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付汝梅——时为重庆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学生

    毕超峰——时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毕业生

    金逸群——时为中美混合空军联队B-25轰炸机飞行员

    王延洲——时为中国空军三大队八中队战斗机飞行员

    彭嘉衡——时为中美混合空军联队战斗机飞行员

    何其忱——时为中美混合空军联队B-25轰炸机飞行员

    张义声——时为中美空军混合团轰炸大队飞行员

    龙启明——时为十四航空队运输机大队队员

    编导手记

    2010年8月22日，《壮志凌云》的主人公彭嘉衡去世了。诉之历史，彭嘉衡被人们誉为英雄，但生命肯定不只是简简单单的百字履历，也不只是括号中简单的生与卒的年号，曾提笔数次，又放下，因为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表达复杂的心情。

    我问自己对中国了解多少，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多少？

    早在20世纪初，当摄像机出现时，外国摄影师记录下了世纪之交的中国：麻木、愚昧、贫弱不堪是世界对于中国的定义。在那之后的日子，伊文思在1937年记录了中国抗战，安东尼奥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却总是要被外国摄影师记录着？

    很多年过去了，当奥运会最终揭开它的面纱，落脚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幅度，首度超过美国；当世博会在中国上海举办；世人不禁惊叹，中国即将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今天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与自信，是什么让中国迅速崛起？作为文化领域的电视工作者，我们应承担的责任与道义到底是什么？

    曾经看过这样一段文字：“中国是一个最适合拍摄纪录片的国度，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也不仅仅是因为还有那么多贫困、愚昧、不公和新奇，而是因为中国需要从真实中汲取力量。”

    采访过程中，当听到彭嘉衡和金逸群讲述他们走出国门，遭遇的尴尬与嘲笑时，我的心被刺痛，那是一个民族曾经的痛楚，这种痛楚也曾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中国飞行员的心里。背负着一个民族的血泪耻辱，他们冲上天空与敌人英勇拼杀——他们驾驶的是由美国和苏联援助的由民用机改装的战机。

    那些黑白画面是无声的，你无法看到驾驶舱中那些和敌人奋勇搏杀的年轻面孔。力量对比悬殊的惨烈拼杀过后，无声的硝烟从画面划过——残酷的噩耗陆续传来，那个时候传说中国飞行员由航校毕业到战死，只有六个月。他们甚至来不及参加一场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战火洗礼后，彭嘉衡和新中国一起开始了新生活，他见证了改革开放，等来了奥运，也迎来了世博。

    1939年5月3日，太阳早早升起，重庆漫长的雾季结束，市民纷纷走上街头，享受难得的好天气。这一天，在重庆中学读书的付汝梅刚到学校，空袭警报骤然拉响。

    这一天，千里之外的武汉也是晴空万里，36架日军飞机腾空而起，向重庆上空飞去。对于日军来说，这是空袭重庆的绝好天气。而度过了漫长雾季的人们，刚刚盼来了好天气，却没有想到夏秋季节，会成为重庆最恐怖的岁月。

    重庆女学生付汝梅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飞机是干什么的，她说：“头一次来炸的时候，我们还在那儿数呢，一、二、三、四、五、六……后来，天气一好，我们就害怕。”每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就会在高的建筑物上挂红灯笼，提醒大家今天可能有空袭警报。

    那时，日本空军频繁轰炸，天空中很难看到中国战斗机编队的身影。付汝梅记得日本飞机天天都来轰炸，不仅白天来而且晚上也来，有时候第一个空袭警报才响过一会儿，第二个警报又响起来了，这表示日本飞机马上就要临空了。日军来轰炸的时候，人们就躲进防空洞，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人们掰着手指头熬过每一天。付汝梅说：“上课都在防空洞里上，防空洞里很潮湿，到处流水，缺乏氧气，在里头会被闷死。”

    《重庆公报》曾经刊载了一首70余行的长诗，题为《防空洞》，诗中写道：

    在重庆，躲防空洞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高温潮湿的防空洞中，希望与期盼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在慢慢地消逝殆尽。付汝梅说：“我们恨！从幼小的心灵里恨日本人，真恨他们那个轰炸，他们的飞机怎么那么行啊，我们中国怎么就没有飞机啊，心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打一下啊！”

