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7、18两日上午在计委科长以上干部会上）

    武昌会议决定大家都学习过了，这次调整一九五九年计划的报告已经发下去了。计委准备从今天开始到六月二十日组织全体同志学习这一报告。

    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内容很丰富，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武昌会议时主席（按：指毛泽东主席。下同）在《党内通讯》中指示学习两本书。感到在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生活中间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如果不很好的学习，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去年提倡以虚带实，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没有先进的理论，就不能很好地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年大跃进，今年太紧张，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要搞一九六零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正确地回答，没有正确地理解，是搞不好的。

    今天我想结合党组的讨论，李（富春）主任所讲的精神，根据同志们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和我过去想到的问题谈一下。准备讲心里话，讲真话。可能有讲不对的地方，仅是同大家在一起学习一下。所谓“学问”，就是有学又有问，有争又有论。如果承认有矛盾的存在，就会有争论。争论不是坏事，是好事。最近在委里有不同意见，非常好，用不着大惊小怪，计委工作矛盾很多，如果没有争论，是假象。没有争论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有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就争论出哪个对哪个不对，要从实践中来证明。要使我们的思想活泼些，否则，脑子搞空了。去年一年来，许多事情没有很好理解，经过一段实践后，脑子比较清楚一点。相当一个时间是“哲学的贫困”——脑子的贫乏。许多事情似信非信。

    一九五九年计划，我们搞得最早，从去年六月就开始了。从“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到现在整整一年了。一年来，计划订了好几次。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为二干五百至三千万吨；计划会议确定三千万吨，下面报三千九百万吨；武昌会议有些调整，确定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定为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经过订货会议，感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还有问题，回来后，李主任向我们布置摸一下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还有什么问题，经过中央财经小组抓落实，到现在产生出这样一个调整方案——钢产量一千三百万吨。这还不是正式修改计划。正式计划已经由人代会通过，再修改不好。实际上，发生了变动。按照第一、二季度订货会议的情况，加上对下半年的预计，并把原材料按落实的精神来分配，确定生产水平和基本建设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以前是一千二百多项目，这是按一千八百万吨（钢）部署的。现在限额以上项目七百八十个，其他推迟、下马。必须按现在的生产情况和原材料供应的可能缩短战线。

    根据这样的安排，到年底，预计铁能达到二千万吨（如果达不到，就难以保证一千三百万吨钢）；好钢一千三百万吨（以后统计的时候，要分别好坏钢）；钢材九百万吨。对其他主要品种也研究了一下，都有所调整。这只是作为一个预计。究竟能完成多少，要看下半年的努力，要看相互关系和平衡结果。

    一九五九年计划的编制和调整过程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九五九年计划定得偏高，“偏高”——这是对外的说法，实际上是过高。由于过高，今年一月以来，在国民经济中产生许多紧张情况。这些紧张情况，看起来好多是同我们的计划过高有关系。

    北戴河会议时，抓人民公社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更多地讨论计划问题。到武昌会议时，主席就发觉了，提出要从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钢）。记得那时还提出过十五年搞四亿吨（钢）的方案，主席一听很惊疑，有什么根据呢？因此，也没有讨论。武昌会议时，主席讲的话非常透彻。回来后，作了小的调整，没有大的变动。以后又到了上海会议，经过落实，比原来大有进步。

    但是现在的落实指标，能不能有把握地说它是很可靠的呢？是否估计得太低了，是否太高了？这个问题还存在，有待于继续研究。

    我们原来的计划订得偏高或过高，我们有责任很好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保证从一九六零年起，把计划工作逐步搞好。

    因为每次的计划是经过我们提上去的，是中央决定问题的根据。而我们的工作是有毛病的，我们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

    当然，也不能由于现在发生了问题而被吓住，也不能恨天怨地。总的来说，这一段也是难免的。去年全党办工业，全党抓计划，又抓工业，又抓农业，事情很多。而经济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难免不发生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讲的，聪明人碰了钉子就会转过来。事前诸葛亮是圣人，事后诸葛亮至少是贤人。因此，我们最大的胜利是所知道的这些失败。如果全党同志能够从中学到东西，失败就会变成胜利。我们是综合机关，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认识到这些教训。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搞得过高？

    1．首先从思想方法来说，基本上是主观同客观的矛盾。过去讲“主观能动性”，但是主观能动性不应超过客观可能性。武昌会议上，主席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只有主观能动性充分反映了客观现实性，主观同客观才会一致。绝不能从主观上想象：下个命令，要必然性听我们的话，必须首先了解它，认识它，然后才能控制它，利用它。由此可见，主观所以能动，正是由于它正确地认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可能。当这种可能在客观上不存在的时候，那我们的主观就“能动”不了。如果勉强的动，就成了盲动，盲动就造成了被动。被动就是被客观必然性把我们钳制住了，陷入必然性的王国，这样就没有自由。

