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土地革命风暴的兴起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余伯流陈钢 本章:第八章 土地革命风暴的兴起

    “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的提出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茅坪“安家”以后,在边界各县开展了广泛的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活动,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从而揭开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序幕。

    1928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在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土地革命试点。3月,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桂东沙田等地进行了分田的尝试,为边界普遍开展土地革命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但是,这时的土地革命试点,是尚不深入也不巩固的,以至敌人一到,土地仍被地主豪绅夺去。“三月失败”时,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土地革命成果尽行失落。

    朱毛两军会师后,虽然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之时,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频繁不断,力量强大,但是,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反而一天一天扩大,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其中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真正发动和组织起来了。

    究其源:“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乃是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与制定的。大会历时3天,认真讨论了边界的土地革命深入问题。会后,在宁冈茅坪仓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设立了土地部,谭震林任土地部部长。随后,边界各县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为了帮助各地搞好土地革命,毛泽东和边界特委还从军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到宁冈、永新、遂川、莲花等县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如:谭震林去了小江区,何长工去了东源荷花形村,王紫峰去了葛田村等。

    对于边界的土地革命,谭震林回忆说:“我们攻遂川、宁冈、永新等县,建立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后,就着手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1928年4月以前,边界土地革命还未深入,3月间湖南省委又将正规部队调往湘南,致使边界陷敌一个多月。这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4月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砻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政策,这才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很快就使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鼎盛的时候。”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此后,“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

    可见,边界党“一大”,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标志。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委后,为了统一边界各县政府的领导,5月底,毛泽东又在宁冈茅坪召集了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袁文才任主席,下设军事、财政、土地、司法、青年、妇女部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军事部由张子清负责;财政部由余贲民负责;土地部由谭震林负责;司法部由邓允庭负责;青年部由肖子南、刘真、胡波负责;妇女部由吴仲莲、彭儒负责;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宋乔生、毛科文负责。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设立在茅坪仓边村的袁家大屋,为边界政府最高权力机关。本来,政府主席是推举毛泽东担任的,但毛泽东考虑到他主要抓党和军队的工作,地方政府的事,还是以地方同志担任为好,便提议、推举袁文才当了主席。边界政府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酃县等各县政府。至全盛时期,边界各县区、乡政府相继建立,“民众普遍知道了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宁冈民众简称为‘埃政府’的(客籍土话‘我们’称埃,埃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别的地方简称为‘苏政府’”。

    边界政府成立以后,将土地革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县、区、乡都相应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统筹土地革命的事情。为了帮助各地的土地革命,由边界政府统一从军队中抽调了许多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土地革命工作。

    然而,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在五月间就挂起来了,但成立得很仓促,极不完备”。“各级苏维埃是成立了,但名不副实。”工作没有实际的开展。

    在初期的工作当中,不少地方的小地主、富农,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这种现象,对当时的土地革命及其他工作,带来了不少影响。边界政府虽曾发过一个布告,而在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职能上做得很是不够。有的地方是党包办一切,有的地方只停留在“每日只是替党部通信的交通,替红军搬运粮食,派使做侦探,管理赤卫队”等琐碎的工作。这种现象,直至后来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把那些钻入红色权力机关的坏分子清洗出去,充分认识到苏维埃的权力和作用,才“慢慢纠正过来”。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底至1929年初,边界曾筹备召开各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力图健全边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为此,成立了一个秘书处作为筹备机关,同时建立了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但由于湘赣两省敌人第三次“会剿”的发动,致使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未能实现。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尽管如此,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对当时的形势发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曾说了这么一句话:“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边界土地革命的全面开展

    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由于有了大陇试点、中村插牌分田、塘边试点分田等小规模分田斗争经验,因此当土地革命全面铺开时,也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当时的具体步骤和主要做法是:

    1.成立分田领导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各县、区、乡的土地委员会。“它是由工农兵代表大会(县、区、乡各级都有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分配土地时,就由他们先进行研究,土地委员会还要作调查研究。”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1970年12月。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制定分田方案和划分阶级,分田时是以阶级成分来决定是否分田的。但那时划分的阶级,都比较简单,“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

    2.红军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分田。

    边界的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开展时,边界特委抽调和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深入各县的乡村,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当年被派到宁冈葛田乡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3.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

    以乡为单位来进行分配土地的方法,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取得的。“原先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是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的。后来改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毛主席调查研究,经过斗争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才找到的。”这个办法较之毛泽东在1927年8月19日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土地纲领》规定的是“以区为单位”,而在此时及以后形成的《井冈山土地法》却提出了以乡为单位、以几乡为单位、以区为单位三种方法,不仅更机动,也更切合各地的实际,更能调动贫苦农民的积极性。

    4.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边界各县,当时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分配标准是以人口为单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后来接到中央六大决议案,中央只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但在边界已经实行,如改过来将贫民分到手中的土地再还给富农、地主,就会挫伤贫农阶级的积极性,所以就决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5.实行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配的原则。