    当时像付汝梅一样企盼中国人也能拥有自己飞行队的百姓们也许并不知情，中国并非没有过一支过硬的空军部队……

    日本天皇收到了最扫兴的生日贺礼

    1937年的夏天，在杭州笕桥举行的一场航空表演，让毕超峰终生难忘。那是中国空军学校毕业典礼的飞行表演。

    60多年过去了，毕超峰还记得当时蒋介石讲了一句话：你们想不受别人的侮辱，想不受别人的欺凌，我们报仇，我们要把失去的土地拿回来！

    小伙子们深受鼓舞，从航校毕业后，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第一批飞行员，毕超峰和队友们被编入对日作战部队。

    1938年4月29日，36架日本飞机从芜湖起飞，悄悄逼近艳阳高照的武汉。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天皇的生日。这批日本空军飞行员，准备用辉煌的战果向天皇献礼。而这一天，当空袭警报来临的时候，中国飞行员毕超峰和他的队友们也准备与日军决此一战。

    两小时后，天皇裕仁收到了当天最扫兴的贺礼——21架日本战机，在武汉上空被击落。这场精彩的空战令武汉市民大饱眼福，中国空军成了后方报纸上的英雄，小伙子们英姿勃发的气质和那一身神气的制服，使他们成为女学生的偶像。

    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5月3日，从前方传来的情报说，日军海航司令部派出飞机分三拨，前往重庆进行空袭。为保证空袭的顺利进行，日军将士们已经从前一天夜里开始，通宵检修，甚至不放过每一颗螺丝。

    当时日军各式战机有800多架，而中国只有300多架，并且要依赖苏联、美国的援助。此时最让小伙子们焦虑的是：中国空军能参战的飞机已所剩无几。毕超峰说：“中国的飞机力量不多了，很不够，大概只有四五十架了。”

    由于实力和敌军悬殊太大，中国空军为捍卫领空毅然全军出动迎敌。

    简陋的兵营俱乐部里，回荡着毕超峰和战友们悲壮的宣誓声，中国空军飞行员赴战前留下的签名手迹，也被保留至今。

    我等既为军人，生死已置之度外，若为民族、为国家，虽不幸战亡，为无上之光荣。

    当时，毕超峰驾驶着战斗机起飞后，盘旋攀升，在3000米的高度上，等待着敌机的到来。不久，一批日本轰炸机飞来，毕超峰和队友们开始猛烈射击。然而没想到的是：日本战斗机从上面飞来袭击了他们。毕超峰回忆说：“我们只顾着在底下打轰炸机，不知道他们有战斗机，结果上面的战斗机飞下来了，我们被奇袭了。”遭遇奇袭的中国空军惨不忍睹。

    残酷的空战中，噩耗陆续传来，那个时候，传说中国空军由航校毕业到战死只有6个月，他们甚至来不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1年3月14日，空军航校第十期毕业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牺牲，他的姐姐诗人林徽因，悲痛万分地写下了《哭三弟恒》一诗，她所悼念的，绝非只是林恒一个人。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因为你走得太早，太早了，

    弟弟，难为你的勇敢，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学开飞机，打日本人

    1941年6月，应蒋介石请求，来到中国的美国司令官亨利在中国进行20天的调查后，给总统罗斯福呈送了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为维护领空权，迫切地需要战斗机和轰炸机。同时亨利还建议，中国的飞行员技术不够充分，应该送往美国接受训练。

    时隔不久，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地华侨青年招募空军飞行员，远在印尼的华侨彭淮清看到了这个招生通知，通知上规定要有高中文凭才能报名参考，而彭淮清没有文凭，于是他找一个同学借来了文凭去报了名，结果考上了！

