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统一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49年建国前夕，组建了中央财经委员会。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建国后又增加李富春和党外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为副主任。

    195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主席和陈云亲自点将，从地方“借两个头（脑）到中央”：一个是西北的贾拓夫，一个是华东的曾山。同年8月，贾拓夫离开西北，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主任分管交通运输（包括交通、铁路、邮电）、劳动工资等方面工作。李富春副主任赴苏联谈判时，他又代管过一段重工业。当时，中财委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和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建立健全新的管理体制，全面恢复经济，为下一步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就这样，贾拓夫开始了他当“京官”，在全国经济领导部门工作的生涯。

    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即后来的国家计委）成立，高岗兼任主席。中央决定将原中财委分成工业、交通、财政、农业、劳动五个口，工业交通各部门的工作由计委管理，贾拓夫即被任命为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国务院成立八个办公室，分口管理全国各条战线。第一办公室管政法，主任是罗瑞卿；第二办公室管文教，主任是林枫；第三办公室管重工，主任是薄一波；第五办公室管财贸，主任是陈云；第六办公室管交通，主任是王首道；第七办公室管农业，主任是谭震林；第八办公室管统战，主任是李维汉，贾拓夫担任了分管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1955年八九月间，主管重工业、轻工业、交通的各口合并，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薄一波任主任，贾拓夫担任第一副主任。1958年，他又被调回国家计委，担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根本变化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在经济建设中不同指导思想逐渐形成和有所冲突的时期，它最终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那场悲剧和俟后发生的反右倾斗争。这一时期，是贾拓夫参加全局性经济领导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期，也是他在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过程中持稳健态度而被认为是“右”的指导思想形成的时期，最终使他与中国经济发生的灾难一起跌落下去。因此，回顾一下这一时期贾拓夫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和活动，对认识和纪念贾拓夫，以至对总结中国经济的经验教训，都是有意义的。

    在这一时期中，陈云主持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贾拓夫除完成日常分管的工作外，协助陈云、李富春在编制和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曾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观点，做过大量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贾拓夫提出：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方针政策上，首先解决一些重要的关系问题。比如，关于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贾拓夫认为：“要发展轻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发展。如果我们忽视了轻工业的适当发展，那就不能满足农民对轻工业产品的需要，不能及时换回粮食和农业经济作物，这样就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个环节失去平衡；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工农联盟的巩固受到不利的影响，使国家积累减少，最后也就必然会减弱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我国经济按“农、轻、重”的顺序，是1959年后才最终明确下来的。）

    贾拓夫还提出：“当着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正确解决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之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大型工业与小型工业之间、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之间，进行全面的规划和统一的安排，使这四面八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取得协调，以便于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在增加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时候，首先考虑发挥原有工业的生产潜力。因为对原有工业进行改造、扩建，比起新建来，毕竟是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还可以节省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就是新建工业，也需要原有工业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轻工业生产大约有百分之九十是依靠原有的工业。因此，任何忽视原有工业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即使对那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比较落后的企业，也不能采取消极态度。当然，不是说可以忽视新建工业，当原有工业的生产已得到充分发挥而仍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那就必须新建。整个国民经济薄弱的和缺乏的更需要新建。”（这实质上已涉及到我国发展经济外延与内涵的关系问题。）

    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贾拓夫认为：“原有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反映了旧中国工业分布的不合理。但是应该看到，沿海工业有悠久的历史，要发挥原有工业的潜力，也就必须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许多企业只要调整或增添一些设备，稍加改造和扩建，就可以增加一倍甚至几倍的产量。发挥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可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大量资金，可以调出大量干部、职工和技术力量支援内地等等。这不仅和发展内地工业不相矛盾，而且还会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充分合理地发挥了沿海工业的生产潜力以后，如果还需要新建工厂，一般地应该建在内地，以减少原料和产品的相向运输。当然，在改、扩建和新建的时候，也要考虑不要造成新的不合理布局。”

