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冬，十九兵团领导机关奉命进驻西安，兼陕西军区，留第六十五军驻守宁夏（兼宁夏军区），担任剿匪和守备任务；第六十四军移驻甘肃、宝鸡地区，担任修筑宝（鸡）天（水）铁路的任务；第六十三军则移至三原地区进行整训，并以一部分兵力支援修筑宝天铁路。各军在完成其主要任务的同时，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并支援地方政府完成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和生产建设等任务。

    从战争转入和平环境之后，我这个度过二十多年戎马生涯的人，并没有松一口气，凭多年的斗争经验，我仍居安思危，一直注视着国内外阶级斗争风云的变幻。当我察觉到在和平环境下，指战员们逐渐滋长“马放南山，解甲归田”的思想，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深感到这种和平麻痹思想对部队建设有很大的危害，立即在部队普遍开展形势和战备任务教育，要求指战员重温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深刻领会“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教导，在生产劳动中要时刻紧握手中武器，抓紧时间学习杀敌本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在入侵朝鲜的同时，武装占领我国领土台湾，并以其海空军不断侵犯我国的领海领空，加紧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我经常提醒大家：“和美帝国主义必有一战！”事实上我对这一战早有思想准备。我和杨得志司令员在西安居住的一年中，每人都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住在两间破旧的小平房里，过着战时一样的简朴生活。在我们领导干部的带动下，下属各级干部从不考虑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一直保持着临战的状态。

    当时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以加强部队的建设，我根据多年办学经验，请示上级批准，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以原京津纠察总队队部大部和第二、四大队（其前身为华北军政大学）为基础，在西安组建了第十九兵团军政干部学校，从一九五零年夏至一九五二年夏两年多时间里，有预见地先后训练了三期营、连、排干部和部分知识青年，培养军政干部和医务、后勤干部五千二百多名。这一大批干部，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中不断充实基层骨干，争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加强了部队的教育训练，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斗志，战斗力也进一步提高。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在欢庆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时，我兵团抽调了六十三军一个步兵师到西安，接受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和西北地区党政军领导的检阅，汇报了十九兵团在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了我军坚强的战斗力和保卫新中国的决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我兵团剿灭了贺兰山区的股匪，完成宝天铁路最艰苦路段的土石方任务百分之五十三——四百六十四万多立方隧洞、路基的修筑；欢庆二三十万亩开荒地喜获第一季粮食丰收，有的正在开镰收割的时候，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美国侵略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仁川登陆，并迅速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向我国的边界。兄弟的朝鲜人民处于危急关头，祖国的安全遭到严重威胁。

    十月四日下午，彭德怀司令员奉命乘中央派来的专机飞往北京，十月五日，杨得志和我等兵团领导同志接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发来的急电：第十九兵团十二月五日前到达津浦铁路线之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线集合待命，准备保卫东北边防和抗美援朝。接到命令后，我立即主持兵团党委会研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发出动员令，组织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各军接到动员令后，立即行动起来，放下钢钎、铁锹、锄头、镰刀和书本，扛起枪杆、背起背包，以师为单位迅速集中进行动员教育。当时部队大部分指战员都参加过进军大西北的战斗，一听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个个磨拳擦掌，纷纷递送决心书、请战书，全体指战员人人签名，一致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请求入朝参战，求战情绪十分高涨。

    十一月二十二日，杨得志和我率兵团领导机关离开西安向充州开进，各军则由副司令员葛宴春率领于月底先后乘车或千里行军开赴邹县、滕县地区集结待命。兵团机关刚到兖州不几天，杨得志和我就接到军委通知，朱德总司令在京召见我们两人，当面交代任务。我们把工作稍作安排后，立即赶到北京。朱老总在中南海接见我们，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军政素质和组织纪律、思想动态等各方面的情况后说：“老彭到前面已经两个多月了。仗打得不错，但相当艰苦。他发回一些电报，主席是满意的，朝鲜的金日成同志也是满意的，你们可以看看，了解情况。老彭对你们十九兵团比较熟悉，指名点将要你们部队入朝。所以主席、恩来同志要我找你们谈一谈，了解些情况，督促一下。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的？”

    杨得志向朱老总报告说，兵团准备最近召开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深入战斗动员，针对朝鲜战场和美军的特点，研究现代联合兵种作战的学习、指挥、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问题。接着，我向朱老总汇报说：“部队接到抗美援朝动员令后，经过形势任务教育，士气比较高涨，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个个签名要求入朝参战。但是，由于入朝参战是第一次出国作战，主要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打的又是现代化立体战争，干部战士普遍心中无数；加之长期以来社会上崇美恐美思想的影响，部分同志特别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还存在恐美情绪，怕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坦克、原子弹，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就想着重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激发‘敢打必胜’的斗志，同时研究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政治工作问题。如果朱总司令能到山东参加这次会议，作一次指示，对我们兵团全体指战员将是极大的鼓励。”朱总司令欣然应允。

