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经过五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当时，美国的一些统帅、将军和军事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志愿军一无空军、海军，二无重炮，坦克、火炮也很少，为什么美军的一辆辆坦克被炸毁，一颗颗地雷失了灵，一道道铁丝网、一座座碉堡飞上了天真是不可思议。因此，他们中间就有人断定，志愿军一定有什么秘密武器！
是的，志愿军确实有“秘密武器”，这就是它坚强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7页）。“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8页）志愿军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掌握了坚强的政治工作这个“秘密武器”，培养锻炼出成千上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汉，才能战胜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对志愿军的政治工作问题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
我体会最深刻的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在出国作战、远离中央的情况下，更应把党的领导看成军队不可动摇的最根本的原则。因为只有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我军才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真正成为完成革命任务的工具。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传统的领导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求得统一认识，然后按分工分头贯彻执行。在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然要坚持定期向上级直至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报告工作。党委应非常重视一班人的团结，真正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成为整个部队团结的核心。我先后与邓华、杨得志、杨勇等军事指挥员共事，大家都能同舟共济，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亲密无间，从而带动机关各部门的工作形成一盘棋，大大提高了领导指挥的效能和威信。当时，曾刮起一股教条主义的歪风，迷信苏联，全盘照搬苏军的经验，要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定我军的光荣传统，好象不如此我军就不能对付现代化战争。当时我和志愿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这股歪风进行了抵制，因而那些教条主义的规定和措施没有在志愿军部队中执行。我还通过各种会议，并写了不少文章，一再宣传志愿军以自己的实际经验证明：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才使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这场现代化战争的胜利。
我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志愿军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去，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部队，开展广泛、深入的杀敌立功运动，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有力地保证战斗和其它各项任务的完成。
我们十分重视在政治工作中运用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我还经常亲自带领或督促机关派人到基层连队调查研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不良倾向。我们经常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民主作风，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还经常强调发扬我军三大民主，一切工作贯彻群众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有许许多多成功的战例，都说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我们曾经提出过“政治工作来自祖国人民”的口号，积极倡导开展“与祖国人民来来往往”的活动，这就是我们在政治工作中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一个成功例证。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对志愿军十分关怀，三次派“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多次邀请志愿军派“归国代表团”和“观礼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报告英模事迹。我们就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利用这个机会很好地组织迎送和宣传，请祖国亲人向指战员报告祖国建设的新成就，请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中央领导同志和祖国人民关心、热爱志愿军的盛况以及祖国建设的新成就。同时，通过祖国人民大量的慰问信、慰问品和军人家属的来信，了解祖国特别是家乡的新面貌。