    关于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贾拓夫指出：这在轻工业方面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部分需要办大型工厂，并且应当适当集中，但是，只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便出发，主张企业的规模愈大愈好，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他们没有区别各种行业的不同特点，没有结合原料的供应情况，特别是没有很好地考虑为消费者服务。他认为：轻工业，特别是地方工业，地区性很大，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场一般都很分散，人民的需要变化也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原有的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不宜过多过大地合并，就是新建的工厂，一般地也不宜过分集中。因此，为使布局更合理，投资效果能及时发挥，产品的品种、花色也能适应人民变化多端的需要，在建设某些必要的大型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注意发展中小型工业；在公私合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改组改造中，应该注意保留相当数量的、能灵活适应市场需要的工厂和合作组织。（这里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某些要求，也涉及到不同经济成分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提出的。）

    贾拓夫还提出：发展我国经济，还要正确处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系。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把两种积极性组织和结合起来。”他认为：“我国地广人多，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需要又千差万别，所以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发挥生产潜力，发展地方中小型工业来满足地方需要，以补中央工业的不足。当然，地方工业的发展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积极地有计划地进行。在中央统一规划之下，只要地方有条件、有能力，就可以由地方兴办。”他并且指出：“今后原则上不应再把地方工业企业收归中央管理；对于某些适宜于地方管理而不适宜于中央管理的企业，还应该有准备地逐步划交地方。”（这里实质上也涉及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这些观点，在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曲折过程，发展到了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在刚刚建国，恢复经济，开始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却是非常重要和极有份量的，堪称是很有见地的。

    而且，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贾拓夫的坐而论道，而是渗透到当时国民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实际运用得到执行的。人们后来说他“对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见贾拓夫的悼词），完全是从实际体现总结出来的。而我们还要说，他的这些业绩也是来源于对实际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论学习及善于思考。据他的秘书赵家梁粗略统计，从1954年10月到1959年10月，贾拓夫下去调查和出差开会约18次，历时共32个月，行踪所及20个省、市、自治区，40多个城镇，上百个工厂和合作社。也就是说，贾拓夫同志有一半时间在基层调查。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于贾拓夫汇报中的有关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十分重视。贾拓夫提出：在轻工业问题上，过去重视还不够。毛主席说：“是啊！你们轻工业部门气不盛，有点气馁，中庸之道，你是头颅不长角啊！”“你们是王道太多，霸道太少，程朱哲学，心平气和，像小媳妇，不敢斗争。”（意思是你们强调不够，没有去力争。）经过研究，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贾拓夫的意见，接受了轻工业部门的汇报，中央决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比1，提高到7比1。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来的65个，增加到99个。

    在34个部门的汇报中，暴露出许多矛盾。毛泽东总结了这些问题，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十大关系”，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十大关系”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在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有些问题是吸取了（或按有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说法，是得益于）贾拓夫等人的意见。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我国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时期。国务院“四办”负责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改造，贾拓夫1954年调任四办主任，直接参加了对这两项改造的领导工作。

    贾拓夫认为，为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进行重大改造是必然的，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关系的这种重大变革，牵涉到社会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则应当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进行。至于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它们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也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生产水平相适应。1955年到1956年，他先后四次到各地考察，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发现问题，指导工作。

    他发现，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一股很猛的浪头。许多人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一些地方过早地把手工业合并，分散的点都集中起来，实行统一核算，共计盈亏。在上海，甚至开始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地方国营。而组织起来合作化后，外部的体制和内部管理、供应和销售、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这三大问题未得到解决。生产不仅没有发展，产品数量、质量反而比自营时下降，品种减少，生产倒退。一些传统的生产取消了，北京“东来顺”涮羊肉也没有了。而且，由于条件不具备，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江苏群众反映有“五死”：生产时挤死、夏天晒死、冬天冻死、送饭苦死、上下班跑死。这些都不利于当时的生产和群众生活。

