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闻名。此文仅记下几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情。

    长征途中最艰难困苦的行程要数爬雪山、过草地了。

    1935年6月18日上午，我们红3军团后卫部队随主力第11、12团之后攀登四川境内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这座海拔4900多米的大雪山宛如一个披满白发的老人端坐在那里，所以当地老百姓都称它为“神仙山”，说是除了神仙之外，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从小生长在大山沟里，爬过不少大山，但像这样高大的雪山还是平生第一回见。部队来到雪山下，抬头仰望这白雪皑皑、云雾缭绕的大山，也从心底里发怵。但是，经过动员教育后，战士们都自豪地说：“我们活神仙的脚板高，飞鸟飞不过，我们的脚板却能踩过！”大家决心要越过“神仙山”与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征途中，同志们同心协力战胜冰、雪、风、雹的侵凌，一天就翻越了这座大雪山。夕阳即将偏西的时候，我们在山下的一条山沟里宿营。当我到连队去检查没有发现掉队和伤亡的情况，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到营部时，警卫员早已把我的“睡铺”安排在山坡上的一棵大松树下。这棵大松树高几十米，干粗叶茂，树下落了一层厚厚的干树叶，松软松软的。这一夜，我和警卫员、马夫（饲养员）都睡在这棵大松树下，这里空气清新，不冷不热，干松树叶散发出一股沁人的香气，使我舒适地进入了梦乡。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个睡得比在北京饭店还要舒适的夜晚。

    这一夜的舒服觉，并不能抹去征服夹金山的艰难历程。我们教导营是沿着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的，没有受到损失；但是，走在前头的兄弟部队为了征服这座雪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有的同志陷进了深不可测的雪窝无法救上来；有些年大体弱的同志奋力爬上山顶已是精疲力竭，加上高山缺氧，一头栽倒在地，经医务人员抢救也未能生还。更可惜的是，我们在山顶上看到两堆篝火旁边，各有先头部队的四五个战士仰天长眠。据医生察看遗体后告诉我：他们不懂高山空气稀薄、缺氧，想在山顶休息一会烤烤火再走，没想到点燃了篝火，空气中氧气更少。他们刚爬到山顶，突然烤火，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也可能因高原反应加之冻饿而死。这几个牺牲的同志身体还比较壮实，但都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显然是意外死亡，使我心情格外沉重。我心想，如果他们懂得一点高原反应的科学常识，也许不会牺牲在这雪山上。为了不让牺牲的战友再受风雪欺凌，我带着几个同志把他们的遗体就地掩埋，并向部队传话：“在山顶上不准停留，不准烤火，赶快下山，到达目的地就是胜利！”

    第二天，我们行进到达维镇，与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第88师265团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们，送给我们一些粮食（青稞麦、玉米）。大家吃了顿饱饭，精力也逐渐恢复。这时，我们听说就在我们翻越夹金山那一天（6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举行了庆祝胜利会师的联欢会，大家情绪更加高涨，在村头巷尾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亲切交谈，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我们在达维镇休整了几天，总结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在总结中，我特别强调要进行防止烤火窒息的教育。此后，我们又在6月底至7月初的十几天时间内，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又名仓德山）4座大山。虽然每座雪山都在海拔4500米以上，一座更比一座险峻、陡峭，但同志们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行军组织更有秩序，措施更加具体。各连排组织老带新、强带弱，在攀登陡峭山路时，用绑腿互相牵连，互相搀扶，后面的踩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攀登，一个一个向前奋进。在翻越这4座雪山的征途中，虽然没有发生陷入雪窝和烤火窒息的事故，但却有几个体弱的同志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像熬干了油的灯一样，熄灭了，长眠于雪山之中……

    7月10日前后，我们翻越了第5座大雪山拖罗岗，到达黑水芦花地区进行休整。这时军团首长交给我们教导营一项特殊任务，看护先头部队和军团从国民党军<strike>rike>队与反动土司那里缴获的三百多头牦牛和一百多只羊。