有的单位还挑选有教育意义的信件，在墙报、黑板报上公布，并组织英模、功臣和战士给祖国亲人回信（其中有许多是少先队员、青年团员和青少年），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许多战士听了英模代表报告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他们的盛况后激动得彻夜未眠，主动提出“争取立功、当英雄，到北京见毛主席！”许多战士还以此作为挑应战的重要内容。家属来信对指战员也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有一个战士接到母亲来信说：“咱家土改翻了身，现在什么都不缺，只缺你一张立功大喜报。”在战斗动员大会上，这个战士拿了这封家信上台表决心，并与战友们挑战，结果真的立了功，遂了心愿。我听了这些情况汇报后激动地对报社的同志说：“这就是来自祖国的政治工作。”要求报社的同志多采访报道这样的事例。祖国人民与“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成千上万封书信来往不绝，通过这种来来往往，互相激励，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就必须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地帮助部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并且把它作为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时部队在阴冷潮湿的坑道里坚持防御作战，坑道里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伙食不好，生活枯燥，战士的体质下降，疾病流行。我根据到职前甘泗淇副政委和原政治部杜平主任主持召开的志愿军政工会议的精神，本着面向连队、面向坑道的原则，与后勤机关密切协同，加强前沿的供应工作，迅速改善了部队的物质生活。为了改善部队的精神生活，刚入朝时，我便把十九兵团文工团七位女演员和乐队的一些同志留在平壤，送他们到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学习朝鲜歌舞和民间音乐近半年时间，学成返文工团后排练朝鲜歌舞、音乐节目，为部队和朝鲜群众演出。我们通过加强文工团、队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工作骨干，组织他们深入到坑道演出，帮助连队开展俱乐部工作，培养连队的文艺骨干，活跃连队文化生活。当时曾出现过用炮弹壳制作的打击乐器和用美国空罐头盒，朝鲜的木料，中国的马尾自制的“三结合”胡琴等连队文娱活动的趣闻，所以，我还利用回国开会之便，亲自找文化部门联系文娱器材和图书的供应问题，使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采。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改变了阵地的面貌，从物质上、精神上巩固了部队持久作战的思想。战士们对阵地有了深厚的感情，把它称之为“阵地之家”。
我很重视发挥报纸的作用，把它作为政治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十九兵团工作时，就经常通过《抗美前线》半月刊指导工作，交流经验。调志愿军总部工作后，除了继续领导办好《志愿军报》外，我考虑到志愿军总部过去用电报对下指导工作、交流经验，好处是快速、及时，但因密码的保密性强，接触面太窄，不能与广大干部见面，而且电文要求十分简短，不可能写得太细，所以，建议创办一个《志愿军政治工作》的内部刊物，直接与团以上干部见面。稿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发表志愿军首长和领导机关的指示，这些指示无非也是集中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予以加工的产物。我认为，政治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在一两个单位首先突破，领导干部和机关的责任是发现它，抓住它，通过刊物介绍，借以推动全盘。我的建议经党委研究同意，并决定，办这个刊物一不增加编制，二不增加人员，而由政治部秘书科的研究工作班子几个人来办。在政治部的直接领导和姚旭等办报同志的努力下，《志愿军政治工作》办得很好，它及时传达志愿军党委、首长的指示，总结交流各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进攻战役中，我请刊物的负责人姚旭及时帮助三个军分别总结敌前潜伏、打敌坑道、纵深穿插的政治工作经验，使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发扬军事民主的活动在全军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
我深刻理解革命文艺对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激励斗志的重大作用，参加“赴朝慰问团”或到志愿军体验战地生活的作家巴金、魏巍、胡可等一些同志到朝鲜前线后，我都热情地接待，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向他们介绍情况，帮助他们深入连队采访和体验生活，并组织部队阅读他们的作品。我特别向部队推荐巴金的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推荐魏巍的报告文学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亲自参加研究和组织排演胡可编写的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剧本《为祖国争光》。
