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袁、王之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余伯流陈钢 本章:第十九章 袁、王之死

    袁文才的私自离队与复出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与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时,毛泽东、朱德等获悉井冈山已失守,于是决定率部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这时,谁也未料到;已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与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却在东固私自离队了。袁文才、刘辉霄等私自离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问题的文件。他们不敢相信,却又十分害怕。

    于是他们“便商量好离开部队逃回家去。当时,袁文才、谢桂标、刘辉霄三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做小买卖生意的,肩挑一担烂箩,箩里放些辣椒、大蒜。箩是双层底,驳壳枪就放在箩底中间。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枪夹在手腋下。我(刘天林—引者注)和刘辉霄作为买牛皮的,刘辉霄夹一把雨伞,名为收买牛皮的小商人,我带一付绳索,作为担牛皮。绕山路走了20余天后,到达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乡新源背,与周桂春(原红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接了头,当时我们很高兴。此后,当即返回宁冈,住在柏路梨树山,时间是1929年4月(阳历五月份)。”

    袁文才等回到宁冈后,秘密地与王佐见了面。此时,边界已组建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王佐见袁文才回来,很是高兴,就想让袁文才来当团长。袁文才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执意不肯,便托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闻知袁文才私自归来,即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龙超清、谢希安等人深为不满。何长工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作了汇报。宛希先与袁文才交谊甚厚,又觉得袁文才的私自离队恐有“苦衷”,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考虑到红军独立一团已编入红五军,就把袁文才调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仍回宁冈县委、政府做事。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他任宁冈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后,即与王佐率领的红军独立一团一起,积极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还在睦村打垮了宁冈反动靖卫团,击毙了宁冈县长陈宗经,赤卫大队因此也得到很快发展,接近一个营。

    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两籍矛盾历史上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也就不可避免地重新卷入土客籍矛盾的漩涡之中。并且,这种矛盾发展到与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

    土、客籍矛盾的加剧

    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来到宁冈后,毛泽东就已察觉了。对此,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边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线。本地人的土籍与数百年前殖民来此的广东、福建籍,两者之间发生很大的界限,历史上仇怨非常之深,简直成了很激烈的‘民族’斗争。我们的割据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这种界限,在道理上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尤不应引到共产党内。然在事实上,因多年历史的遗留,土籍、客籍间的界限依然还有很大痕迹。”

    对于这个矛盾,毛泽东等在边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两籍间逐渐趋于相合。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袁文才、刘辉霄的调离,就是毛泽东力除土客籍矛盾的杰作。可是,毛泽东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这种矛盾又悄然而起了。当时,引起袁文才深深卷入这个矛盾之中,并直接发展到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特之间的对抗,主要源出自宛希先的被害事件。

    其间,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娶了永新田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为妻。结婚期间,适逢边界特委有事。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几次派人叫刘真回来视事,刘真未从命。于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造谣说,龙家女子是内奸,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进来破坏革命工作,将刘真的妻子枪杀了。后来,刘真在南昌开会途中,被龙庆楼抓获杀害。有人又趁机造谣放风,诬告刘真惨死主因出自宛希先。永新县一班人便信以为真,在1929年冬组织永新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宛希先正在九陇山工作,闻讯后逃入深山,后仍未幸免,被永新赤卫队抓住,残酷地杀害了。

    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甚笃,对宛希先被害极为愤慨,气愤得骂了永新县委。这些话传到永新,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又结怨于袁文才,遂埋下祸苗。

    加之,袁文才素来“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毛泽东在时,只佩服毛泽东个人,说“毛泽东是中央才”,“我就听一个毛委员的”,对宁冈那种“土籍的党”现象看不惯,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首领龙超清等意见不合。宛希先事件后,相互间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这时,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对袁文才等意见很大,几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向中央报告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把袁、王归之于“土匪”之列,推向对立面。随着土客籍矛盾的加剧,又适值中央“六大”决议案中有关于土匪问题的处理政策,这便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机会和政策上的依据。

    “六大”的政策与边特的态度

    1928年底,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传到井冈山根据地。“六大”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十个问题,“对土匪的关系”是这样规定的:“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于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这个决议,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地一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实际是一种“左”倾错误政策。袁、王虽出身绿林,但其部队在改编前就已经是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大陇升编后已是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是红三十二团,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装”。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党,王佐在改编后不久也加入了党的组织,都是党内同志。因之,毛泽东在柏路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曾召集专门会议,具体分析了袁、王的情况,明确地作出了“袁、王不能杀”的决定。