    我们讲思想解放，基本的一条是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主席讲，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值得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学习。钢的指标由二千万吨落到一千三百万吨就证明了这一点，主观设想的太大，没有很好地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必然性来进行分析研究。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勇气负起这个责任，认识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回答问题。回答出问题，就是我们计划工作的胜利。

    计划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正如主席上次所讲的，跃进的形势要求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要多谋善断，要留有余地，不打无准备之战，波浪式的前进；同时还提出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这些问题都是对我们搞经济工作的，也是对搞计划工作的同志讲的。事实上也是个批评。

    过去我们的水平低，觉悟还不高。从北戴河会议起，主席一面鼓励我们的干劲，另方面同我们的主观片面性作斗争，曾经对我们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对问题缺少研究，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工业。但是，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武昌会议时要我们读两本书；计划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要调整比例关系；革命热情、干劲要和冷静的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觉悟得还不够。上海会议也讲工作方法问题，提出有了总路线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总路线是搞不好的。北京会议时又讲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问题，要求大家对问题钻进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然后解决矛盾。我们应当根据主席的指示，要从思想方法上很好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紧张情况的根源，如何改善，这样对于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2．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上，最大的缺点是在计划工作上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这一点，在第一个五年做得不好，一九五八年从现象上来看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从实际上来看，没有贯彻。从计委来说，每次计划的调整变动，时间很紧，来不及和下面一些同志谈一谈（首先是计委内部的同志），对于如何把大家的智慧组织和发挥出来，认识得不够，大量的事情没有看出来。最后难免“寡断”。

    同各部的联系也不那么密切，有时找来，就是决定一下。听一听各部计划司的同志的意见，做得不够。这次搞一九六零年计划准备同各部计划司和省市计委挂钩。闭门造车，很难把计划搞得好。

    主席曾提出，我们到底有没有经验，到底有没有群众路线？经验不能说没有，但是去年以来丢掉了。

    只听正面的话，不听反面的话，只听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注意得不够。从党组来说，我感到对内部对外部在工作方法上是有缺点的。由于这一缺点，使得我们的脑子反映情况不那么充分，矛盾不能明显地暴露出来。搞计划工作，如果没有什么矛盾，就没有文章可作。矛盾是客观存在。

    计划工作应该多谋善断。怎样才能多谋，没有大家动脑子想，就谈不到什么多谋。没有多谋，没有暴露出问题就谈不到善断。怎样断法？主席常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计委兼听还不够。凡是同国民经济有关的情况都应该知道。过去对这一点在实践中总是容易忘掉，体会不深。

    至于说，计划工作上的一些具体的业务方法，在这一时期也不注意了，什么定额、计算，也不理采了。

    3．除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而外，基本问题是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思想，比如《矛盾论》、《实践论》等。

    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些回避矛盾，不那么愿意把矛盾揭开。现在看来，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就是把各方面的矛盾摆开。主席讲，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矛盾，生命就停止了。现在我们搞来搞去，生产中的矛盾很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煤炭问题；基本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木材的问题；钢材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当然钢材的品种问题也很大。要注意在什么时候抓什么样的主要矛盾。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逐步预见这些矛盾呢？是有可能的。只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客观规律不是不可认识的。

    要实践。主席很早就预见到搞三千万吨（钢）不行，搞二千万吨，公布一千八百万吨，但是我们是事后诸葛亮。经过进一步实践之后，才看到各种问题，才退了下来。退，事实上是前进，是压缩空气，达到真正反映客观可能性。落实，因为原来是落空。要密切注意实践。现在看，上半年的“时”不再来，下半年的机不可失。一九五九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下半年还剩两个季度，要看三、四季度局势的发展；如果认识得好，安排得当，局面可以转变。否则，还会带来损失。

    要揭露矛盾分析问题，有了分析才会发现困难。我们的事业这样大，不会没有困难。谈困难当然不是畏惧困难，不是泄气，相反的，只有看到困难，才会产生千方百计。不能把一切成果都归功于力气。医疗有各种各样方法，有气功，但是光靠气功不行，还要靠理疗。而气有鼓足干劲的气，也要有志气。现在的大跃进，也是反映六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志愿，在计划工作中，要考虑这一条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技术条件，要注意经济中发生的新的问题。什么叫平衡，就是考虑许多矛盾。根据这一教训，注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上半年的“机”抓了一些丢了一些，下半年要很好地抓，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摆脱被动。

    所以，离开了《矛盾论》、《实践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思想。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时，主席讲要尊重唯物论，要注意辩证法，这在实践运用中，确实要有个过程。钢的指标由二千万吨落到一千三百万吨就是一个认识过程。