    贾拓夫及时地向各地领导和手工业管理部门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能搞形式主义的走过场，不是为合作化而合作化。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变革，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实现工业化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须的，但也只能是逐步的。这么大的运动，领导一定要冷静，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任何急躁冒进都是错误的。”他要求地方当局按照以下原则认真复查一下，对的肯定，错的纠正。这几项原则是：（1）手工业制造性和服务性行业中，一部分可以合并，大部分不应该合并；（2）由于手工业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色彩很浓，在供销业务上应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3）小商小贩具有悠久传统的各自经营办法，应予长期保存。他特别指出：“服务性行业应该是流动的、分散的，这类社会需要的不应该集中。不适当地集中，会妨碍积极性，束缚生产力。用一种关系联系起来就行了，不必组织成大社。”

    他不仅对所到之处进行具体指导，还把这些问题拿到全局上加以纠正。他领导的国务院“四办”曾就这类问题向中央作过认真汇报，反映了许多具体情况。中央关于改造的许多文件，有不少是“四办”提供材料或起草的，一些重要会议是“四办”组织的。毛泽东主席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就是根据他代表“四办”的汇报写成的。他还责成“四办”的同志根据他的具体意见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当时经济方面的主要报纸《大公报》上，以对全局进行引导。他们及时地提出：“要把发展与巩固结合起来，要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发展一批，分期分批，整顿巩固。”所有这些，对于当时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又稳定局势，防止偏差，起了重要作用。重视集体经济、甚至部分个体经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有典型意义的事例。1955年，他到安徽芜湖考察，发现传统的铁画工艺品不见了，当地唯一的老艺人宋师傅遭到冷遇，面临失业的困境。他立即告诉当地的负责人：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特种工艺品，都是民族的宝贵财富，不能让它们在我们手中失传，要扶植，还要发展。他具体建议要对老艺人热情关心，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给他们安排青年学徒，把传统的“特艺”都接过来，传下去。他还特地去看望了老宋师傅。后来，芜湖的铁画工艺不仅保存下来，有了发展，而且还成为出口创汇的传统工艺品。这件事引起贾拓夫对我国传统手工艺品的重视。他还与手工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白如冰等专门组织召开了全国的特艺工作座谈会，请了大批老艺人参加，以推动我国特种工艺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说传统手工艺品的保持和发扬，都是贾拓夫的作用，但是，作为轻工业部长的他，也确实是有功劳的。

    在对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贾拓夫用了很大精力，协助陈云研究和处理了从公私合营的经营管理到生产、流通方面的各种新问题，新动向。他曾明确地说：“公私合营的工作成绩很大，主要表现在所有制改变了，破了资本主义，立了社会主义，改变了企业的面貌，生产劳动管理有了进步；生产发展了，效率提高了30%；工人群众的觉悟和生活福利得到提高；私方人士大多得到了安排；干部取得了经验，等等。公私合营表现出了许多优越性。但是，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管理的问题暴露得比较突出；产供销脱节，影响了发展；行业的改造与改组还非常复杂，任务很艰巨；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好，党、工会、团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与私方人员共事的问题存在许多缺点。这些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否则，我们的改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就是说：从总的方面，我们对公私合营的工作成就不应该估计过高，否则不利于看到问题，解决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绝不是坐在北京，开几个会，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的，而需要下很大的力量，从调查研究和利用广大干部、群众和私方人员的集思广益中，找出办法来。贾拓夫组织“四办”和有关部门，对此着实下了一番大工夫。具体的情节不必赘述，单从我们看到的当时“四办”一位青年女干部孙畹珠的40本工作笔记中，就能管中窥豹。她（他）们只有20来个人，短短时间中就调查了十几个省市、几百家大大小小的企业，涉及到几十种行业。大到几百人的厂子，小到三五个人的作坊。他们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极为细致，光调查提纲所列就有几十项。贾拓夫本人也4次去了十多个省市，不仅仅是听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汇报、收集问题、征询办法和意见，还要跑到连地方干部都很少去的小作坊，亲自与作坊主和工人交谈。就这样，他们掌握了大量可贵的第一手材料，有了深切的直接感受，也得到了丰富的知识。

