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24日，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这一训令指出由于红一方面军在东北一个月行动 ，连占七城，赤化建宁、泰宁、黎川，扩大苏维埃领土数百里，击败周志群 ，两次战胜两南 敌人，直逼浒湾、南城，击溃白军三、四师。蒋军受到这一威胁后将进行反扑。
鉴于蒋介石已动身来江西，并调整对围剿红一方面军的战略部署，训令要求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击破敌人向金溪夹击的计划后，集结主力逐渐转移作战目的，到其他地带，准备配合全苏区各作战部队的全线出击，在适当地域消灭敌人大举进攻的基干部队，以利于各个击破敌人，完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根据蒋介石的旨意，12月30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计划。蒋军兵分三路：左路军蔡廷锴指挥在福建的6个师、1个旅；右路军余汉谋指挥在广东的6个师、1个旅； 中路军陈诚指挥12个师。左路的蔡部和右路的余部都是粤军，非蒋的嫡系部队，对“围剿”态度不积极，几乎没有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围剿”的主力主要是陈诚统率的中路军，兵力16万余人，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
红一方面军参战的是第1、3、5军团和第11、12、21、22军以及两个独立师，约5万多人。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负主持战争总责的周恩来和朱德采取的破敌对策是：乘蒋军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红军主力立即从黎川地区移师北上，到外线抚河流域寻机作战。
12月31日，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报告抚河一带敌情动态和红军作战计划：我方面军决集全力，先迅速消灭金溪、黄狮渡之敌，占领金溪城，以得力部队游击贵溪、东乡、浒湾、南城各方，期吸引金溪西南方之敌，尤其14、90、11等师与之决战，以消灭抚河之敌主力，破坏敌人大举布置。
早在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决定向蒋军力量较空虚的东北方向发展。他和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向广昌东北出击，乘蒋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发起黎泰战役，迅速击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进占黎川、建宁、泰宁三城，并首先赤化宁化、建宁、广昌之间的一片地区，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
他和朱德亲赴前线指挥作战，采取择敌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向敌薄弱环节发起猛攻的战法，争取以较小的代价打开赣东北的局面，并调动蒋军，以求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尽可能大量歼灭蒋军。按照他们的部署，红22军为右纵队进攻泰宁，红1军团为中央纵队进攻建宁，红3军团为左纵队进攻黎川，红5军团为预备队。
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建黎泰地区开进。10月18日至24日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五城，并在新开辟地区发动群众，征集资材，加强备战。建黎泰战役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是打通了，但是这次战役未通达到调动并大量歼灭蒋军的目的。
11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决心发起金溪、资溪战役，以继续调敌，寻求战机。在他们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向北发展进攻，攻占资溪和金溪两座县城，开辟了大片苏区，并且分别在渭水桥、浒湾、黄狮渡枫山铺等地将向金溪合击的蒋军击退。这几次战斗，一方面扩大了苏区，一方面给予蒋军以重大杀伤，但由于分兵作战，未能歼灭蒋军主力，还是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12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周恩来，重新提出要红一方面军攻打南城。16日，周恩来复电：“我们正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20日，周恩来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临时中央：“敌人在大举进攻布置齐备前，对中区主要是厉行封锁防御与袭击我方面军。现在决乘敌人撤兵固守西南之际，立即集中黎川，同时组织一特务师专门担任筹款与袭击敌人后方任务。如此集训后，即再出动与找蒋系主力决战，为破坏其大举布置的中心。”
鉴于蒋军大举进攻即将来临，周恩来、朱德决定利用敌固守南城、南丰机会，红军进行战前整顿改编，着重精减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兵员，同时进行战前军事训练。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举行北上誓师大会。
次日，周恩来、朱德率师北上，向金溪地区开进。1月4日，他们指挥红1、3军团和红22军、31师，以绝对优势兵力突然包围驻守金溪以南20公里处的蒋军1个旅，战至第二天将敌歼灭，并乘胜占领金溪县城。