    回想起考飞行员的戏剧化过程，彭淮清笑着说：“我同学彭嘉衡比我高一班，功课比我好，他去考了，却没有考上。我想我来试试吧，就借了他的文凭去报名，结果却考上了。”借同学毕业证报考航校的彭淮清，从此改名叫做彭嘉衡，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和华侨彭嘉衡一样，具有救国热情的还有来自于黄埔军校的小伙子们。经过严格筛选，一个叫做金逸群的年轻人兴奋地入选航校，实现了他儿时的梦想。大概在10岁时，金逸群亲眼目睹了一场空战，在这场战斗中一架中国飞机将三架日本飞机打落。残酷激烈的战争并没有磨损小男孩的斗志，反而让他有了当飞行员的梦想。他说：“小时候，我看见三架飞机的六个红太阳在上面转，心里很气。我想我要是当了飞行员，飞好了，就亲自把它们打下去。”

    满怀壮志的并不是只有彭嘉衡和金逸群。那一年，有近1000人满腔热血，一呼百应，纷纷报名投考中央航空学校。王延洲当时也报考了航校，他说：“虽然飞行员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但不妨试一试，将来有出息了去驾驶飞机，打日本人那不更好。”延洲和他的朋友一共考上三个，但后来其他两个都被淘汰了。飞行员张义声回忆说：“当时的考试很严格，学生只有可以单独飞行，才能交给飞行考试官，当时的飞行考试官是美国的飞行教官。”

    彭嘉衡说：“进航校的时候，我们那一批是108个，所以我们当时自称‘梁山好汉’。”

    1942年深秋，飞行员彭嘉衡和队友们第一次坐上了飞机，他们将被送往美国。由于日军已经占领了西太平洋沿岸和东南亚，第一批赴美学员不得不从昆明飞往印度，再乘船绕过好望角，接着横渡大西洋，在纽约港登陆。

    走出国门，彭嘉衡和队友们第一次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那是另一番繁华的景象。彭嘉衡说：“我们刚刚从很落后的地方出来，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他们吃饭要奏乐，食物是推着来的，都是很大的场面。”金逸群也笑着说：“他们晚上跳舞，我们看，像看西洋景一样，从来没见过，都是乡下人嘛。”在好望角，游船靠岸检修一周，闲暇之余，中国飞行员们去了电影院，但是在电影开映前，他们听到的只是白人盟军的国歌。这令中国飞行员们想不通，金逸群说：“中国也是同盟国家，也参加了世界大战，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中国的国歌，为什么不唱？”

    即使是理发这样的小事情，中国飞行员们也遭到了南非人的歧视。彭嘉衡说：“南非人对中国人很歧视，他们不肯给中国人理发。”告别故土、漂洋过海的飞行员们，在历经半年的漂泊中，第一次感觉到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

    在船上，金逸群遇到一个水手，这个水手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生活很艰苦。他对金逸群说：“你们到美国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了国家抗战胜利，为了把我们国家强大起来。”

    1943年3月12日，彭嘉衡和队友们终于到达了美国，队员们先是被送到了亚利桑那州威廉空军机场接受训练。训练开始刚刚一个礼拜，彭嘉衡就全身酸疼，严格艰苦的训练让他至今难忘。他说：“那一个月可惨了，体力消耗很大，让你跑、让你跳、让你游泳、让你跳高……”

    初级、中级、高级的训练，学员们都要非常认真，否则就会被淘汰。龙启明仅仅学习了5个多小时，教官就夸奖他说：“行啊，小鬼不错！”王延洲在学习了一个月之后开始驾驶战斗机，他回忆说，当时教官举了许多例子来教他们怎样打胜仗。“你学什么飞机，就专门讲这个飞机怎么飞、怎么打，有什么优势。”飞行员何其忱说。

    经过艰苦的学习训练，中国的飞行员们终于驾驶飞机飞上了天空。那一刻，令金逸群终生难忘，他说：“那不得了，天空是碧蓝的，好像我成为天空的主人了！”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离家已经太久了的飞行员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思绪中。训练结束以后，美国想留下王延洲当教员，王延洲回答说：“我要回去打仗，日本鬼子，我恨多少年了，我一定要回去出这口气！”

