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毕竟距离北京有一千多公里，作为上海《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只应胡乔木之召，在那两天中作了三次谈话。
《人民日报》则不同，就在胡乔木鼻子底下。《人民日报》总编辑与胡乔木的接触，就要比马达多得多。
胡绩伟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他是胡乔木的老部下。他曾说：
1939年底，23岁的我离开成都，离开生我养我的巴山蜀水，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
中央组织部早已安排了我的工作，让我到中央青委报到。接待我的是当时在中央青委负责宣传工作的胡乔木。他知道我在成都编过三年报刊，分派我到《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他对我说：“你有编辑工作的经验，只要熟悉一下党的方针政策，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1977年1月，中央正式任命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胡绩伟与胡乔木有着诸多交往。1994年2月，当我的《胡乔木》一书初版本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关注这笫一本关于胡乔木的长篇传记。
1996年5月24日，我在北京胡绩伟家中采访他的时候，刚见面，性格直率的他就对我说：“叶永烈，你那本《胡乔木》是你所有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
我问他：“怎么糟糕？”
胡绩伟说：“你的《胡乔木》一书，只写了胡乔木的一面。其实，胡乔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
胡绩伟向我说了他所接触的胡乔木。他以为，写胡乔木，不可不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胡乔木，不可不写与周扬进行“人道主义”论战的胡乔木。
其实，胡绩伟所说的，也就是王蒙回忆文章中那句欲言又止的话：“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
按照周扬一生思想轨迹，可以说可分为“两个周扬”：
“文革”前的周扬是众所周知的“左派”文艺理论家，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文艺沙皇”。那时候，中国一次又一次文学“批判”，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直至在“反右派运动”中批判丁玲、冯雪峰……周扬都是冲锋在前，都是运动的领导者。
然而，在“文革”中，姚文元的一篇“宏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把周扬打入十八层地狱。
经过“文革”中的九年监禁，周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革”之后，周扬焕然一新。晚年的周扬是反思的周扬，是改革的周扬，是批判极左路线的周扬。
胡与周，本不“相恶”。在延安时期，在建国初期，在“文革”前，胡乔木与周扬并无歧见。他俩同为中共两支笔，尽管两人个性并不相同，胡乔木拘谨而细致，周扬洒脱而豪爽。如同邓力群所说：“几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人们都高兴的时候，他往往又为未来的什么事忧虑起来了，考虑着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胡与周的相恶”，是在“文革”之后，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为激烈的爆发是在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战，而《人民日报》则是这场论战的焦点。
胡绩伟是在1982年年底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中央任命他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而原先的《人民日报》笫一副总编辑秦川担任总编辑。
胡绩伟说：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日，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了学术报告会，周扬作《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学术报告。为准备这个报告，周扬邀请了上海文艺评论家（原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参与起草。报告结束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的党校校长王震、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都上台与周扬握手，表示祝贺。
3月8日，报告会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报告会的消息，在第五版刊登了报告摘要，3月16日发表了报告的全文。
谁知这却引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周扬被逼得一病不起，由植物人到郁闷而死；王若水被撤职，长期纠缠批判，直到要强迫调离人民日报；对秦川一再责难，直到强迫作出书面检讨。
关于“胡与周的相恶”，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战，在我看来，当事人顾骧的回忆把来龙去脉讲得最清楚：
1982年11月间，贺敬之来文艺局传达中央的一项决定：1983年3月14日为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将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周扬作报告。
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电话，说周扬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我与文艺局的同志打了一个招呼，约了若水下午五时在北京站见面，乘晚上六时火车赴天津，抵达周扬下榻的天津迎宾馆。元化也于当日由沪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起草马克思忌辰100周年报告稿。
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上世纪60年代，王若水被毛泽东称作“桌子”哲学家，为毛欣赏，还是周扬将这信息传达给他的。若水有思想，文笔犀利。元化在逆境中埋首于古典文论的研究，颇有成就。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周扬住一个大套间，客厅有40平方米，周扬、若水、元化和我四人，围坐一张小方桌旁，像搓麻将，各占一方。周扬要求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什么，先“务虚”。我们四个人真正做到了敞开思想，毫无顾虑，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最后周扬。