    但是,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机械地理解“六大”决议案的政策精神,并不顾柏路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仍然坚持袁、王是“土匪首领”的错误观点,主张诛杀袁、王。这一方面是对袁、王武装的性质没有作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主要是边界土客籍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再加上当时边界特委的几任领导人亦持此观点,就加速了错杀袁、王的进程。如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就说:“边界的土匪,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佐部”,“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注意才行。”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也强调了上述观点和态度,提出:“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定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他还提出:“边界政权的危机——是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

    上述边界特委领导人的报告、文件,均将袁、王视为“土匪”看待,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上有中央“六大”文件精神,下有边界特委的错误指导思想,袁、王之被错杀的悲剧发生了。

    于田联席会议的决定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据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记载:“四纵队因参加赣西总暴动,夺取吉安的行动,虽未攻下,但亦得很多的胜利回到永新,与军部集中。继向泰和、万安、遂川等县游击,乘机参加赣西特委发起召集西特边特军委联席会……联席会很顺利的在遂川开了4天,有代表9人,并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出席。”另据1930年3月《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记载:“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西特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委边西两特委联席会议,在会议中除了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确主张外,还决定统一边界两特组织。集中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召集西特边特五军委联席会议,合并边界特委为赣西特委。”可见,于田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为攻打吉安、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合并,成立红六军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积极的,有益的。

    但是,于田联席会议却又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这就把可以解决的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对于田联席会议决定杀害袁、王的具体内幕,目前尚未发现详细的文献记载,只是有些零碎的文献语句。如1930年7月13日的《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湘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的情形》中说:“在五军帮助之下,在遂川于田圩于1月18日开幕至21日闭幕。这一会议的精神,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六军,准备积极夺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坚决地与机会主义斗争,坚决地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坚决地将袁、王解决。”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九位同志开会,CY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于田会议后,特委即以攻打吉安、部队听编为由,将袁文才、王佐两支队伍“骗”进永新城,进而借调红五军第四纵队,酿成袁、王血案。

    “罗克绍事件”

    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的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靖卫团总,又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他的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茶陵新游击队长吴光涛忽然跑来报告,说罗克绍住在茶陵江口两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正月初四(即2月2日),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那天,天气晴朗,早上还打了很大的霜。我们吃过早饭就在草坪上整队集合出发,出发时,袁文才没说什么,只说去打茶陵。其实,他不说我们也都猜到了。部队开到虎爪坪吃晚饭时,袁文才集合部队讲话。他说:‘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断夜时我们就出发了。那天晚上天空没有云彩,山路还看得清楚。袁文才要求我们不能点火,不能说话,兵分三路,向江口进发。”郑善致:“袁文才、王佐被杀前后”结果,在蕉坪抓住了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新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摆了酒菜招待他。袁文才还邀了罗克绍打麻将,他一点劲都没有。袁文才一边打麻将还一边跟他谈话。这事引起了谢希安(宁冈县委书记——引者注)大为不满,提出要杀掉罗克绍。我们也有些不解。中队长向我们解释:‘杀了他,怎么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这时,我们才明白。事后,听说谢希安把这事报告了龙超清和特委。”

    对此事,当年的红军战士刘良益在1969年7月4日回忆说:“袁想利用罗勾通五县敌人反水到红军这边来,同时利用枪工,到长沙运来钢铁造枪,一切办妥了再杀罗不迟。当时,谢希安等就向边界特委告袁文才是别有用心。”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回忆说:“其时,袁文才、王佐正好抓住茶陵挨户团总罗克绍以为人质,要罗克绍交出他那个枪械所的人员和设备,便可以放回去,否则,就要杀他。”《刘克犹的回忆》,1978年8月24日,内部采访资料。当年柏路乡苏主席江照明也回忆说:“袁文才对罗克绍说:‘你不要怕,快写信回去把枪交给我们,我们大家以后在一起。’罗克绍当时说好。然后就把罗克绍放到小水头的土豪棚里(专门关抓来的土豪的地方)。”江照明:《在1972年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上述当事人回忆可以看出:袁文才、王佐捉住罗克绍不杀,是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然而,正是这个“罗克绍事件”,成为袁文才、王佐被杀的直接导火线。后来,“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构成杀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不过,在这件事情上,袁、王也有不当之处,那就是未向特委呈明思想,全凭个人意气办事,从而引起事端。袁、王此举,尽管用心良苦,却为自己套上了绞索。