    在这扎扎实实的工夫的基础上，结合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周总理、陈云的指导下，他们逐步地提出了一套具体措施和办法，主要包括：分行业、分级纳入计划管理；充分发挥地方管理职能；工商挂钩，以销定产；条块结合，内外一致，上下协调；依靠群众加强民主管理，建立劳动者协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建立规章制度，特别是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制度，等等。他还专门与“四办”的同志专题研究了小厂的管理问题，提出了一套管理办法，并写了文章，发表在《大公报》上，进行全局性指导。此外，他们针对在加工订货时，很少考虑合营企业的情况，提出：安排生产时必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对公私合营企业，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针对较普遍地存在的排斥私方管理人员的倾向，提出一定要重视和搞好与私方的共事，要保证私方得到合法利润；针对只重合营而忽视合营后的产、供、销，提出在合营前和合营过程中，就预见充分准备生产安排，使得一经合营，生产就能顺利启动和发展，产品就能有销售渠道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解决得相当顺利和成功。除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新生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以及大势所趋等主要因素外，在具体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和办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其中，贾拓夫和他领导的“四办”以及相关部门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保障和推动这些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还想提到一点，就是贾拓夫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的特点。他在这一段工作中，曾向“四办”和地方的同志讲过：“具体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是必须把政治与业务很好地结合，那种认为政治工作是党委的和工会的事情，与业务工作者无关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也是政治。凡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地方，业务工作也是搞不好的。”“我们要重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目前，唯心主义思想在各方面存在着广大的影响，现在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要与主观主义作斗争，处理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就有这种斗争。”“我们的工作必须注意防止一般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处理。因为往往一般化了就会发生消极因素。”他还讲过：“我们是新生力量，新生力量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过去的困难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懂得共产党人的乐观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困难，正视问题，克服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现象，要承认它是潜伏的、滋长的、发展的，这容易使我们看不到存在的问题。”

    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我们看到贾拓夫的大量讲话和文章中，相当多的篇幅是讲述具体存在的缺点、错误和问题。总是强调不要把成绩估计得过高，总是要求把精力放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上。表面看起来，他似乎总是不能把成绩“讲够”，他的眼睛里总有那么多的缺点和问题，但深想起来，做具体的领导工作，其责任不就是要去解决那些问题吗？成绩已经做出来了，它们已经反映到事业的前进中了。但是，若不重视、不解决那些存在的问题，不管它们是几个指头的问题，对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实际的影响。可以说，这正是贾拓夫唯实精神的一种体现。

    贾拓夫在主管我国轻工业期间，对于轻工业的发展及速度，协调轻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和比例，轻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行业改组和技术政策，地区布局，原材料供应和销售市场，基本建设，资金积累以及改进轻工业企业的管理，挖掘生产潜力，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种、反对浪费、增产节约等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做过大量艰辛的工作。我国的轻工业生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得到很大发展，建立了相应的基础，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60%以上的增长，是与贾拓夫“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发展”这一指导思想和孜孜不倦地多谋善断、呕心沥血所分不开的。

    在初步理顺轻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关系的基础上，贾拓夫十分强调发展我国轻工业必须积极依靠地方，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明确提出：“轻工业生产的技术政策是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工农业结合，城乡结合；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工业与非工业，手工业与机制工业全面安排，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地方。”“地方工业如不依靠地方就活不了。”“我们一定要了解地方的状况，尽可能地帮助。轻工业各口应多召开专业会议，加强技术指导。还应当在技术供应、干部培养和经营管理方面，积极支持和协助地方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基础薄弱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能力不足时，可由中央协助。”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指导思想的贯彻，对我国轻工业的发展和打好基础是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的。

