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7日，林彪指挥红1军团第2师攻占遵义城。两天后，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新年元旦在猴场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再次反对博古、李德不过乌江，要回头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和决定》。

    决定指出，由于我野战军即将渡过乌江，跨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一部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决定，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心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在目前转入反攻已具有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早在红军突破乌江天险以后，就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于1月5日联名发布中革军委《并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的指示》。

    指示首先分析了蒋军的“围剿”部署，指出：“薜岳兵团约七日可到达贵阳、贵定、平越之线，并将构筑碉堡五天；刘建绪兵团以三个师经镇远向施秉、新旧黄平前进，亦约七号可到，十五师则预定向铜仁集中；桂敌两个师分向八寨、都江前进，粤敌三个师拟十五日开柳州参加追剿；川敌有以两个旅由川南、正安进占湄潭、凤冈消息；而黔敌主力约七个团则被迫进至紫江、羊塘、牛场（瓮安以南）地域防堵我军，并企图北渡扼守遵义。据此，薜敌暂时推迟追剿，到十二号以后与蒋敌从各方面部署新的围攻似有关联。而黔敌在乌江北岸失利时，将有可能分向思南、赤水退窜。”

    就迅速休整和准备反攻的任务，指出：“我野战军为渡过乌江执行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及一月一日两次决定中所规定的基本任务，特决定六、七两日我野战军到达下列的第一步的集中地区，迅速进行休息、整理、补充并开始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和争取首先在黔北的发展。一、一军团到遵义老蒲场、虾子场地域。二、九军团到湄潭场、牛塘（场）地域。三、三军团到场尚稽场、茶山关、镇关地域。四、五军团到猪场、羊岩河地域。五、军委纵队到团溪地域。”

    当天，周恩来在三界河渡过乌江。

    按照军委的部署，红军分三路对黔军进行追击：右纵队以红1军团缺2师及红9军团组成，在取得湄潭后，1军团主力向虾子场集中，必要时协同2师攻取遵义，消灭黔敌，9军团即留在湄潭、牛场集中；中央纵队经红2师、军委纵队和5军团组成。以红2师及干部团主力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的任务。军委纵队6、7号进至团溪。5军团于6号集中猪场，并以一小部分兵力扼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渡河点；左纵队，由红3军团组成，在过乌江后，派出一个师进占镇南关，控制乌江北岸，主力则集结在尚稽场地域，并以一小部分兵力扼守尚稽场以南各渡河点。

    进驻遵义城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设在老城枇杷桥原黔军第一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周恩来和朱德、刘伯承都住在这里。其他领导人，毛泽东和洛甫、王稼祥住在新城穆家庙巷一个黔军旅长公馆，博古住在与柏公馆相隔几条街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那是一个大财主的四合院。

    这天，周恩来正和朱德、刘伯承在军委作战室研究作战方案，博古找上门来了。

    周恩来说：“博古同志，你来得正好！关于部队部署的问题，我们正要向你汇报哩。”

    “我这不是登门拜访，讨教来了吗！”博古做出很谦逊的样子。

    “第一把手何出此言？”朱德困惑地望着博古。

    博古一触到朱德那种目光，不由纳闷，说：“怎么，我这样不可以吗？”

    周恩来笑了笑，说：“老总，博古同志屈尊大驾光临，这说明不是怪罪我们来的！”

    博古说：“吓我一跳。我本来是洗耳恭听来的嘛！”

    朱德说：“吓一跳的该是我们啊！”

    博古说：“这么说，总司令不欢迎我来？”

    朱德说：“岂敢不欢迎，我们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啊！”

    博古明白了朱德的意思，脸上有点窘。自从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以来，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凡大事小事都通过李德发号施令，是不会亲自到军委总部来的。今天突然光临，就像周恩来说的算是“屈尊”了，难怪身为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感到惊奇。

    周恩来拿着一根小木棒，对着墙上的大幅地图比划着，向博古讲解敌情动态。

    中央红军在黔东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一带击溃王家烈部后，南面的桂军也向马场坪前进。从最近蒋军薜岳部入黔后，桂军与粤军的动向看，李宗仁极有可能与陈济棠联合，乘我西进之机，抢先入黔以控制整个贵州局面。因为桂系的财源有一半来自贵州运鸦片的税收，贵州的鸦片是要经过广西外运的。蒋介石当然不会比李宗仁、陈济棠傻，早在桂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经水路到柳州时，蒋介石就命令薜岳抢占贵阳，并任命薜为贵州‘绥靖’主任。