    4．计划指标同总路线的关系。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取得第一个五年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家喻户晓。主席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意识形态，“多快好省”是经济基本策略方针。在建设中，“多快好省”四个字是不能分割的。经过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它表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六亿人民的愿望。我们的建设应该搞得快一点，因为我们有许多好条件，有苏联的经验和苏联的帮助。应该思想解放，破除迷信。过去就是迷信外国，迷信“洋”人“洋”物，什么都是“洋”的好，凡是好的都是“洋”的，“土”的就不好。要破除迷信，英国、美国的速度不在话下。这一句话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

    但是，在出现了成绩的时候，不可能不钻进些微生物，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也不能不滋长。提倡解放思想，就把一些科学的东西也“放”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给破了，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浮夸。后来又刮起了“共产风”，不仅农村，城市也刮了。这个风不是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如“一平二调三收款”等。有些工厂的生产秩序很不好，出现了大量的废品。过去破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合理的关系，但是正常的组织领导、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等，是不应随便搞掉的。

    群众路线同集中领导相结合。有些单位，只有群众路线，没有集中领导。主席讲，现在是半无政府的状态，不受政府的约束，绝对自由。每个地方，每个企业都搞自己的规划，不受制约。大家都自由，结果都没有自由。搞大工业，不集中领导不一盘棋怎能行。

    总路线不能动摇，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要少慢差费。要根据总路线的要求，结合现实的工作，加上一些可能的条件，才能找出一个正确的发展速度。

    速度也是波浪式的。总的来说，生产是不断增长的，各个年份条件不同，有高有低。整个国民经济是互相衔接的，要有个比例关系，使每个环节相互适应。农业比较可以单干，工业是不能单干的，互为条件，不能抽象地想订得越多就越好。具体指标的多少、高低，对于现实估计得如何，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贯彻总路线的一个大问题。不要迷信地崇拜高指标。

    总路线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现实，也反映了未来。这就是：（1）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了；（2）生产大大提高了；（3） 一穷二白，但资源丰富，地大物博；（4）党的领导，群众的干劲；（5）中国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这一切都被一年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但是这样一个总路线并不能具体回答每一年干什么，还是要注意既积极又可靠，既先进又现实。过去，只提先进，不那么考虑可靠。到底可能不可能，这确实是我们计划机关应该掌握的，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不可能全面地看到是否可能。

    要特别注意对物质技术方面的研究分析加以集中地反映。既要考虑干劲、积极性，又要考虑可靠，既要有热，又要有冷。不要以为热是积极的，冷就是消极的，两方面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我们计划机关来说，就要特别注意“冷”字。共产党员，谁还没有热呢？保守是主观主义，估计不足，也是主观主义。有时是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个苦头。

    要全面地考虑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一年来，对人的因素考虑很多，对物的因素考虑得不够。“事在人为”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为”到什么程度？在一定时期，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条件。在天津有个工厂的标语上写“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它把重点放在“想”字上面了，我看应该放在做字上。见物不见人不对，但是见人不见物也不对。

    高低不是抽象的，是具体地比较的结果。经济数字百分之百地准不可能，低了高了都应该调整。总之，真正贯彻总路线，就必须很好地分析人的方面、物质技术方面的因素，然后得出一个判断。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这样才会体现总路线的要求。偏废了哪一方面，都会带来损失。

    5．怎样使一九六〇年计划的编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主席所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为了把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必须很好地区别这两种可能性，其界限就是看：是马列主义的呢还是主观主义的呢？虚假的可能性是主观主义的而不是马列主义的。

    可能性，应该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综合地研究。生产关系，是政治因素，要考虑到，如果没有干劲，没有积极性，其他就谈不到。在个体农民的条件下，生产积极性就不高，现在高了，因为再不是为地主劳动了。要看到下层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是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当中所知道的。政治与经济要结合，人与物要结合。人与物结合，物与物、人与人也要结合。我们谈比例关系时，大多是谈物与物的关系，这一个东西搞上去，必须把其他东西相应地搞上去，否则是不可能的。机器光考虑一种不行，还要配件配套；有了设备，还要有厂房；把机器装到房子里，还要考虑有燃料动力；盖房子还要讲究盖在什么地方（厂址选择）；一个企业成了套，开动机器，还要考虑人的问题、技术问题。应当承认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比起资本主义大国还是很低的。我们要往上赶。过去我们在某些方面犯了毛病，偏重于下层建筑，偏重于物质技术，算死账，注意了物的方面，忽视了政治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如果只注意了上层建筑、政治因素，而不注意或忽略了物的方面，同样要犯主观主义错误。这两种倾向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利的后果。由于帝国主义还在周围包围着我们，要求我们的建设赶得快一点，如果客观可能做到的，我们不去做，就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超越了客观可能，也是错误的。主席讲，凡是经过主观努力，能够争取到的，必然争取；另一方面，搞得过火了，也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这么长，就要下马，一九五六年时，规模还不像现在这样大。一九五六年的主要错误是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和市场的安排，大体上没有多大毛病。总的看来，调整是必要的。那时，主席讲，我们的钱只有这么多，材料只有这么多，只有按照可能来办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调整，一九五七年就不能积蓄力量，一九五八年跃进就困难。那时讲：“上马容易，下马难。”上马时，大家兴高采烈；下马，设备、房子停下来了，暂时变成了无效劳动，是不利的。而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还大，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比武昌会议时退下来了，但仍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由于层层加码。按照计划调整的情况来看，第二个五年如果能够把现在的建设规模充分利用上，就意味着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钢的水平。现在是个困难，到将来，不利的条件会转化为有利的条件。一配起套、一盖起房子，又可以上去了。总理讲，我们的基本建设可分四步：1．下马；2．稍息；3．慢步；4．保证一部分，必须快步。