    原来，在我们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困死、饿死我们，勾结反动土司，强迫当地藏胞坚壁清野，同时发布告示，威胁·藏胞“凡给红军当通司（即翻译）和向导者，凡卖粮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司的欺骗宣传和威胁逼迫下，有部分藏胞被裹胁参加了反动武装；大部分藏胞则躲到了深山里。所以，我们经过的村庄基本上没有人烟，给筹粮的同志带来极大的困难。更可恶的是，反动土司乘机掠夺，把藏胞的牛羊都抢走，集中一起赶进山里；还组织反动武装四处伏击，杀害我们外出筹粮的小分队。兄弟部队在卓克基、芦花等地与阻击我军的反动武装战斗中，先后缴获了几百头牛羊。他们离开芦花向前运动时，除杀了少数没收反动土司的牛羊改善生活外，大部分都留了下来。总部打算让我们3军团看管几天，待藏胞返回家园时请他们来认领。所以，看管这三四百头牛羊的任务落在我们教导营身上。

    当时，我们刚爬过5座雪山，体力消耗很大，到芦花后因部队人多筹粮十分困难，个个饥肠辘辘，看着这成群的膘壮牛羊，怎不馋涎欲滴呢？说实在话，这三四百头牛羊，既没有谁认真清点过数，更没有谁打过收条，随便宰杀几头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增加点营养，根本无人知晓，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红军有自觉的纪律，军团首长信任我们，让我们看管这群牛羊，我们决不能“监守自盗”；况且，这是藏胞的牛羊，上级准备随时归还藏胞兄弟，私自宰杀，也是违犯群众纪律。我们营的领导反复向大家动员解释必须自觉遵守纪律的道理，并带领大家上山采野菜，掺着青稞麦一起煮面糊糊，勒紧腰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我们尽心尽责地看管好牛羊群，白天赶到附近山坡上放牧，晚上赶回营地圈起来，放哨警戒，防备敌人来抢，就这样辛苦地看管了三四天，没有动牛羊的一根毫毛。没料到第五天清早，红11团的领导干部带领一二十个战士找到彭营长和我，说是上级通知可以杀一些牛羊做肉干，准备过草地当干粮，我们这里牛羊多，先借上几头，说罢，便自己动手去挑肥壮的牛羊。不一会儿，10团、12团、13团和兄弟部队的同志也争先恐后地来“借”牛羊，彭营长、我和教导营的同志们怎么拦也拦不住。我又气又急，大声喝道：“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我到军团部告你们去！”可是来的干部、战士并不害怕，还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好，好，你快去告吧！”

    我和彭绍辉营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军团部告状，才得知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听说毛泽东同志到部队了解情况，得知部队筹粮困难，战士们仍在挨饿，眼看就要过草地了，怎么办呢？当时老百姓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麦已经成熟，无人收割；没收反动土司抢来的牛羊，也没人敢来认领。所以，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救救红军”的指示。军委也发出通知：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和牛羊肉，反动土司抢来的粮食、牛羊可以没收；群众藏在地窖里的粮食和被反动土司抢走的牛羊也可以借用；地里的青稞麦都可以收割，先打下欠条，以后再还。因为我们教导营远在山边放牧，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才闹了这场误会。

    我们急忙赶回驻地，可是到家一看，牛羊早已被瓜分光了。战士们气得直骂，我只好如实地向他们作解释，平息这场纠纷。第二天，兄弟部队得知我们辛辛苦苦地看管了几天牛羊，自己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动过，感到过意不去，有的又主动给我们送回来一些牛羊肉，让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干部、战士也尝几口牛羊肉；而大部分则制成肉干，准备作过草地的干粮。当然，这个数量并不多，分到每个战士更是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儿。

    毛泽东同志当时发出“救救红军”的指示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下策”。他知道这样做违犯了我军历来“秋毫无犯”的军纪，这有损我军的声誉。但是，那时候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将我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我军如不迅速果断地通过草地，向陕甘地区推进，与红25军会合，去创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从全国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救救红军”，只好暂时对不起藏族同胞，这一笔账待以后再还。

    果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代表团到四川、西康慰问藏族同胞时，毛泽东同志特地嘱托慰问团的同志向卓克基、黑水、芦花、阿坝一带的藏胞表示歉意，说明当年为了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今天特来偿还。虽然事隔15年，当时红军写下的欠条、借据大都已散失了，但慰问团散发了大量的慰问品和救济粮食、物资，也算表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心藏胞的一片心意。

    1935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会后，部队进行整编，我调任红3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当时红3军团编在右路军序列，随时待命北上，我即随军团部于8月初进驻毛儿盖地区，带领100多名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着手做过草地前的准备工作。但在此期间，由于张国焘一再阻挠，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使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被延误了一个多月，未能贯彻执行，我们也在芦花、毛儿盖地区休息等待了一个多月。8月中旬，中央决定先率领右路军越过草地继续北上。

