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当！叮当！……这摇铜铃的声音仿佛是一位老人在痛苦地呻吟。

    1945年3月8日早晨，在中国长春南侧的公主岭日军“森林兵营”里，一个日本人边走边摇着破旧的铜铃。

    当时正值战况恶化，日军部队向南方转移之后，这个装甲车队的旧兵营，强制收容了许多中国人。这个寒冷、没有丝毫热气的旧兵营里，木板大铺上，只铺着一层薄棉毯，上面睡着一个紧挨一个的中国人，要想翻身必须大家一块儿翻，不然，有人就会被压到底下。

    日本人监工是陆军伍长西原（兼宿舍长），此时他正在长长的走廊里摇着起床铃。没起床的人披着被子坐在那里，起了床的人坐在薄棉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然后无精打采地去厕所。厕所里的下水道都结了冰。

    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他们端着破饭碗，分吃着高粱米粥和咸菜。

    在军需监察班里当宪兵伍长的我，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又把防寒帽耳朵放下来，用力跺着脚，在长长的走廊里巡逻，向左右两侧的宿舍里了望着。

    “西原君，在宿舍躺着的人太多了！今天有多少人出工？”我向摇铃的西原问道。

    “今天能有300人就算不错了。”

    “为什么今天这么少呢？”

    “6名受伤的还没好，还有50多名病号 ”

    “他们不吃饭吗？”

    “吃啊！”

    “混帐！这可不行！如果把能吃饭的人叫病号，那么所有的人不都是病号了吗？”

    “还有人在夜间逃走了，所以一到早晨人数就减少。”

    “公主岭车站，不是说没有通行证的人不卖给火车票吗？也可能他们流浪在街头？”

    “不，在公主岭街上流浪的没有了，因为有宪兵专门抓流浪汉。还是有人事先跟他们勾结好，把他们送到蔡家车站上火车逃跑的。”

    “现在是只要有钱就能逃跑。可是，如果有偷偷逃跑的被抓回来，就要活活打死！打死几个不算什么！”听我这么说，西原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兵营操场正中央的旗杆前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这里有日本人职工，他们不在兵营里住，住在附近的职工宿舍里；这里有从佳木斯中学来这里“勤劳报国”（勤劳奉仕）的200名日本中学生；再有就是300名被收容在这里强制劳动的中国人了。在西原的号令下，来到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先唱日本国歌，再唱满洲国国歌，两国国旗都升上天空。

    300名中国人虽然也参加唱歌、升旗，可他们谁对这种事都不感兴趣。有人在那里吧嗒吧嗒直跺脚；有人还穿着夹鞋和露胳膊的衣服。当西原最后喊“敬礼”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肯低下头来。

    我是站在日本人队伍里的，所以，看中国人看得很清楚。我想，真是一群不懂礼貌的家伙，我在你们的国旗面前还敬礼呢，可你们自己却不敬礼。比这更严重的是，最近的战况恶化了，所以，我在街上走路时，总感到有人在嘲笑我，总感到中国人在进行着默默的抵抗。

    中国人是在许多人的监督下去上工的，他们每天要横穿铁路，步行两公里到飞机制造厂去上工。每天，他们都在寒风中袖着两手，沉默地来回走着，骑着马的宪兵在队伍周围巡逻着，警戒着。

    300名中国人又在工厂的操场上集合了。日本人职员和工人也集合了。然后，日本航空参谋总部派出的以军需监察官江口中尉为首的4名军官来到。接着到的是满洲飞行股份公司公主岭制造厂厂长西村、总务课长官本、劳动课长恒成等人。

    江口中尉走上台去，接受日本人的敬礼。当他戴着白手套的胳膊伸直以后，1名少尉非常小心地从桐木箱里取出日本天皇的《圣战诏书》来宣读。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都几次低下头去。接着是宫木走上台去，照例地训话说：“为了东洋的和平，圣战已经进行了4年。取得了赫赫战果的皇军，要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关键就在于飞机的制造。所以，这副担子，就落到诸君的肩上了。目前，日军急需2000架飞机。日本人和满洲国民，都要在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指导下，来完成这个任务。”

    大部分日本人职工都对这么冷的天气在露天开会感到不满，至于中国人就更没有一个人听这些训话了。

    解散以后，日本人职工都回到各分厂去，中国人也都袖着手走进了厂房。这些中国人本来并不是这家军用飞机工厂的工人，是因为在奉天（今沈阳市）找不到活儿干，饥寒交迫，没办法才来到在奉天的这座工厂的。去年12月末，由于这座工厂受到美军的轰炸，因此搬到公主岭来。

    日本人职工除了一部分是老工人外，大部分是从日本农村参加开拓团而到中国东北来当工人的。这一批人来到中国时只有15岁左右。

    工厂里，没打包、没开箱的机器和原材料到处乱堆乱放着；角落里可看到日本人职工和学徒在那里开着机器干活儿。这座工厂原来是航空队的后勤仓库，厂房上的玻璃都是破烂不堪的，风雪嗖嗖地往里灌。