朝鲜停战后，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为了真实地记录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宣扬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战争期间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志愿军政治部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决定组织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和《志愿军一日》两部书，并以“志愿军一日”为题，向广大指战员提出了征文号召。《志愿军英雄传》主要是组织作家和部队的记者、文艺工作者采写，而《志愿军一日》的编写工作则采取群众路线的创作方法，发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广大指战员人人动手来写。我对这次大规模征丈十分重视，亲自抓组织领导工作，要求各部队党委、政治机关将征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亲自抓，团以上各级政治机关成立征文小组和办公室，具体组织指导征文工作，并在普遍征文的基础上，帮助重点稿件的写作和修改，层层审稿、选稿上送到《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全军广大指战员以实际行动响应志愿军政治部的征文号召，在一九五四年形成一个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创作热潮，而且这一热潮很快地扩展到全国所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中去，前后不到两年就胜利地完成组稿任务。
这两部书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月先后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给了志愿军以极大的帮助。虽然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之下，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但仍以全力帮助志愿军作战。
我们十九兵团刚入朝的第二天早上，火车司机因要防空，把列车车厢分段隐蔽在山洞里，到了傍晚，火车头开过来准备把载兵团机关的四节车厢再挂上，不料车头一撞击，挂钩尚未挂上，我们四节车厢因被撞震动一下，车厢便顺路轨往下滑动，由于没有车头控制，车厢在惯性作用下，顺着下坡路越滑越快。我令人拉紧制闸也无济于事，车厢象脱缰的野马向前狂奔，随时都有脱轨颠覆的危险。当无头车厢狂奔十多分钟，驶近定州车站时，突然发现车站的轨道上迎面停放着一辆货车，无头车厢一旦与货车相撞，必定是车毁人亡！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站上一位十三四岁的小扳道工急中生智，迅速冲出车站扳开了道岔，使无头车厢减慢速度，缓缓地拐到另一道铁轨停下，抢救了我们这四节车厢内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命。杨得志、郑维山和我急忙下车向小扳道工致谢。这位朝鲜少年是我入朝后遇上的第一位朝鲜群众，他的机智、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宿营地后，我和杨得志、郑维山还联诗称颂这位可敬的朝鲜少年。
刚入朝时，兵团指挥部驻在笃庄洞，我和杨得志住在一户阿妈妮（大娘）家，她家的男人都上前线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平日，我们兵团领导同志经常抽空同警卫人员一起帮阿妈妮打扫庭院、挑水劈柴，改善伙食时有什么好吃的，也忘不了送一点给她们母女吃，工作之余，有时还通过翻译同阿妈妮谈心，亲如一家。不久，兵团机关转移到了仙女洞。那年除夕，阿妈妮得知我们在仙女洞，特地和小女儿带着打糕、苹果，冒着风雪严寒和敌机空袭的危险，赶了几十里山路来看望我们。亲人重逢，分外亲热。我们留她们在机关过年，与机关、直属队的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联欢，欢庆新年。
许许多多朝鲜阿妈妮和这位笃庄洞的阿妈妮一样，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志愿军。被誉为“志愿军妈妈”的咸在福阿妈妮，曾敲开冰层，在冰冷刺骨的水里给志愿军伤员洗了七百多件染血的衣服。在我军作战中，不仅有朝鲜人民军战友同我们并肩战斗，还有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竭尽全力支前、参战，以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三年间，直接支援我军作战的朝鲜民工即达三十万人以上。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进攻战役中，昌道、洗浦、淮阳三个郡就有八千四百多名群众参加支前。大井里担架员方元根因掩护志愿军伤员而牺牲了，他的父亲方兴福赶来，没有先去料理儿子的后事，却先抬起他儿子原先抬的担架说：“我的儿子没有完成任务就牺牲了，我要替他完成任务，替他报仇！”新丰里担架员金福焕为了掩护伤员牺牲了，他的妻子李金来第二天就带着儿子金基浩赶来，参加了担架队。这种子死父替、夫死妻继，不论男女老少全力支援志愿军的英雄精神，使我们全军指战员都深受感动。
在朝鲜人民的支前大军中，涌现了许多英雄，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更是感人肺腑。有一天，朝鲜支前队员朴在根在抬运志愿军伤员的途中突然遇到敌机扫射，他为了保护伤员，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钢筋铁骨般的身躯，为伤员筑起了血肉的掩体，伤员安然无恙，他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被誉为朝鲜人民的“罗盛教”。沙德里民主青年同盟盟员石吉荣，是一位为了挖野菜慰问志愿军而被敌人炮火打断了一条腿的朝鲜姑娘。在上甘岭战役中，她不顾伤残病痛，不惧敌人猖狂的炮火，在公路上设立一个茶水站，昼夜照顾过往的志愿军伤员，四十天如一日，风雨无阻，一直坚持到战役结束。战后，朝鲜的艺术家将她的事迹编写成电影《山路上未开的鲜花》，一代代地传颂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朝鲜劳动党、政府和金日成同志十分关心志愿军，除大力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支前外，给予志愿军很大的荣誉。朝鲜政府举行的一些庆祝活动和隆重集会，都邀请志愿军参加，并请志愿军首长和英模代表登上主席台或观礼台。在朝鲜停战前的三年间，朝鲜政府授予志愿军英模、功臣二十三万一千一百九十枚勋章、奖章，授予各级干部二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四枚勋章、奖章，并授予彭德怀司令员和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育才、杨春增、李家发、许家朋等十二位同志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我在朝鲜战斗、工作的七年中，先后荣获朝鲜政府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三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一九七五年十月，我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时，又荣获一级国旗勋章一枚）。朝鲜劳动党、政府和金日成同志给予志愿军指战员的荣誉，是对大家的很大鼓舞，指战员们都以立“国际功”为荣，决心以实际行动答谢朝鲜人民。