6日，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中共临时中央： “迅速敏捷坚决主动与协同动作为全部红军争取四次战争全部 胜利的必要条件……现我军改取战备姿态，集结于金溪、 左坊营、后车、黄狮渡一带，派队逼近南城、浒湾、贵溪游击，并以31师前出东乡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在这几天努力筹款与进行赤化。”
蒋军为夺回金溪，由吴奇伟指挥3个师的兵力，由抚州和金溪之间的浒湾出发，分两路向黄狮渡和金溪夹击。战机不期而至，周恩来和朱德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吴奇伟部。
8日，红军主力在枫山铺与吴奇伟部遭遇，经过激战，红军将西进的敌军全部击溃，并跟踪猛追，沿抚河东岸直追至抚州城对岸的千金坡机场。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第四次反“围剿”初战告捷。
红一方面军攻克黄狮渡、浒湾，重创吴奇伟部后，项英等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不顾红军取得的胜利，坚持要红军主力攻取南城。1月16日，他们致电周恩来、朱德，就今后行动部署提出意见：在目前敌人部署情况下，我们依托的安全后方各方感受敌人之威胁，应迅速机动转移战场，调动敌人作战为宜。提议“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
次日，周恩来电复项英、任弼时，申述红军数天来集结金溪、浒湾一带原因，是为运送伤兵与筹款，“前方这几天不急征资材，何能连续战斗？……转移地域作战固好，但须估计退回黎川又将成为等待，进击南城附近敌人则须背水作战”。
蒋介石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起初将主战场放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次战场放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坐镇，指挥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派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对中央红军的作战。其战略部署是对红四方面军取攻势，对中央红军取守势。
早在去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组织总司令部，以李济深为副总司令，分三路向鄂豫皖进剿：右路军司官李济深，副司令官王均，下辖7个师、1个军和1个独立旅；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副司令官刘峙，下辖15个师、3个骑兵旅和1个特务旅；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下辖4个纵队；另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部，下辖2个军、2个旅和1个支队。同时，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下辖余汉谋、陈诚、李扬敬、蔡廷锴、白崇禧、朱绍良、谭道源、赵观涛、孙连仲9路军。
红四方面军未能在鄂豫皖苏区粉碎蒋介石的重兵“围剿”，退至平汉路东，被迫西移。后又在蒋军紧逼下，转移至川北陕南一带，创建新的川陕根据地。
蒋介石解解除了红四方面军对武汉的威胁后，从湘鄂西和鄂豫皖抽调兵力，重新将“围剿”重点放在中央苏区。
当年底，蒋介石下令加紧对中央苏区两翼的湘赣、湘鄂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将赣粤闽湘边区“剿匪”部队分为左、中、右路军，仍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贺国光为参谋长。中路军以蒋嫡系部队为主力，12全师约16万人，由第18军军长陈诚任总指挥，任务是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左路军以驻福建的6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右路军以驻粤北、赣南的粤军6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任总指挥。
参战兵力共28个师4个旅，空军2个大队。按照何应钦在南昌制定的作战方针，是要以三路分途向苏区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红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并一举歼灭。
据此，左右两路军分别担负在闽西和赣粤边地区的“剿办”和策应中路军进攻任务。以4个师又2个独立旅担任永丰、乐安、南丰、南城、抚州及万安、泰和等地的守备，防堵红军并维护后方交通。以第22师为总后备队，2个航空队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陈诚在抚州即将中路军的12个师编成3个纵队进行部署：第一纵队以3个师组成，由罗卓英任纵队长，在宜黄南部地区集中，向广昌方向进攻；第二纵队以4个师组成，由吴奇伟任纵队长，在抚州以南地区集中，与第三纵队协同作战，侧击黎川；第三纵队以4个师组成，由赵观涛任纵队长，在金溪地区集中，与第二纵队协同作战，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1个师为预备队。限令各部队于1月6日以前集结完毕。
然而，各部队行动缓慢，并没有能按照指令规定的期限到达集结地区。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