    中国人一来到工厂，就被带到没开箱的机器旁边。现场的监工，用木棒驱赶着他们，搬运那些机器和原材料。中国人的脸上显出了他们很寒冷，很疲劳，还有为不堪侮辱而苦恼的心情。

    我一直监视着他们干这些活儿。我想：“飞机，飞机，特型攻击机的制造是最重要的！不管有多大的牺牲，也要为战争胜利而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一看到中国人慢悠悠地干活儿，心里就生气。在我的头脑中想像着工厂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特型攻击机和特型攻击机满载着炸弹去击沉中国人军舰的情景。

    事实上，就在这家工厂的旁边，驻扎着一个航空队。每天，日军的少年航空兵在那里接受着特攻训练。

    这时，有两个中国人用一根扁担抬着一台电机走了过来。突然，那条扁担“嘎吱”一声断了，电机一下子掉到水泥地上，发出“咕隆”一声响，主轴撞弯了。

    我走上前去，“啪、啪”打了他们每人一个耳光。“畜生！找死啊”我怒骂了一句，又用木棒殴打前边那个人的腰部，把他打得趴到地上，还不断踢他的肩膀。这个人年龄大约30岁，颧骨突出的脸上，眼睛紧紧盯着我。我再次抬脚将他踢倒。

    当现场监工走过来时，我对他说：“这个姓刘的混蛋，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你注意他一点！”说完，我又踹了姓刘的一脚，然后把这里的事情交待给监工，来到另一个车间。

    在这个车间有一个日本人正在老虎钳子上用挫刀挫着什么。走到他的面前，我把防寒帽耳朵系上了，然后又解开了，动作很自然。

    这时，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向车间一角的工具库走去。这个人是新京（长春）宪兵总部派来的伊藤曹长，任务是暗中侦察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政治活动，所以隐瞒了真实身份，装扮成普通工人。

    在这座工厂里，除航空队的士兵外，其余的日本人也都是隐瞒了真实身份的。我跟他走进工具库，在一张“工具申请书”上把姓刘的中国人的事情密报给伊藤。

    我当时的任务是监视发动机车间的150多名中国人。他们有的正在往水泥地上安装机械，有的在挑土筐，有的用铁棒或扁担运送机械，还有20人正在搬运一台大机器。

    那个姓刘的中国人正在忍着腰伤用扁担抬运机械零件。旁边一个工人刚想去替换他一下，监工就拽住工人的衣襟往旁边一拉，衣服一下子扯出个一尺长的大口子。

    我想，“谁要是对制造飞机有妨碍，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机械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都是中国人用双手和瘦弱的身体、肩膀搬运的。

    在日本的航空参谋本部，把关东军士兵中的技术人员组织成700人的技术队伍派进了这座工厂。可是，直到4月份，日本资本家代表团来到这里参观时，这里还只能制造机翼和机舱，而最重要的发动机却一台也没生产出来。

    我、江口、西村……不管我们怎么着急，结果不仅中国人不肯干活，连日本人也在怠工，人员还一个劲地减少。

    当天的工作一直继续到深夜。下工的时候，在监工的辱骂与棍棒殴打下干了一天活儿的中国人还要在工厂正门排队接受搜身检查，挨打受骂。

    根据我的指示，门卫把姓刘的中国人扣住了。关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被送到宪兵队的讯问室。我穿着宪兵的军服，带着满身的酒气，拿着粗皮鞭坐在那里。在我的桌子前面，姓刘的被脱光了衣服坐在板凳上。

    “你是故意让机器掉下来摔坏的！”

    “没有这回事！”

    “是谁派你来刺探皇军军事机密的？”

    “不知道！”

    鞭子“啪、啪”地抽在他身上，抽起一道道红色的血痕，而他却咬紧牙关忍受着，不肯出声。我气得全身发抖，疯狂地抽打着他那已经变成紫色的、鲜血淋漓的脊背。

    在隔壁的房间里，铃木军曹正在拷打一个日本青年工人。他是因为母亲生病打算离开工厂返回日本。只听见铃木喊道：“你还算是日本人吗！你说讨厌战争是不是！我就让你更加讨厌啦！过来！”这时又响起打耳光的声音。“你知道吗？现在，皇军的士兵正在那里拼死拼活地作战呢！”

    于是，我马上比铃木更卖力气地殴打、辱骂姓刘的中国人在“公主岭宪兵分队”的黑色建筑物里，每逢深夜，都有这种皮鞭声、呻吟声冲向静谧的夜空。

    战争，无论在哪里都给人民带来痛苦，夺去人的生命。而我，却为了战争不分白天黑夜地杀害和折磨着中国人民。

    侵略战争，使人心变成了鬼心；侵略战争，把人变为奴隶，夺去人民的幸福；侵略战争是践踏无辜人生命的恶魔。

    我要向中国人民发誓：“我要彻底抛弃昨天走过的战争道路，坚决反对战争，为和平和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奉献自己的余生！”

    作者简历：

    出生于日本歧阜县郡上郡的中农家庭，高小毕业，原来当过国营铁路司机，入伍后到关东军新京宪兵队公主岭宪兵分队任军曹、特高班员。1945年8月15日子公主岭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