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毅“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文辉抗叶健君 本章:毛泽东与陈毅“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1972年1月,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不幸逝世。

    当时正身患重病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决定亲自参加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周恩来接到通知后,十分激动,连忙驱车赶到八宝山殡仪馆休息室,将毛泽东要来出席追悼会的消息告诉陈毅夫人张茜。

    张茜听了泪水涟涟,抽泣着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周恩来慨然说:“他一定要来,他俩是井冈山的战友嘛!”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便到了。在大厅里,毛泽东握着张茜的手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毛泽东还说:“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的确,陈毅不仅智勇双全、文武兼备,而且宽宏大度,为人豪爽,善于团结人。这一点,在井冈山时期就表现得很突出。

    陈毅,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01年生,1919年便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

    当时,给他分配工作的周恩来曾抱歉地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陈毅倒是一脸真诚:“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

    起义军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后,陈毅协助朱德在饶平收集余部,转战粤赣湘边。当时,一些人悲观失望,情绪低落,纪律涣散,甚至不辞而别,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时,部队剩下七八百人,师团级政工干部走得只剩下陈毅一个。在部队面临瓦解的危急关头,陈毅积极协助朱德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气。他诚恳地开导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要做失败时的英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陈毅的言行赢得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和拥护,朱德郑重宣布:“从今天起,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共同领导。”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这支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部队,终于渡过了难关,并于1928年1月发动湘南起义,4月下旬又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伟大的会师。

    粟裕后来评价道:“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

    1928年4月28日,在井冈山下的龙江书院,陈毅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了。毛泽东身材魁伟高大,双目炯炯有神,举止豪放潇洒,谈吐风趣幽默。陈毅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此时的毛泽东,迫切需要把拥护自己政治主张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陈毅就是最好的人选。

    两军会师后,部队一度出现了不团结现象。南昌起义部队瞧不起秋收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纪律性差,旧军队习气严重。

    队伍虽合了,军心却难合,毛泽东、朱德为此很伤脑筋。

    想不到陈毅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打破两支部队界限,干部进行交流。

    朱德军长拍手叫好,毛泽东更是大加赞赏。5月6日,毛泽东特意写信给陈毅,交换意见,并诚挚地说:“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

    就这样,陈毅成了沟通朱德(军事)、毛泽东(政治)两方面的代表人物。

    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陈毅接替毛泽东担任了红四军军委书记。从此,陈毅集中全力做红四军党的工作,成为毛泽东、朱德的得力助手。在他的努力下,红四军“军中的工作乃有起色,尤其是各团委渐次起了作用”。部队的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先后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一系列胜利,使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陈毅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积极支持拥护者。当中共湖南省委一再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时,他站在毛泽东一边,拍着胸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井冈山这块根据地不能丢。”

    1928年7月中旬,根据永新联席会决定,朱德、陈毅率军部及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击酃县、茶陵,迫使湘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攻克酃县后,红二十九团官兵中的思乡情绪迅速蔓延,叫嚷着要回湘南。四军军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不仅不制止,反而进行鼓动,在部队中造成一种“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陈毅得知后,立即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说服二十九团官兵服从革命大局,克服思乡观念,不要回湘南。并召开士兵代表会和官兵大会,由他和朱德讲话,进行说服教育。但由于龚楚等人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朱德、陈毅的讲话未能扭转湘南官兵的意向。

    此后,二十九团直奔湘南,朱德、陈毅担心二十九团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不得不率二十八团跟进。结果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八月兵败”,二十九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有损失。

    8月下旬,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一营从永新到达桂东,迎还朱、陈大队。在桂东唐家大屋举行的前委扩大会议上,陈毅如实地汇报了此次湘南之行部队失控的情况,并诚心诚意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作为军委书记,对错误倾向制止不力,造成了这次失败,理当承担责任。

    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陈毅协助毛泽东、朱德积极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月内,红四军三战三捷,收复大部分失地,使井冈山根据地从“八月失败”中崛起、发展、壮大起来。

    1929年1月,陈毅随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

    就在这一年,陈毅犯了一个被称之为“陈毅主义”的错误。

    那是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陈毅是大会的主持人。

    由于红军处于战争环境,又长期战斗在农村,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大多数,因而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同时也造成红四军党内出现一些重大原则分歧。陈毅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加上思想认识水平有限,从维护党内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态度。在这次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在肯定毛泽东对革命形势估计、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一些错误思想方面正确看法的同时,也对朱德和毛泽东也提出了尖锐批评。

    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批评毛泽东搞“家长制”的领导方式。

    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等于压抑了正确主张,带来的不良后果是显然的。陈毅没想到,他的折中调和办法,更加助长了当时党内已经严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前委改选时,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选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会后便离开红四军,到闽西蛟洋养病去了。

    陈毅自知难当此重任,并且很快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位置没有毛泽东干得好。于是,他心悦诚服地作自我批评,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

    7月下旬,接到中央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的来信后,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上海汇报红四军情况。他由香港转道到达上海,向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尤其是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随后,又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精神,代中央起草了着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错误,要求朱毛团结起来,指示毛泽东仍回前委工作,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毛的领导。

    10月初,当陈毅风尘仆仆从上海赶回红四军时,听说红四军“八大”上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并写了一封信,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一问原因,方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他反对敷衍调和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陈毅闻之汗颜,他没想到“七大”对毛泽东的伤害会如此严重。于是,他坦然诚恳地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四军团结起来。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他还说:“‘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由于陈毅带回了中央的指示,加上陈毅的诚恳检讨,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后,马上就从蛟洋回到了红四军军部,在汀州与朱德、陈毅相见时,互相作了检讨。

    经过这次冲突,毛泽东和陈毅都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从此,陈毅成为毛泽东能够与之敞开胸怀的不多的几个之一,也是在毛泽东面前最无拘无束的几个人之一。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留下的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陈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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