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第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但是后来“清污”时，周扬被列为迫害对象，不问情由，若水也被划入此列。
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
一次他说，胡耀邦曾对他讲，他现在副部长的位置太低了。（可不是，胡乔木过去与他同事，现在成了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原来是他的下属，现在成了书记处书记。他从1949年进城一直到如今，30多年“副部长”一直未变。）茅公去世后，全国政协还缺一位文教方面的副主席，准备将来把他安排到政协。（由于周扬后来挨整，胡耀邦离职，这件事当然泡汤了。）
紧赶慢赶，稿子竣工已临近会期。3月6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叫运动的运动。不仅是我，即便是老于世故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
3月7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周扬作主旨报告。报告稿是由《人民日报》印刷厂打印的清样。他作了一个开场白，他说，这个讲话是找了几个人一起商量写成的。报告由一位女播音员代读。后来知道这位女播音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着名的播音员。她音色优美，吐字清晰，声调顿挫，为这篇报告增色不少。报告结束，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大约过了三天，听他说，耀邦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学术报告会的第二天下午，传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长两天结束。后来知道，出席报告会的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在7日下午，通过胡乔木秘书，向胡乔木作了报告。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
3月10日，胡乔木到周扬家，谈他对周扬讲话的看法。3月12日继续开会，四人在大会上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也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是观点是鲜明批驳他的。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周扬的谈话，检讨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讲话。1984年1月3日，胡乔木选择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十个月前周扬作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同样，讲话也是由中央电台广播员代读的。
这年春天，周扬到南方访问。5月，他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讲话，题目是“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周扬没有被压服。9月，周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快进了北京医院，经诊断患脑软化症。周扬对他女儿周密说，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这第三次打击更加难以承受，还不在于以他为靶子的全国范围的批判，更在于他在别人软硬兼施下举措失当，所作的违心“检讨”而带来未曾料到的影响。
至1985年夏以后，周扬已进入膏肓，只能偶尔喉咙里吐出一两个含糊的音节，一年之后，他成了植物人，靠鼻饲延滞生命。医生“谢绝探视”，我每隔三四个月去探视一次，每次都拿陆定一的探视牌，他长期住院。我去探视，对周扬来说已毫无意义，倒不如说主要是我自己灵魂的需要。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春节，周扬静静地躺在那儿已五年了，原来魁梧的身材，瘦成了皮包骨头，萎缩成单薄枯瘦的身躯，只有一点游丝般的气息。
1989年夏天，我在牡丹江镜泊湖的一个小岛上休息。8月1日早晨，我在湖边林间漫步，呼吸着新鲜湿润空气，手中握着一只微型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新闻联播。突然，节目的最后一条消息使我怔住了，仅有一句话、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文艺理论家周扬于今日逝世。他走了，陆定一说，“他是被人气死的”。
1989年9月5日，秋风兮兮，秋云澹澹。人们告别了周扬。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大约是“文革”以后，一位文化人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丧仪礼遇。
另一当事人、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这么说道：
事情的实质有些同志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夏衍就曾对周扬说，这篇文章的问题所在就因为是你周扬写的。据说，胡乔木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讲过，他周扬只是个中央委员，凭什么在理论上对党指手画脚。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也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证实了王元化的话：
过了一天，我们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房子很暗，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我的对面，正中是乔木、力群，左右分别是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和秘书长李彦，李彦做笔录。我这边，周扬坐中间，左首是王若水，右首是我，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
一开始沉默，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一大本，要费好大劲才看得完。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的声音越来越大：“你们这样不正派！”
乔木这时也瞪大了眼睛，把身子也伸过来，大声地说：“你是反对中央，反中央政治局！”乔木的脸色很不好看，我注意到他上面一排老虎牙都露出来了。
周扬立即回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气氛大为紧张，使人坐立不安，这在党内的会议上是少见的。
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扬写了一封信，对中宣部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
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并胡耀邦同志：