    我们总医院大部分是伤病员，行动不便；少数医护人员又忙于治疗护理工作，虽然有个把月的准备时间，军团直属队和各团都想方设法筹集到一些粮食和晒一些肉干，做好了准备，而我们总医院仍然筹粮很少，使我急得直搓手。正当我们焦急的时候，临出发前几天，军团杨尚昆政委突然派人送来了一批青稞麦，使我喜出望外。这为总医院的伤病员过草地解决了大问题，真是“雪里送炭”！我由衷地感激杨尚昆政委的关怀，也更深刻地感受到3军团总部及兄弟部队的同志们对伤病员的阶级友爱深情。我收下青稞麦后，马上同炊事员一起，夜以继日地磨面、烙饼，赶制好过草地的干粮。

    8月20日前后，我们随军团部开始过草地。茫茫水草地，一望无际，天上无飞鸟，地下无虫鸣，方圆几百里地看不到一块石头，见不到一棵大树，荒无人烟。有的是脚下长得密密麻麻、高矮不等的一丛丛水草，草丛里河沟纵横交错，积水泛滥，浮在表层混浊淤黑的积水，散发出阵阵腐臭的气味。走在这片无边无垠的沼泽地上，令人分不清东西南北，辨不清哪里是可行的道，步步如履薄冰，稍不留神，踩进泥潭，就会越陷越深，遭到灭顶之灾。幸好，先头的兄弟部队在当地藏胞向导的帮助下，探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通道，沿途用木板、树枝给我们设好了路标，使我们能沿着比较安全的路线行进，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这每一个路标，都是先头部队冒着危险，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这时，由衷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

    草地上不仅道路艰难，而且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按说那年8月下旬正是农历七月下旬，还在“处暑”季节，我们南方仍然是穿短裤褂的暑天，可是这高原草地上常常飘起雪花，下苦雨。老天爷真是专欺侮我们这些穿着单薄衣衫的红军！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没有经验，仍像前一天晚上在草地边沿宿营时一样，找了块稍微干一点的小坡地宿营。没想到半夜里下起了雨，水很快就漫上了这块坡地，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来，把垫在身下的油布顶在头上挡雨，互相依偎着打盹，在雨中站了一夜。第二天，天放了晴，我们行军稍轻松一些。晚上宿营就有了经验，找到一处小高地，才能躺下睡觉。但是，夜里气温很低，冻得难受。我们就用带来的干柴引火，加上大家拾来半湿的枯草根燃起了篝火。我和警卫员、马夫在篝火旁挤在一块睡，互相取暖，总算暖和了一些。

    说到草地宿营，又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在长期的征途跋涉中，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凭着自己的科学知识总结了许多经验，特别是怎样保护脚、恢复脚力的经验更加丰富。这一晚，他们把背来的干柴或能找到的干草把脚跟垫高，称之为“倒脚运动”。因为长时间走路，特别是双脚长时间泡在水里走路，流向脚部的血液相应增加，使双腿、双脚感到沉重。睡觉时人躺下，这一“倒脚”，脚部比头部、上身稍高，可使下肢得到休息，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避免双脚浮肿。果然，此法很灵验。当晚我巡查完伤病员的休息情况后，也和警卫员、马夫一起学习“倒脚运动”。第二天走起路来，脚板好像轻松了许多。此后过草地的几天里，大家都参加了“倒脚运动”。这样就大大有利于连续的草地行军。

    本来组织上配给我一匹很健壮的黑骡子，不料临过草地的前几天，我和马夫都忙于为伤病员烤制干粮，骡子被人偷走了，马夫哭着四处去找也没有找到。尽管在长征中我骑骡子的时候不多，大多让它驮我的背包和书籍、文件，并替生病、体弱的同志或掉队的同志驮驮枪和背包，但有这匹骡子来替代人力，行军总要轻松得多。可现在骡子丢了，为了减轻马夫的负担，逼迫我不得不再三轻装，把几本心爱的书和日记本也忍痛处理掉了；进入草地之后，再深的水草地也只好自己趟过去。行军的第三天，可能因为连日来脚都泡在腐臭的积水里，臭水的毒气渗透皮肤，左脚腕上突然长了个小疮，这小疮受脏水污染，感染化脓了，牵动了左腿，走起路来有些疼痛。中午休息时，我看了一下疮口化脓的地方，发现从疮口处有一条红色的“线”一样的东西往上沿着小腿侧向膝关节的方向延伸。当晚，我又就着篝火再看一下，这条“红线”已往上延伸到了大腿内侧，整条腿也感到疼痛。这时，我记起在家时老百姓说过，这脚疮有毒气，如果这条毒线通过心脏就有生命危险。不过老百姓有个土办法，就是用苎麻“灸”。我也试着从新的苎麻草鞋的鞋带里割下了一段苎麻，在篝火上点着了火，吹灭了火焰，用火捻对着大腿内侧“红线”的根部猛“灸”了3次。第二天，果然“红线”降了下去。同时，军医用碘酒把疮口消消毒，用纱布包扎一下，不久小疮就治好。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种治病的“穷办法”，否则，在过草地的关键时刻，说不定长一个小小的脓疮就会把命丢掉的。

