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不把此话当作宿命论的哲理来看待，而用它形容人生道路，至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客观状况。一个人尽管可以行得端，走得正，向来问心无愧，也难免在复杂的环境中失足受挫。更何况总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某种需要，耍阴谋、搞诡计，常常从背后射出暗箭，使人猝不及防。康生，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一贯搞鬼整人的老手。贾拓夫则是前伤未愈，又遭中伤。
那是1962年10月，贾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一风吹掉，周恩来总理已要他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他也被获准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在这时，康生突然制造出一个“小说反党案”，硬是把小说《刘志丹》说成是“为高岗翻案”，是制造和宣扬“陕北救了中央”的反党观点，是一部“反党小说”。还制造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同时罗织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硬说这部小说是这个“反党集团”炮制的，目的是为“实现篡权野心制造舆论”，云云。
其实，这个“案子”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康生别有用心的阴谋。
刘志丹是陕北早期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36年，遵照党中央的抗日部署，率红军东渡黄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幸壮烈牺牲于山西战场。毛泽东亲自题词称他是“人民英雄”。刘志丹是陕北乃至全国人民景仰的革命领袖。为永久地纪念他，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将他的家乡命名为志丹县。1956年，工人日报社向刘志丹的弟媳（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约稿，写一部刘志丹的传记小说。李建彤怀着极大的热情，走遍陕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访问了几百名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经过几年的准备，写下了这部反映刘志丹光辉一生和陕北人民英勇斗争历程的小说初稿。1962年，正当李建彤进一步征求意见，做第六次修改的时候，有人向康生告状。康生如获至宝，下令将未修改的第五稿和已废弃的第三稿印成书稿，分发批判。就这样，一部正在修改、尚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便成了一桩“反党事件”的“罪证”。
康生为什么要这样干？拿他自己公开说过的话，叫作“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所以，给小说戴上“反党”的帽子，制造出一个“反党集团”，进而株连到几乎所有接受过采访的老同志。借一本未出世的书而整治一大批干部，就是不足为怪的了。后来，把“习贾刘集团”又发展为“西北反党集团”，再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也可以说是不足为怪了。
虽然，阴谋诡计尽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究是不能长久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一小说“反党”的大冤案，终获彻底平反，这一事件也作为康生等人的罪行记入了史册。但是，贾拓夫在当时却又一次遭受了无端的沉重打击。
事实上，贾拓夫与小说并无关系。他作为陕北革命斗争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与刘志丹有过接触，有过工作关系。李建彤为了解陕北斗争的历史情况和刘志丹本人的各种情况，曾于1957、1958年采访过贾拓夫两次。这部小说被定为“反党小说”，拿到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他既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说过其内容，但他却被打成炮制这部小说的“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取消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以接受中央进一步的专案审查。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于此。毛泽东主席在1962年10月的这次中央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要求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于是，所谓的“反党小说”也就自然地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一定要首先造成舆论”的阶级斗争观点相联系了。这种压力，当然对任何党内的同志都是极其可怕和难以承受的。
正当贾拓夫满怀着热情，企盼为党去做新的工作的时候，小说问题犹如一盆污浊的冰水当头泼下。他委曲，他激愤，他无可奈何。他在反复申辩自己与小说并无关系，没有任何反党活动，更无任何反党思想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既不能回到火热的基层工作中，继续他称为“初小”的学业，也不可能接受什么新的工作安排。他只能压抑愤懑，尽量做到平心静气，以坦荡的胸怀去接受组织的又一次审查。除此而外，他又能做什么呢？
曹操诗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那是古人，是志向不清、意志不坚之士之所为。而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志向和情操。不管他们个人的处境如何，他们都不会把自己与为之奋斗的事业割裂开来。在伟大的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振兴的事业必将前进、并且正在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总是把错误和挫折看作是前进中的曲折，把个人的逆境、冤屈看作是一个局部。这种曲折，这种局部，终究不会影响总的趋势和全局，终究不会倒转历史车轮。而他们自己是与这个总趋势和全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会仅站在个人的人生角度去看待这些，而经常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这一切。因而，他们可以在敌人的铁牢里认真学习外语，可以在酷刑下坚持斗争，可以刑场上举行婚礼，可以在雪山草地上笑谈世界，可以在逆境中赋诗作画，可以在挫折中乐观人生……这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呢？我们很难用精炼的语言去概括。但是，正是这些精神推动着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曲曲折折地前进到今天，也必定会曲曲折折地继续前进到更加壮美的明天。我们不能用文字准确生动地说明贾拓夫此时的心境，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许多，想到许多。
