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战略转移计划共产国际批准了。

    博古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密电，郑重地放在案前。他先用俄语跟李德说了一遍，又用汉语对周恩来说。这一天是1934年6月25日。一个月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上，作出了退出中央苏区的决定，并报请共产国际审批。

    这是在瑞金乌石垅村距中革军委机关不远的一垌稻田旁的一个房子。这房子是专门为李德而建的，四周围没有别的房子，人们称它“独立房子”。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一直在这里居住。久而久之，屋里只有三个人，秘书不在场，甚至连翻译都被拒之门外。这三个人此时已被内定为战略转移的最高统帅部——三人团，将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正式决定。

    其实，那不过是走过场在组织形式叫大家举个手而已，这时候在苏区天大的政治问题，博古一个人说了算。他们三人将全权负责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的战略转移的筹划。有关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仅限于在这三个人中间讨论决定。其他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包括党内第二把手洛甫，第四号人物项英，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迄未与闻。

    李德嘴叼着雪茄烟，把共产国际的密电看了一遍，然后把密电递给周恩来。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共产国际的复电，是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博古也面带悦色，有李德在这里坐镇指挥，中共中央上报共产国际的计划肯定会畅通无阻。

    周恩来拿着共产国际那份密电，看了又看。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同时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趁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他默不作声，面无表情，显然心情很沉重。两个月前，他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怀着美好的期待，欢送博古和李德上前线，去指挥广昌保卫战的。按理说，这时候他们该坐在这里研究广昌战役胜利后，红军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岂料，时隔不久，曾经对战局充满乐观的李德、博古，在广昌战役惨败后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不得不在此地策划红军如何撤出中央苏区！身为三人团成员，他的心情怎么能轻松呢？

    见周恩来对共产国际密电没有异议，博古说既然共产国际批准了他们的战略转移计划，那三人团就分工负责。博古显然早已打好腹稿，不加思考，把他的分工方案和盘托出。凡是政治上的问题，包括干部的去留，由他负责；军事部署和作战指挥，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监督整个军事计划的实施。李德表示赞成。周恩来依然一言不发。博古和李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投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思考了几分钟，语气庄重地说：“事关重大，我们是不是先草拟一个方案，再提交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表决？”

    博古说：“中央已经全权委托我们三人团处理一切，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提交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表决。”

    李德附和博古的话说：“为保密起见，所有的计划必须只限在我们三个当中讨论，不能向外透露一点风声。”

    周恩来两眼睁了睁，问：“是不能向外露一点风声，可对政治局和书记处也不能露一点风声？”

    博古说：“应该是这样。”

    李德说：“我不敢保证在瑞金没有蒋介石的特务。一旦我们详细的转移计划让蒋介石知道了，那对我们来说，比广昌失利还要惨啊！”

    周恩来说：“好象也有道理。可你们考虑过没有，将近十万大军的转移，无法做到人不知鬼不觉，说走就走的！”

    “这次转移，不应该是整个苏区的转移。”李德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以红1、3、5三个主力军团，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一方面，我们继续在中央苏区内部署战略防御，保证以后红1、3、5 军团重返中央苏区。”

    “你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蒋介石会同意你的想法？”周恩来反驳道，“广昌失守，苏区的北大门打开，加上红军主力一转移，蒋军即可长驱直入，很快将占领整个苏区！我们除了留少量部队在苏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外，不可能再部署战略防御了。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就不是战略转移，而是又来一次分兵作战！”

    李德皱了皱眉头，阴沉着脸对周恩来说：“按你这种想法，我们是不打算重返苏区了吗？”

    “苏区我们还是要回来的！”周恩来语气坚定地说，“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事情，是如何保存实力，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全军覆没。若继续在苏区部署战略防御，那就意味着又同敌人拼消耗，那就难免遭受灭顶之灾。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与敌人硬拼死打的实力了呀！”

    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军委作战室打来的，有重要军情，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接完电话，双眉紧蹙，跟博古和李德说了声“对不起”，急匆匆地离去了。