    井冈山区,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情况差距很大。开始“在分配土地时,原来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发现,这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因为富农的地,一般是比较好的,贫雇农种的地,一般是比较差的。如果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那么,富农中的好田就分不出来……后来主席提出要‘抽肥补瘦’,把富农的好田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所以,“当时按4担谷1亩估计,分上、中、下三种田,田也造册,按上、中、下搭配分”。

    在边界土地革命中,虽曾一时出现过一些“左”的做法,但基本上执行政策较好,注意了正确对待中间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地主也分田等,土地分配后还组织复查,看看是否公平合理。

    这一年的庄稼,获得了很好的收成。宁冈一带的群众都踊跃交公粮。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

    经过4月起至7月的群众土地斗争,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加快了根据地的发展。

    井冈山土地斗争的历史经验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前无成法”的情况下摸索进行的。“因为从11月底起,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但是,井冈山的土地斗争在特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依据当年的一些历史资料及经历者的回忆,井冈山土地斗争的历史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全面掌握边界的土地状况和阶级关系。

    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先行者。他在1927年冬,就亲自到茅坪坝上、洋桥湖一带及永新的秋溪一带,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并写下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说来,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除万安情形此间无直接调查外,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茶、酃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毛泽东除自己从事调查外,还要求红军及地方干部直接参与此方面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在1927年11月间开办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时,毛泽东就要求教导队学员下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带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很广,如:行政区划、人口、阶级、土客籍矛盾、土地占有情况、文化风俗等一概都要了解,然后填写调查表。谭冠三在《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中说:“毛主席很强调宣传队要作调查研究(对整个红军也是这样强调的)。毛主席对工商业怎样?地主怎样?工人怎样?都要调查清楚。还要求我们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工人、农民又是怎样被剥削的,以及每个村庄里的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也都要调查清楚。我们在一个地方作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

    2.充分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革命,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土地革命斗争中尤其如此。因为,当时边界的贫苦农民不懂得阶级与阶级压迫的关系,总以为自己贫穷是“命中注定”,“八字不好”,“命苦”,因此,“第一步跟他们进行打破‘宿命论’的教育……第二步就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树立斗争胜利的信心……农民发动起来了,有了阶级觉悟,有了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进行土地革命了。否则,如果游击区还不巩固,基础还不好,就很少可能进行土地革命。即使进行了农民也不敢要地主的土地”。

    群众起来了,土地革命搞起来,便要武装群众了。“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所以,红军在与敌人战斗获得胜利后,毛泽东即指示将缴来的武器,除武装部队外,还要将一些枪支送给地方。这样,正规部队走后,遇上反动地方武装的挑衅,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成果就不会丢失。

    3.正确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当时边界开展土地斗争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开始时,无章可循,全靠摸索。如在没收对象问题上,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在分配标准问题上,是按人口标准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标准分配?或是两者兼顾?在分配区域问题上,是以乡为单位分配,还是以村或是以区为单位分配?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分配后的土地所有权是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还是归农民所有?土地能否自由买卖、租赁?如何区别对待中间阶级?地主要不要分田等等,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这一大课题,在当时全党及各个根据地都在探索阶段,并无成法可循。而井冈山根据地自创立之来,几月间与组织失去联系,“六大”决议直至1928年11月才送至井冈山。这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由于毛泽东和边界党注重了社会调查研究,倾听了群众的要求,从而,比较正确、科学地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如在土地分配标准问题上,边界执行的还是以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后“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依然照顾了老人与小孩。在《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时,人口与劳动力两个标准都采用了,并提出:“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这就既切合了边界的实际,又与中央的政策相吻合,做到了二者有机的统一,受到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又如边界在土地分配区域的问题上,也表现得比较灵活:宁冈四区就是以区为单位分田的,协调了原以乡为单位客籍农民认为吃亏的矛盾;永新的小江区,则是三四个乡作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

    4.抓好典型,以点带面。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面铺开的,而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的:首先是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为发动群众和试点(大陇、中村等)阶段;1928年5月至7月为土地革命全面深入开展阶段;1928年9月至12月为土地革命的巩固阶段。在此当中,都抓了几个典型,并以典型推动全面。如派毛泽覃在大陇乔林进行土地革命试点,毛泽东本人在中村亲自抓点,以及后来的塘边试点,都体现了毛泽东注重实际,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和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政治眼光。

    5.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土地革命的保证。

    1928年7月,正当边界土地革命处于高潮之际,中共湖南省委数次改变主张,把红军主力拉往湖南,致使边界招致“八月失败”,造成“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的严重后果。“八月失败”的这种后果,说明了没有红军作为根据地的中流砥柱,土地革命是难以开展的,开展了成果也是难以巩固的。诚如谭震林在《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中所说:“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土地革命就无法开展,农民群众也不可能充分动员起来支持革命,已经占领的地方也保不住,到头来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

    综观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的经验,表明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即在四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的小块红色根据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相互依靠,才能求得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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