    健康人通过草地已经遇到许多困难，何况我们这一支伤病员队伍呢！我鼓励医护人员和担架员，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爱护伤病员；鼓励伤病员同伤病作顽强斗争。有的伤员强忍伤痛不吭一声；有的伤病员只要自己能搀扶着走一段，就挣扎着自己走，不坐担架。大家都献出一颗赤诚的心，用阶级友爱的温情温暖着战友的心，每个人都明白：在这场生死搏斗的进军中，前进一步就意味着生存，意味着胜利；停滞、后退就可能导致死亡，导致失败。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地冲破草地的重重障碍。

    我和伤病员们在草地上艰难地跋涉了4天多，再有1天多的路程就要走出草地了。突然，我在路旁一小块坡地上发现4个战士相互依偎在一起，一个个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身体瑟瑟发抖。我赶忙找来军医，经军医细心诊断，没有发现这几个战士有什么病。军医对我说：“政委，他们不是病，是饿的。”原来，这是兄弟部队4个掉队的战士，昨晚下了一场雪，他们冻了一夜，今早想赶部队，可是干粮已吃完了，浑身一点劲也没有，想站也站不起来，只好互相依偎在一起，等待救援。这时，我身上也只剩下3个青稞麦饼了。我心想，还有1天多的路程，自己已经不够，而且，要是哪个伤病员或担架员也断了粮，又怎么办呢？可是，眼前这4个战士不吃点东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想到这里，我毅然从干粮袋里拣了一个最大的大约半斤重的青稞麦饼，掰成4块，每个战士的手里塞上一块，亲切地对他们说：“同志们，快出草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兄弟部队正在巴西等着我们，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吃完这块饼，我们一起上路吧！”

    4个战士用噙着泪花的双眼深情地望着我，又看了看从他们面前拄着拐棍艰难地挪动脚步顽强向前的伤病员，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他们和着泪水细细咀嚼着这一小块青稞麦饼，好像这一小块青稞麦饼饱含着千万“大卡”热能似的，使他们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把他们一个个搀扶起来，让他们慢慢地迈开步子，跟着队伍继续向前。

    队伍到了巴西以后，有一天，我又遇到这4个战士，得知他们已经归了队。他们激情地向我敬了个礼说：“首长，你一个饼救了我们4条命！”我看到他们的体力有了恢复，感到无比欣慰，拍着他们的肩膀说：“不，这是你们自己努力奋斗走出草地的。”我没有问战士们的姓名和单位，但这4位可爱的年青战士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总医院在巴西休息待命，我抽空到军团部去汇报工作，听军团部的同志讲，他们过草地的时候，彭总得知部队已断了粮，有的连队挖草根吃，有的煮皮带充饥。彭总非常心疼，说部队随时都要准备战斗，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怎么能走出草地？马上下令方副官长把军团部6匹骡马全部集中起来，杀了肉分给部队。彭总的老马夫和警卫员不忍心杀掉配给彭总的那头大黑骡子，劝说彭总把大黑骡子留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彭总平时非常心爱这匹膘壮的黑骡子。在长征途中他虽然很少骑它，但他用这匹骡子驮病号和掉队的同志。他生怕骡子饿着冻着，经常悄悄地把自己饿着肚子省下来的粮食塞给骡子吃。现在，他却忍心下令要杀掉这匹骡子。老马夫怎么也想不通，再三向他求情，说这匹骡子有功，不能杀。彭老总有点生气了，反问道：“人重要还是牲口重要？”接着，他坚决地说：“现在人比牲口更重要，不要留下它！”要方副官长立即执行命令。方副官长只好遵命用机枪把6匹牲口全打死，杀了肉分给部队，而军团机关只留下一点杂碎。这6匹牲口救活了多少战士啊！彭总以身作则，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对我的教育很深。