    贾拓夫特别注意轻工业生产基础条件之一的原材料生产情况。他认为，轻工业的原材料，尽管绝大部分并不由轻工系统生产，但它们是轻工业生产的第一道工序，不了解和掌握它们的情况，轻工业生产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出现计划指标的盲目性。在向毛主席和国务院汇报轻工业工作以及轻工部的生产会议报告中，他都把原材料问题作为第一位的问题提出来。对于现有材料的合理利用、综合利用，代用原料和新材料的开发研究，供应工作的合理安排，与商业部门的大力协作，适当而必要的储备，甚至下脚料的应用，副产品的开发，废料回收等，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如：每年的棉花生产收购情况，他都要亲自掌握，并告诫纺织部门不要离开原材料来单纯提高生产指标。他去外地考察，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考察轻工原料的生产情况。1955年到河南，还专门到烤烟生产地的许昌地区，下乡到田间，与干部群众一起具体研究如何增加烟叶的生产；农民提出可以变每年一茬为每年两茬，他很重视，专门指定有关同志协助研究落实。在浙江，当听到棉杆皮可利用做纤维原料时，他立即组织人员研究，帮助落实，在“四办”还专门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他的这些想法、做法，对轻工业生产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与某些工业部门，只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提出高指标，而不顾及其他相关环节的配套能力，互相要条件，轰抬计划指标，实际上妨碍综合平衡的做法，是有很大不同的。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1958年以后，各种高指标就是在这种轰抬的气氛下提出来的，而贾拓夫是不同意这样做的。

    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是贾拓夫特别关注的又一个重点。他在“四办”和轻工口各部的各种会议上一再强调：“轻工业产品是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就是说是直接关系到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轻工产品的质量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当前组织生产和规划长远目标上，都要加强质量工作。”他又提出：原材料是基础条件，在原材料紧张的状况下，更要求我们用现有的材料，生产出更多合格产品。质量不好，就等于浪费了原材料，反过来限制了生产发展。在党中央号召全国各条战线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时，贾拓夫即要求把质量问题与增产节约运动联系起来，作为轻工部门增产节约的主要任务和措施。陈云曾建议成立质量检查局，专门抓这一关键性问题。贾拓夫即向轻工口各部进行布置，并在“四办”作出一条安排：每月研究一次质量，还为此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他还具体要求从原材料质量（包括分等级掌握使用），改善供销关系，厉行节约，改进技术管理工作，努力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奖励先进、批评落后等若干方面，切实抓好提高质量的工作。

    为了加强我国轻工业的后劲，贾拓夫还十分重视轻工业系统科技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我国没有一所轻工业的高等院校。他认为，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我国轻工业是腾飞不起来的。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轻工业高等院校、大专和大批轻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为我国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成千上万名高级和中级科技骨干。

    新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建设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顺利执行，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1956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业已发展了的国民经济的管理，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分管轻工口的“四办”与分管重工口的“三办”等机构合并，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贾拓夫担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薄一波主任制定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处理经济生产的日常工作。

    这一年，我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太长，工人增加过多，工资增长过猛，造成投资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重工业的增长，工资的增长大大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而重工业的增长又远远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出现了原材料供应全面不足，生活资料供不应求，市场紧张，财政发生赤字。如不适当调整，以后的经济发展将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这一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贾拓夫曾到许多省份进行紧张的考察、研究。他在考察中，从实际出发，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就必然会出现资金和设备的短缺，从而影响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必要的物资储备。他生动地说：“基本建设上马容易下马难，国家储备出库容易进库难，职工招来容易退回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生产指标说上容易下来难。”他提醒各地领导同志和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这种局面，要认识并积极调整。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编制计划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注意综合平衡；计划要留有余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留有余地才有可能弥补计划不周的缺陷，适应国民经济中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样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和主动权，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持续协调发展。相反，如果计划留有缺口，只讲需要，不讲可能，明知没有那么多物力财力，硬要上马，这绝不是什么积极平衡，而是破坏综合平衡，是违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带着这些问题和想法，他回京后即在薄一波领导下，具体主持编制1957年度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在讨论工业发展速度时，有主张7%的，有主张6%的。贾拓夫根据1956年出现的诸多紧张，主张调整一下，认为最好不要超过5%；在讨论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有主张150亿元的，有主张126亿元的，贾拓夫主张搞到100亿到110亿元之间即可。几个方案向总理周恩来和中共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陈云汇报后，经认真研究，最后采纳了贾拓夫的两个低指标的方案，即：1951年工业发展速度定为4%，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定为110亿元。事实证明，1957年由于克服了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对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作了适当调整，计划大大超额完成，使各部门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物资基础厚了一点，市场开始繁荣，财政也由赤字转为结余，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成绩最好的年份之一，从而为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1958年出现大跃进，与此基础是有直接关系的。

