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报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成就该多好啊！如果能解开这个谜该多好啊！他一生清白总比迟迟不下结论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到头来阴影依然存在，并像过去一样浓密，把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以前被D处三科用来作办公室的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正当A处二科的技术人员检查装在南奥德利街我们安全楼的话筒时，书桌上的耳机响了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又一天的开始，又一次审讯的开始，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十年闹剧的最后一幕戏。书桌上放着一本像电话簿那么厚的案情摘要，封面背面印着一个奇怪的词“德拉特”。这是霍利斯的代号，是几年前由B处的代号小组发给我的，当时我正在D处三科进行自由调查。现在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从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痛苦。
安妮·奥尔尤因由于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在参加K处七科工作之前就已从译报室晋升为D处三科的研究官员了。K处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调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为详细。他们查阅了霍利斯的履历，并向他在牛津大学的同龄人进行了询查和跟踪，另外还查阅了在上海特别处里的记录，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证据，最后只能同以往一样，成了一个信念的问题。
审讯前几天，我们向霍利斯发了一封白色信件，请他到办公室来一趟。最后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当然在制定计划时，又发生了一场争执。我们提出在审讯时期对霍利斯进行连续监视，以防他像布莱克那样在吓破胆的时候同苏联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话——进行联系。琼斯对此却不同意。他没说什么理由，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决心。甚至连汉利也为这件事辩护，他指着弗·琼斯的鼻子说他在这件事上不会被宽恕的。弗·琼斯认为批准审讯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而且这是他违心强加在前任局长身上的最后一个耻辱了。
约翰·戴受命主持审讯，安妮·奥尔尤因和我则监听审讯实况，并及时提供分析。弗·琼斯知道他对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选择；另外，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他应当让别人知道他正在让他的部下处理这个案子。
南奥德利街上的一扇门打开了，霍利斯被带了进去。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问道。他那熟悉的声音在这么多年以后仍是那么坚定。
约翰·戴开始向他解释审讯程序。
“这个我很熟悉……但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支笔和一张纸。”
我试图想像南奥德利街的情景。我看到霍利斯在那里，坐得笔直，我甚至想他正怀念他的地位。当然铅笔是必要的，可他还会无缘无故地傻笑吗？他不感到受了侮辱吗？我心里在猜测。或者他会感到害怕？我对此有点不信。我从不把情感同他联系在一起，我还想起他经常对我说的一些话。
“彼得，你对这件事太动感情了。”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动。
约翰·戴开始汇报霍利斯工作经历和早期生活中的日常细节。霍利斯知道这套程序，他想抢在汇报之前说话。
“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稍慢一些。”约翰·戴说。
霍利斯有点恼火。
“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说这的确有点枯燥。在我的履历表上你们都能看到这些情况。”
但约翰·戴没有被他吓倒。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们最好按程序来。”
霍利斯简要地陈述了他的经历。他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明白他不信宗教，并声称牛津也不是避风港，同样会使他想起他的宗教背景。
“我想脱离这一背景，到外面干一番事业。我唯一的野心就是玩高尔夫球，可是我早在牛津时就意识到在高尔夫球这行里，我不会有什么起色，所以我决定去四处旅游。”
远东深深地吸引着他。原先他想同朋友莫里斯·理查森一起去，但后来这个计划落空了。回想起来，霍利斯说他还是高兴的。因为他与理查森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情趣，不可能成为一对好旅伴。
他迷恋中国，当然在那里他遇到了古怪的左翼分子，那也很正常。大家都知道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左翼分子，在牛津也一样，他同莫里斯·理查森和克劳德·科伯恩很好，这两个人是粉红色人物。
他说他经常生病。这个时期，他一直患有肺结核，最后他不得不重返欧洲。他是从莫斯科回国的。
“我想看看那里是个什么样子。那个地方真可怕，肮脏，压抑。人们脸上没有笑容，而知识分子却对莫斯科大吹大擂，我很讨厌。”
“你在那里遇到过什么人吗？”约翰·戴问。
“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遇到过人，在其它地方却没有。见到苏联人与在其它国家见到的人们，如中国人，不一样。”
午饭时，安妮·奥尔尤因、约翰·戴、琼斯和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后碰了头。霍利斯一直镇定自若，对答如流。
“如果这样下去，他会把自己的罪过洗刷得干干净净。”安妮·奥尔尤因说。