    要注意后果。有些后果我们还没有预计到。要很好地分析。现在一是上马，一是下马，毛病不在于下马，在于上马。一九五六年可能有一部分不该下，但是相当一部分是该下的。劳动力方面，那时工人增加二百多万，而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千多万，把农业方面的力量削弱了。在工业方面，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技术水平下降了。某些产品的不足和市场的紧张，都同这些有关。准备减下一千万人，不这样就不能缓和市场供应。

    计划控制得不好，订得大。过去是控制得过严，花多少钱都经过上面，可是一“放”，就搞了二千多万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几乎等于十几个阿尔巴尼亚。盲目性很大，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一点如果认识得很深刻，就是个很大的胜利。经过实践，一九六〇年可能钻进去。过去打仗也是碰了多少年。

    6．“唯条件论”问题。我们在分析物质技术条件时，曾提出了这一问题。本来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过去报上发表过这一类文章，叫反对“条件论”。政治是条件，经济也是条件，我们搞计划业务，只注意政治条件，不注意经济条件，或只注意经济条件，不注意政治条件都是不对的。反过来，如果否定“唯条件论”，是否可以搞“无条件论”呢？我看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讲究时间、地点、条件，这是不能修改的。有没有脱离时间、条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呢？现在还没有想到。上次到天津去，同一个基层干部谈话，他总是先谈干劲如何，不敢提什么条件，怕上面批评他。我说提吧，后来空气就不同了，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同人家谈话时，不要怕人家提条件，而是让人家提，而且越提彻底没有遗漏越好。

    主席过去讲，政治和经济互为条件，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一是基础，一是上层建筑。世界上任何事物（经济也在内）的发展变化都是有条件的。要发展什么，增加什么，如果不讲条件，就变成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在书记处讨论一九五九年计划时，总理也讲到这一点，去年大跃进，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是许多同志不那么注意考虑时间、地点、条件了。不能把五年办的事情想在一年一下办完。机械工业生产还要有个周期，大机器、小机器，分别制造三、四、五、八个月，而各方面要凑起来，相互适应，安排好，时间可以缩短，安排不好，时间就延长。技术工人的训练，也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7．计划指标过高，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记得在延安整顿三风时讲，粗枝大叶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而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这一点应该严肃地认识。为什么搞高了，基本上在以下三个方面，估计得不切合实际。

    第一、对现有的生产能力估计得过高了，实际证明，没有那么多（冶金，机械等）。所以，在搞一九六〇年计划时，每个局都要和部里很好地研究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同时，对于能力也不要孤立地看，如冶炼能力，不能孤立地看高炉、平炉、转炉的能力，也要看矿山、运输、炼焦的能力怎样。机械工业到底有多大能力，也要摸清。发电设备，当时有的同志说搞不了那么多，而大多数同志讲还是可能的，景林同志就有怀疑。每个局都应该敢于说行或不行，要针对客观事实大胆讲话，否则，我们的机关就沉默下去了。不能争事先诸葛亮，但是如果暴露矛盾，把道理讲清，可以争取做到事后诸葛亮。

    第二、对新增生产能力估计得过快。最初考虑百分之三十靠新增的生产能力，而第一个五年不过是百分之十左右。陈云同志讲了这一点后，主席很感兴趣。现在证明靠这么多的新增能力是不行的。

    第三、关于小土群。各部对小土群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看起来，“小土群”，全民办工业，这样干下去，农民都来办工业，资金、劳动力，手工业都搞过来，而国营企业又停工，就有很大的矛盾。

    农业，去年确实大跃进，也确实丰收了。原来估计粮食七千多亿斤，现在证明没有那么多，主席估计只有四千七百至四千八百亿斤。要核实，由于高估，也造成了浪费。粮食收来后，三顿干饭，放开肚皮吃。大办钢铁时，粮食到处吃，到处丢。密植太多太密也浪费了一些种子。由于高估，“顶其虚名，而收实祸”。

