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高举起投枪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陈孝全 本章:二十、高举起投枪

    朱自清的精神状态和以往大不一样了,创作欲望重又高昂。他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①他的文学观也开始变了,认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成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与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展的路。①文学的尺度与标准的如此变化,在他看来又是和社会变化和阶级的变化相一致的:社会上存在着特权阶级的时候,他们只见到高度和深度;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能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的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要使这新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还有待于我们自觉的努力。②他的创作视野也开阔了,眼光已从个人小天地转向广阔的社会背景,严肃地观察、分析着现实的矛盾,认真地思考着人生的问题。

    开春以后,他在召开了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布置了闻一多全集拟目工作以后,立即埋头撰写文章。一天,他在书房里正写得起劲,忽然吴晗来访,一见面,吴晗就递过一份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的草稿,征求他的意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为了发动内战,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美帝国主义俨然成了中国的太上皇,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大发淫威,无恶不作。1946年12月20日发生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军绑架强奸事件。12月27日,北京大学生千余名学生举行抗暴集会,并成立了北京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30日,北大、清华、燕大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打破了古城的沉寂,掀起了全国抗暴斗争的怒潮。1947年1月,全国有10个城市50万人以上学生举行示威,要求撒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这一行动,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为了扑灭愈烧愈旺的爱国火焰,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逮捕了2000多人。吴晗拿来的抗议书即为此而发起的。朱自清对反动当局近来的鬼蜮行为,本就深恶痛绝,所以二话不说就在上面签名。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3教授宣言。

    宣言在报纸发表时,朱自清名列第一,国民党特务曾三次到他家来,一位好朋友对陈竹隐说,他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很焦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朱自清,要他小心些。却不料朱自清轻蔑地冷笑道:

    “不用管它!”陈竹隐急道:“怎么?你准备坐牢吗?”

    “坐就坐!”他爽快地回答。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却担心学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复发,躺在床上,听说外边又在抓人,连忙对陈竹隐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来躲”。果然,没有多久,就响起了敲门声,陈竹隐连忙去开,一个女生仓皇地进来要求躲避。朱自清乐于资助进步青年,一个学生要到解放区去,来借路费,当时他手边正紧,还是从保姆那儿借点钱凑足数送他走的。李广田曾回忆他当时和青年相处的情况:他近来对于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前些年,他还极力肯定中年人的稳健,以为中年人的稳健适可以调协青年的急进,近年来却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识见与勇毅,更进而肯定了青年的气节,也就是一种新的做人标准。因此他确在向青年人学习,虽然一直在病中,他也总要出席各种大会,在集体讨论上他一面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一面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青年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朱先生被青年人拉着向前走,他看过之后,不但自己承认,而且盛赞那篇写的很好。①

    朱自清为什么这样喜欢青年人?在《论青年》一文中,他说:“这是青年时代”,“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因此他总是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每当他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让青年教师先看,还一定要他们提出意见;他也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对他们写的文章很关怀。李广田说:我自己的文章在未发表前本不愿给别人看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为怕耽误他的时间,然而朱先生却不放松,他知道我在写文章,不等写完,他就说:“写完了让我看看”。他看过了,也一定说出一些意见,而且他看得特别仔细,错字,错标点,他都指出来,用铅笔在原稿上作了记号。他这种坦白认真的精神,往往令人惭愧自己不够坦白,更不够认真。①青年生也喜欢和他接近,听他的教诲。3月8日,北大文艺社与清华文艺社在清华园开联欢会,他们经过讨论决定请朱自清参加,其理由有四点:“第一、他是一个随便的人,只要我们自己不拘束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谈。第二、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材料,和比较公正的意见。第三、他一向很重视的东西,我们可以藉这个机会和他交换一下意见。第四、尤其主要的,他是愿意接近年轻人的,在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先生离不了学生,学生也离不了先生,平常我们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谈谈,今天北大文艺社的人也来,绝不能,也绝不应该误过”。②晚会地点在304教室,主题是“一年来我与文艺”,同学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创作的苦闷,有的说发表的困难,有的要求恢复在昆明时期文艺社经常讨论和批评的风气,有的抱怨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发言中夹杂着许多“主观主义”、“客观存在”、“矛盾”、“统一”、“创作原动力”、“政治性”、“知识份子能不能写工农大众作品”等新名词和新问题。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专心地谛听着大家的发言。待主席请他讲话时,他谦逊地说:

    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名词,我懂是懂得一点,不过我新书看得太少,总觉得不大接头。从前在昆明时,听说来了新东西,等我赶去时,早卖完了。到北平来,也很难见到几本。近来我正在看一本旧书,谈到文艺上的“距离”问题,我们十几年前是常谈的,那时我们惯用的名词和你们现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时很多人主张文艺与现实应当有距离,不过刚才提的那本书,倒主张不一定要有距离。目前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主张文艺应当密切地和现实连系起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写惯了以前的写法的人,这一来,不是感觉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场活跃起来了,待安静下来,他又慢慢地接着说:这半年来,在班上,看你们的习作,你们青年人的确与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社会各个方面,大体上看来,还是有进步的,不过也许你们年青性急,总觉得变得太慢,希望快点变。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一切是在变,不过不觉得变得慢就是了。

    接着,大家又谈起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晚会结束时主席又请他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多写,可以从写通讯练习起,要多多观察,要多听,一位外国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记听到的语言,这种作法对我们很有帮助”。4月9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清华新诗社举行“诗与歌”晚会。“新诗社”系1944年初由联大学生肖荻、何孝达(即何达)发起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以联大同学为主,吸收部份校外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参加,聘请闻一多为导师。在闻一多的关怀与指导下,新诗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民族服务的方针,开展各种活动,有很大成绩。晚会特地请朱自清讲演《闻一多先生与诗》,显然是为纪念这位为民主事业而壮烈献身的战士的。在会上,朱自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闻一多对诗歌创作的成就和理论主张,及其对青年的热情帮助。他告诉大家:

    闻一多在“新月”时期就是爱国诗人,现实的诗人,《死水》诗集就是显明的例子,与徐志摩等飘渺的感触迥然不同。闻先生喜欢杜甫的诗,因为杜甫是对社会怀了很大抱负的现实诗人,闻先生特别赞扬田间和艾青的诗,因为他们二人是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

    最后,他沉痛地说:

    闻先生晚期虽中断写诗,可是在被暗杀的前三个月,曾开始拿起了笔,写了数篇长诗,可惜没有发表就死去了,这些诗早晚要印出来的。

    近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考虑很多,工作之余就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这方面的文章。4月11日,他进城参加国语推行会,晚上,他应清华通识学社的邀请,在清华文法讲讨室作题为“谈气节”的讲演。他一上来就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接着他联系历史情况,分析批判,传统知识分子和立身处世之道,即气节的标准,从而论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着重肯定了现代知识青年大无畏的精神。他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这是他几年来生活体验的总结,反映了他对斗争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的青年学生的无限赞赏的心情。

    他把这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于5月1日出版的《知识与生活》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还写有《论书生的酸气》和《论不满现状》两篇文章。在《论书生的酸气》里,他严厉地批判了历代知识分子的清高意识。说:“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对他们那种“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的迂腐气,作了尽情的嘲弄,从而肯定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看清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在《论不满现状》中,他明确指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并直截了当地阐明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这些话说得多好!30年前,他背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他是那样地偏爱着自己的出身阶级:“我懒惰地躲在自己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①过去,他以自己创作热情地表现“我的阶级”,而现在,却轮到他以锋利的笔锋,来批判“我的阶级”了。这变化表明了他的思想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东风荡荡,湖水粼粼。

    大自然开始给清华园披上新装,草地从苍黄转为嫩绿,干枯的树枝爆出了如珍珠般的新芽,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在春风沐浴下,朱自清身体似乎也好了一些,连日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5月1日,他出席了北大文艺社举行的文艺晚会,和冯至、马彦祥诸人分别讲演五四时期、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中国文艺的进展和演变。

    2日,参加北大新诗社主办的文艺晚会,听“黄河大合唱”。

    4日,他在《泥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节纪念》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想。文章写道:五四文艺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新文化运动。这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领导的地位。

    这文艺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

    这文艺运动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这文艺运动清算了过会,把握着现在,认清了现在,认清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代。

    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向民间去”。

    这是他对五四文艺运动的新看法,也是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新认识。

    5日,他出席了清华“五四”文艺晚会,作了题为“论严肃”的讲演。他生动地叙述了中国传统文学中,诗词等地位的变化过程,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开始就是严肃的,批判了中途出现的“玩世派”,肯定胜利以后文学强调“人民性”是“重行紧绪了‘严肃’那尺度”,指出“目下黄色和粉红色刊物的风起云涌”,“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文艺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时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讲话内容切实,态度严肃认真,论证详明,极受听者欢迎。

    这时,他开始大量阅读解放区的作品。他从那些文艺创作中去理解解放区的现实,而又从对解放区的理解中去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其中,他特别喜欢赵树理的。一天,几个同学到他家访问,他很高兴,坐在藤椅上抽时香烟,天南海北闲扯,谈笑风生,愉快非常。谈话间,一个同学提到新近出版的《北方文丛》,征求他的意见。朱自清说:“我看到的不多,但我觉得《李有才板话》很好。我要写一篇文章评论它”。