    1957年的成绩实际上是在对1956年的经济关系紧张进行了调整的条件下取得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中提出了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盲目冒进的指导思想，并且和陈云一起控制了发展节奏，推动了调整工作，促成了计划的超额完成。刘少奇副主席也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冒进的社论。于是，开始引发了经济建设上不同指导思想的争论和斗争。而这一争论，对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的会议及其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都有着直接影响。

    贾拓夫是同意反冒进的。从他对1957年经济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安排意见中，从他所说的几个容易、几个难的看法中，都有具体体现。毛泽东对贾拓夫的思想观点是知道的。一次，他听了经委的汇报，对薄一波讲：“这个东西不会出自你一波的手吧？这个点子不是你的，那是谁啊？是不是后面摇羽毛扇的贾拓夫啊！”这显然是批评性的话。今天看来，份量已是很重的了。但后来传到贾拓夫耳朵里，他还挺高兴。有人说他保守，他却诙谐地说：“如果说这是保守，我愿意当一个愉快的保守主义者，宁可保守一点，不要冒过了头。”

    1958年元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反冒进，并直接点了周恩来的名字，贾拓夫也进了那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的行列中。以后，又有传闻：毛主席曾非正式地说过：经济工作领导层中，李富春是左派，薄一波是中间派，贾拓夫是右派。

    有人说贾拓夫书呆子气，头脑简单了一些，他早晚要出问题。其实，他也不是一点不知这里面的轻重深浅，他已经被认为是经济领导层中的“右派”。但是，他认为，办事情总要尊重客观规律，要讲实事求是，经济工作有它自在的规律，与政治问题既有直接关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要真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任，这本身就是政治。他虽做领导工作，但他从来重视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了解掌握得多，他无法跳出这些实际情况，去思考处理经济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不慎重处理，不想得稍微远一些，就会违背规律而遭到被动。比如1956年基建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物资全局性紧张，已经吃掉了1957年的指标。在国家积累尚不丰厚，基础还薄弱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家底可吃。如果不及时调整，即使1957年可以撑过去，以后终会捉襟见肘，那时就会全面被动。正因为这样，他还是觉得心里坦然，即使有风险，也还是敢于提出意见，仍然敢讲心里话。

    1958年初，贾拓夫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批判了反冒进之后，提出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会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这当然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必行的一步。建国后，没收官僚资本并加以改造形成的国营经济，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企业，构成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本骨干力量。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工业，则对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化，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无论怎样评论这个时期，共和国建立后的不长时间，我国终于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发展和形成的在世界上也举足轻重的庞大经济力量，事实上都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立的。

    贾拓夫对于建立和发展地方工业，不仅是参与其事，而且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又回到计委工作之前，尤其是在轻工业战线耕耘时期，他已对地方工业的发展做过大量工作。重返计委的岗位，对此就更有责任了。上任不久，他就主持召开了地方工业发展座谈会。结合南宁会议的要求，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结合他本人过去工作的体会，提出：“我相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地方工业将有一个较快较大的发展，遍地开花。但需要有个统盘的计划，发展哪些，不发展哪些，否则要搞乱的。”他把发展地方工业归纳出一套想法，编成四个字一句的“四字言”，基本的思想就是“四个面向，统筹兼顾”。

    为了推动地方工业，并使之健康发展，他又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

    1958年3月，他刚到计委不久，就去了陕西，目的就是为了考察研究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去“拜佛取经”，此行为期10天，一路马不停蹄。先后走访10个县、市，考察了30余个单位，召开汇报会、座谈会不下20多次，还与各地领导个别交谈，不少交谈和座谈是在吃饭或赶路时进行的。真是活动紧张，精力充沛，也可谓体现了大跃进的劲头。如何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发展地方工业？怎样才能让陕西这块老革命根据地尽快改变面貌？则是他一路上思考和议论最多的问题。

    经过紧张的调查思考，贾拓夫向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了他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一些意见。