    有了这样一个痛苦的经验就会好了，主席讲，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必须从现在起注意明年农业问题。现在总理直接抓农业，准备多搞一点农业机械和化肥。整个农业在十年内分三段解决：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农业并没有过关。农业关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

    工业的两条腿走路和大中小不变，但是以大为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大工业为纲的。在考虑速度的时候，仅仅考虑小高炉是不行的。要注意不断地平衡。去年的一千一百多万吨钢里面，有三个组成部分：（1）主力还是大洋炉（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万吨；（2）一九五八年新增的洋炉三百万吨；（3）小土群二百多万吨。今年土钢的比重占得很小了。现在为了达到一千三百万吨，要考虑如何把平转炉提高上去；其次使转炉和高炉过关。基本上靠现有能力。

    在搞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当时，也有许多因素预料不到。第四季度是大搞钢铁的高潮，武昌会议是十二月底开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心中还没有底。对于一千一百万吨（钢）没有调查研究。当时也意识到一些新的问题，没有时间进行研究。今年三月，重工局和统计局联合整理了一个关于钢铁工业的资料。这次搞一九六〇年计划时，希望把每个行业的情况都要摸一下：第一个五年如何，一九五八年如何。资料搞出来，可以互相通气，暴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这一点过去注意得不够，现在要补课。

    矛盾不能掩盖，因此，在考虑明年计划时，首先要下一番苦工夫把现有生产能力计算一下。现在安排的基本建设，大部分是为了明年，要把现有能力同明年新增能力合起来，来考虑明年的速度，尽可能做得比较准确些。各个行业里，起决定作用的是重点企业。要搞得水落石出，避免虚假。有些同志设想，定得高一点达不到也不要紧。如果差得太远，掉下来影响很大。

    富春同志讲，什么叫大跃进？是否一定要翻一番？工业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就是大跃进。（第一个五年的平均速度百分之十九点二）。

    虚和实，只抽象地务虚不结合实际不行，要以虚带实，以实务虚。“虚”不要形成空虚，不切合实际。太虚，就形成了里的“太虚幻境”，贾宝玉做梦，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似真非真，真假难辨，似有似无。

    能够自我批评，把问题搞清，就是个很大的胜利。这是千百万人的大事。要经过实践。革命战争也是经过了几十年，到“七大”才有了完整的经验。有了经验，战争的进展就快了；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有了经验，就会走快的。

    8．大跃进和按比例的发展问题。

    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但出现许多新问题，发生了比例失调。这个问题，在武昌会议上就指出了在安排一九五九年计划时注意调整比例关系。总的来说，大跃进同按比例不能对立起来。要大跃进必须按比例，不按比例就不能大跃进。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速度和比例的关系。按总路线的要求，每年到底到增长多大的幅度？我们定第二个五年钢的水平一千万吨，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完成了。但去年好钢是八百万吨（重工局说七百四十万吨）。根据富春同志讲，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就是大跃进。速度不能离开客观基础。根据八个多月来的情况看，我们没有掌握到这个底，要逐步掌握到。

    五八年是展开了大跃进的局面，全国人民确实鼓足了干劲。如果加以具体分析，问题也确实不少，要更好的抓住问题的本质，很好的研究，可以回答些问题。这样五八年的经验，更加全面（正面与反面的）地吸取，以争取今后既大跃进又按比例。

    今年要调整比例，保证跃进，速度自然不像去年那样高。不仅注意数量，而且注意质量。五八年把不合格的钢刨除是七百四十万吨，去年有些转炉不转。基本建设，按五八年跃进铺开，就会是许多“克啷猪”老也长不大，要算一下这些“克啷猪”什么时候能填满。比例关系调整得好，失调可以逐渐缩小，否则会逐渐扩大。不能叫一个行业过分突出。

    9．多快好省之间的矛盾问题。多快好省是个统一整体，当然也有矛盾。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产品质量相当地下降，特别是钢铁质量问题最大。就是说，只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铁变不成钢。铁分三种，含硫不超过零点二是合格铁，但国际标准没有零点一以上的。但如这样定，合格率更低了。同时，又有合用铁，即零点三至零点四的铁，到底能不能用？其他煤炭、水泥等产品质量也有些很不好的，出国后又退回，影响国际信誉。五月份以来，中央也大抓质量问题。当然质量也有些复杂技术问题，不是一下能解决的。总路线的多快好省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好省，多快也不是真正的多快。有些单位只追求多快，似乎生产只是为了献礼。基本建设项目，搞好多，究竟什么时候能投入生产，不摸底。只要是好东西，成本大一点，一个顶一个。价廉物美，不能价不廉物又不美，宁可价不廉物要美。高炉小，风不多，焦炭用得多，铁含硫高，就像人身得瘤病一样的不得了。炼焦煤必须经过洗选。如果用的焦炭少，降低含硫，铁的质量可提高。