我们经常以上述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志愿军广大指战员，要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爱护和尊重朝鲜的党、政、军、民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广大指战员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做到了借物送还，损坏赔偿，自己动手砍柴取水，尽量减少群众的负担。冬季行军，战士负重达三四十公斤，到达宿营地已很疲劳，但仍尽量不住民房，经常在山坡上或雪地里露营；在借住民房时，帮助房东打柴、担水、割草、喂牛、推磨、起粪、打扫庭院，还帮助驻地群众治病；临走时进行检查，并向群众告别道谢。在行军路上，互相监督，注意勿踏毁庄稼，勿损坏群众果树；交通要道上，设立岗哨，维护纪律。还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中、朝两国文字写好（或印好），贴在墙上、路边，以便群众监督。有的连队在房东的箱柜上贴上“原封不动”的封条，做到秋毫不犯；有的连队多次宿营在苹果园里，抬头便是挂满枝头的苹果，却没有一个人去摘。朝鲜人民从我军这些行动中看出志愿军真正是他们的好同志、好朋友，虽然语言不通，但思想感情很快就融合在一起。
由于我军仓促出国，有些部队教育还不够深入，加之部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作战条件又很艰苦困难等原因，部队的群众纪律也曾发生过一些问题。如入朝初期，个别连队司务长曾私自使用人民币向驻地朝鲜群众买东西，虽然群众用人民币可以在我们部队服务社或到我边境地区买东西，但我认为这是对朝鲜政府不尊重的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严厉批评，并通报各军严令禁止。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往开城途中，看到部队在砍树木当柴火烧，有的把成材的树木也劈了，非常生气。在这个军的干部大会上批评说：“虽然今年冬季的柴火需要解决，工事需要构筑，树是不可能不砍的，但必须有计划地砍，不可不论大小、好坏，见树就砍，一扫而光。”我又说：“明年春天，我们号召全军展开一个植树运动，在我军驻地的公路旁和荒山上，都尽可能地栽起树来。”我调任志愿军领导职务后，为巩固和加强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团结，对于有关的重大问题，除向上级报告外，总是及时向金日成同志报告请示。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还特地请金日成同志前来同大家见面，并向会议作报告，介绍了朝鲜停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计划，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停战后，朝鲜人民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在受敌人破坏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有一次，他们计划在平壤建造一座砖瓦厂，以解决建材的困难，但因缺少砌大烟囱的技术工人，金日成同志请志愿军给予支援。我同杨得志等几个志愿军首长研究后，立即派出工兵营奔上工地，很快便把烟囱砌好。我们还要求团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要同朝鲜当地党政机关建立经常的联系，并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我也曾多次到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建设的工地视察，并亲自参加劳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两国军队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一次人民军反击敌人时，有三人负伤，我军卫生员何文福立即爬过敌炮封锁的山脊进行抢救。我军和人民军的电线被敌炮打断时，双方电话员只要发现，不管是何方的线路，也不管敌人炮火多么猛烈，都抢先拉线。平时，我军给人民军赠送副食品、日用品、文娱器材，人民军也给我们送蔬菜、烟叶。遇到对方部队行军路过自己驻地时，便腾房子、烧开水，亲切慰问。每逢中、朝纪念节日，都要互相祝贺、献礼、联欢，互派文工团、艺术团进行慰问演出。为了不断巩固和加深这种战斗友谊，我们要求部队要虚心学习人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正规化的制度，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先进的经验。我们对人民军派驻我军各部队的代表及联络员一向十分尊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每次战役、战斗结束后，都主动为并肩作战的人民军部队请功、贺功，宣扬他们的战绩和英雄事迹，以教育我军指战员。
