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夜已经很深了。卧室还亮着油灯，没有动静。周恩来以为邓颖超已经入睡了，就蹑手蹑脚迈步进屋。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妻子剧烈的咳嗽声。她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床边，显得心事重重。见丈夫回来，她站起来说：“恩来，我还是想和妈妈留下来，不跟你们走了。”

    “你怎么这样想？”周恩来疑惑地望着妻子。

    邓颖超又咳了两声，说：“我身体这么差，随军行动只会拖累你们啊！”

    在中央苏区过量的工作，加上南方阴暗潮湿的恶劣气候，使她容易得的病旧病复发。还是在8月间，她不断发高烧，剧烈咳嗽引起大量吐血，母亲将她的血痰拿到员央红军医院化验，从中发现结核菌。在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得结核病无异于绝症。母亲将她接到中央红军医院调治了半个月，暂时是止住了血，高烧也退了，但病情还是时好时坏，身体一天一天瘦弱下来。

    得知中央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她曾请求留下来，和项英、陈毅等一起坚持在中央苏区与敌人战斗，丈夫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加上岳母也被留了下来，也就同意她的请求。但博古他们在讨论人员去留方案时，不同意她留下来，而把她编入了卫生部的休养连。

    周恩来凝望着妻子，摇了摇头，说：“谁走谁留下，这是组织的决定，个人不能改变。”

    “好多同志都留下来嘛，我怎么不可以留下来？妈妈也没有走嘛！再说，你们不久就要打回来的嘛，我干么……”

    “这是组织的决定，由不得个人情愿不情愿的。”周恩来打断妻子的话说。

    “我有这个要求，组织可以考虑嘛。”

    “组织已经作出了决定，个人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

    “不可以再商量了吗？”

    “我想，这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们一走，妈妈一个人……”

    见妻子话说一半又咽下，不是不想说出来，而是因为忧伤说不出来，周恩来心头一阵震颤。这时候，把岳母一个人撇下，他心里会好受吗？7年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他正在上海受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捕杀，而妻子正在岳母护理下呆在广州一家德国医院里。他不知道因妻子难产，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已经夭折。在忙于组织转移和批击反动派的同时，他时刻挂念着远在广州的妻子和岳母。

    他想，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肯定也会波及广州。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密电，要邓颖超母女离开广州来上海。在军阀陈济棠统治下的广州，此时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把电报交给邓颖超。

    4月15日拂晓，大批军警包围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党支部和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赶到医院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工友送来的周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密电。形势万分危急，在医院医师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助下，邓颖超母女俩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他们母女俩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上海。母女俩在上海通过秘密登报找人的办法，直到5月1日才和他取得联系。

    现在，他们又要面临着一次痛苦的离别，同样等待着他们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场劫难。想着这些，身为人妻，为人婿，周恩来实在是于心不忍。可是，他是周恩来，一个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一个红军总政委，在党和军队面临考验的非常时刻，他能只考虑儿女情长，而是顾全大局吗？不。那绝不是他周恩来的性格，从来都不是。他咬一咬牙，长长地吁出口气，对妻子说：“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老人，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不是吗？”

    “我想如果她也能跟我们一起……”

    “我们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吧。”

    见丈夫那样严肃，邓颖超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再争辩了。她望一望他，见他脸上充满倦容，说：“你一天忙到晚，趁早休息吧。”

    周恩来正想休息，警卫员小魏敲门报告，说毛泽东有事找他来了。他一点没有犹豫，跟着小魏到隔壁的房间来。这是他开会和会客的房间，只摆着几张木凳子，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

    毛泽东因患疟疾，久治不愈，面容清癯，长发蓬乱，消瘦后就显得背有点驼。在筹划战略转移时，负责人员去留安排的博古本想把他留下来，经周恩来和朱德力争，博古才改变主意。

    “毛主席，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周恩来走过来，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恩来，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真不好意思。”毛泽东苦笑着说，“可我只能这时候来了，不然，我怎么能找到你呢？”