    多快好省关系到各个方面，如工业布局的合理与否，也决定能不能多快好省。去年工业遍地开花，把原材料吃光了，劳动力、运输力都占用上。天天喊执行总路线，实际上执行一半甚至没有执行。质量不好到底是不是多快好省？质量不好就是最大的浪费。地区分布谁先谁后，应当有个排队。我们就是这么多材料，如果用得好，明年的项目都能投入了生产，迅速发挥作用；否则，不适应的多搞，许多项目都不能投入生产，实际上是又慢又差又费。以后，在设计上也要分清好坏，不能混在一块。

    体制也同多快好省有关系。条块应该统一起来。两放，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放了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把原来好的东西也放掉了。体制下放，有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企业不一定全是地方性的，是为全国服务的。同时不仅中央往省下放，省又放到专区，专区放到县，县放到社。有些现象，同多快好省有矛盾。商业也下放了。

    总路线是速度问题，也包括质量。

    10．需要同可能问题，过去常讲需要同可能，大跃进以来，“可能”讲得少了。两者都应该兼顾。只讲可能不讲需要是错误的，保守的，反过来，只讲需要不讲可能，也会犯盲目性的错误。

    需要是无限的，无止境的，但是能满足多大程度？要考虑可能，不能设想要多少就能搞多少。

    要把需要同可能加以平衡。需要多少，最大需要多少？可能多少，最大可能多少？如果材料就这么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不能保证最大需要。不能一步登天，走路要一步一步，这是常情。去年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主观主义。听数字也是听高不听低。热情积极性是需要的，但是作为计划机关就不能一个劲地跟着这样热下去，要冷一些。注意科学的方法。过去也有点不敢讲“可能”、“可靠”，就怕有“保守”的嫌疑，现在看起来，“保守”是留有余地，总不能把国家储备叫作保守，“保守”还是有油水的。

    11．计划方法问题（拟放在后面讲）。

    12．研究苏联的经验与总结自己的经验问题。总的说，苏联四十年经验，有了一套经验，我们还没有一套。当然它也有缺点，它在掌握了物质技术之后，对于政治，对于并举，群众路线方面，注意得较差。但无论怎样，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在群众路线，政治挂帅等方面，假定比他强，但在掌握有计划按比例注意科学技术方面似乎比他差的。去年有一阵，似乎觉得苏联那一套什么都不如我们。因此今后还必须继续学习。有些技术上的东西，本来，已经得到了苏联的资料，但是放在那里，非要自己搞一套。气势太高，不可一世，这样对自己没有好处。孔明挥泪斩马谡，马骄傲，不听王平意见，把一个阵地失掉，调度失灵，后来，按兵法斩了。孔明当时还记得刘备临死时讲：马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志大才疏。我们去年是否有马谡的味道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自己的第一个五年经验的基础上加上很好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就会搞的更好。今后，不要忽视苏联的经验，不要忽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经验。过去的生产基建，经济生活基本上比较稳定，要做到在稳定上不保守，跃进中注意比例。老路不能完全否定，新路不能完全肯定，要从这两方面找出正确道路。

    不能完全排除苏联的经验，当然它有失败的经验，就是这些，对于我们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已经走过的弯路，我们可以不再去走。

    有些问题，是有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是一些技术经验，管理经验不能否定。

    13．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经验的总结问题。

    在学习中，有人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提出应当怎样估计？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作了估计。当然主席在南宁、成都会议上讲过，总路线要经过几年、十年二十年来证明它。大跃进中的失调，是个发展过程。所以能大跃进，主要由于总路线深入人心，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工人干劲确实很足。“共产党说到哪里，我们干到哪里”，虽出事故，也是前仆后继的干。工业是大家办，过去少数人办，冷冷清清。既然要群众路线，不叫群众干，怎能群众路线？虽然统计数字有不准确，无论怎样也会高于第一个五年的平均速度百分之十九。

    人民公社也是个大的变革，虽有问题，但也很难经过七八个月一下搞好，总要经过三年五年。

    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是跃进的。

    所以要从两方面看，主要的方面是正确的，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也应当承认大跃进中产生许多新的矛盾，比例失调，走得太远了些。每个行业里都有很多问题。钢的质量，钢材的质量、品种都有问题，铁变不成钢，钢变不成材，材不易成器。机械工业也跃进，造好多东西，干许多大的东西，但在制造能力和技术上不相适应，由于它造不出大的东西，也很难解决轧钢设备和解决钢材品种问题。动力工业和交通运输赶不上。从国民经济内部来看有四大部门：（1）采掘；（2）加工；（3）交通运输；（4）农业。有长线短线。

