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记忆(戴锦华/北京)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乔治·奥威尔 本章:《》与世纪记忆(戴锦华/北京)

    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二十世纪重要事件的亲历与目击者难于分享他们的记忆,那如果不是温馨、狂热的怀旧,就是不遗余力的唾弃与否认。想到自己的一次与他人记忆的冲撞,是关于一本书:《1984》,它不仅牵系着本世纪的若干重大事件,它本身亦是诸多重大事件之一。

    在我的大学时代,读到了此前从未听说过的《1984》,读的是彼时彼地一个特殊版本——那是本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人会记得的、特殊的杂志:《编译参考》,大开本、大字号、素面子。一本特权层的杂志——对于“文革”,一个不无怨憎与伤痛的点,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特权层从未与外部世界隔绝:江青始终追随着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林立果酷爱美国摇滚。1978或1979年《1984》分三期连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它流布进了大学校园。作为一本确定无疑的“反动寓言”,它在大学生、也许是我置身的那个小世界里,引发了微型地震,那个年头,对知识、书籍的饥渴仍十二万分地被封闭和匮乏所放大。和大多数难于获得的新书一样,它在不同的宿舍间流传。每人两小时吗?不记得了,只记得曾被排到午夜两点,当然是无怨无悔地等到那个时刻;第二天嘛,只能旷课了。记得最初阅读时的战栗,那是一种毛骨悚然、撕心裂肺的恐怖认同:第一次,从外面,从一个寓言(预言?)中读到自己成长的年代,读到了曾无限熟悉的一切: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禁欲的、狂热的少女;甚至匮乏的物质供应、劣质香烟以及吸劣质香烟的方式——小心地揉松、磕实、点燃,而后直立起吸,一如后来的某些吸毒者;甚至有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一点点精美的物品、尤其是对文具的情欲般的渴求和珍爱。只是“他”的名字,是“老大哥”。在深深的震惊和慑服中,反复地默念着作者的名字:乔治•奥威尔。——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想象?充满敬畏地发现,成书的日期,是1949年。在断续的阅读和焦灼的等待中,读到了主人公的离轨,读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和秘密爱情。一份欣喜,一种自恋式的认同:将自己从1975-1977经历的心灵反叛和不轨初恋附着其上。窃以为此前的悲剧是因为人们没有机会获得“真理”——因真理被监禁,谎言遍布于世。

    恰有一个极为风云的作家来学校演讲,作为一个经23年流放的“归来者” ,他颇富传奇,作为一个刚刚发表了轰动作品的文人,他极富口才。他讲:越战斗越安全;他讲,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真理,便不可能再被征服。听得热血沸腾。顾不得平素的矜持冷漠,拍痛了手掌。但不久,此君便因一时“风吹草动”,露出了极怯懦的面目。我遭到的打击,近乎失恋。也是在这时,终于读到了书的后三分之一:主人公终于和他神秘的“知音”相逢在“没有阴影的地方”。那是警察机构的大楼:没有开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灯光永不熄灭。在无尽的肉体和精神凌虐之后,是对爱人的出卖。是对爱的背叛。是不再知道爱为何物。是“忘怀洞”——对记忆的彻底改写。是权力面前无所谓“真实”与“真理”。对于权力机器,肉体的消灭不是目的,心灵的征服才是战绩。尽管彼时已不再“全信书”,但那是本什么书啊?!简直是圣音。于是,这样的结局,不啻于五雷轰顶。我仅有的一点乐观被粉碎,仅有的一点希望被遮蔽;为了这本书,原本便陷在阴郁中的我更加颓唐。在无人处,我甚至会恐惧地对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个手指——如书中被权力/暴力重塑过的主人公。“1984年”,成了一个梦魇。难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来?

    不久,结交了第一个外国朋友(用当时的标准说法:是“外国友人”)苏珊娜。颇吻合于对洋人的想象:我们两个人比肩而立,一样的身高,但她却婀娜丰满,金发碧眼。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触一个完全异样的人种,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体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也许是苏珊娜的学识和胸襟给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觉:对于友善而优雅的欧洲人。但确实,如果说,八十年代国门初开,那么是这个德国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一日,谈起了《1984》,我说起我对的预言性的惊叹,并未说得更多——我毕竟认定,她不会懂得。她却激动得站起来:“谁说是预言?他写的是历史。是纳粹!”“纳粹?当然不。他写的是红色恐怖。”

    我们好像在争夺这悲剧的原型权。为了证明,她翻出德国的画册。是的,“ 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还有禁欲、疯狂和物质匮乏——那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日后看到纳粹著名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发现与我们成长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其表象系统相像到令人发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长大成人,而她是在父亲反复的讲述中铭记了那可怖的岁月。她因此不同于视二战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断层的西方同代人。

    对,在我们“争夺”悲剧所有权时,她出示给我一只密码锁,码号是1984,她说这锁从高中寄宿学校跟她到现在;她祈望每一次开锁,便是一次对魔咒的解除。她同样恐惧着历史的轮回。在20岁的年龄上,几乎下泪——为一个来自异文化的知交。1984年,她给我写来短信:1984年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对宗教极端轻蔑的她,用了这样的措词。1984年元旦到来的时候,世界重要报刊的话题之一:我们安度了1984年,预言幸未成真。

    我记住了那把锁,它第一次使我尝试走出自己的历史和伤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权、暴力、体制与自由。一直热衷于阅读种种关于大革命与历史浩劫的书籍;因无法逃离记忆中的梦魇,便尝试去正视它。法国大革命,纳粹,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法国五月风暴。是的,《1984》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预言,也不只是一个关于红色的寓言。

    后来知道,苏珊娜也错了:她和我一样过分沉湎于自己的历史与自己国度中的创伤记忆。如果说有某种引发奥威尔写作《1984》的历史动因,那么它得自第三帝国,也得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它是一个关于现代专制的天才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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