贾拓夫再次受挫后，从1962年底开始来到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这可能是对“犯错误的高级干部”一种通常的过渡性安排。而贾拓夫则把它当作了一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尽管他一贯注意学习理论，但从参加革命以来，他毕竟没有过这样一种集中的学习机会，从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当时的形势，有选择地学一点东西而已。尽管人们说他有理论水平，也善于与实际结合，但他毕竟还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书籍，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尽管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他并不觉得日暮途短，而认为自己正值壮年，以后要做的事情还会很多。尽管他屡遭冤枉，已被贬黜，今后会安排个什么工作尚不可知，但他总怀着奋斗不已的志向，认为不管做什么，多学一些，学深一些，终究会大有用途，至少可以做个真正的明白人。所以，他十分珍视这个机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贾拓夫在党校的学习非常刻苦。本来，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也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和进度逼迫着他，他满可以从容学来。但他却还是像过去对待工作那样对待读书，像过去挤工作间隙看书那样，抓紧时间攻读。他认真地学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马列经典著作，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又精读了一遍。他边读、边思考、边作心得笔记，读到精神专注时，甚至忘却了时间，竟然常常要别人提醒他去吃饭。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他都在学习，很少和其他同学一起打牌、娱乐。有时饭后散步，还和一道的学友交流、讨论，因为他脑子里很少有其他问题，装的都是书里的东西，简直有些如醉如痴。长时间这样读书，对于他这样的人，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由于过于疲劳，患了眼疾，以至医生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书一段时间，好恢复和保养一下眼睛。同班的老同志都说他：“拓夫，时间还多，何必搞得如此紧张？学了东西，丢了身体，也划不来嘛！”校方和同学都公认他是研究班里最刻苦的一个。
他为什么这样拼命读书，是在打发光阴吗？是为了排解内心的烦闷、苦恼和委曲吗？不是的。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是个认真的人，干什么事都认真，有时甚至过于认真；他是个真诚的人，真诚地认为这段学习对他是极端必要的；他是个倔强而坚韧的人，他不愿消沉，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人格和品德。人们常说诗能寓志。贾拓夫在党校期间，偶有诗作，看看其中一些诗句就能对他有进一步的理解了。
如他在一首《七律》中写到：
人间正道何处寻？四论传神辩证通。
旧面岂容批判外，新生常在斗争中。
曾经沧海仍为水，重整长缨好缚龙。
苦将真知能学到，乾坤造化自无穷
另在一首长长的五言诗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贾拓夫在中央党校一直学习到1965年秋。3年时间的确不短，他这几年仍旧过得很充实，很有收获，不只是系统地读了马列著作，更清理了头脑，充实了精神。他怀着“老骥伏砺，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向，期待着下一步的工作。
1965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三年自然灾害及大跃进以来工作失误给国家造成的巨大困难时期度过去了，各方面工作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形势变得越来越好起来。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指示：对那些有过错误的同志，应当分配适当工作。他请彭德怀到家里来吃饭，提出派彭德怀到三线工程总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其他一些人，他请书记处作出相应的安排。在书记处研究时，根据彭真的建议，把贾拓夫留在北京，分配到石景山钢铁公司（现首都钢铁公司）担任副经理。1965年10月，贾拓夫来到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
首钢，对贾拓夫来说并不陌生。望着这座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他思绪纷然，感慨万端。几年前的大跃进中，这里也是“元帅”升帐的地方。那时节，令人头疼的、成为矛盾和斗争焦点的就是钢铁，引发庐山会议巨变的也有这个钢铁。如今，几场风雨，几经洗礼的高炉挺拔耸立。人们从经验教训中走出来，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大型联合企业又生机勃勃了。自己辛苦了几十年，搏击了几十年，委屈了几十年，最后竟又走到了曾经把他翻倒在地的行业，这意味着什么呢？世间常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爬起来。命运对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偶然的巧合吗？有意思，真有意思！回首往事，酸甜苦辣；瞻望未来，心潮起伏。但不管怎样，他也要正视这种现实，接受这个挑战。“无私一身轻”、“甘当螺丝钉”、“壮志随时增”、“悬崖奋勇登”——他的诗句萦绕在脑际。看着眼前的万千气象，他眼睛明亮起来，欣然将在党校时写的《七律》，改写成一首新诗：
东风四起传天下，拨云驱雾正道通。
旧面岂容批判外，新生常在斗争中。