午饭后，我们就他的回国问题继续进行了审讯，突然，他失去了常态。虽然他的语气仍然那么坚定，但所有的细节却没有了。他记不起他曾住在什么地方，曾遇见过什么人，曾制定过什么计划，然而在我们的案情摘要里都载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例如他曾住在军情六处的老一辈官员阿尔奇·莱尔的隔壁；莱尔曾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他俩肯定见过多次，但霍利斯完全记不起他。在以后的一个多小时里，霍利斯结结巴巴，直到他谈起战前参加军情五处以后的经历才恢复了常态。突然间，他又有了精确的记忆。
那天晚上，审讯小组又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碰了头，对白天的审讯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那空白的一年他干了什么？”我问。
弗·琼斯把烟斗放在桌上，很不耐烦。
“你们全弄错了，”他说。
他告诉我们霍利斯从中国回来以后，情况糟透了——他的身体极差而且没有工作，没有前途。琼斯似乎没想到这些情况会使霍利斯更加难于被军情五处录用。霍利斯四处游荡，这是他一生中最想忘记的一段经历。因此，琼斯说，他记不起住在什么地方并不奇怪。
“起初他申请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这种动机就有些古怪。”我说。我很认真，但听起来有些挖苦的意味。弗·琼斯生气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他刹住话头，“还有一次审讯。”
第二天霍利斯又坐在那里。
“我们开始吗？”霍利斯傲慢地问道。约翰·戴却一言不发，静静地等着。这是个好方法，可以使霍利斯意识到这次不是由他来负责审讯。
戴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审讯。
“我还要问问你有关克劳德·科伯恩的档案……”
这个问题曾在头一天上午提过。霍利斯主动谈了他在牛津时同科伯恩的友谊。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在科伯恩的档案里提及这一事实；按规定任何一位军情五处的官员在处理朋友档案时都应该这样做。霍利斯避实就虚地回答道，当时并没有明确要求非要在档案上记录私人友谊不可。
这的确是一句谎言，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句说话，但毕竟是句谎言。案件摘要里的一个完整附件证明在战前军情五处记录友谊的事非常普遍，而霍利斯肯定是知道这一规定的。
戴开始对霍利斯前一天的回答进行质问。霍利斯为什么要说谎？他没有结巴，也没有惊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是的，他承认还有一个原因，他知道科伯恩是个杰出的左翼分子和共产国际的间谍，对情报局很感兴趣，而且他本人刚刚被军情五处接收，很想在军情五处大干一番，因此他决定违反规定，以免人们把他同科伯恩的友谊看成污点，对自己不利。
“我敢肯定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违反过这条规定。”
“同其他朋友的关系怎样，”戴步步紧逼，“同菲尔比的关系怎样？是不是很好？”
“其实并不很好，他酒喝得太多，我们只是在工作上关系不错，并没有别的。”
“与布伦特的关系呢？”
“更加如此，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我认为他很有才气。他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在‘旅游者’酒店我们有时能碰见。见面后就闲谈，就干这类的事，他特别喜欢聊天。”
关于同古曾科、沃尔科夫和斯克里普金的友谊，他几乎是一带而过。古曾科不可信，霍利斯怀疑埃里是否真正存在。至于他的加拿大之行，在菲尔比送给他的档案里并没有什么阴谋。
“那时我是公认的苏联问题专家，菲尔比把档案送给我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这份档案涉及到英联邦的问题。”
“你同沃尔科夫的关系怎样？”
“我认为没有理由不信任菲尔比。他认为沃尔科夫的间谍就是他自己……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保护别人呢？”
只有一次，这位老局长的描述上出现了漏洞，那是在约翰·戴开始盘问他在六十年代初的事件的时候。戴向他问起解雇阿瑟·马丁的事，他的声音沙哑起来。
“他一点也不守纪律，我从不知道他的行动，以布伦特为例，我们同意对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正式免于起诉，而马丁去找他，主动向他提出彻底免予起诉。总检查长大发脾气，我也非常生气。我们无法控制他。他和赖特正在忙乎着建立一个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阻止他们，我从不后悔。我想在当时这种做法完全正确，无可非议。如果有话可说，那就是我们早就应当这么干了。”
约翰·戴问他为什么不让米切尔在一九六三年接受审讯。
“全在档案里。首相不会批准这样做的。”
“你真去征求过首相的意见吗？”
“当然，我去过。”霍利斯回答说，他很恼火。
“但首相却不记得同你的会晤。”戴反驳道。
“真荒唐！那时形势非常紧急。普罗富莫事件正处于高潮，整个同美国人进行交换情报与机密的问题需要考虑，再出现什么丑闻，政府就要垮了。因此，商量是必不可少的。”
这全是与假想对手做的拳击练习。戴挪动了位置进行戳击，他却没有真正触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没有接近巷战，没有抓住他，使他坦白。时间悄悄地逝去了。一切都陈旧了，太陈旧了，根本无法弄清真相。
快到傍晚时，只剩下一些需要记录的日常问题了。
“你是否曾向非官方人员提供过官方情报？”
“没有。”霍利斯肯定地答道。
“有没有人暗地里来找你去传递情报？”
“从来没有。”
霍利斯站起来时椅子发出了吱吱的声音。他说了声再见，然后回萨默塞特，到他的家乡去玩高尔夫球了。他悄悄地离开了审讯室，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像他进来的时候一样——他真是个琢磨不透的人，表面上严肃正经，但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是一个极不安全可靠的独裁者。
那天晚上弗·琼斯同我们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又见了面。饭桌上笼罩着绝望的气氛，我们知道没有把这案子办好，但同时我们也坚信这件案子的疑点甚多，不能就此搁下。弗·琼斯沉默不语，他感到审讯证明了他对霍利斯的忠诚。
“我希望我们能投入其他工作了。”他说。
