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林亚金:他们来弄得满身是血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血痛 本章:19 林亚金:他们来弄得满身是血

    林亚金,生于1926年,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什号村人。43年10月被日军抓去,在多个日军据点间辗转充当性工具,因被蹂躏至病得以回家。后又多次遭日军集体轮奸。

    我曾经三次犹豫过放弃对林亚金的寻访。

    林亚金所在的什号村很偏远,从保亭县城到什号村不通车,也不通路,在最大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子。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我在小县城里四处打听去什号的路径,人们大都不知道这个小村子,偶尔有人知道,也都说那里不好去,也不好找。我有些不相信,就这么小的一个县,那么大的一个村庄能不好找到哪里去?于是我决定去租车,自己直接去找。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出租车的生意并不好做,出租车的人也都很热情,但当我说要去什号村时,他们便都不再理会我,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就有人真诚地告诉我:伤车,那里真的不通路,去不成。这时,我第一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还是要去什号村。以正常租金的两点五倍,我终于租到了车。而这时,天却开始下起了雨来。路很泥泞,车总是陷到泥坑里,走不了多远我就要下来推一次车,红色的泥浆和雨水将衣服裱得铅一样沉,路两旁的杂草树枝狠狠抽打着我和车身。什号真的并不好找,路很乱,蛛网似的四处延伸,我们在树林里,在有着茂密植被的山野中盲目地穿行。司机常常会突然停下车,扭头问我:还往前走吗?这时,我第二次想放弃去什号村。

    在一阵犹豫之后,我还是要去什号村,而这时司机也作出了他的决定,他不再前行。司机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了一位熟悉路线的村民,让这位村民用摩托车载我继续去什号村。

    什号村终于找到了,就在一条宽阔而又湍急的河流的那一边。沿着河边上下绕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找到通往河对岸的桥。雨还在下,河水还在往上涨。摩托车驾驶员说:回吧。这时,我第三次有了放弃去什号村的想法。

    我无法不去什号村。看我要过河,摩托车驾驶员先是拼命阻止,见我决心已定,他就到树林里折了根树枝给我,要我拄着它一探水深。在岸上摩托车驾驶员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的指导下,我终于渡过了河,走进了什号村,找到了林亚金老人。

    下面是林亚金老人的讲述。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天,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4个姑娘一起,正在稻田里收割水稻,突然听到邻村方向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我们害怕被子弹打中,就趴在稻田里,探着头朝邻村方向看,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背后有一队日本兵在悄悄围过来。

    当天,我们4个姑娘被日本兵押着,翻过了一座山,到了崖县一个叫什漏的村里。

    到什漏村后,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关在4间茅草屋里。村里的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逃走了,留下的都是空屋。

    日本兵四五人一伙,找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话,问我们抗日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实在不知道,看着日本兵那么凶,就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记得问我话的4个日本兵中,有一个翻译。他们问完话走了,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来了另外4个日本兵,其中也有个翻译。几句问话后翻译就退出去了,听翻译说这三个日本人是当官的。这天晚上,我就被这3个当官的轮奸了。这三个日本人都不是人,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见我痛得直喊,就煽我的嘴巴,不让我喊,就这样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

    从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轮奸时,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天天如此。每天三顿饭,有伙夫送来,每顿一个饭团和半条鱼,有时是一小块猪肉,但我由于天天被糟蹋得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糟蹋,弄得人死去活来的。我想逃跑,但跑不了。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有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被送到了南林日军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家里不过两三里路,远远的都能看得见我们的村子。离家这么近也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我的死活,就这样在这里每天被三五个日本兵轮流糟蹋。那时常常想到过死,又一想父母可怜,无人照顾。

    在南林日军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日军据点,和来时一样,有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日军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破例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壮起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非人遭遇。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经血。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叫我认他干爹,趁便给我帮忙。他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病危,需要回家探望,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日军见我焦黄的样子,已失去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情严重。不久父亲去世,剩下母亲和我,母亲让我到什丁姐夫家吃草药治疗。两个多月后,身体逐渐好转,那已经是1944年初夏了。

    因母亲体弱多病,家中贫困无法生活,我就到罗朋(崖县境内)村去,给一家人打工。这家主人是农民,没有儿女,我给他们干农活,有饭吃,还有点钱为母亲治病。大概有半个月吧,有一天,这个村来了4个日本兵,是罗朋据点的,他们发现我,就硬拉我上山去砍扫把,我担心挨打,只得跟他们上山。行前那个翻译被日军支走,3个日军押着我上山,由于语言不通。只用手比划。谁知到了山上,他们并不让我砍扫把,他们拽住我,粗暴地乱捏我的胸部,痛得我直叫。日本士兵全不顾我痛苦反抗,就将我按在地上,扯破衣服把我轮奸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大哭一场。我将白天的遭遇告诉主人,她也很担心,劝告我早点离开此地,不然,那些禽兽还会来找麻烦的。于是我只好回家了。

    不久,弟弟庆安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我去探望。路上必须要经过一个日军哨所,快走近哨所的时候遇到了3个日军士兵,这时正好周围又没行人,他们拦住我,叽哩呱啦,动手动脚,虽然我听不懂,但心里明白,今天又要遭殃了。眼看无人求助,我转身往回跑,但跑不过日本兵。他们把我拖到路边的山坳轮奸。本来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再也承受不了他们这般糟蹋,于是我大声哭喊,拼命挣扎,希望有人来救。恰好一位农民老伯下地看水,路过此地听到呼救声,扛着锄头就赶过来。此时日军发泄完毕,弃下我溜进哨所去了。老伯见我衣服被撕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边不绝地骂着畜牲,一边扶起我,叫我跟他回村里。我双腿麻木,已是走不动了。老伯就把我背到他的家。直到第二天我的感觉才好了些,却再也不敢去县城了,回家后,我再也不敢出门了。

    听别人说,和我一起被抓到什漏日军据点的谭亚銮、谭亚隆、李亚伦也受尽折磨,直到日军投降后她们才回南林老家。当时因我生病不能去看望她们,只听乡亲说她们3人个个皮肤蜡黄、全身浮肿,在家服药治病。1946年春夏之间,她们都先后死了。

    1951年初,我嫁到罗葵什号村。

    “文革”那些年,因我曾当过“日本娼”,被批斗,不能参加贫下中农召开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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