    袁、王永新罹难

    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即欣然率兵前往,傍晚到达永新城。其时,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也都来了,俨然一片编队攻打吉安的氛围。传闻袁、王部队编为红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特委已事先安排好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袁文才安排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如此莫须有的责难,极为恼火,却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彭清泉哑口无言,气愤地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袁文才说:“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王佐是个烈性子,见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斥起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得很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当晚,特委安排了采茶戏班子唱《刘海砍柴》。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武装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却引起了王佐的警惕。“王佐有警惕,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打自己人的?’”《刘克犹的回忆》,1978年8月24日,内部采访资料。袁文才哪里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于1929年12月间已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彭德怀在听了特委朱昌偕、王怀等人的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王佐曾与红五军一起到湘鄂赣边境游击过,表现不错,如今会反叛吗?他有些怀疑。但是,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眼下,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而且说得又这么严重,岂能不出兵呢?对此,后来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彭德怀还沉痛地说:“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也有责任,我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受命于2月23日晚急往永新,赶到永新城时已近24日拂晓。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新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听见枪声,即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

    尔后,袁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了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

    据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宁冈县16个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信》记述:袁、王被害时,袁、王旧部谢角铭、刘克犹等16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永新”,联名致信彭德怀转特委、军委和各党部,认为边界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兄等和中央巡视员”误听了一些人的谗言,才“有出此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培(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然而,谢角铭等人的恳求信,彭德怀是否收到尚不知晓,特委、军委是否知道也不清楚。在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叔),王云龙(王佐哥哥)即收拢残部,“通电反共”,投靠敌匪。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陷于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

    沉痛的教训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教训是沉痛、惨重的。当时,杀袁、王的“理由”主要是:(1)认定袁、王是“土匪首领”;(2)认为袁、王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这些罪名,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强加在袁、王头上的。毋庸讳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袁、王所部虽已编入为正规红军,但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纪律观念较差;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信仰组织;袁文才本已随军下山,但中途又私自离队,虽接受了组织处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犯组织原则的。然而,这些问题均是属于党内矛盾,完全可以用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去处理,决不能把已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袁、王当作“土匪”杀害。

    袁、王被错杀,是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上的一起冤案。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握着袁妻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袁、王二人在50年代就已平反,被追认为烈士。这是后话。

    从袁、王之死的悲剧中,人们可以引出一些教训:

    1.必须肃清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

    “左”倾错误是袁、王悲剧的根源。在我们党内,自八七会议以来,由于在反对右倾错误时,忽视了对已经滋长的“左”倾错误的批判,这就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错误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滋长,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亦被指责为“退却逃跑”,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职务。后来召开的党的“六大”,仍然存在“左”的错误倾向,才有了“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正是这个决议案的“左”倾政策条文,给边界特委提供了“尚方宝剑”,加上边界特委对袁、王的不正确结论,从而导致中央派出巡视员彭清泉来处理袁、王。这是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曾经说过:“‘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可怕”一幕。袁、王在井冈山干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搞掉了”。

    2.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应该承认,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终究属于党内矛盾,而不是敌我&lt;strike&gt;ht<a href="tp://&lt;/strike&gt;" target="_blank">tp://&lt;/strike&gt;</a>矛盾。毛泽东在袁、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正确原则,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当时是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处理这个事件的中央和边界特委领导人,在政治上并不是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成熟,他们带着偏见,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杀自己的同志,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捍卫了革命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有正确的政策,还要造就大批政策性强、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才能把握住革命事业的方向,将革命引向胜利。否则,就会造成历史的错误。

    3.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防止“轻听轻信”。

    当时红五军委和领导人受“六大”决议案的影响,不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缺乏审慎的调查研究,轻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实之词,出兵弹压,也是酿成袁、王悲剧的一大教训。

    如上评述,决不是深究什么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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