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做工。
勤学犹须能活用，人间造化自无穷。
是啊！毛泽东主席说得多好：“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任何人都在此规律的制约下。看破红尘，未必成仙；多年修行，未必成神。“曾经沧海难为水”，是说人们经历了各种事态，会懂得更多，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管有多么复杂、曲折的经历和成功与失败的锤炼，总还是汹涌浪潮中的水。水溶于潮，才能聚少成势，澎湃前进；水离开潮，便会很快化为乌有。贾拓夫愿意落户北京的西山，和工人们一起在建设祖国的一浪高过一浪的事业中，走完人生最后的历程。
刚到首钢，党委并没有给他分配具体的工作。但他不图虚名，不求清闲，立即穿上了普遍的工作服，下到基层。人们看到这位“落户西山愿做工”的老革命，从矿山到高炉，从车间到食堂。在“文化大革命”前的6个月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整个首钢，先后在两个厂、三个矿、六个车间、工段进行蹲点，参加劳动和搞调查研究。写出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生产管理工作等方面的调查报告8篇，共11.4万多字。
既然到了企业，他就不是局外之人。没有具体分工，他也就不“干扰”领导班子的工作，而是力所能及地帮助领导、配合别人主动地做些事情。他在蹲点参加劳动中，和工人干部促膝谈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贾同志”。在这种亲密的交往里，很自然地就把思想工作做到了群众中。比如，在热风炉参加劳动时，他帮助工人总结经验，提高思想觉悟，还以“你们的老贾同志为纪念热风炉小组思想革命”，题《满江红》一首。这首词曾用镜框镶入，被当作座右铭，挂在休息室里，与大家共勉。词中写道：
服务人民，当首学，雄文四卷。抓思想，投身实践，加强锻炼。树立雷锋为榜样，敢和王杰同肝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嗟来晚。
增干劲，勤俭点。眼光远，胸怀坦。辨证观事物，勿停批判。只要螺丝钉不锈，自能牢固开生面。望前途，举世起风云，沧桑变。
在迁安铁矿，他走遍矿区的各角落，详细了解矿石生产；在选矿厂里，与工人一起清扫厂房，带头搞起文明生产；在炼铁厂里，他和工人一起搞会战，为一号高炉夺世界冠军，他甚至兴致盎然地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在铸铁工段，他又和干部工人一起开会，帮助他们总结增产节约的经验，促进工作更上一层楼……
白云石车间是当时全国冶金战线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但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对“白云石”的经验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市委和公司党委给捧起来的，所以它的经验有些推广不开。当时，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的经验已编写成册，而贾拓夫不满足于别人写成的现成材料，他坚持亲自蹲点，摸第一手情况。于是，他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参加劳动，和工人干部普遍交谈，实实在在地、一点一滴地调查研究，热情地鼓励工人和干部们继续努力。在做了大量而扎实的工作基础上，他又花了足足15个日日夜夜，写出一份《白云石车间调查报告》，用详尽的事实说明：“白云石车间改变面貌是靠党支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干出来的。党支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是在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的实践中产生的，是有生命力的。”他在热情肯定、赞扬“白云石经验”的同时，也坦率地作出分析，指出白云石车间党支部主要干部的思想上有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在给党委写的《白云石蹲点的若干体会》中，对他们的经验在一些基层推不开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诚恳地提出了改变此种状况的建设性意见。
为了帮助白云石车间继续保持先进，创造更好的成绩，他还写了一篇《谈谈骄傲自满》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分析了骄傲自满的种种表现和精神状态后，还有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过这种骄傲自满思想的一个，教训很多、很大，因此体会也是比较深刻的。我曾经检查过一番，得出如下一个图式：骄傲自满从‘有产’而来，有什么产？名、利、权、位；有‘产’必有‘气’：骄气、官气、暮气；有‘气’必有‘子’：面子、架子。而这些归根结底都来源于一个‘我’字。是‘党’字当头、‘群’字当头，还是‘我’字当头呢？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骄傲自满有时也有认识上的根源，但就在认识上，也不能说和这个‘我’字就没有关系。因此，我想把我的这点体会说说，供同志们参考。”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贾拓夫认真负责、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更看到了他诚恳朴实、坦荡无私的胸怀和品德。
贾拓夫到各基层蹲点、调查，既是为了全面掌握实际情况、熟悉企业的各种环境，也是为了帮助领导工作，提供参考意见。所以，他都坚持一贯的作风，实事求是，从不说假话、大话和空话，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时，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绝不夸大其词。他每到一处，每写一份调查报告，都把自己在那里见到和听到的政治工作情况、生产工作、干群关系等如实地写进去。比如他在《白云石蹲点的若干体会》、《一高炉通讯》、《一高炉热风炉通讯》、《铸铁机通讯》等调查报告中，都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工人对所在单位党委成员、党支部成员的意见和看法，使上级党委能直接了解基层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因而，虽然是调查报告，是他在没有具体任务的情况下给自己安排的事情，但都能对工作产生实际的作用。他在首钢时间不长，也未来得及直接从事具体的领导工作，但已经给那里的干部和工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们看到了一个为人民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在遭受无辜陷害后，能识大体、顾全局，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诚恳质朴、勤奋积极，联系群众、无私求实的赤子之心。