这件案子的审理工作又一次停下来了，但对霍利斯的审讯无法弥补那些相信内部有间谍和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如琼斯）之间的隔阂。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荒废了的年月，我们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进行调查，然而却让它们悄悄地流逝了。在这些岁月里，档案积满了灰尘，报告没有人阅批，一种无名的恐惧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探求真相。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可以突破：获得一名反叛分子或者破获一件密码，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案子。失败的绝望情绪在我身上萦绕不去——失败、懊恼、希望解脱并忘掉这一切。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我乘车回埃塞克斯时就已经退休了，以后充其量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
对霍利斯的审讯标志着过去十年的结束和新的十年的开始。七十年代是清算的年代，西方的秘密大军被痛苦地暴露在公众的探照灯下。在风俗习惯和国家所需的保护和掩盖下，西方和东方在黑暗之中进行了三十年的战争，可不到四年，所有的秘密都被倒了出来。
令人可笑的是，军情五处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过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名叛逃分子。我们相信他，他叫奥列格·利艾林，是军情五处的两名最棒的官员把他招募过来的，这两名官员一名是粗率的约克郡人，叫哈里·沃顿；另一名是军情六处的前秘密情报官托尼·布鲁克斯，此人勇气过人，曾同妻子一起在法国工作，而且没有暴露。行动由KY处的处长克里斯托弗·赫伯特负责。赫伯特遇事沉着，颇有决断能力。当时利艾林正在同一个姑娘相好，在沃顿和布鲁克斯同他联系时，他说他想叛逃，他们设法说服了他留在那里。以后的六个月里他向军情五处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克格勃在伦敦之战中下达的命令。他不过是一个受颠覆处控制的低级克格勃官员，但克格勃这台机器上的任何一点缺口对我们都是非常宝贵的。
利艾林案子刚刚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这是检验军情五处上层是否被渗透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利艾林能够幸存，那么我们内部就是纯洁的。至少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苏联人干预我们行动的证据。我们现在有五桩间谍案，以及利文林案件和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案件，后面两件案子至少已经办了半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二十几年来的每件案子都染有苏联人“粘胶般的手指的迹印”。我们应当注意霍利斯是在一九六五年退休的。这一秘密只有十个人知道，其中只有外交部常务大臣丹尼斯·格林希尔不是军情五处的，格林希尔是军情五处的好朋友，我同他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也曾在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读过书，同狄克·怀特和我是同学。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在对法国采取“栅栏”行动的时候。但当我接管D处三科时，我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我定期向他的高级外交官汇报治安情况。
利艾林不久就对双重间谍的生活感到吃不消了。布鲁克斯和沃顿设法让利艾林在安全楼里同女友幽会。这种安排是很费力的，因为每次总得有人在室外监视室内的动静，看看是否有紧张和泄密的迹象。利艾林开始酗酒，当他被派回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决定解除他的苦恼。利艾林本人倒很想回苏联继续在那里干间谍这行，我们断定利文林不可能不暴露。利艾林与贸易代表团有关系，却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权，于是我们决定在他通过希思罗机场的海关时逮捕他，迫使他住手。
我们的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一九七〇年二月的那个星期，我住在伦敦。一天夜晚三点钟，我接到了值班员的电话。
“快点来，我们要开你的保险柜。”他说。
我穿好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办公室，看见托尼·布鲁克斯正在那里等我。
“我们要解毒剂，”他告诉我，“利艾林中毒了。他几小时前因酒后开车被警察逮住，正关在马尔博罗大街的监狱里！”
我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像工具袋的小圆筒。这是十年前当我结束科学官员生涯时，波顿草原的拉德尔博士给我的。筒里装着各种已知的克格勃毒药的解毒剂。每当一名间谍叛逃过来时，我们就把这个圆筒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放在他身边，要不就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没人愿意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我很快向布鲁克斯描述了神经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症状，并告诉他怎样使用解毒剂。他立即奔到监狱看守利艾林，而我则把特别处的副处长从床上叫起来，要他警戒马尔博罗大街并在他们的地窖里查验那个醉汉的身份。同时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向内务部大臣和总检查长申请正式对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诉，军情五处解释说如果让他公开出庭受审，就有被暗杀的危险。