    他认为，各地对搞地方工业，都开始有了积极性，但还缺乏具体措施。有些地方还不敢搞，有9怕：怕麻烦、怕不会办、怕没原料、怕资源不清、怕没销路、怕搞乱、怕赔钱、怕不好管理、怕没技术。他提出：首先要抓思想认识，因为总的情况是跟不上形势发展，这里面有贯彻建设总路线的问题。过去抓农业多，抓工业少，现在要两手抓，一手抓农，一手抓工；过去偏向于搞大的，看不上小的，现在更多的是要办中小的，要看得起小的，大中小并举；过去不喜欢旧的，喜欢搞新的，现在一方面要新建必要的企业，同时要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包括手工业；过去往往伸手向上要投资，现在要更多依靠自己解决，自筹为主，上面支援为辅；过去业务部门往往容易就事论事，多了，冒了；少了，保守。考虑消极平衡，死的平衡，对可变的因素，对人的能动性认识不足，有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因此，对干部不断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十分要紧。他的基本意思，还是既要积极进取，又要稳妥实际。

    在发展地方工业方针上，他提出要贯彻“四个服务”，也就是“四个面向”：一为农业服务。实质上，就是要搞支援农业的重工业，原材料、机械、化肥、电力等。水利是农业的关键，搞水利就需要大量水泥、排灌设备和电力配套等等。搞了机械化，又能节省大量农业劳动力。农业上去了，工业产品就有可靠的材料和市场。二为生活需要服务。工业支援了农业，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工业才能提供更多消费资料，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三为大工业服务。地方工业不可能都搞大工业，也不可能大而全。看重为大工业服务的项目，是好的出路，力所能及，也是工业配套所需要的，比如搞小采矿、搞建材、搞翻砂、搞零部件……。四为出口服务。尤其是山货、土特产，易于立竿见影。

    他还就重工业项目、轻工业项目，乡办、社办、县办、省办工业具体搞些什么？要多层次组织力量摸清资源，要根据资源和基础，分级搞好地方工业规划，要抓典型（但不要“喂小灶”），地区协作，资金筹措，劳动力，产品销售、交换，审批程度，尊重专家作用，加强地方领导等许多问题，讲述了自己的建议。

    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和落后的中国发展工业，缺乏技术力量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地方尤其如此。为此，贾拓夫提出，先要有信心，再要千方百计。比如可以从以下渠道和办法来解决：（1）培训，实践中培养；（2）办技校；（3）“留学”，即参观、考察、“取经”；（4）以老带新；（5）以大帮小；（6）大中学校老师，可厂校固定联系，可以承包工厂的技术课题；（7）从大中学生、回乡学生、下放干部和复员军人中选拔培养；（8）利用民间匠人、土工程师；（9）退休老工人、老技术人员归队；（10）办小报，交流技术和讯息，介绍资料；（11）总结经验，典型示范，注意推广；（12）中央各部门支援；（13）当地商业部门技术员的合作。

    以上一系列的问题，是他从实践和调查研究中深入思考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贾拓夫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这个工夫是有成效的。他在发展地方工业上的基本思路，对地方发展工业很有启发，起码在他所到之处产生了好的效果，在尔后的工作中，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仍然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敢干，又要实际，既要促进地方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值的尽快上去，又要从整体上统筹兼顾，合理结构。当然，这些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不是他拍脑瓜子自己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问题一提出他就思想火花迸发或有先见之明，而是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长期调查研究，长期实践，从群众中，从实际中，从党的路线、方针中逐步形成的。在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最初10年里，贾拓夫已经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说他是保守派也好，稳健派也好，促退派也好，务实派也好，作为一个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他毕竟有了他自己的一套思想、作风、倾向和风格。南宁会议后，全国大跃进的态势已经形成，毛泽东主席对反冒进的尖锐批评犹在耳际，而他仍然在按自己的独立见解行事。在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思想和指导方针逐渐明显地碰撞和摩擦中，他已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倾向。