    183封情书，就是一部空军战争回忆录

    1944年，彭嘉衡和队友们回到了祖国，他们在湖南机场一下飞机就感觉到了战争的紧张气氛。这一年是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在中国战斗的第三年。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新型驱逐机（也就是战斗机，中国也叫歼击机）。在抗战时期，美国提供给中国空军的驱逐机，有力地帮助中国扭转了制空权的劣势。回国后的小伙子们和飞虎队，编成了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中外飞行员们，从此并肩作战。

    彭嘉衡回国后被分配到芷江机场，驾驶轰炸机。战争和动荡依然没有结束，残酷的现实磨炼的是一个青年的心志。让日机狂轰滥炸下的万千百姓脱离苦海，这是飞行员彭嘉衡对于自由和解放最简单的追求。

    16岁的少女付汝梅，也在追求自由与解放，这一年她遇见了彭嘉衡。

    付汝梅的老师介绍彭嘉衡和她认识，经历过1939年重庆轰炸的付汝梅对飞行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她一听说小伙子是个飞行员，心里想，一定要对这个飞行员好，希望他将来能够驾驶中国飞机，把日本飞机炸毁。

    然而，日军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正式编入作战部队之后，难得休假的彭嘉衡和付汝梅并没有机会见面，只能书信往来。

    付汝梅说：“他给我写的信简直是一部战争回忆录，机场发生的大小事情，一点一滴，都被他写在每天的信里。写信的信纸是他买的，是美国人那些粉红的、浅蓝的、浅黄的纸，他自己做的信封，编成号，日期是一号就写一号，二号就写二号，一共183封信。”

    付汝梅也写信鼓励彭嘉衡，在信中，付汝梅说：“我希望你驾驶中国飞机把日本的飞机和机场炸垮、炸烂、炸火。”付汝梅向我们解释说，“炸火”的意思就是炸死，写一个“火”字表示燃烧起来。收到姑娘的信，彭嘉衡备受鼓舞。

    经过了整整一年的实践，彭嘉衡和队友们的飞行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热切地期待再次冲上天空与敌人拼杀。

    1944年的一天，为了切断日军的铁路交通补给线，金逸群奉命要去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铁桥。由于日军火力猛烈，在此之前，金逸群的很多队友都在这里牺牲了。其中有一个美国飞行员，脑袋被子弹打到，却还没有死。他坚持把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调到了飞往汉中的方向。金逸群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道：“飞到汉中附近，大家都跳伞下来，而这个美国飞行员离开飞机就牺牲了，这是一件非常悲壮的事情。”

    在此之前，已经有不下10架轰炸机在这里中弹坠毁。而这一次指挥部下达了死命令，炸桥任务必须完成！面对死亡，中国的飞行员们纷纷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去执行这项艰难的任务。金逸群说：“很奇怪，都是热血青年却不怕死。”

    赴战前，飞行员们都写下了遗嘱，如果作战牺牲了，自己葬在哪里，遗物交给谁，抚恤金交给谁，这些都要一一交代清楚。金逸群说：“我们轰炸黄河铁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高空突然下降，对准目标，开射机关枪，然后开炮。桥的两岸都配备了机关枪、机关炮，还有一个旅的工兵守着。金逸群他们不仅要精准投弹，而且要非常小心发动机被日军的子弹打到，否则就可能机毁人亡。最后，就在金逸群投下炸弹的那一刻，他驾驶的轰炸机不幸中弹。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驾驶着随时可能坠毁的飞机，返回了基地。”

    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的头条都是黄河铁桥被炸毁建立奇功，但是和金逸群一起执行任务的很多队友，却再也没有回来。

    残酷的空战中，噩耗陆续传来，彭嘉衡和队友们还没有来得及为亡者作深深的纪念，后面的死讯又接踵而至。

    彭嘉衡说：“上午大家还在一块儿刷牙洗脸，下午可能就回不来了。我们同学在白石驿机场起飞的时候，他太太就在数，出战5架飞机，回来时只有4架，少了一架。”少的那一架，就是这位同学驾驶的飞机，同学死了，留下了大着肚子的太太，一个人遥望天空，悲惨的哭声依然无法唤回已逝的灵魂。