    这篇文章就是《论通俗化》,他认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之所以有那些成就,是因为“有了那种生活,才有那种农民,才有那种快板,才有快板里那种新的语言。赵先生和那些农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语言写出书里的那些新的故事”。又说,“书里的快板并不多,是以散文为主。朴素,健康,而不过火。确算得新写实主义的作风。故事简单,有头有尾,有血有肉。描写差不多没有,偶然有,也只就那农村生活里取喻,简截了当,可是新鲜有味”。在文章中他还论及《李家庄变迁》的艺术成就。他认定赵树理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

    为了斗争需要,当时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标语口号,对这种现象,有些人很反感,认为这是“起哄”、“叫嚣”,是一种“符咒”,“语文的魔术”。朱自清本也讨厌标语口号,现在他感到:“这值得我们想想,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一般人爱起哄吗?还是标语口号的确有用,非用不可呢?”深思结果得出新的见解:“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贴标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要。”因此他坦然宣告: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符咒”也罢,“魔术”也罢,只要有效,只要能以达到人们的要求,达到人们的目的,也未尝不好。他认定:“标语口号正是战斗的武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标语口号不能“滥”,要有现实性,要诚,不能用来装门面,只图好看好听,而要“发生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①朱自清这样主张并非偶然,而是和当时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连。

    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逼到饥饿线上,为了生存,人民奋起反抗,自今年起,城市贫民掀起了广泛的抢米、“吃大户”等热潮,参加者约17万人。5月19日,上海七个国立大专学校学生7000余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20日,北平大中学生3万人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游行,喊出了要饭吃、要民主的口号。

    朱自清十分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

    抗战胜利的曙光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光明?带来了多少温暖?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本来对抗战寄予着那么殷切的希望,蛮以为狼烟熄灭之后,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将壮伟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谁知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与他主观愿望绝对相反的景象: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萧条,农村破产,老百姓依然鹑衣百结,一脸菜色,真是哀鸣遍野,饿饣孚成行。他不由发出如此痛苦的喟叹: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

    他从成都看到的“吃大户”情况想到现在,心中感到非常吃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6月24日,他签名呼吁和平宣言,反对内战,又到新林院北院访问同事,请他们参加签名。接着,写了一篇《论吃饭》的文章,为千百万饥民呼吁,向反动当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文章抓住当时“吃大户”这一典型事件,针对吃饭问题,抒发议论,支持广大民众为求生存的正义行动,从而揭露了“更其动乱”的黑暗现实。文章中心命题主要论述“吃饭第一”的道理,维护人民的“吃饭权”,他说,吃饭是人情,是为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广大饥民“吃大户”的举动,正是合理的行为,这是“天赋人权”。文章尖锐指出: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这篇文章的深刻处在于它通过“吃大户”事件,透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把握住整个时代潮流,配合了当时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呢?文章从具体事实出发,深刻指出,是统治者“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民众,”人民吃大户的原因是“被迫得无路可走”。朱自清在文章里,热烈赞扬了人民的觉醒和伟大的集体力量,他直言宣告,人民这种为维护吃饭权的革命行动,是“法律”和“官儿”压不下的,这因为“群众就是力量!谁怕谁!”他激情地歌颂人民“不能再安贫乐道”,也“不能再安分守己”的集体斗争精神。他对群众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这种声音,这种精神,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终于在斗争中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运用了自己丰富的知识,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时而说古,时而论今,从远古一直谈到抗战“吃饭更难”的现实,从历史角度论证民与士对吃饭问题认识的变化,洋洋洒洒,顺理成章,有力地阐明了“吃饭第一”的道理。他绝非为说古而说古,而是从现实出发,由今而想古,说古而涉今,他广采古今事例,把论古与说今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论吃饭》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反映了朱自清后期杂文的风格特色。

    当时,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朗诵诗创作十分流行,清华学生也经常召开诗歌朗诵会。朱自清对朗诵诗有点怀疑,觉得它不是诗,至少不像诗。但在参加了几次朗诵会后,渐渐感到它和有些诗比起来不觉得好,但听起来却不错。这使他想起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一次晚会上听闻一多朗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从闻一多的抑扬顿挫的声调里,切实地领会到这首诗的深刻的情调,晚会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朗诵变成当晚最精彩的节目。从此,他逐渐改变看法,认为有些诗是在朗诵里才能显现出好处来的,“这种朗诵诗大多数只活在听觉里,群众的听觉里;独自看起来或在沙龙思念起来,就觉得不是过火,就是散慢,平淡,没味儿。对的,看起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可是在集会的群众里朗诵出来,就确乎是诗。这是一种听的诗,是新诗中的新诗。”它的特点是,“说出大家要说的话,听的是有话要说的一群人”。①他自己也开始实践,在课堂上朗诵何达的诗给同学们听,效果很好。

