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就提出要调整，抓住宝钢上下马的难题，深入调查“解剖麻雀”，遏制冒进势头。

    三中全会后，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当时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李先念从50年代以来一直在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对陈云是很佩服的。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3月13日，陈云同李先念商讨后，第二天，陈云起草了两人联名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第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第四，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第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至7年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议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3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发言，表示完全支持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说，中心的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邓小平还说，陈云提出2000年搞8000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钢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8000万吨钢，并不一定比2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1979年3月25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紧罗密鼓的筹划、组织，明确了方针，组建了机构，陈云又一次领导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是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的，等等。人们议论纷纷。

    显然，宝钢问题，是关系调整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陈云决心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此的重视。

    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那时，宝钢建设已经上马，而国内又议论纷纷，处于“骑虎难下”状况。

    宝钢建设，已经同外商订了合同，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大批引进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全面开始经济调整，外国厂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远设备，货物已按协议交付，中国方面就不好说不收、不建了。已经定了合同，如果不履约，外商是要索赔的。那样的损失相当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信誉，对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十分不利。

    在国内，宝钢从1978年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经集结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但是，如果宝钢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进口设备要占用大量外汇，还需要有相应的国内配套设备和材料、资金，大体上是一美元需要一元人民币的物资和资金来配套，根据当时的财力物力，无论如何是配不起的。

    当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众说纷纭，谁都占理。这个决心不好下。

    陈云看了宝钢上马的一些材料，又把宝钢建设规划与鞍山钢铁公司的情况对了一些对比，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宝钢工程的一、二期建设，可以适当拉开间距。

    陈云认为，鞍钢1901年开始建设，日本人搞了40多年，建国后搞了30多年，前后70年，才搞到600万吨；宝钢规模相当，用7年时间建成，虽说有几十年建设经验，毕竟有些工作还有困难，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还担心，匆匆忙忙搞突击，一些问题来不及处理，积累下来，等完工了，出不来钢铁，那就不好办。对外国设备，陈云并不迷信，他认为，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在一段时间里，建设周期问题是陈云考虑的主要问题。

    5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主张：主体设备引进，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高炉及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1981年底建成一高炉系统、1983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月31日，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亲自赴上海，进行调查研究。

    6月6日，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回到北京。从全盘考虑，他最终考虑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见，设备要进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国内分交。技术资料要全部买下来。

    1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

    6月16日，陈云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会议，讨论宝钢问题。在会上，他根据一段时间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的结果，提出了8点意见。

    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按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得到妥善保管。

    得知宝钢调整后，作为积极推动中日合作建设宝钢的日本方面负责人，稻山嘉宽对中方的行动表示了理解。他认为：“有人抱怨中国的政策就象秋天的气候那样变幻无穷。不过，不会进行调整的国家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有以邓小平为首的优秀的领导人，才能进行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身负高额累积债务时，又能获取外汇，原因就是他们进行了调整。”

    虽然宝钢建设后来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由于动手早、基础好，最后一一化解了困难和干扰。宝钢一期工程于1985年9月建成投产，一年后各项指标就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工程质量全优，获国家金牌。一期工程建成后产生巨大效益，为二期工程提供了资金。整个宝钢的工程技术达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二期工程的连铸、热轧、冻轧系统主体设备技术已达到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宝钢的一些关键性技术经济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能耗、环保等等，在国内都居于前列，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另外，宝钢引进的技术、现代化管理方法，经消化、创新，已在全国冶金系统逐步推广。另外，宝钢建设对机电、交通、煤炭等行业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党中央、国务院对宝钢建设的领导是强有力的。

    1986年5月18日，陈云以八旬高龄亲自视察了宝钢，除听取宝钢负责人的汇报外，还视察了炼钢厂、原料码头、焦化厂、炼铁厂和初轧厂，亲自看了出焦和出钢。他对我国以较快速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由衷地表示高兴，特为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宝钢问题定案以后，对1978年确定的120项大工程，也就有了调整的具体蓝图，克服了一段时间头绪众多、无处下手的毛病，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这次调整“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改掉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而这正是三中全会的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就调整问题作的讲话指出：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宣布了调整比例关系的十二条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近几年多进口一些粮食，以利农民休养生息，调动农民积极性，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安排好城乡人民的生活；将原定1985年钢产量6000万吨指标降为4000万吨，钢铁生产不但不能挤轻工业，还要为轻工业让点路、服点务，同时加快能源。原材料建设；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能源、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坚决地、有秩序地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坚决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 1000个以下；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严格控制引进规模，引进要循序前进，前后衔接，比较大的引进项目要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审，二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在这些调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这些措施在贯彻实施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9年，国家多进口了几百万吨粮食，从而得以降低全国的粮食征购基数，并减免了部分农业税，这些措施与农业政策落实、农业投资增长等一系措施配套，使农业生产出现多年来没有过的好情况，1979年农业增产200多亿斤，国家库存有所增加，其他农副产品也出现了喜人的增长势头，棉花增产100多万担，油料增长1500多万担，增幅达15％，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猪肉敞开供应。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方面也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停建、缓建了348个大中型项目，开始遏制长期存在的基建规模过快膨胀的势头。以宝山钢铁公司建设计划调整为代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引进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有的项目延长建设期限，有的推迟上马，引进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调整工作胜利完成，为促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