    “有事你可以约我谈嘛。”周恩来丝毫不介意。“你身体好些了吗？”

    “请傅大夫看过几次了，也没有明显好转。”毛泽东长长地吁了口气。

    “再请傅大夫诊治看看吧。”周恩来关切地说，“马上就要长途跋涉了，对身体不能掉以轻心啊！”

    说到要转移，毛泽东脸沉了下来。他从衣兜中掏出一份电报稿，递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电报稿一看，这是博古发给各位不在军内任职的政治局委员的命令，把他们分派到各军团担任中央代表，随野战部队行动。周恩来看完电报稿，略一思考，说：“这事，博古同志没有和我商量过。”

    “是他一个人定的？”

    “人员方面的安排问题，是他一个人定的。”

    “这简直是乱弹琴！”

    周恩来凝望着毛泽东，说：“毛主席，有什么看法，你尽管跟我谈！”

    “恩来，把政治局的同志都下放到野战部队去，这是很危险的！”毛泽东显得忧心如焚，说话的口气又急又冲。“部队在行军中，情况瞬息万变，这需要政治局的同志们开会决策。如果把他们都派到各部队去，平时怎么集中开会？这不要贻误战机吗！”

    周恩来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把政治局委员都分散到各部队去随军行动，这就意味着以后的一切重大问题，由博古、李德说了算，政治局不是形同虚设了吗？”

    周恩来略一思忖，说：“毛主席，你的意见很好！明天我就去找博古同志，要求他改变这个决定。”

    两人正谈话时，项英来了。毛泽东见项英来找周恩来，本来还有事想跟周恩来谈的，这时就匆匆起身告辞了。他跟项英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并曾经为此而争论得不可开交。再说，此时项英和周恩来都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书记处书记，而他早闲赋多年，不可能夹在他们俩中间谈什么了。周恩来把他送出门口。

    毛泽东走了两步，又心事重重地转回身来，对周恩来说：“恩来，瞿秋白留下来的事，你再去找博古谈一谈，争取让他也走吧！秋白曾经是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现在身体有病，又是高度近视眼，不宜上山打游击啊！”

    这事前几天毛泽东就找周恩来说过，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过了。由于博古对瞿秋白有成见，加上他一个人掌握着战略转移人员去留大权，他执意要把瞿秋白留下，周恩来也无可奈何。此时，又听毛泽东提这事，他重重地吁了口气，说：“人员的去留方案，博古同志早已定了。不过，我可以再找他谈一谈，争取把秋白同志带走。”

    “不把瞿秋白带走，天理不容啊！”毛泽东神情显得激愤。

    周恩来点了点头，诚恳地说：“我尽量说服博古同志！”话是这么说，其实他心里很苦恼。他知道，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博古是不会向他作任何让步的。

    周恩来低头进屋，项英兀自坐在长条凳上吸着烟，见周恩来进来，劈头问道：“不让我参加战略转移，事先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博古决定把项英留下来，和陈毅等一起率三万地方部队，坚守苏区，事先的确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他对此耿耿于怀。周恩来也觉得博古这样做过于草率粗暴，起码是对项英不尊重，也很同情项英。但事已至此，他又觉得项英还是采取抵触的态度，不仅于事无补，对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不利。

    “项英同志，博古同志的做法是不对，可你也不应该在这个关节上老想不通。”周恩来用劝导的语气说，“总得有人留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书记处就四个人，博古负总责，不可能留下来；洛甫对军事不熟悉，也不是留下来的人选；那就剩下你我二人，不是你留下来，那就是我了。”

    “如果在你我之间选择，当然是我留下。你是主持军委工作的，怎么能叫你留下呢？”项英口气变软了下来。“我恼火的是，博古怎么能那样独断专横，这么大的事，竟把我排挤在决策圈外！我成了一名普通军官，只能按他的命令行事啦？”

    周恩来耐心地说：“如果说博古同志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开展批评吧。现在是什么时候啦，我们还在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纠缠不休，这不影响大局吗？”

    项英低垂下头，长长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