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天亮要启程时，我根本上不了路。敌连长暴跳如雷，找狱卒询问，才知看守长不准外人与我这个“要犯”会面，也不许送东西，严防走漏消息，免得在通过九里山和一步墕山路时惹下麻烦。但敌连长怕夜长梦多，急着赶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我乘机对他们说：我的伤口溃烂，又不准吃不准喝，还被臭虫、跳蚤叮了一夜，我寸步难行。你们要杀就干脆在清涧县城里杀了我！敌连长见我确实行动艰难，强逼着走下去，有个三长两短，难逃其咎；更没有随便处决我的权利，还必须将我押到榆林。走又走不了，不走又不行，骑虎难下的局面令他火冒三丈，当即向看守长和狱卒们动起武来。衙门内外，棍棒横飞，乱成一团。群众越聚越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围观者揭露监牢里种种黑暗罪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看守长和狱卒招架不住，只好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提出：启程可以，但要有条件：第一，每到住宿地，不许另加刑具，要能吃好睡好；第二，经过村镇时，要停留休息；第三，昨日整天汤水未沾，今天要吃饱了才能走；溃烂的伤口要敷药治疗；第四，途中由我哥哥照应，押解部队不能干涉。敌连长巴不得我能走，所提条件满口答应。
一路上，敌连长时不时和我搭讪，表面上也不那么凶狠了，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老老实实赶路。我乘机给士兵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林冲夜奔梁山，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金田起义，李自成当皇帝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史等等。军官们开始还来干涉，慢慢也都凑上来听。士兵们毕竟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百姓，他们不时送来水和沙果，并尽量减轻我的痛苦。
敌连长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性，过九里山时，重新整顿队形，派出一个排提前上山警戒。在所有隘路、悬崖等险路上布置了岗哨，既防游击队劫人，又怕我跳崖殉节。过一步墕山路时，更令敌连长提心吊胆，防范严密。
到绥德县城后，我仍被关押在死囚牢里。国民党的监狱是人间地狱，这次虽然有家兄为我送水送饭，还有了个“床位”，但依旧被跳蚤叮、蚊虫咬，伤口溃烂的更加厉害了。
8月3日凌晨，从绥德死囚牢出发，途经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朝米脂县城走去。盛夏正午的烈日，使伤口浸泡在汗水中，狱中虫咬的血泡，流着脓水，每走一步都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管敌连长是否同意，拖着重镣走到大树下乘凉，并训斥他违犯在清涧县所立条件，提醒士兵看清他的丑恶嘴脸。
大哥抚着我前胸后背的创口，泪如雨下。他买来了西瓜、沙果为我解渴，士兵们因有了喘息的机会，也纷纷给我送水。
晚上，到达米脂县，我又被投入死囚牢里。看守长居然提出要交5块银元才让睡觉，否则就施以酷刑。我一口拒绝这种无理要挟。他立即吆喝来四五个刽子手，把我拉到一尺宽的两道砖墙之间，脖子上套一个铁圈，用铁索紧拴在木桩上，把我脖子撑得只能向后仰，身体动弹不得。霎时蝎子、跳蚤、臭虫、蚊子等毒虫爬满全身。
4日凌晨，当敌人又催促启程时，我脱掉上衣，露出惨不忍睹的身子坚决拒绝上路。押送的士兵一路上对我的为人已表敬佩，见敌连长及监狱看守们如此背信弃义，如此暴虐，不等敌连长表态，就一一闯进县衙大堂，把看守长打得血肉横飞。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县长躲在乡绅家中不敢出面，派了一个所谓有声望的绅士来向我求情，表示严惩看守人员，改善监狱条件，请求我上路。我厉声斥责他们：你米脂县的牢房里，不知关押了多少无辜百姓，不知多少人被你们残酷折磨死。现在对我假仁假义，过后照旧虐待别人。老子今天就不走了，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改善！
乡绅吓得要死，只好向我大哥求情。善良的大哥抱着天真的幻想承诺下来。他苦苦哀求我，还是继续上路吧，这次你放过了他们，以后不敢再虐待你了，也许还会有救？我实在无法拒绝已为我操碎了心的兄长。我在半昏迷中赶往鱼河堡。途经镇川堡时，听到陕北特委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品肖、王守义等同志于8月3日被杀的噩耗。
在鱼河堡我度过了最悲痛的一夜。这些同志都是有远大理想、有才华、意志坚定的年青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党的组织，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们的牺牲使我感到非常痛惜，同时使我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