    不几天，朱总司令便到了兖州，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朱老总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抗美援朝两次战役胜利后朝鲜战场的有利形势，反复阐明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鼓励大家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去夺取胜利。同时，他告诫大家一定不要满足现有的准备和部队旺盛的求战情绪，把各种困难都摆出来，群策群力想办法去解决，这样，到朝鲜战场上同敌人交手就有胜利的把握了。

    会议期间，朱老总视察了驻究州的一些部队，还接受了我们的请求，为六十三军的《前线报》题写了刊名。临返京前，朱老总还赠给师以上干部每人一册刘伯承翻译的苏沃洛夫的军事名著《兵团战术概论》，每本书的扉页上他都亲笔签了名，给我的那本书上还题写：“志民同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朱总司令的关怀和教导，对临出征前的我兵团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使大家更加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我作了《关于出国作战的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分析了朝鲜战局，讲述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意义、目的和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之后，重点阐明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战时政治工作的要求与实施方法。我强调指出，当前必须连续地深入正确地进行动员解释工作，在部队中说明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提高对美帝的仇恨心；说明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我们援助朝鲜人民就是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要不断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作战经验；宣扬朝鲜人民及人民军英勇斗争的精神，要求大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拥护朝鲜人民政府，拥护金日成将军，主动积极地搞好与朝鲜人民、人民军的团结；说明战争的艰苦性与胜利的前途，思想上准备大打、长打，正视困难、克服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在报告中还要求各级党委重视后勤政治工作，重视敌军工作和民运工作；最后，我特别强调战时政治工作要发扬实事求是的雷厉风行的作风，采用统一领导和分散掌握的方法，发挥政治工作的准确性和顽强性，保证战争的胜利。为此，我又重申一九四八年我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时提出的战时政治工作必须培养“五到”、“五快”作风的经验，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必须做到“五到”、“五快”。会后，兵团政治部还将我在一九四八年那篇报告翻印下发连队，供干部学习参考。“五到”、“五快”作风的培养使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很快从和平环境转入临战状态，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早在一九五零年十月，我兵团接到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时，我就和杨得志司令员、葛宴春副司令员等同志商定，及时从司、政、后机关抽调二十几名干部，组成“赴朝学习团”，指派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赵斌率领到朝鲜了解当地风俗、民情和初期出国作战部队的经验。他们学习回来后，我又组织团以上干部听取他们的汇报，并把调查材料印发部队，这对于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和做好出国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时，全国各地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风起云涌，成千成万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我兵团先后补充新兵三四万人（其中还有一批朝鲜族新战士），武器装备也进行了更新和补充，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为适应这种情况，各军本着“整理组织快”的要求，及时进行组织调整，按“宁弱勿缺”和适当增配副职的原则，配齐各级干部特别是连排基层干部，调整配好各班、排、连的党、团员骨干，保证搞好出征前的临战训练和入朝后初战的胜利。

    入朝前夕，我指示兵团政治部起草和颁发了《赴朝作战守则》。其中包括：遵守政策纪律守则九条；团结守则十条；优待俘虏守则七条。各项守则条文既有原则又有具体规定，结合实际，切实可行。如《遵守政策纪律守则》中有“不私入民宅，不拿人民一点东西”，“不私自办交涉，不随便动员人力畜力”等条文；《团结守则》中有“发生纠纷首先检讨自己，有意见经组织提出，不背后乱讲”，“积极配合作战，不争俘虏，不争缴获”等条文；《优待俘虏守则》中有“不要俘虏送的东西”，“医治受伤俘虏”，“给俘虏讲解我们的政策”等条文，通俗易懂易记。守则印发到所有班排，要求人人牢记，严格遵守。在开进途中，我还经常冒着风雪，站在路旁，抽测过路的连队指导员，督促他们背熟记牢，付诸行动。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我兵团发出《开进政治工作指示》后，随即登上列车向北进发。各军接到指示后，都以团为单位举行庄严的誓师宣誓仪式：“坚决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誓死保卫朝鲜人民，誓死保卫祖国，打败美帝野心狼！”坚定、宏亮的誓言响彻泰山之颠，震荡着齐鲁大地，表现了中华儿女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随即，各军随兵团领率机关之后乘车北上，奔赴抗美前线。