宽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十九兵团入朝前夕，我就指示政治部颁发了很具体的《宽待俘虏守则》，要求兵团指战员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指示，亲自布置十九兵团各军积极开展圣诞节政治攻势。我知道，西方人十分重视圣诞节，就象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一样，是他们合家团聚欢庆良宵的佳节。所以，我在敌工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人之常情，美军官兵远涉重洋到朝鲜参加侵略战争，充当炮灰，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在圣诞节时更会助长他们思乡厌战的情绪。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通过祝贺圣诞节，送圣诞礼品和宣传品，进一步宣传朝中两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告诉他们，美方代表如何百般拖延和破坏停战谈判；如果不是由于美方代表毫无和平诚意，双方早已达成停战协定，他们也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圣诞节了。十九兵团各军在圣诞节期间都通过广播向敌军祝贺圣诞，并赠送了圣诞树、圣诞礼物袋、精心制作的祝贺“圣诞快乐”卡片、纪念章和糕点等礼品。仅六十三军就送出了圣诞树五棵、圣诞礼品袋一百五十三个、圣诞老人画相四幅、圣诞节宣传品五十万余份。这次宣传效果很好，有的美国兵把我们送的“和平鸽”纪念章别在帽子上说：“中国人给我们送礼祝贺是表示友好”；有的取走礼品后，放些纸烟、罐头表示答谢；有的还咒骂杜鲁门害得他们不能回家同家人团聚。
一九五二年圣诞节和一九五三年新年、春节，我已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当时，敌军在我军“冷枪冷炮”杀伤的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成天躲在地堡里不敢露头。为了展开节日对敌政治攻势，我们根据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布置我军在某些前沿阵地上，同敌人达成临时停火，举行火线联欢。我们通过广播向敌人宣布“停火”，给敌人“放假”。敌军官兵十分高兴，纷纷钻出坑道、地堡，在阵地上自由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听听我们播送的音乐，欣赏我们送给他们的节日礼物和宣传品，有的还随着我们播放的乐曲跳起舞来，尽情享受“停火”带给他们和平的欢乐和幸福。由此，对侵略战争产生更强烈的厌恶情绪，从内心感激我军的人道主义和对和平的诚意。
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又在各前沿阵地上普遍和敌军士兵进行联欢。虽然敌军司令官严令禁止，但仍有九百多名美军、英军和李承晚伪军的士兵在阵地上同我们联欢，庆祝“停战协定”的签定。他们纷纷表示：“今后不再同中国人作战了。”
我参与停战谈判后期具体进程的决策研究，深知俘虏问题是谈判桌上一个敏感问题，所以，特别重视俘虏的管理教育工作，亲自视察过战俘营，帮助战俘营总结出关心战俘的生活；不论国家、种族的异同，一律平等待遇；尊重战俘的人格和宗教信仰；进行以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为中心的教育，并通过战俘与家人通信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加强管理，维护俘虏营正常秩序；以及建立战俘完备的档案，配合谈判斗争等项经验，不断完善战俘营的管理教育工作。同时，我们还教育部队认真执行停战协定，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做好优待俘虏、遣返战俘和移交敌军阵亡人员尸骨等工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誉。当时的英国陆军大臣赫德曾公开说：“从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指战俘）给亲戚的六千多封信里，几乎众口一词他说他们的待遇是相当好的。”
停战后部队的敌军工作逐渐放松。一九五四年六月，志愿军政治部召开敌军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今后敌军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指出：“敌军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四个主要的内容之一，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在部队中应经常进行瓦解敌军和宽俘政策的教育，特别是使全体干部认识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经常了解敌人政治思想动态。在军事整训中，要结合战时政治工作的演习，进行火线喊话，捕捉、押送俘虏及执行宽俘政策的演习等。”报告中要求敌军工作应“在不违犯停战协定原则下，积极地研究办法，采取适当的方式去开展工作。”“志愿军的敌军工作要在朝鲜劳动党统一领导下，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并组织地方有关部门和各种力量，依靠群众，才能做出成绩来”。由于任务明确，方法灵活，此后的敌军工作又有了较好的成效。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现代化战争，它的宝贵经验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对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有许多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空前丰富和活跃的时期。我和志愿军前任副政委甘泗淇同志（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都十分重视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朝鲜停战后，我立即着手抓这一工作，要求军以上政治机关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工作总结，把总结经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限期完成，同时，抽调任荣、曾延伟、钱抵千、王楠、姚旭等三十名干部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在帮助各军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的总结。我亲自主持讨论总结提纲，审阅每一章节的草稿，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写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政治工作经验基本总结》（初稿），印发到各参战部队征求意见，后又提交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进行认真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写出了初稿修正本（下文简称《初稿》），上送审查。