    现在看来，对中央红军构成威胁的只有薜岳部。红1军团调往北面，在桐梓、松坎一线警戒北面川军；红3军团放在南面懒板登至乌江一线，警戒周薜纵队与黔军，提防他们渡江袭击遵义；红5军团放在遵义东南的珠藏、团溪一线，扼守乌江的袁家渡、孙家渡、江界河各渡河点；9军团警戒东面之敌，驻防湄潭一线。西面敌人尚未插足，暂不考虑驻军。

    博古又点了点头，说：“恩来同志，这些事由你定。我还有些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原来我们是表错情了！”朱德不悦地说，“你要早说要跟恩来商讨军机大事，我和伯承早回避给你们腾地方了。”

    博古笑了笑，说：“不用腾地方，你们也坐下来给参谋参谋，不是很好吗！”

    “你们最高首长议事，我们插什么嘴？级别差一截哩！”朱德自嘲地说着，就和刘伯承走出去了。

    博古要跟周恩来商量的是，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问题。起初，只有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主张要开会，经他们三人鼓动呼吁，响应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开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瞧这声势，这个会是不得不开了。

    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尽管因军事上的失利遭受的非议颇多，但这还不至于动摇到他的绝对权威，这一点他还是很自信的。因为他的这个权威不是篡夺来的，而是共产国际和王明钦定的，他的一行一动都有共产国际和王明给指明方向，是非曲直由莫斯科裁决，这里的闲言碎语何足惧？

    使他烦恼的是，现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更使他担忧的是，周恩来的观点已逐渐向毛泽东他们倾斜！这是他怎么也料不到，也是想不通的事情。对此他只能无可奈何，周恩来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这个人他是不能得罪的，尤其在与莫斯科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本来，要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博古也觉得未尚不可。如果这个建议是别人提出来，也许他不仅不反对，还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偏偏这个建议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什么心里也不舒服。他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而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与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是格格不入的。

    仅凭这一点，他就不可能理睬毛泽东的建议。可与莫斯科失去联系以后，麻烦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在通道会议上，由于周恩来的支持，部队按毛泽东的主张改变了行军路线。原以为一向策略灵活的周恩来，是因敌情所迫而不得不暂时采取此下策，他也就妥协让了一步。岂料，到了黎平会议，干脆连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都不放在眼里，对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原定计划全盘否定，让毛泽东的主张占了上风。实际上，这是为毛泽东东山再起大开方便之门啊！

    这时，与周恩来单独坐在一起，博古内心的懊恼仍没有消散。只是，身为党中央总负责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应让心底下的情绪流露出来，就尽量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他说：“恩来同志，如果这时候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五次反‘围剿’，你估计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周恩来说：“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大不了是大家敞开胸怀，痛痛快快地争论一场而已，这也是正常的嘛！”

    博古苦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不想开这个会，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现在流言蜚语那么多，各种观点把部队的思想都搞乱了，开会一总结，是非曲直不就明啦！再说，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说了算的，还得上报莫斯科审批嘛。虽然与莫斯科的联系暂时中断了，我们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与他们的联系，凡事还是要听莫斯科的指示啊！”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刚才我已经把敌情跟你说了。这段时间内，敌人大规模进攻我们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遵义开会的条件是具备了。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的话，我建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日期应宜早不宜迟，最好不要超过本月底。”

    博古说：“应该是这样。所以，今天我找你商量这事来了。”

    周恩来说：“对五次反‘围剿’以来有关军事问题的争论，现在已经波及军团一级，各军团指挥员也有不少意见。我考虑，是否把他们也请来，我们干脆开成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你看怎么样？”

    博古想了想，说：“没问题。就按你说的办吧！”

    周恩来说：“会议的筹备我来负责。总结报告嘛，当然是你来写了。”

    博古又想了想，说：“我有个想法。准备时间仓促，我们的报告是不是可以分两部分来做，主报告我负责，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你来做？”