利艾林叛逃成功为军情五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弗·琼斯当上局长以后，就试图彻底改变反对力量的均衡。他知道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伦敦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整个六十年代，他费了很大劲争取财政部同意拨款扩大军情五处反间谍工作的能力，但他们却很不乐意。这样，他只能在内部重新调整经费时对D处给予某种照顾，然而我们仍比别人少两倍。爱德华·希思当政时，弗·琼斯曾向他呈交了谍报人员大裁减的方案，并引用了情报人员的一些大概统计数目，这发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应是“别理他们”。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提出抗议，但我们并不急于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谍报人员来应付苏联人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最后我们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三月达成了协议。直到那年秋季我们才采取行动，因为那时利艾林已经出现，而我们也不愿意在他叛逃和回国之前惊动苏联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认出几十个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官员。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我们已经从行动分析项目中知道了。行动分析项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马丁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经常的事，关键在于应对敌人情报工作的威胁作出理智的判断。在我负责D处三科的时候，我曾根据“维诺纳”资料对一九四五年的苏联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虽然我们只破译了很小一部分通讯，但通讯总部估计出在英国活动的间谍总数在一百五十个到三百个之间（这种统计分析使用的是高级密码分析专家吉·古德发明的一种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过对“维诺纳”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所提供的情报同我们自己的护照记录进行对比，我们相信在一九四五年伦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苏联谍报人员，其中大约二十五人是指挥人员。把这个数字除以“维诺纳”所提供的间谍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中间数，即每个指挥人员控制八到九名谍报人员，这恰巧同“一周‘维诺纳’通讯”所指出的情报正好吻合，那周的“维诺纳”表明，克罗托夫指挥着八名间谍。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根据这些数字来推断现状。六十年代后期，行动分析项目指出，在英国活动的苏联谍报人员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间。但指挥人员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们认定在这二十年中指挥人员的数目不变，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余的人则提供掩护、反监视、内部保安和分析，那么我们仍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这意味着现在英国有将近二百名间谍在活动。如果我们把以同样数量增加的指挥人员同扩充的谍报人员的数目加在一起，那这个数字就更骇人了——英国有一千多名间谍！诚然这些间谍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在英共内部和各种工会组织内的低级联络人员。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渗人像霍顿和瓦萨尔所在的阶层中，后果就不堪设想。
每当我把这些分析送到内政部供他们日常估量敌情用时，总有一番争执。K处的约翰·艾伦总是不断对我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艾伦过去是个律师，现在是K处的暴发户。
“你不能这么说，伦敦不可能有这么多谍报员，内政部永远不会相信。”
然而，利艾林的叛逃消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他确认了行动分析项目估计的数字，即大约有四百五十名谍报员在伦敦，并认定指挥员在这些谋报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行动分析项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的统计数据是可靠的。同时也很明显，并不是所有增加的间谍都是低级的。弗·琼斯向内政部陈述了要大批驱逐苏联外交官的主张，我从来没见到他在工作中有过这么大的决心。最后，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艾赖克·道格拉斯·霍姆一致同意由霍姆主动去找苏联外交部长阿历克谢·科西科，向他建议暗地里悄悄撤走一些苏联谍报人员，然而对方却傲慢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驱逐苏联外交人员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情报界的一次战果辉煌的袭击，我们收到每个情报部门首脑人物的贺电。这是弗·琼斯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另外，我们的驱逐计划没有泄漏给俄国人的事实证明无论过去怎样，军情五处的高级阶层肯定没有内奸。这无疑为琼斯的胜利又增添了光彩。
安格尔顿全力支持我们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他说长久以来他一直想在华盛顿发动类似的行动，然而却遭到亨利·基辛格的坚决反对。安格尔顿告诉我，基辛格听说英国人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以后，大为恼火。当时他正在拼命追求同苏联的缓和。他怒气冲冲地给中央情报局发了个备忘录，告诉他们如果他预先知道这个计划，他会使用手中的一切权力使它破产。幸运的是，中央情报局向基辛格如实反映他们事先不知道这个计划。
可是安格尔顿怀疑利艾林。利艾林叛逃以后，安格尔顿秘密访问过伦敦。由于他一直扮演着一种预测未来的黑暗角色，因而消耗了他的精力，他脸色比以前更加难看了。他把自己看作是卜算西方没落和末日的卡桑德拉。他认为利艾林是苏联安插的一个间谍，并在马尔博罗大街开会时告诉我们他的这一想法。
“啊！吉姆，你瞧，”我说，“利艾林没那么重要。他不过是克格勃的一名小卒，他们怎么可能对他的假情报感兴趣？”
安格尔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们在指挥利艾林时并没有告诉安格尔顿。安格尔顿冷冷地告诉我们英美协定的整个目的就是交换全部情报。一九七〇年的伦敦对安格尔顿愈来愈忍受不了，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对安格尔顿的所有想法和理论都公开抱着敌对态度。安格尔顿甚至在军情五处内部也开始树敌了。