早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致粤要人电》中置日寇侵占东三省民众要求抗日呼声于不顾，反而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剿除长江流域红军，特别是清剿中央苏区，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这也是他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可眼前此种状况，岂不令人担忧！于是，他不得不下决心亲自赴南昌指挥这次“围剿”。
进入中央苏区直接指挥战争一年多后，周恩来对红军的作战能力和敌军的情况有深切的了解。他认为红军主力的进攻必须是有条件的，要符合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决不能实行红军作战能力所不及的盲目的进攻。在作战方向上，他主张选择敌人的左翼出击，在抚河以东、信江以南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敌人如向苏区中心进攻，红军则可击其侧翼；敌人如向金溪、资溪、光泽地区寻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则可南依中央苏区，北托闽浙赣苏区，利用这一地区多山的有利地形，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针对蒋军“围剿”部署及红军对策，致电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粤桂军 在赣南。闽西仍取渐进政策；十九路军在闽，因防线过宽，敌前进尚待配合；湖南方面因贺龙红军在施、鹤、桑植扩大，敌将从湘东方面抽调兵力防堵；鄂豫皖方面卫立煌 仍统率八个师左右在鄂东北‘围剿’，鄂豫皖亦尚不能抽出甚多兵力；洪湖虽受摧残，但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英勇行动已牵制了蒋系军队五六个师，近则二军团之一部似已至开江、达县，可与四方面军会合，更加剧了国民党对西北赤化的恐惧。据此，蒋介石在去年十月决心将‘剿赤’中心移到江西，并久已加速大举进攻的布置，但因四方面军的不断胜利与鄂豫皖苏区的艰苦斗争，牵制了许多敌军，尤其中央红军近两三月来的伟大胜利与打通赣东北 ，使赣、抚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大举进攻的布置不断遭到破坏，加以敌人内部冲突紧张，这都使敌人在赣不得不暂守城防，有待于新兵力之增加与蒋之来赣，而帝国主义亦正加紧予以帮助与督促”。
为集中兵力先发制人，迅速消灭赣、抚流域的主要敌人，准备连续战斗以夺取抚州、樟树、吉安、南昌与江西首先胜利。他们向中央和中央局建议，派得力干部到鄂豫皖、湘鄂西、东江、琼崖、广西各苏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提出“为加强湘赣、湘鄂赣的领导与转变其纯粹防御路线，提议在闻天来后之中央局同志抽一人去河西主持。在粉碎大举进攻中，湘赣、湘鄂赣之左翼作用非常重要。依现时敌情，红八军、红十六军亟须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对闽浙赣，我们正用全力帮助他们成立十一军，使十军、十一军能向河西发展，成为中央军有力的右翼”。
项英等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害怕作战地区离根据地稍远，于红军不利，又怕主力红军北上后，蒋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无法抵御。在项英等的一再催促下，红一方面军只得把赣东北的红10军接应过信江后，撤离浒湾、金溪地区。
1月24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我们绝对地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上述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占领南城和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特别着重的指示占领南城和南丰，是以上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和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
1月26日，周恩来电复苏区中央局并速转临时中央，申述说：“在目前敌情之下，我军本月北出金溪，调动敌人之主力决战，获大胜利，并接应10军渡河配合，并无错误，更无以为敌人退却而不进攻的右倾观念。三月来我们时时注意及此，并未粗忽，时时以求得消灭敌人主力，击破抚河之围为目的。”
次日，他又致电苏区中央局。电报说：“金溪战役后，我军继取备战姿势，调动敌人与征集资材，即三军团开往贵溪亦本此旨。敌此次被我调动，一方企以信江之敌吸引我军，以抚州来敌截击我于金溪之北，一方则又因对我情况不明，深惧前辙，故抚州之敌前进极缓，且向北靠，至今日吴、罗、周三师仍在浒湾、硫璃冈、黎墟一线。我方面军集中南移，只一天便达金溪东南部，以备战姿势吸引敌人。但敌今日已侦知我主力不在金溪以北，故又改变计划，以吴、周两师集中浒湾附近，罗师退回抚州，二十三师仍西移乐安，回复其原定进攻部署”。
“我军决利用此两日时机，发动战斗员将金溪南之七八百病伤员一律后运至黎川地域，以便后方来运。俟敌二十三师明后日向西移动后（最好罗师也西移），我军即以十一军一部游击浒湾，一部佯攻南城，迷惑并牵制敌人。以十二军牵制邵武之敌，另以全力渡河，直攻南丰城，并准备在抚河西消灭敌人增援队，以突破抚河围攻线”。
“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只是后方连络远不便运输，主要还由于南丰、广昌、建宁、黎川的赤化工作差。但我之利即敌之不利。敌几次想在河东岸以一翼吸我一翼截击我之战略求战，但南丰、南城、金溪三次战役，都因被我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而失败。故敌在抚河东岸作战，非俟其强有力之两个‘进剿’军组织完备后，才敢猛进。上次礼西赵（南城）胜利后我以备战姿势在黎川待机，这次金溪胜利后我在金溪待机，都因敌不敢冒进坚守城防致不得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而必须转移地区，因此由南丰东而南城东而浒湾东。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上次东出邵武引敌，因我恐敌截击回师过早，致敌吴、周两师已半至硝石又复缩回，这证明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假使敌之抚河两强有力纵队已成，又如这次三军团逼近贵溪处于不利阵势，则战略便须改变。故十军渡河时，曾、邵、唐等主张三军团过河攻贵溪，我们便立电反对”。
