗日的，打日本鬼子的，打你们的。”硬骨头的母亲这样的回答招致了无数次的鞭打，脑袋上被打出了血，头发都粘成一片了。母亲最终被枪毙了。

    她就义那天，怀里的婴儿已经没有哭声。后来，孩子被摔在旷野里，死了。母亲和孩子的鲜血染红了沂蒙山。

    组织上派人抢救出她的遗体，可是孩子的尸体已经无法找到。战友们把母亲遗体转移到一位大娘家，大娘将她悄悄葬在自家祖坟里。

    义无反顾的女性还有很多。在李特特眼里，妈妈蔡畅不像别人家的妈妈那么有耐心。

    李特特记得妈妈带着她出去的时候总跟她说：“你看后面有没有尾巴。”年幼的李特特感觉莫名其妙，就摸摸自己的屁股说，没有尾巴呀！妈妈又说：“哎！傻丫头，我叫你看有没有尾巴，是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我们走。”

    李特特太小，很多事情都不懂，当然更不知道，妈妈在从事地下工作。她总喜欢向妈妈提问题，问得多了，她便经常受到妈妈的批评，妈妈责备她：“你老这么样子问什么！”年幼的李特特很伤心，就开始哭，一哭又招致妈妈的责备。“我一哭，妈妈又呲我了，嫌我问得太多了，外婆说，你有事问我吧！你妈妈事情多。”李特特就问外婆：“为什么她要对我这样不好？”外婆说：“不是，她忙得很。”“她忙什么呀？”外婆也有点不耐烦了，就说：“你瞧你又问为什么。为什么忙、忙什么，大人的事你不要问。”

    从那以后，李特特就这样忍耐着，什么都不问。

    李特特一直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这甚至成了她的一个心结。长大后她才体会到秘密工作带给妈妈精神和健康上的折磨，这一切让她无法随时扮演一个温柔的母亲。

    蔡转是李一纯的女儿，在她的童年回忆里，她对妈妈第一次有记忆，是妈妈从敌人监狱被解救出来的那天。蔡转回忆说：“我只记得她出狱的时候，在外婆家看到她，她穿着个短袖旗袍，我就觉得她很美丽。”因为生怕好不容易回来的妈妈突然又不见了，所以蔡转经常晚上不敢睡觉，常常爬起来看看妈妈还在不在，看到妈妈还在睡觉，她又担心她是不是不呼吸了。

    在那样动荡的年代，母亲和女儿都没有安全感，因为整片国土都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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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