然而，这位“行年过半百”，准备“悬崖奋勇登”的赤子，很快就被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之中，走到了人生最后的悲壮时刻。“一夜狂风起，百花尽凋零”。首钢，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一下子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被称颂为工交战线一面红旗的白云石车间，骤然间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在那风云变幻、莫测高深的日子里，贾拓夫再一次表现了无产阶级坚强战士的品格。
按照当时的情况，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即使沉默隐身都还躲闪不及，但他却大义凛然，镇定自若。他每天照常到厂，到人群川流不息的场所去看大字报，听人们辩论，有时还到大学、中央党校和机关去观察。当他看到真理被践踏、黑白被颠倒时，他又挺身而出了。
他不管黑云压顶，而毫不隐讳地喊出：“首钢不是修正主义顽固堡垒”，“白云石（车间）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白云石车间的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对于自己受到的迫害想不通。贾拓夫敢于讲话，给他们以精神安慰和斗争勇气。一位青年工人对贾拓夫说：“彭真来车间和我谈过一次话，我就成了反革命！”贾拓夫说：“彭真怎么啦？难道他讲的话都错了？我就不信！”一位青年女工问他：“刘瑞田、高升（白云石车间的主任、支部书记）是不是走资派？”贾拓夫说：“你还是个小孩子，不懂事。高升、刘瑞田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支部书记能走什么资？他们能走到哪里去？”他还请这位女青年转告刘瑞田、高升：第一，“白云石”是红旗不是白旗；第二，对他们的斗争是错误的，是历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不及的。要他们想宽点，最后一定能够把问题搞清楚。高升被斗后，贾拓夫把他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你高升是好同志，好同志不等于不受冤枉。运动来得这么猛。这不是下边的问题，而是上面的问题。”以后，高升被折磨得病倒了，他还多次到高升家里和医院去看望他。
贾拓夫的这种态度当然会激怒那些“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人，于是开始把矛头转向他。听说要批斗贾拓夫，一个好心人冒着风险给他报信，要他躲一躲。可他偏不躲，反而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会场。批斗会给了他讲台，他据理驳斥对白云石车间的种种诬蔑，之后，他又堂堂正正地署名写出大字报，阐明自己的观点：“你们对我的不满和愤怒，主要集中在白云石车间的问题上。对这点，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了许多大字报，也同一些同志谈过话，并没有得到充足的事实和站得住脚的理由能够证明整个‘白云石’是‘白旗’，是‘修正主义顽固堡垒’，这个结论是主观臆断出来的。”旗帜鲜明，是非清楚，语言铿锵。这张大字报曾给“黑云压城”下的首钢，给许多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压抑和摧残的同志，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正是贾拓夫这种维护真理的豪迈气概，震怒了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1966年12月初，在林彪主持的一次工交口的会议上，康生恶毒地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从此，对贾拓夫的冲击和斗争陡然升级，各种各样的帽子向他扣过来。他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轻工业部、国家经委、计委乃至清华、北大、轻工业学院、地质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处的造反派，络绎不绝地“杀”上门来。此时，贾拓夫无论在首钢，还是在家里，便都不得片刻安宁了。
一次，一伙人闯到家里，强令他回答四个问题，都涉及到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密。贾拓夫镇静地答道：“没有周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批示，我不能奉告。”有一个“造反兵团”，声称得到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他们屡次强迫贾拓夫揭发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副总理的所谓“问题”。贾拓夫义正辞严，干脆地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什么错误，也让他们自己去讲，用不着我揭发。”尽管他强硬的态度招致了加倍的折磨，但他坚定沉着，宁肯自己受苦，也绝不拿原则去作交易。
1967年初，他给远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大儿子虹生写信：“我们知道你最不放心的是你的父亲。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们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今后也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
1967年5月5日，贾拓夫被陌生人挟持，不知去向。在那“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纲纪混乱的年月里，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抄家已是家常便饭，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当权派”、“黑帮”、“走资派”抓走，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将他们拉出去游街、批斗，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当年敌人对付革命者的各种残忍手段，来折磨这些为国家和人民流血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做一个“黑帮”家属，同样“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敢问一句，轻则训斥，声色俱厉，重则斗争，戴上一顶高帽子，也会被“打翻在地”，哪里还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亲人？造反派们说这叫“红色恐怖”，“好得很”！在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以2000万烈士的生命为代价，建立起的人民共和国里，共产党自己的老战士、老功臣们却被任意迫害、污辱，而且株连亲友，甚至家破人亡。这是一种什么“革命”呢！