以后我们才知道安格尔顿处心积虑地破坏利艾林的声誉到了何种程度。利艾林交待以后，我们按常规把我们载有利艾林资料的情报摘要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让他们转给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理事会，最后由安全理事会呈交总统。
几个月以后，埃德加·胡佛到佛罗里达度假，并找机会在尼克松总统在比斯坎岛上的度假别墅里拜会了他。
“您以为英国人根据利艾林所提供的情报所写的报告怎么样，总统先生？”
“什么报告？”尼克松问。他从没收到过这些报告。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实，基辛格也没收到过这些报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报告锁在安格尔顿的保险柜里。他肯定利艾林是打进来的间谍，因而干脆拒绝传阅这些文件。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汤姆·卡拉马辛斯严厉训斥了安格尔顿，从此安格尔顿便一蹶不振了。
安格尔顿垮台的根源在于很早以前的戈利金与诺森科之间的宿怨。对安格尔顿来说，诺森科是间谍这种说法才是一种保证，它保证了戈利金在六十年代早期叛逃者中的主导地位。我记得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卡扎布会议以后，我曾告诉安格尔顿我将取道美国回国。我女儿住在波士顿，我想公私兼顾，去看看她。我刚告诉他我要去华盛顿，他立刻变得非常专横。他对我说，除非他不在华盛顿，否则我没有权力到那里去。那时我想他的这种担心与以色列人有关。当时的中东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安格尔顿总是以一种嫉妒的心理保护他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关系。他知道我是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知心朋友，便经常企图破坏我们的友谊。有一次，他甚至写信给琼斯，企图割断我和罗思柴尔德的友谊，他信中说我们的关系影响了中央情报局同摩萨德的联系。但琼斯却对他的信不屑一顾，这正是这封信应该得到的报应。
实际上安格尔顿的恼火同以色列无关，我了解到了真相。就在卡扎布会议开始以前，中央情报局由一位名叫布鲁斯·索利的安全官主持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结果表明诺森科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名真正的叛逃者，虽然这无法解释他那自相矛盾的故事。安格尔顿却不顾这件事对诺森科和戈利金情报的影响，从未向英国人透露过这件事。很明显安格尔顿害怕一旦我访问了华盛顿便可能会通过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索利的报告。
诸如此类的事件损坏了安格尔顿的声誉。诺森科和利艾林事件大大动摇了安格尔顿的知心朋友和长期为他说话的人的信念。我们开始怀疑，安格尔顿所说的他拥有的秘密情报源是否确实存在。也许这只是一个花招。
一九七〇年，安格尔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失去了办事效率高的行政长官第二号人物吉姆·亨特的信任。亨特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他对安格尔顿的固执采取了摇摆不定的怀疑态度。亨特还是个实干家，他办事认真，从不空想。安格尔顿同我一样是个毫无希望的行政人员。亨特总是亲自检查文件是否已经在传阅，各项要求是否在实行，常规工作是否在做。亨特的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情报机构所依赖的基础。没有亨特，安格尔顿犹如一只脱了锚的船，慢慢向深渊漂去。
利艾林的叛逃以及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并不是七十年代英国情报事业新局面的唯一兆头。在一九七〇年希思当选首相以后，他便任命维克托·罗思柴尔德为中央政策评议委员会——智囊团主任。没有一个人比罗思柴尔德更适合这一职务了。维克托具有灵感而且思想激进，能为希思提供他所需要的挑战性政策，这个任命对维克托来说正是时候。我看得出他在六十年代末就开始对原先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对哈罗德·威尔逊嗤之以鼻，在社会生活当中没有地位。他保持着同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同伊朗国王保持着友谊。另外，他还私下为狄克·怀特在中东指挥间谍，特别是他发展了里帕特先生，此人五十年代在军情六处的各项行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工作富有刺激性，然而维克托却想寻求真正的挑战，而智囊团的工作正合他的意。
作为智囊团的首脑，维克托非常注意安全问题，而希思也鼓励他这样做。然而这却引起了内政部的不满，特别是引起了当时大权在握的常务大臣菲利普·艾伦（现在他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头衔是阿贝代尔的艾伦勋爵）的不满。后来维克托实际上成了希思政府的威格勋爵。一旦进入了内阁，维克托就与狄克·怀特结成了一派，狄克当时刚刚进入内阁，在情报合作部工作，当时他已经从军情六处退休了。他俩通力合作，为英国情报事业树立了战后最高的声誉。
维克托为军情五处做出的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保证了弗·琼斯位子后继有人。在白厅，弗·琼斯从来不得人心。他太固执己见，而且即使在秘密王国里也太神秘了。正常情况下，即将离任的局长有权挑选他的继承人，但在一九七二年弗·琼斯临近退休时，内政部尤其是菲利普·艾伦决定不失时机地行使权力。人们劝说艾伦应当任命一名军情五处以外的人。艾伦怀疑军情五处，而且害怕他们成为收藏丑闻的贮藏所。对于搜查内奸的破坏性行动，他只知道一些大概的细节，但他却了解布伦特和朗的情况，而且也知道要担很多风险。他为那些在他看来是在滥用豁免权的做法以及军情五处极差的管理能力而震惊不已。他需要一双安全可靠的手来把住这个组织的舵——一个他信得过的能告诉他各方面的情况的人。
西姆金斯终于在弗·琼斯退休的前一年退休了，我总算松了口气。他的位置由迈克尔·汉利接替。对艾伦来说，汉利既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胜任这一最高职位。艾伦认为詹姆士·沃德尔爵士是较合适的人选，此人是内政部副大臣，负责管理警察和安全事务，并负责所有的军情五处同内政部的日常联络。沃德尔是位可以信赖的达官贵人，但却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当上常务大臣。他对艾伦忠心耿耿，因此艾伦想把他安置在安全局当局长。