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与事实有些出入，我谨向中央如实地说明情况，请再加核实。我的意见，如有错误，亦请再加指正。
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马列学院联名写信给我，约请我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作一讲话。当时我因跌伤骨折住院，偶然和前来探视的王元化同志谈起此事，并希望他和王若水同志帮我起草。出院后我因仍有低温到天津继续休养。春节后就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位同志的协助下赶写成了这篇讲话，这时离报告会只有一天时间了。第二天我因体力不支，请广播员宣读了这样一篇讲话。这样一篇重要讲话，虽是一篇学术性的探讨文章，但以我的身份宣讲，是不够慎重的。报告会的第二天，我立即把讲稿的清样分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等同志审阅。
3月13日上午，胡乔木同志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同志在我家谈话，主要是谈对我的讲话，对王若水文章，以及对文学上的现代派的意见。对我的讲话，主要是认为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乔木同志说他是一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格地区分开来，而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充分地发挥。文中我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这和乔木同志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当时我还问了一句我的讲话是否要改了以后再发表，他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再详细发挥。我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来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我寄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对王若水同志讲人道主义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他的“怪影”比拟不伦。对现代派，认为要批评。
因为我在那天谈话中，把克服“异化”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样才不致流于空谈，才能和当前贯彻中央的改革精神联系起来。也许这样联系是不适当的。所以，第二次他又在话中提醒我“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争议的问题，要我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的意见。
乔木同志谈话后，邓力群同志来电话谈到我这篇讲话的修改，要我把讲话弄个摘要。我说报上发表的已是摘要，我不想再摘了，说时很不耐烦，态度很不冷静，这是不对的。
这篇讲话的预告和全文发表，我事先并不知道。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最后这么沉重地写及：
在“清污”高潮中，胡乔木一天一个电话逼周扬作检讨。11月初，周扬被迫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形式，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周扬就病倒了，再也没有好起来，直到1989年与世长辞。每当我去北京医院二楼15号病房，看见周扬同志死人一样躺在那里，身体变形像一具僵尸一样，心中就是一阵悸恸。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他确实有病，大脑软化，已经差不多是植物人了。而过去他却是一副战士的模样，真是一条气宇轩昂的“汉子”。我忘不了周扬临死前对我说的话：“秦川，我的事你清楚……”我对周扬怀着负疚的心情，是我请他把文章交给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没想到让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对于胡乔木与周扬之间论战的内情，我在当时也有所耳闻。晚年的周扬，在文艺界享有甚高的声望。
当1983年底那风狂雨骤的“清污”运动终于过去，天青日丽，我在1984年岁末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充满热烈、欢快的气氛。
1985年1月24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我的《头上一片蓝天》一文。这篇文章写到了作家们对于周扬的热烈拥护之情，也写到了那种“雨过天晴”的兴奋心情：
“头上一片蓝天”，我刚刚步入北京的京西宾馆，许多双热情的手便向我伸来，彼此用这句话庆贺着。
文坛盛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阴转多云。多云转晴。丽日中天。金灿灿的阳光呵，洒满了会场。
我们的胸前，都别着绿色的代表证，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如椽巨笔。
笔，无疑是作家最鲜明的标志。绿色呢？她是勃勃生机的象征。她是春天的颜色。她预示着文学的大繁荣。
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当胡耀邦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当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祝词的时候，当吴祖光朗诵起流沙河的新作《不再怕》的时候，当王蒙振臂疾呼“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是真的到来了”的时候……掌声如雷，如潮，如鼓，如醉。
周扬同志的贺电才一句话：“我因病请假，不能出席，预祝大会胜利成功！”立即激起长时间的鼓掌。我用电子表测了一下——掌声持续十九秒！
我听见黄宗英说：“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掌声》！”
是的，是的，发自内心的掌声，饱含着代表们的爱。
笑了，笑了。个个脸上挂着笑。
个子最高的代表——冯骥才在笑，坐在轮椅上的女代表——新凤霞在笑，热心于组稿、号称“没法躲”的老编辑梅朵笑了，身穿绿军装、满头灰白发的白桦笑了，刚刚入会便成为特邀代表的张辛欣也笑了……
这是欢悦的笑，宽心的笑。因为，大会再三强调了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
九天，整整九天，头上一片蓝天。
不，不，不光这九天，在新的一年，在未来的岁月，头上一片蓝天。
“左”的阴风当然还会作怪，但是，历史已经一再证明：雨过天晴，那深蓝色的天是最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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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