    机械工业，造了好多主机，配不上套。准备请机械局算算账。

    原材料工业同加工业之间也不平衡，有些产品试制成功还不能大量生产，如“东风窑”到底行不行？试制结果应有个交代。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同原材料供应不相适应，应缩短战线。要很好注意后备，上马容易下马难，仓库出货容易进货难，工人招来容易遣散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明年计划要考虑，进一步对薄弱环节、长短线之间进一步调整。既然要有计划按比例，就必须这样老老实实的去做。

    14.今年一至五月生产与建设实践的研究、分析、总结，对于更好的指导下半年，正确安排一九六〇年和第二个五年，是非常重要的。这项工作，计委、统计局，要配合搞一下。

    上半年除了少数产品外，大部分未完成计划。所以完不成，开始讲是松劲问题，后来感到是指标过高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推之于客观上。

    影响较大的是工业两个“元帅”，一季度钢材一百五十三万吨，分配的更少了，第二季度二百六十万吨，分配按二百五十万吨，一至五月实际日产还未超过二万吨，既按二万吨，下半年还必须增加一百八十万吨，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对其他各行各业也都要算一下。首先煤炭，第一季度是完成计划的，装车数也完成了，但是也有问题，第一季度的完成包含些不正常的因素，第一季度的煤的掘进搞少了。运输方面，短途运输占的比重较大，煤平均运四十公里，运木材平均一千公里。同运什么有关。

    机械工业，按计划口径，十一万吨，订货X万吨，材料供应不上。材料利用率也比往年低。材料不全。

    总的看，在国民经济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1）粮食由于高估了，有些浪费。

    （2）农业战线有些条件比去年还差，排灌设备不够，肥料不够，劳动力不足，运输力不足。最近主席亲自抓工业支援农业，然后农业支持工业。农业机械要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工农业并举，由于工业搞多了，基建搞多了，实际挤了农业。主席讲，搞工业的人离开了农业。

    （3）在工业方面，工人干劲还是足的，但是生活有些困难。同时由于生产任务大，设备负荷很高，百分之百以上；许多设备不能及时检修，“轻伤不下火线”但“重伤”也没有医院去治。

    （4）材料不足，库存空虚。

    （5）质量下降。

    （6）雨季准备不足。有些地方由于大雨，交通不便，没有煤。

    三季度生产也会有很多困难。二季度的产值还比第一季度下降了。四季度会好些。

    （7）交通运输紧张、特别是短途运输紧张。

    （8）市场紧张，穿的问题不大，鞋子紧张，女同志都参加工作了，没人做鞋。吃的东西紧张。这些并不难解决。有四十亿购买力平衡不了，经过调整，采取些措施，有二十亿左右。

    （9）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要缩短。缩短不要泄气，要向大家说清。

    （10）储备，不管怎样紧张，如果有大量储备也好办，但是储备不足。

    所有这些，将在秋后有所好转。

    （11）生产与维修要搞好。

    （12）计算生产水平要全面，缺一不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煤，饭做不出来。

    （13）对于速度问题，要考虑经常的因素和临时因素，如去年收废钢铁三百万吨，今年能不能有这些？去年进口一百五十多万吨钢材，今年是没有这些。煤炭增加许多，但是吃了老本，老本不能经常吃掉。所以生产稳定下来是很主要的。

    15.波浪式前进问题。波浪式原因很多，从钢铁方面可以基本回答。以钢为纲的基本问题，是解决钢材问题，小高炉占很多，今年不同，土钢也少了。去年有七百七十万吨钢材，做什么用了，要有个统计，不然没有底。考虑数量、品种、质量、生产与运输，加以平衡的结果，表现了波浪式（或马鞍型），波浪式是存在的。明年又如何？所以跃进是事实，但阵地未巩固。在考虑明年时，要考虑现在阵地巩固到什么程度，对明年有好处。

    16.机械工业，原材料数量与品种问题。有了材料，没有设备，制造能力的平衡问题，这个底要摸一下。

    17.以钢为纲全面跃进、重点与一般的问题。以钢为纲，纲要举，目要张。有了钢才有了原材料，其他才能上去。在执行中，反映出对以钢为纲的了解不一致。似乎以钢为纲，“纲”就可以不管其他，其他过分让路，“目”怎么能够张。重点与一般，没有重点就没有一般；但没有一般，怎能有重点？“一般”、“目”必须补上去。

    18．每年新增能力究竟有多少，过去统计局计算一般百分之十左右。公报上讲，去年全国投入生产的项目有七百多，后来一查有五百多。要摸一下。今年依靠当年新增能力按调整的情况看，也是百分之十左右。要具体摸一下：项目分类、安排力量、技术力量怎样，要算一下。

    19.物资后备，要留有余地。在大跃进中，后备少了，钢材五十万吨左右，去年后备少了几十万吨。生产安排，要发挥潜力但应当留有余地。文艺、演戏都留有余地。

    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去苏联时，斯大林还未死，就向我们讲留有余地。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就是由于有了一九五五年的丰收和后备。所以后备问题是个重要教训，有备无患，有实无空。