军情五处内部相当关注沃德尔未来的任命。他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坚持要在请求截查信件的授权申请表格中加上最后一个句号和逗号。他缺少情报工作的经验，不能赢得高级官员的尊敬。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认为他的提名完全是白厅的意思。这种做法将会使安全局倒退十年。同样在几年前任命伦尼为C处处长也在军情六处引起了士气的衰落。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军情五处有许多机密一直瞒着他们的政治上司和文职部门的上司，而当时军情五处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透露有关搜查内奸的爆炸性新闻，以免受到白厅上下的蔑视。
我第一次听到继位问题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是弗·琼斯告诉我的。他告诉我决定阻止沃德尔接管军情五处，并说他已经去向狄克·怀特请求帮助，但情况不妙。一个由内阁大臣主持的附属于高级职务任命选拔委员会的最高常务大臣委员会已经推荐了沃德尔，琼斯虽已提出汉利的名字，但根本无人投票。他的资历太浅了，太没有经验了，这些达官贵人们对他太不了解了。
“你能请你那位有权势朋友想想办法吗？”他说，他指的是维克托。
那时我每星期同维克托有一次私人会面——有时是在内阁他的办公室里，但经常是在他家里。我在下一次拜访他的时候，提出了继任者问题。这个问题成了激起了维克托的想像的全部因素——一场阴谋和秘密行动在他的头脑中应运而生了。
他告诉我狄克·怀特已经提醒他注意局势。狄克说他支持汉利继承这一职位，狄克原来考虑支持莫里斯·奥德徘尔德担任这项职务。约翰·伦尼爵士虽是军情六处有名无权的处长，但他急于要取消那位有效管理军情六处的人的职务，于是他也提了奥德菲尔德的名。然而奥德菲尔德却声明，他不愿介入这场继任者争夺战，宁愿等伦尼退休以后担任C处的处长（伦尼在他儿子的吸毒罪被揭发以后提前退休，奥德菲尔德便接替了他的职务）。
“安全局会接受汉利？”维克托问。他持反对意见时他常常把我当成安全局的传声筒。
“当然。”我说。
“你对他有意见吗？”
我告诉他“哈里特”事件的情况。虽然维克托知道我怀疑内部被渗透，我曾同他讨论过霍利斯和米切尔。但对他来说，他还是刚刚听说汉利曾被怀疑是间谍这件事。
我告诉他我相信汉利是清白的，美国人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告诉他安全局里坚决反对沃德尔，如果他被任命，那无疑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我们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维克托！”
“特德会不高兴的，”他告诉我，并摆出高级文职人员的官架子。然后他丢开了这种让人讨厌的官架子，恢复了他那种比较自然的深谋远虑的风度。
“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他低声说，并请我尽快安排他同汉利见面。
当时汉利和我已经建立了合乎情理的工作关系。“哈里特”事件是我们进一步亲近的障碍，但他对我很直率，我试图尽量给他各种帮助。我就像个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指引他在二十年的反情报工作中前进，向他指出值得骄傲的成就和应当避免的疏忽。我知道如果我把我同弗·琼斯和维克托见过面的事告诉他，他一定要发火。汉利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具体表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靠老家伙的关系网来获得成功。但到最后，抱负占了上风，他同意在晚上同我一起到圣詹姆斯广场维克托的豪华公寓走一趟。我喝了一盅酒，然后机智地告辞回到了我的俱乐部，好让他俩自由交谈。第二天维克托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说，“我们今晚一定得见面，制定我们的计划。”
那天晚上，喝了一阵上等红葡萄酒以后，我们起草了我们的计划。很明显，狄克所推荐的人没有在达官贵人的同行或特德·希思的头脑里留下印象。对于人事问题，狄克总是前思后顾，不能当机立断，当然那并不是他的风格。毫无疑问他工作生涯中的一大错误就是没有能力作出恰当的任命，他经常被情感和传统观念所左右。他在军情五处把霍利斯和卡明提拔得太高，另外他也没能及时在受菲尔比影响的军情六处进行一次必要的大清洗。对汉利也是这样，他知道什么对安全局最有利，但他似乎没有能力抓住机会采取行动。
平心而论，狄克同希思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的作风大相径庭。狄克崇拜哈罗德·麦克米伦，而那位脾气好的老人对他的情报部门的首脑也非常尊敬。同样狄克和哈罗德·威尔逊的关系也很好。他俩的反应都很敏锐，威尔逊欣赏狄克在处理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例如罗得西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信心和令人宽慰的态度。而希思则是一个目中无人、虚张声势的人，与狄克以前遇到过的人完全不同。狄克发现他自己愈来愈不能从个人角度对首相产生什么影响了。
维克托和我谈论了所有的候选人，甚至还考虑我们能否把维克托提出来作为候选人。我知道他心里早就对这个职位垂涎三尺了，尽管他来当局长将深得人心，然而他知道他年纪太大了，另外智囊团对他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们讨论设法在科学社团中寻找支持，并决定由维克托去找像威廉·库克爵士这样的人以便赢得他对汉利的支持。维克托告诉我他要想办法秘密会见希思。
“正式向唐宁街十号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他告诉我，“只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看到或者听到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就又会传回到那些该死的常务大臣那里去。”
当时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是希思的首席私人秘书（现在是内阁大臣和国内文官部部长）。他是这场权力之争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它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经常、更亲密地接近希思了。维克托任何特殊要求的暗示都会被他报告给常务大臣委员会。维克托决定最好的计划是趁阿姆斯特朗不在的时候接近希思，最好的时机就是下次智囊团召开周末会议的时候。按计划，这次会议将在几个星期以后在契克斯召开。
“我将请特德到花园散步，那里罗伯特可听不到，然后我就在他耳朵旁边……”