    周恩来略一思忖，点了点头，说：“可以的。书记处是不是先开个预备会？”

    博古摇了摇头，说：“不必了。”

    进驻遵义城以后，周恩来跟以往一样，还是个大忙人。每天处理完军委的日常事务，已是三更半夜。他离开作战室，上了楼，蹑手蹑脚开门进房间，生怕把已入睡的妻子搅醒。他点起案上的马灯，翻开笔记本，摊开稿纸，准备写那份军事问题报告。窗外，寒风猎猎，雪花如絮。

    躺在床上的邓颖超并没有睡着。她抬起头看见丈夫一回来又要伏案工作，轻轻叹了口气。但她不想打扰丈夫工作，又假装睡着了。这段时间她身体还是不好，加上长途跋涉，身体更加虚弱，晚上不等他回来，就早早上床休息了。

    周恩来端坐在案前，陷入沉思中。他疲惫的脸上，充满了苦恼的表情。思考了好长时间，他都没有拿起笔写一个字。是他才学不成吗？不。他才兼文武，在党内是早被公认了的。自从八年前进入党中央核心以后，党中央及军委的好多重要文件都是由他执笔起草的。那么，在这么一份报告面前，他怎么如此愁肠百结、无从下笔呢？

    其实，就他个人而言，他是最不愿意写这份报告的。可是，如果他不写，又该由谁来写呢？若换上博古或李德来写，可能不用这么费心劳神，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报告呢？那样的报告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西征以来军事连遭败绩，部队损失惨重，这是血的事实啊！这能说军事指挥没有问题吗？能说军事策略是正确的吗？承认军事指挥是错误的，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就如博古、李德所说的，这一年多来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一旦承认五次反“围剿”及西征以来的军事行动是失败的，那不就等于否定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吗？否定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就是否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要是像博古、李德那样，只承认是局部的军事失利，总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原定计划在大的方面还是达到了目的，这样以后到莫斯科就好交差了。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说法，党中央的全体同志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会接受吗？他们不接受，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正确的方向就找不到，党和红军将何去何从？

    是站在毛泽东他们一边，承认军事指挥是错误的，并对原定的军事策略进行改正呢？还是站在博古李德一边，只承认局部的军事策略失误，而认定整个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呢？此时此刻，他的态度非常关键。他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任何人所无法替代的。

    “恩来，该休息了！”妻子催促道。

    他这才从冥思苦想中回过神来。走到床前，他俯下身看一看妻子，关切地说：“怎么，你还没睡啊？……”

    “你不是也没睡吗？”妻子责备道，“前段时间老蒋对我们围追堵截，你休息太少，身体都快搞垮了。现在冲出了他们的包围圈，你还不抓紧时间休息？”

    他辩解说：“政治局要开会，我得准备做报告哩！”

    “开会做报告，对你来说是什么稀罕事？我可从来没见你为哪一份报告，这么发愁过！”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见妻子要坐起来，他将她扶正，从床边拿起一件棉衣给她披上。

    她望着丈夫愁苦的脸膛，忽然想起什么，说：“恩来，本来我是不该过问你工作上的事，但有些事我又不得不说。一年多来，军事连连失利，先是中央苏区丢了，再就是西征以来部队损失惨重。现在，同志们对你们三人团意见很大啊！”

    他点了点头，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打了败仗，难怪大家发牢骚嘛。”

    “不过，大家主要是议论博古和李德，没有提到你。”

    “那我也不能因此而心安理得呀。打败仗，也有我的一份责任嘛！”

    “你是有一定的责任，但又与博古、李德他们有所不同。”她用劝慰的语气说，“你是负责具体工作的，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大家有目共睹。不管怎么说，目前党的工作还离不开你，这支队伍还是要你来带的！”

    “小超，你跟我说实话。”他紧握住妻子的手，郑重地说。“我要是坦诚地向同志们承认错误，并进行自我批评，他们会原谅我周恩来吗？”

    “我想，他们会原谅你的！”她不加思虑，体贴地说。“你不是那种私心重，权力欲膨胀的人。你为党工作，一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你的为人党内同志谁人不清楚！对你工作上的失误，他们会原谅的。”

    “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同志们的谅解啊！……”他激动地抱住妻子，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