“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但须说明，这次宜黄、乐安战役以后，敌对城防已更坚守，其虽有主张放弃机械城防的，但必在我进攻与胜利调动敌人和消灭野战敌人条件下。我独立师两次袭击入崇仁，便由于我东岸的胜利和进攻。因此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因南丰、南城、宜黄，抚州都在河西岸，不能如东岸一直深入抚州附近去威胁与调动敌人。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
30日，周恩来再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
电报说：“二十七日夜得确报，罗、周、吴三师企图乘我军南移，压迫我军于远距离外，定二十八日开金溪、左坊、琅琚之线，二十九日开珀圩、黄狮渡、琅琚之线，三十日罗师经礼西赵回南城，周、吴两师回浒湾。因此，我方面军乃更集中，准备在其三师分开时，首先消灭罗师。但二十八日敌仅达肖公庙、浒坊、琅琚之线，陈诚更以‘进剿’尚未准备完毕停止远追，于是二十九日敌复向回缩。今日十一师又开回浒湾、河西之东馆待命，十四师、九十师集中浒湾附近，二十三师已西移乐安，五师到贵溪，八十三师二月半后来赣。蒋介石二十九日已抵南昌，其进攻布置当更加紧加速”。
“敌不愿在布置完毕前，轻易冒进与分兵损实力，已甚明显。周至柔师现正急图补充，吴奇伟师正在整理，吴本人已往见蒋。在此敌情下，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即使敌暂不出击，仍可筹一笔款（金溪胜利后共得现款二十万），以利大战经费，并可加强十一军的赤化金溪、资溪，以更利于牵制敌五、六两师之编入‘进剿’军。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移转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
“上述意见，朱、王等同志大都同意。只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当周恩来就作战方针与苏区后方领导人争论不休时，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的暴风骤雨降临中央苏区了。1月29日，蒋介石抵南昌，在当天发表演说中，声言“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攘外必先安内”。3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进攻。2月6日，蒋介石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在南昌设立行营。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剑拔弩张。
就在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之时，对周恩来来说，最伤脑筋的不是面对无论从装备和兵力上都数倍于已的强敌，而是内部对作战方针的分歧。这时候，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已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持中央苏区党、政、军大权，拒不接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前方军事领导人的意见。
局势的急速发展，已不容许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2月2日，他致电苏区中央局，报告蒋介石到南昌后国民党固守城防，增调部队的新部署。提出“我军在抚河东调动敌人似已无望，因不北向深入，不攻敌之要害蒋可以部署为重，暂置不理。如深入，蒋可以一支较强游击队断我归路，逼我南返。因此，决定红一方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次日，他再和朱德、王稼祥联合致电苏区中央局，陈述对重新划分作战地域决定的意见，提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以宜属前方”。
苏区中央局即复电，指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指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苏区中央局在围攻南丰的作战方针上寸步不让，而且态度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许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得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电报说“乘敌第八师有两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之时，我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断新丰之敌向南丰退路，并直扑南丰城。城内外敌仅四团，有被我强袭入可能，在强袭时，南丰东岸亦配置一部兵力”。