    20.要心中有数。去年职工人数，报给中央的数和实际增加数相差很大。要算账，算账派是不满方面的，但是当权派不算账危险很大。过去，听列宁讲，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普通人说，那又是算账派了。“计划委员会”，“计”为计算，“划”为筹划，搞来搞去，还要找来大量“算账派”来算。我现在也感到，不能光虚，通过算账，才能合乎实际。统计局搞统计，计委搞指标，都要算账。世界上就是物质，有量有质，经济上要算账，军事上要算账。浪漫主义才是2×2=5，而现实主义是2×2=4。

    21．物资分配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问题。条块有争论。一竿子到底地方反对，各部拥护。到底怎样好，要研究，搞得好些。否则，生产、建设受影响。

    22．政治与业务——红与专问题。周总理接见一个矿工出身的在国家机关工作二十多年的一个外宾时说，我们的部长们多数是红而不专。部长真正由企业里来的不多。我们搞计划的也是在总理所讲的红而不专的范围之内。不能当空头政治家，要钻业务。这两方面不能对立起来，应该统一起来。不能只红而不会业务。这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

    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的结合问题，一个大厂，没有统一领导怎能行！积极性要发挥，也要避免盲目性，没有这些条件，计划管理就是空的。

    23．“保守”与过火问题。要做到既不保守又不过火。这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有了。

    24.计划工作的群众路线，也同其他工作同样的重要。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千方百计，集思广益。我们的计划应把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反映出来。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但有了积极性，还必须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物质条件。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不是抽象的概念，必须同具体的物质技术条件结合起来。必须具体反映物质实际。画上可以画一人用双手把高山辟开，但是，实际上必须干劲加上物质技术。

    25.劳动、工资、劳动生产率问题。今年增加这些人，明年怎么办？计件工资要考虑。“刮共产风”，“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都要研究。

    26.大中小问题。要有个主力，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是大工业，要有骨干，以大为纲，不能把重点放在小高炉上。去年各地都搞小土群。

    27．指标的高低，上马下马、泄气问题。上马劲头很足，下马是否要泄气？不能单纯追求高，如果高切合实际，下马会泄气，但不切合实际，应当下来，要向群众交代清楚。生产指标如果不落实，群众怎么努力也完不成，倒是容易泄气；切合实际，完成了计划，就不会泄气。“气”，要看什么气，有的气要有“空气压缩机”，武昌会议（钢）由三千万吨压到二千万吨。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深刻，务虚不务实，结果务了空，“孙悟空”。

    28.虚与实。虚不离实，实不离虚。斯大林讲，要学会以完备的知识运用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我们的知识还不完备。社会主义，恩格斯讲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是从科学到空想。要加强理论学习，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

    29.为什么写不好文章？基本原因是把问题没有摸透。没有抓住根本矛盾。现在能不能写出好文章？有可能。只要充分暴露出矛盾，为什么没有搞好？要找出经验教训。

    计委准备用下半年这个时间总结几条。如果大家都动手，就要在未动手之前，辩论一番，就会有内容。当然文章的技巧安排是个问题，但基本上是内容。要求各局整理些资料，大家都看，可以提出反面意见。重工局专门搞钢材的资料，抓品种与质量，分析去年今年情况。同时，重工局还要提出搞一千万吨钢需要什么条件。每个局都要搞这样的材料。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经验之谈。

    不要一下就要求搞出成品，甚至也可以半成品或初步资料。资料搞得好会起很大作用。

    两本书，要很好读。

    昨天讲了，最大的胜利是所知道的这些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失败而是成功。要很好的总结这些经验，这是个很大的代价换来的。吃了豆子拉豆子不行，要消化它。主席的话是指全党来说，没有经验碰了钉子才能转过来；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一九五六年的经验也要联系起来。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积极性是不对的，但一九五六年作了调整是必要的。那时虽犯了错误，但是作了控制，积蓄了力量，没有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很难大跃进。

    对这些经验过程，要研究、总结、议论。学习为了工作，工作也是学习。关于学习问题，李（富春）主任批了几句：“应放手发动大家展开批评、辩论；以虚带实。”我认为这样讨论是正常的，必要的。应该有不同意见，这样才会交锋，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写的文章还要改三四道，出版了的东西还要更正呢。要毫无顾虑。

    现在大字报又不见了。要勇敢。有意见不讲，无非是“五怕”，个人患得患失。要有个新东西，开始不晓得多少人反对。

    大家谈，以后像今天这样的四级干部会开它一两次，思想要活泼起来，空气要活泼起来。在我们这个会上，有什么讲什么，不要到外面去讲，免起副作用。

    计划方法问题以后再谈。

    我个人，也学习了，但一些问题未经过整理，仅作为个人学习感想和意见，有错误请批评。抛砖引玉，每人都可以想几条，可以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