    一天,他去北大参加一个诗歌晚会,听到朗诵《米啊,你在哪里?》感到很好,虽然有点标语口号似的,但短小精悍很有劲儿。散场之后,和一位朋友边走边讨论,朋友承认朗诵诗的效用,但觉得这只是为时代所需要的,不能永久存在下去。朱自清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集体化似乎不会限于这个动乱的时代,这趋势将要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虽然在各时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许不一样。那么朗诵诗也会跟着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杂文一样。”他从实践观察中认识到朗诵诗的价值: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又说:

    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来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它表达这些情感,不是在平静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它给群众打气,强调那现场。①为了支持朗诵诗,他托人设法在“星群出版社”出版何达诗集《我们开会》,还特地写了一篇《今天的诗》,热情地做了评介:“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又说,“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这些都真切地表明他的文艺观在实际斗争中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为人生的诗人,进而成为大众的诗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他也输进新观点和新内容。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①以这种进步观点和态度从事教学,使古文学和现代不脱节,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这时,有件事使朱自清特别高兴,那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奋斗,闻一多全集整理已近竣工。5月25日下午,朱自清邀请了中文系同人12位,集体校对遗稿,重新编排全集次序。对闻一多全集的编辑,他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总感到闻一多“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还记得,在云南蒙自的时候,闻一多住在楼上,终日做研究工作,一刻也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所以被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朱自清认为就因为闻一多“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这半年来,他细读闻一多手稿,越发感佩不已,觉得他“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对于这样丰富的手稿,他简直不知从何下手了。整理过程也极艰苦,第一批稿子从昆明运来时,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编委会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的幸而未破,也斑斑点点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完整,不致妨碍编辑工作的进展。开头,朱自清拟了一个目,全集由家属和开明书店接洽出版,委员会则集中整编几部未完成的遗著上,因而决定分工负责,他自己总其成。计分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诗与批评、散文、演讲录、书信、诗选与校笺等八个项目,将古代与现代打成一片,成为“诗的史”。全集拟目由天津文汇报发表,征求读者意见,希望他们能够钞寄闻一多遗文,结果来信员然不多,而增加的文篇却不少。

    朱自清对闻一多遗稿十分珍惜,保管很严。7月中旬,北大学生要举办闻一多遗著展览,他们要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提供资料,闻一多遗稿全部存在清华,由朱自清亲自保管。闻家驷到清华找朱自清商量,朱自清将一部份手稿检出来,写好目录,郑重地在后面写道:“家驷先生经手借给北大同学主办的一多先生周年纪念遗著展览用。”递给闻家驷请他签字。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闻家驷十分感动。

    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为全集写一篇“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八月酷暑,热浪滔滔,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他要通过这篇序言,把闻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风格传播于世。一起笔,他便写道: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到学者的时期,他也如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他沿着这样的思路,返顾闻一多的生活思想轨迹,阐明他“斗士存在诗人里”,“学者中有着诗人,也存着斗士”的独特风格。最后,他指出闻一多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甘心的!”

    这篇题为《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的“闻一多全集序”完稿时,已是八月将尽了。

    在整理遗稿时,朱自清发现闻一多有些关于办中国文学系的意见,见解精辟,很有参考价值,由是将它联缀成篇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闻一多方案是“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系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他认为文学不能分中外,语言学应该独立成系。朱自清也写了篇《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补充并肯定了闻一多的意见。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期结束时,中文系为毕业生召开了欢送会。朱自清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但一个人无论做中学教员或其他职工,一定要先把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做好,这样人家才会相信你。”这就是他常讲的实干精神。

    时光悠忽,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新学年开始了。10月24日晚上,中文系举办一个迎新大会,文娱节目中最为热闹的是扭秧歌,师生一起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迈着不自然的步子起劲地扭着,惹得青年学生们哈哈大笑。这个瘦弱的老人就是朱自清。

    散会后,他还兴奋异常,回到家里即在“日记”上写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

    扭秧歌这件事在当时是十分新鲜而时髦的,因此他的参加很引起一些闲言碎语,有些人认为偌大年纪还和男女青年一起扭秧歌,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法明了”的事,但学生们对此却十分感佩,认为是一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是“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①11月22日,是朱自清50大寿,晚上陈竹隐烧几碗菜,阖家为他祝寿,他非常高兴。

    翌日,他的学生王瑶等来他家里,提议为他举办50诞辰庆祝会,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婉言推辞了,说:“明年再说吧,明年才是50足岁”!王瑶等只好答应了。

    谁能料到?明年迎来的却是一个令人哀伤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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