    二月四日，天津市委、市政府在天津市举行盛大宴会和晚会，招待我兵团部分团以上干部，为我兵团先头部队饯行。

    第二天，杨司令和我应周恩来总理之召赶往北京。

    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周总理说：“总司令从兖州回来，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过了。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请你们来，就是想见见你们。你们为了保卫祖国而离开祖国，我在北京为你们送行。”总理还叮嘱，到了朝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向总理报告说：“这些要求我们已经列入《赴朝作战守则》中去了，今后，一定遵照总理的指示，抓紧督促检查，贯彻执行。”周总理最后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阳）开台（泰）！’”“三杨开台”是典故“三阳开泰”的谐音，寓意吉祥，具有祝福之意，它寄托着总理对十九兵团出征旗开得胜的期望。后来正如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杨成武率志愿军二十兵团入朝参战。杨成武回国后，杨勇又继郑维山代司令之后，担任二十兵团司令员，参加了一九五三年的夏季战役反击，都取得辉煌胜利。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九四四年冬到解放战争初期，我就在杨成武任司令员的冀中军区、冀中野战纵队担任过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为巩固与发展冀中根据地并肩战斗（一九七二年十月，我调福州军区任政治委员，一九七七年春，杨成武也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再度共事）。

    一九四六年冬，我和杨得志两人同时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担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一起战斗、工作了一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又调到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十九兵团担任政治委员，同杨得志等同志一起率部进军大西北，决战兰州，解放宁夏，后又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一九五二年冬，我调志愿军总部工作，先后担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而杨得志比我早三四个月就调到志愿军总部先后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五次战役开始时，杨勇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我又与他共事。

    在这十余年间，我先后与“三杨”都很好地共事过，在作战指挥、部队军政训练及完成各项任务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情同手足，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周总理关于“三杨开台”的谈话，虽然我没有对其他同志讲过，但我心里是明白的，“三杨”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征善战，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总理对“三杨”寄托着厚望，所以，我在担任他们的政治委员时，都告诫自己，更好地做好党的工作，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二月十日，我兵团机关和六十四军抵达安东（今丹东）地区，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则分别开到辽宁的凤凰城和本溪地区集结待命。安东与朝鲜新义州之间的鸭绿江大桥是我国通往朝鲜唯一的铁路桥，由于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经常要进行抢修，整个兵团要从这座大桥通过十分困难，经兵团领导研究，在铁道兵、后勤运输部门和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除兵团指挥机关乘坐几节指定的车厢开过铁桥外，兵团所属三个军从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分别从临时架起的九连城和长旬、上河口浮桥通过，“雄赳赳、气昂昂”地用一双铁脚板跨过了鸭绿江，奔向抗美援朝最前线。

    我一踏上朝鲜的国土，看到朝鲜的锦绣河山在美国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下，到处是断壁残垣、焦土碎瓦；肥沃的田野上，弹坑累累，荒草丛生，车经平壤时，见到的也是一片废墟，看不到一座完整的楼、一棵挺立的树木，如果不是向导的指点，根本不知道那是昔日繁华的首都。眼前情景与几天前在祖国华北、东北沿途听见生产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我也看到，朝鲜人民不顾敌人的轰炸、扫射，不分昼夜、忍饥受冻地为人民军和志愿军修桥补路、送粮、送弹、救护运送伤员的动人场面，从心底里同情朝鲜人民的不幸遭遇，敬佩朝鲜人民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立即抓住这个教育部队的好时机，指示各部队在行军途中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部队参观被敌人残害最惨烈的市镇、村庄，请受苦受害最深的朝鲜群众控诉敌人的暴行，运用这些活生生的教材，联系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加深指战员对美帝的仇恨，更深刻理解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一致性，进一步激发部队为朝鲜人民报仇，为保卫祖国，打败美国侵略军而战的决心。

    这次千里行军，部队处于异国他乡，道路不熟，语言不通，敌机袭扰，匪特破坏的情况下，加之因物资运输困难，装备给养全靠随身携带，每人平均负重三十五至四十公斤，最多达四十五公斤，日行军四十公里。由于政治思想工作比较深入，部队情绪稳定，士气高昂。指战员们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顶风冒雪、夜行晓宿，而且大多露营雪野，克服了种种困难，于二月二十日到达临时集结地殷山西里。

    十七日，彭德怀司令员在临回国汇报前，抽空来到我兵团的集结地看望部队。杨得志和我向彭老总简要汇报了部队的情况之后，向他请示部队的任务。彭总说：“第四次战役即将结束，一般不准备用你们了。下一个战役怎么打，我回国请示确定后再分配你们的任务。现在，你们要尽快熟悉情况，部队加强战前练兵，准备下个战役打好第一仗。”

    彭老总回国汇报，听取了毛主席对战略方针的指示后，仅一个星期就返回前线，很快与金日成同志确定了第五次战役的方案。我兵团利用这个时机在殷山西里一带休整了近十天，三月七日又奉命继续向南开进，于三月十五日前后抵达开城以北的市边里、南川店、新溪大坪一带集结，兵团部驻进了笃庄洞待命。

    三月十七日，兵团在笃庄洞进行行军总结，表扬了一批千里行军无一减员的先进连队，突出表彰了六十五军“模范吕顺保连”，六十四军“带兵模范”连长刘晨柱等在行军中团结互助、热爱战士、为兵服务的模范单位和个人，在部队中树立一种团结战斗的好风气，动员部队抓紧时间开展战前练兵活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