    他的这种风格，自然是出于他高度的责任心，他从来都把工作当作自己的全部生活；也与他肯于调查研究，注意实际分不开。据他的几个秘书讲，贾拓夫始终把调查研究当作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领导部门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也看作是一种乐趣。1954—1956年，他曾先后到过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苏、四川、云南、广西、上海等省市进行考察，做调查研究工作。1957年，他随陈云赴东北考察苏联援建的156项各大项目，足迹到了大连、沈阳、丹东、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他平均每年有100天左右在外地调查。每到一处，日程都安排得相当紧张，要与当地领导和主管干部交谈，要召开若干座谈会直接听取基层的意见，还要去企业、车间、农村实地去看，问许多具体问题，非常细致。比如一项工程，概算多少？用多少人力、物力？具体流程如何安排？实际进展与计划设计情况怎样？预计进度和实现效果如何？在工厂，他往往要了解从进料、每一道工序、零部件，到产品以至产品销售渠道、质量和使用部门的反映、职工生活情况等一系列问题。他常常带两个本子，一个随时记录调查情况，一个把调查中想到的问题做些简单札记，以便回来后整理加工，或带着问题去学习。人们说他非常熟悉情况，心里有数，是经济工作战线很有经验，很有能力的干部。其实，他的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经济工作从不熟悉到比较熟悉，正是他肯于下工夫向实践学习，向内行学习，向群众学习的结果。

    他一方面勤于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肯于动脑筋钻研问题，往往能够由此及彼、瞻前顾后地思考问题，因而看问题比较深入，常能提出一些新鲜看法。这也是他具有独到见解的原因之一。比如，据国家统计局的前领导人讲，贾拓夫实际上是第一个讲人口问题的领导干部。1955—1956年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人多是有好的因素，但是人口增长太快，就应当控制。人总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人口与经济水平是有联系的，恐怕也有一个统筹兼顾的问题。”他这样提，可能主要是从观察事物的辩证方法出发，认为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既看其正面，也要看到另一面，既看到当前，也要预计到长远，这是他一贯的看问题的方法。而当时提出人口问题，还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严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只是看作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一个内容来议论。后来，毛泽东正式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观点，并与马尔萨斯人口论联系到一起，而人们当时也并没有认识到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所以，谁也没有再认真对待它。但是，当人们后来明白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把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当作基本国策来推行时，已是亡羊补牢。就这件事情责怪任何人，现在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然而，在当初，如果有更多的人像贾拓夫那样来看待问题、议论问题，特别是如果辩证法大师毛泽东主席也能从事物的两面性来对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而且早一些把人口问题真正摆到议事日程上去，情况可能会大不一样。我们不是想谈论人口问题，也不想议论就此问题的功过是非，而只是想用这样一个事例，来介绍贾拓夫其人其思想的特点。也就是说，贾拓夫不仅非常务实，而且肯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这对于领导者，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领导者，是极为重要的。贾拓夫能在经济工作中提出许多独到的、有价值的意见，作出许多有益的重要贡献，是与他具有这样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

    当然，站在更高层次和更大全局上，或者就20世纪50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些观点和倾向？贾拓夫在经济工作中一系列的基本观点和做法，是否也有某些片面性？我们很难在此作出贴切的评断，这也不是我们所能明确的。我们不想，也无力在大的“是非”问题上作什么总结，只想尽量客观地反映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反映他的主要思想和为人做事的基本特点。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贾拓夫是非常务实的，是注重实际和力求实事求是的。不管当时或以后有什么争论、争议，至少务实的思想作风，总还是应当提倡的。在国民经济一些大的方针、政策上，有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做法，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借用过去路线斗争的话，有“左”的观点，有“右”的观点，有“激进”的观点，也有“保守”的观点，这毕竟是客观存在。通过对它的比较、鉴别，得出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结论，对事业的发展会有大的好处，这本身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

    所幸的是，那一个时期，党内的政治生活还是比较健康正常的，对贾拓夫的认识和对待，也比较客观。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对他比较器重，对他的工作也是给予肯定的。毛泽东亲自提名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直被委派予重要的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他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参与中央对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发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文件，也发他一份。可以认为，他曾经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位经济工作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