5月6日，就在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高潮中，贾拓夫这位革命41年的老战士，未能幸免于难，被无情地“革”了命。那天中午，贾拓夫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押解着从后门回到家中，他的夫人白茜和小女儿捷华，惊恐地发现他已憔悴不堪。一夜不见，竟然白发满头，完全变了一个人。家里人不敢多问，心提到了嗓子眼，惴惴不安地照顾他匆匆喝了碗面汤，又被来人带走了。但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他在自己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和家人见的最后一次面。没有一句嘱咐的言词，没有一句告别的话语。就这样，他满含忧愤，永远地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艰难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和国家！
1967年5月7日是一个凄楚阴暗的日子。浓浓的乌云笼罩着北京，黑沉沉的天低低地压在头顶，叫人喘不过气来，雨淅淅地下个不停，雨水里透着苦涩。这种天气，总是让人害怕，给人不祥的预兆，好像随时都会降临灾难。就在这天的上午，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卧倒在树下的贾拓夫！他已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博，也没有了体温，他的心脏再也不跳动了。
这天下午4点，噩耗传到了白茜耳朵里，她一下子惊呆了，刹那间脑子里一片空白。当她由大女婿宏儒和二女儿晓黎搀拱，冒着冰凉的雨水，跌跌撞撞地赶到离城几十里外的首钢大门时，她没见到一个领导，没有见到能说清情况的人，更没见到一个能说句安慰话的人。母子们茫然地站在阴雨里，凄苦地等到天黑，也没能见到自己亲人的遗容。人家只是冷冷地扔下一句话：“遗体己运走，再等也没用，回家去吧！”回家？什么是家？那个暂时栖身的小院子，还能叫个家吗？贾拓夫曾给全家的合影题诗曰：“两小奇逢心互印，忽间成就一家人”。30年风雨同舟，一日间人去室空，这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相依为命的伴侣，屡经坎坷但仍生龙活虎的老伴，难道就这样突然间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她简直不敢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十几天以后，在白茜和子女们的一再坚持下，才获准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了自己饱受摧残的亲人。白茜，这位坚强的女性，毕竟是在革命风雨中锤炼了30多年的老红军战士。此刻，她冷峻镇定，忍住泪水，未发一言，只是细细地抚摸着丈夫冰冷的肌体，默默地作最后的告别。她和孩子们看到，贾拓夫的额头上、眼眶下有深深的凹坑，胳膊上和小腿上都有伤痕，他半睁着眼，张着嘴，那愤怒、疑惑的表情分明是告诉人们：我有许多话要说！我死不瞑目！孩子们在母亲的感召下也都强压悲痛，抹去泪花，向父亲告别。坚强的母亲和孩子们在亲人的遗体前暗暗发誓：我们一定坚持下去，为您昭雪；我们会坚强地循着您走过的路走下去，一定争这口气，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此后，贾拓夫的亲人们，像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一样，经历了许许多多无法言传的磨难。他们置社会的歧视、迫害于不顾，始终顽强地进行抗争，坚持不懈地奔走申辩。整整过了4698天，终于迎来了为贾拓夫彻底平反昭雪的一天！令人万分悲恸和遗憾的是，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人们无法面对贾拓夫的骨灰来告慰英灵，因为早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里，他的骨灰已被丢失，不知埋藏在哪里，至今无处寻觅。尽管这使人想起来就愤慨，就痛苦，但是天涯处处有芳草，他毕竟又回到了他热恋的这片黄土地上。这时的祖国大地已是一片翠绿，又充满了盎然生机。
1979年5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对贾拓夫作出郑重复查结论，明确指出：“贾拓夫同志1957年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其基本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当时说贾拓夫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反党活动是不妥的”。“定贾拓夫同志为反党分子是错误的”。“1957年以来为贾拓夫同志所作的几次结论均应予以否定”。并且决定：“恢复贾拓夫同志的党籍，恢复名誉，予以平反，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召开追悼会。”
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为贾拓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彻底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郑重宣布“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贾拓夫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路线。”“尤其可贵的是，他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具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奋斗，最终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的忠贞不渝终于得到了报偿。而加害于他的人，也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人民和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终于可以瞑目于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