巧得很，那时我也经常看见阿姆斯特朗。我最近正在复查美国的“维诺纳”，其中有一个尚未查明的匿名者使我特别感兴趣。在通讯中这个匿名者叫“19号间谍”。“19号间谍”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苏联间谍。他连续不断地向对方传递了战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叉前会谈中的谈话细节。
美国人猜测19号间谍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德瓦特·贝奈斯。他作为苏联的傀儡做了一辈子间谍，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被不光彩地赶下了台。贝奈斯参加过三叉朝会谈，而且被公认为是向苏联人传送情报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查看了电文本身，我开始怀疑这种解释。19号间谍所报告的谈话很明显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内容是关于第二战场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海军和航行部署。令我吃惊的是，贝奈斯是不可能得到准许去参加这些讨论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舰船，捷克是一个内陆国家。
我开始怀疑19号间谍可能是更加接近英国的什么人。第一步就是寻找英国所保存的有关三叉朝会谈的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的记录，看看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份19号间谍所提及的那次会晤的记录，如有可能，找出一份参加会晤的所有人员的名单。
寻找幽灵般的三叉朝会谈讨论记录，是我工作生涯中最稀奇古怪的经历。维克托安排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他非常愿意帮忙。他是一个平步青云的官场人物，已经可以看出他即将升任内阁大臣。由于他需要情报社团支持他获得这一职位，所以他急于同我拉关系。他像一个孩子，立即把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在唐宁街十号寻找记录的工作中去了。但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却一无所获。
阿姆斯特朗建议我去拜访丘吉尔的前总参谋长伊斯梅勋爵和前任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爵士。他俩都记得三叉朝会谈，但却没参加过这些专门讨论。我又去拜访了玛丽·丘吉尔，她也没有记录。最后，阿姆斯特朗又安排我去会见丘吉尔的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任首相时，每天有一位私人秘书保管他的约会记录，吉尔伯特保存了所有这些记录的汇总本。也许在这里能找到一次记录。我把有关的日期告诉了吉尔伯特。他便查阅了整个日记索引。
“天哪，”他说，“那天的日记是空白的！”
搜查19号间谍的工作就这样搁浅了，一直遗留到现在。
正当我搜查19号间谍的时候，人们就弗·琼斯的继承人问题争吵不休。于是我向维克托建议，由我而不是由他去探听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意见。保持维克托的中立位置是很重要的，没有人能责怪我在继位问题上的党派偏见。在我再次拜访唐宁街十号的时候，我曾向他暗示过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些恐惧，可他微微一笑。
“局势对你不利，”他说，“我想这个问题不值得再提了。”
我告诉他，如果明智的人企图任命沃德尔，那他们就错了。
“我们不是文职官员，”我对他说，“沃德尔没有能力干这个工作……他太教条太死板了。”
阿姆斯特朗除了告诉我一些我已经知道的情况以外，例如常务大臣都是坚决支持沃德尔的，几乎没有向我透露什么。
“他们只想犒赏他一下，他们就不能在其它部为他找一个高职位？”我苦苦地说。
阿姆斯特朗哈哈大笑起来。
“啊，不，彼得，我们没有那么精明！”
过了几个星期，我又见到了维克托。他已经在阳光灿烂的契克斯同希思谈过话了。他告诉希思军情五处内部强烈反对任命一个外面的人做局长。希思表示同情，但他说要反对文官事务委员会的提议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最后，维克托终于设法说服他同这两名候选人进行面谈。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完全相信汉利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将会给希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沃德尔的胆怯肯定会引起希思的反感。汉利听到消息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他看出事情正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走到我的办公室，相当自负地对我说，他第二天就去见首相。
“不需要汇报了，非常感谢你。”
我想任命很快就会宣布，但几天以后，我们什么消息也没听到。白厅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打听有关情况。每次我去内政部时，总要核实一下最新的情况。除了听到不断重复的老调：“菲利普·艾伦不管怎样也不会任命汉利。”其它什么消息也没有。
周末我和妻子到威尔士多尔格劳为我们最近在康沃尔买的一个农庄购买一些母牛，买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安排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自从霍利斯受审和我离开D处三科以后，我就计划着要回到务农这一行去。我为自己规划了前途，一个痛苦较少的前途：我将远远离开军情五处那些充满叽喳声的走廊和堆积如山的文件。拍卖者用难懂的威尔士土话高声叫卖，这时我已忘记了白厅的事。皮鞭下，公牛和母羊在拥挤不堪的小圈子里进进出出，它们的主人又叫又喊又吹口哨忙着照应这些牲口。
突然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一个声音。
“从伦敦来的赖特先生请到办公室接电话，……”
我从拥挤不堪的台阶上挤出来，走过成百个挤成一团的威尔士农民，他们个个伸长脖子向圈子里张望。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拿起了电话。是维克托打来的。
“你知道这帮家伙干了些什么？”他吼道。
“你在说什么，维克托？”
“他们换马了。他们要任命一个叫格雷厄姆·哈里森的家伙。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我嚷道，“这个人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朋友。”