    在这个死讯不断的日子里，彭嘉衡内心掀起了波澜，思来想去，他决意给远在重庆的恋人寄去一封分手信。在信中，彭嘉衡对付汝梅说：“我们这个职业，是个玻璃球，看起来好看，五颜六色的，可一摔起来，就很容易碎，你还那么小……”

    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付汝梅并没有选择放弃，她在信中坚定地告诉彭嘉衡：只有你才能将人们从混乱的轰炸中解脱出来，也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个归宿。但付汝梅并不知道，此时的彭嘉衡接到命令，将要去轰炸武汉江面上的日军军舰。出发前，他已经向队友交代了遗言。彭嘉衡曾在南非买下一块手表，上飞机时舍不得带走，就放在枕头下，他向队友说：“如果我回不来，就把手表送给我女朋友。”

    彭嘉衡驾驶的是最后一架飞机，他说：“前面9架飞机都没有炸中军舰，那个军舰是从东往西走，我飞得很低很低，快到的时候，才把炸弹投下去。”就在彭嘉衡投下炸弹的同时，他被发现了。看着飞机马上就要坠地，彭嘉衡想跳伞，伞却开不了了。他想，既然都要死，那就拼命吧！于是，他两只手抱着驾驶杆，使劲一拽，伞竟然奇迹般地打开了。虚惊一场，彭嘉衡出了一身冷汗。死里逃生的彭嘉衡没有丝毫的犹豫，又一次冲向了日军的军舰，日军军舰最终被成功炸毁。

    1944年，中美空军对日军海上运输线和铁路交通补给线的频繁袭击，动摇了日军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的战略基础。抗日战争进行到此，面对中美空军大规模的出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对联军的猖狂活动几乎束手无策。

    飞行徽章是爱情信物

    1944年，曾经日夜躲避轰炸的人们，逐渐告别了潮湿拥挤的防空洞回家了，中国飞行员又一次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1945年春天，彭嘉衡战斗满50次得到了短暂的休假期。于是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重庆，付汝梅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被报纸评价为英雄的恋人。

    60多年过去了，幸福依然写在付汝梅的脸上，她笑着说：“那时候的女孩子比较传统，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了。他穿着军装，真好看！就因为他穿着军装，他这一走路，谁都来看看他，那一看他，不就看到我了吗？”

    尽管有些羞涩，但是同学们羡慕的目光却让付汝梅无比自豪，那一次见面，彭嘉衡把自己的飞鹰徽章送给了付汝梅当作信物。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彭嘉衡和付汝梅并不知道，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战要到何时才能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如往常一样，参加完战前的誓师宣言，金逸群驾驶着B-25轰炸机，要去执行新的任务。这次去是硬碰硬的，金逸群已经作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结果却中途来了一个超短波，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事隔多年，回忆起这个胜利的消息，金逸群老人依然喜悦满怀，他眼里闪烁着泪光说：“大家欢呼啊，高兴得不得了，也大叫着，回家了！回去了！”

    此时，金逸群的队友彭嘉衡也把兴奋的心情写在信里寄给了付汝梅，在信中，彭嘉衡还写下了恋人付汝梅最期待的语句。付汝梅说：“他向我求婚了，虽然信里没有说以身相许，但字里行间，都有那样的意思了，表示大家都产生爱情了。”

    抗战胜利后，彭嘉衡告别了队友，于1947年回到了印尼。

    1950年，因为有着过硬的飞行技术，金逸群奉命接受了为新中国培养女飞行员的任务，这一年，闻讯香港两航起义的彭嘉衡返回了大陆，从此投身于中国的民航事业，那些曾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和他生死与共的队友们，陆续成为了他的同事。

    1951年9月5日，在重庆边工作边等爱人的付汝梅已经等了三个年头，她终于等来了自己深爱的英雄。他们幸福地拍下了结婚照，这段爱情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2001年9月5日，这一天是彭嘉衡和付汝梅结婚50周年纪念，他们去了纪念馆，看望那些曾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

    据统计，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牺牲飞行人员870名，共计击伤、击落、炸毁日机1456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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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