一九五六年三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志愿军党委又选调了李耀文、李伯秋、谭右铭、李希庚、陈英、冯村、魏巍、李平、王楠、姚旭等十八名政工干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又反复研究，进行总结。经两年多的努力，编写成《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草稿》（下文简称《草稿》）；同时，编委会还从志愿军各部队上报的经验材料中选辑了各个阶段、各个军种、兵种和各项工作的具体经验二百一十篇，编成《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与《草稿》配套一并印发全军师以上单位征求意见。
一九五九年八月，原志愿军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编委会在山东青岛召开审稿会议，对《草稿》进行审修。可惜在会议期间，因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审稿工作也随之中断。虽然《初稿》和《草稿》两种稿本就此束之高阁达二十余年，未能定稿，但它的征求意见稿在部队中却广泛流传，受到广大干部的重视和欢迎。有的单位把《初稿》全文翻印发给干部阅读，有的把有关章节印发部队学习研究，有的院校还把它列为教学的重要参考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彭德怀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已退居了二线担任中央军委顾问，虽年近八旬，体弱多病，而且双眼几近失明，但仍挂念志愿军的政治工作总结问题，积极提出建议，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审编小组”，并直接组织审编小组成员陈英、陈念棣、王楠、刘运祯、李冲、李子平等六位同志对《初稿》、《草稿》和《汇编》进行认真的反复的审修。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我亲自主持审编小组在北京召开审稿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原志愿军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杜平、张南生、任荣和其他有关领导同志，还有原编委会大部分委员，审编小组的成员和总政治部政工研究处、在京军队院校政工研究部门、各军种兵种有关同志。会议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是丰富的，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对帮助广大政治干部学习我军现代化战争的政治工作经验有重要意义。会议还认为，《初稿》和《草稿》两种稿本都是当年编写人员从大量经验材料中提炼出来的杰作，经过这次审编，又使原稿提高了一步，两稿各具特色，无论舍弃哪一种稿本都很可惜。会议决定并经总政治部批准，由审编小组将《初稿》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将《草稿》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于一九八五年六月，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以纪念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五周年。
中央军委对这两部书出版十分重视，邓小平同志为这两部书题签了书名，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同志题了词。不久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上、下册）也已审编完毕，付印出版。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曲折，三部书一百四十万字的编辑和审编、出版工作，终于胜利完成，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了却了我三十多年的心愿。
一九八五年六月，当《初稿》和《草稿》两部书出版，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深深怀念敬爱的老首长彭德怀同志，怀念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牺牲的烈士，怀念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我手捧书本，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当即写下《杂咏二首》，寄托自己的深情，诗中的“小序”和原文是：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二书定稿付印。时值春暮，是夜，踱步庭院，星辉满天，风摇花影，心潮涌荡，赋诗以记之。
夜半凭栏望东邻，遥忆沙场听号音；
千腔热血护沃土，万条铁臂换乾坤。
唇齿相依兄弟谊，休戚与共姐妹心；
鸭绿江水连天碧，燕舞波翻春更深。
五次战役抖雄风，痛歼美李举世惊；
平眺常思金城地，登高犹忆上甘岭。
梦走桧仓哭英烈，凯旋丹东唱大功；
卅年时光弹指去，一呼彭总泪满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