我突然记起了我所处的环境。但我不必担心。拍卖者的办事员在继续算账，没注意我的谈话。我告诉维克托我一回到伦敦就到他那儿去。
弗兰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也是内政部的一名副大臣。虽然没有人暗示过他是间谍，但他却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而且曾在牛津与珍妮弗·哈特和阿瑟·温等人合住在一起。任命与这些人有关系的人，用弗·琼斯的一个短语来形容，是荒唐可笑的事。我告诉维克托，安全局里的人是永远不会接受他的。
第二个星期初，维克托又来了个电话。
“明天就要宣布了，”他说，“我想你一定会高兴……”
“怎么说？”
“我拉着狄克去见特德。我俩告诉他除非任命汉利，否则将会发生兵变。他很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琼斯通知了一两名高级官员，让他们告诉我们汉利终于被任命了。
“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战役，”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但我们终于打赢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先生，”我一本正经地说。
弗·琼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讨论过北爱尔兰令人忧虑的形势。很明显这是他的继承人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担心这个问题会威胁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为建立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财政部进行活动，请他们多给一些经费，但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要弗·琼斯把拨给反间谍工作的经费用在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在他们看来，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对我们这一代的威胁。但弗·琼斯却相信自满情绪正在使我们丧失所获得的优势。
弗·琼斯看起来很疲倦，他仿佛渴望着卸下这副担子。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我看得出他想说话。他说，离开这里很高兴，所有工作中的欢乐几乎就要消失了，他也在为钱而烦恼。他虽然有一种绅士气度，但手头并不阔绰。他在汉普斯台德有幢令人羡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儿仍在读书。他酸楚地说他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才能，替别人做安全顾问，他应当退休回家从事他热爱的观鸟行当。（实际上，他已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顾问。）
“嗯，你认为我干得怎么样？”他一边问我一边清理他的烟斗。他猛吸着烟斗，然后又敲敲打打，简直有点神经质。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问。
他点点头。
“你在解决苏联问题中，获得了成功。但我想你从未和一般官员打过交道。”
他看上去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你应当告诉我，”他说。
“很抱歉，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我一直喜爱弗·琼斯，而且认为绝大多数高级官员也喜爱他。他从不说笑话，但却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处。我将永远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一次卡扎布会议的记忆。当我们走到检查护照的关卡时，一队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官员正在对面等待着迎接我们。弗·琼斯递上他的护照。
“这是什么？”护照检查员指着弗·琼斯护照的“职业”一栏，慢吞吞地问。
弗·琼斯填的是“绅士”。
“这就是我的职业，”弗·琼斯极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没有其它职业。我是个绅士。你们这里没有绅士？”
那个澳大利亚人挺起腰杆，幸好我设法把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组织的那伙人的注意力引了过来，他们急忙解释并把我们推出关口。弗·琼斯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单枪匹马地赢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团体比赛似的。
弗·琼斯把军情五处办成了一个选民们的民主机构。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高级官员，他总是欢迎你的，而且他的态度也总是那么亲切。但他和年轻一代官员的关系却一直很疏远，而且不了解下层官员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白厅中很少有人对弗·琼斯的退休表示悲伤。在他的接班人问题的争执达到高峰时，他主动提出在处里再呆一个月，让汉利在当副手时有更多的时间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内政部却不接受。琼斯讲了实话，因而引起了政客们和文职人员们的仇恨；琼斯也很会保守秘密，因而成了害怕和怀疑的对象。
一年以后，狄克·怀特也离职了，英国情报部门失去了两员最重要的大将。他们的贡献无论怎么夸张也不过分。他们是完美的一对。狄克是机灵的情报分析家，经常给白厅和唐宁街十号带来缓和的气氛；弗·琼斯则生性倔强，常常警告别人而且报告坏消息。
二十年来我只在一个问题上同他们翻过脸——上层被渗透问题。我想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即他们从来没有准备使用强制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结果使许多决议半途而废，使这个问题不断恶化，结果导致了许多不该造成的损失。但除了这一点，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连接新旧世界，共同为英国情报事业在世界上建立了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