“以十一军主力逼近浒湾，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并牵制敌人，其工作团则努力赤化金溪、资溪。二十一军向永丰逼近。独四、五师在宜黄、乐安以南行动。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 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
电报强调：“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新丰两团便无法截断，南丰城防便可增至六团，且敌可以十一、九十两师先向南丰开来策应。如是将更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电报说：“这一部署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你们同意否？或仍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 “不攻南丰或宜黄、乐安，先攻南城，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同时，周恩来再一次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中央、中央局指示我们以破坏敌人围攻线、夺取抚州为战略中心，完全是正确的。几月来我们本此旨，力求消灭敌人主力，可乘胜直下坚城。惟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关于行动部署，共在前方一地开会，宁都会瞩我犹指示其不对，如前后方以电报讨论起来将误大事。因此，我们恳切请求你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并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面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因电报无法说明。恳请你们决定并电复”。
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对周恩来他们的意见执意不理。
2月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说：“昨日继续侦察南丰堡垒工事，只西北门外堡垒利用夜色可接近强袭。黄昏后我军开始攻击，与敌激战一夜，夺取敌人大小重要堡垒十数个。但城外仍有二十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且极险要，堡垒后又有开旷地。已夺得工事离城边尚远，城墙上又有炮楼。敌守堡垒多一班一排，最重要的不过一连，我攻堡垒费时久，险要的须围困。整夜激战结果，我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及两团长均阵亡。攻城激战虽夜雨，士气极旺”。
“十日，我十一军已牵制敌八师之一团于新丰街，十一日，二十二军又伸出里塔圩断其归路，故南丰敌为五团。今日，南丰敌在河南之一团，因夜中十二军在河东占第一个堡垒，亦撤回城内，并断浮桥，显示其守城待援之决心。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两师由南城，一师由宜黄，两师由乐安。敌十一师已向宜黄开动”。
“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队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当夜，按照周恩来、朱德的命令，红一方面军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外，主力部队从南丰撤围，秘密向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域转移。2月15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确报，当我军在黎川时，敌大举部署为陈诚领中路军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为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个师，集中宜黄、棠荫；第二纵队吴奇伟，为第十、第十四、九十三个师，集中抚州、龙骨渡；第三纵队赵观涛，为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四个师，集中浒湾、金溪，以一部出资溪。四十三师集中宜黄，乐安间，为预备队。都限二十日前集中完毕。第四、第八十三师为总预备队”。
“我军围攻南丰既急，敌即提前集中，以十一师十四日开至宜黄、棠荫，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开乐安，准备由东陂、黄陂，新丰市截击我军，现均向乐安前进。以第二纵队向南丰前进，十四日九十师到东馆，十四师亦有开动讯，十师尚未动。第三纵队集中时间与地点未变。四十三师向宜黄开，十四日到公陂，宜黄原有其一团。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淦”。
“我们现改强攻为佯攻与监视南丰之敌，准备消灭其增援队。敌又有改变进击路线可能。敌对我军猛攻坚城，认为可以损伤与疲劳我兵力，并吸引我于坚城之下，便于其增援队之截击与连续战斗，已定十八日开始‘进剿’。 现我军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我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
在电报中，他特意提到：“猛攻南丰我军伤亡全数过四百人”，强调这个伤亡人数，是要再次告诫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南丰工事险要，强攻必造成重大损失。同时强调了他对目前战略战术的主张，在强敌和坚城面前，只能随机应变，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以求在运动战中把握战机，先消灭敌人增援队，在预期遭遇战中消灭敌之一翼，然后各个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