    周恩来走后，李德闷闷不乐地猛吸着雪茄烟，问博古刚才只叫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而不让他负责全盘军事指挥，他为此不高兴。博古说周恩来不是这种人。周恩来是个实干家，在中央长期负责实际工作，对权力没有野心。他若是个权力欲极大的人，早在四年前就坐上第一把交椅了，而决不会让位于瞿秋白。

    在苏共举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由斯大林指定，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言。这表明斯大林不仅欣赏周恩来的才干，而且已打算让周恩来接替李立三成为中共第一把手。但回国以后，在安排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周恩来却有意识地把瞿秋白摆在首要地位，让瞿秋白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而他只作共产国际决议的传达报告。结果也是瞿秋白接替李立三，而周恩来只作瞿秋白的副手。到六届四中全会时，瞿秋白被米夫赶下台，周恩来却幸免了。

    “我总感觉到，他对我有成见。”李德脸上充满不安的神情。“虽然他不说出来，可我还是觉得他近来对我的态度，大不如从前了！……”

    其实，自从广昌战役失利后，不仅是周恩来，以前曾对李德十分敬重的党和军队的好多领导人，包括朱德、洛甫、王稼祥等，都对他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李德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只是，别人对他态度如何，他不怎么放在心上。而周恩来对他的态度怎么样，他可不能当寻常小事。他知道周恩来的历史背景，这个人的卓越才华众所周知，工作时精力充沛的劲头无人可比， 其在党内的稳固地位很难找出第二人，在军队拥有众多的支持者那就不用提了。如果失去这样的人的支持，李德心里很清楚，那将意味着什么。

    “意见分歧或多或少是有一些，谈不上什么成见。”博古用安慰的口气说，“这个人修养好，组织纪律性很强，不会因为工作上的分歧对你抱有什么成见的。”

    李德喷出一道长长的烟雾，怏怏不快地说：“如果按照他刚才的说法，要转移整个苏区，那与我的设想可是距离太大了啊！”

    博古面呈难色，埋头不语。

    按照三人团的内部分工，转移的计划是李德拟定的，他不会按周恩来所说的那样，要从这里退出整个苏区。他认为这样做，中央红军就变成了逃跑。不，这是战略转移，不是逃跑。中央红军不是完全放弃这个苏区，而只是暂时离开，让蒋介石过早高兴一下。中央红军很快就打苏区来。博古叹了口气，一脸的愁苦。要是在几个月前，李德说什么就是什么，有他的坚决支持，李德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敢挑战。

    可中国有句古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情况变了。由于广昌战役的失利，不要说军队下一级的军官，就连中央及军委内部的高层领导人当中，也开始对他和李德有怨言了。

    李德将正要往嘴边送的雪茄烟拿开，惊惑地望着博古。自从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交付他以后，对他历来是毕恭毕敬，亦步亦趋。怎么今天对他也是这种态度了呢？难道连他也对他有了看法？

    “李德同志，对恩来同志的意见，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爱理不理了。”博古沉思片刻，耐心地对李德说。“我们正着手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这时候三人团的团结高于一切。如果我们三个人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甚至闹分裂，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而这时候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博古的这番话，可是发自肺腑之感慨。近一年来的实践，使他逐渐感觉到，虽然李德军事理论素养极好，一谈到战术问题能言善辩、头头是道，不得不令人折服，但是，李德毕竟是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且缺乏周恩来那种机智、细致、圆通、灵活的实干精神。李德制定的军事计划，都是靠周恩来部署实施的。如果三人团里没有周恩来，根本就无法运转。

    李德猛吸着雪茄烟，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用妥协的口气对博古说：“如果我个人对周恩来作了让步，就能维护三人团的团结，那么，我愿作出这样的牺牲。”

    博古转忧为喜，很感激地对李德说：“关键时刻你能这样委屈求全，真是我们三人团的大幸！也是我们党的事业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