    巴西是个山谷中的小集镇，有上百户人家。藏胞的住房还比较好，大多是木头建造的两层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关牲口。这里还有一座建筑得很好的喇嘛庙，算是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几千名红军一到，分散驻扎在巴西周围的村庄，使这个偏僻的小集镇更加热闹起来。有一天，我上街去看看热闹，信步到喇嘛庙前，只见庙门口雕梁画栋、金壁辉煌，庙虽不大，却很别致。到庙前来参观的红军官兵不少，但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没有一个人闯进庙门，只在庙前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看一看，不敢打扰喇嘛们的佛事活动。从喇嘛庙往回走的路上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我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大高个儿迈着蹒跚的步子跌跌撞撞地向我奔来，一时认不清是谁，待近前一看，才惊愕地认出是我的老乡张平凯。记得临长征前他从3军团调到中央干部团去，那时，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英气勃发，精神抖擞。才一年不见，怎么瘦弱成这个样子呢？只见他脸色蜡黄，两个腮帮深深凹陷，尖下巴，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大大的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真是判若两人。我急切地问他：“你怎么瘦成这样？”张平凯喘着粗气告诉我：他离开瑞金后就一直发着疟疾，勉强跟着干部团行军，不料过草地时又发烧又拉肚子，实在走不动了，掉了队，差点就出不了草地。我听了感到很心疼，就扶着他回到驻地，把他收容到总医院治疗。

    恰巧这时有个老战友给我送来一只五六斤重的獾子，这是他们在山上下套子抓的，说是看我身体不好，送给我补养的。当时整个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大家都一样，拖得精疲力竭，饿得脸黄肌瘦。我虽然带病长征，身体也瘦弱，但比起伤病员来，自己还觉得是个“壮汉”。我想伤病员比我更需要营养，于是，就把这只獾子交给伙房，请他们杀了煮给张平凯和几个重伤员吃。

    煮好后我分给重伤病员，一人只能吃几块肉、喝一小碗汤而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点点獾肉也就表达了我的一片心意了。建国以后，张平凯见到我还常提起这獾子肉的事，可见患难之时战友间的一点一滴恩情，都能令人终生难忘。

    长征中的政治工作，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战胜重重困难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积极开展宣传鼓励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大家明确了“北上抗日”的前进目标，有了奔头，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心一意跟党走，革命热情高涨起来，更加感到虽苦犹荣、虽苦犹乐。

    开展歌咏活动本是红军的优良传统，长征中革命歌声更成为鼓舞斗志的一种精神力量。无论是跋山涉水，无论是休息宿营，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革命歌声。有时，虽然由于过度劳累，嘶哑的声带和急促的喘息使歌曲走了调，乱了节拍，但透过这粗犷的沙哑的歌声，仍不难感触到一颗颗热情、滚烫的心。

    当时，革命歌曲也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没有更多的时间集中上课、作报告，上级提出个政治口号或提出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及时贯彻下去，政治部门就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大家熟悉的曲调，填进结合当前任务的新词，教大家学唱。通过唱歌使大家领会党提出的政治口号，记住自己的战斗任务，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翻过雪山以后，先头部队初次遭遇敌人的骑兵时，只见敌骑兵呼啸而来，气势汹汹，一时竟束手无策，不知道先打马还是先打人，刚放两枪，骑兵就逼到眼前，令人生畏。后续部队一听这种情况，也对骑兵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情绪，上级宣传部门很快就编了一首《打骑兵歌》教大家唱：

    指挥员和战斗员们，努力学习打骑兵。

    四个基本原则，一条一条记在心。

    第一基本原则，沉着冷静，勇敢坚定，

    如果发现骑兵，迅速警报大家，

    第三基本原则，沟墙工事，加强木层；

    第四基本原则，立射跪射，坐射卧射，

    这4段歌词通俗易懂，既把藐视敌骑兵的必胜思想灌输到部队中去，又把打骑兵的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教给战士。大家唱着唱着，打垮敌人骑兵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了，而且懂得用步枪排射阻击敌骑兵的战术要领，畏惧情绪一扫而光。我还教过3军团教导营的干部、战士唱过《打骑兵歌》。过草地时我虽然离开了教导营，但后来听说，他们快过草地时遇到敌人骑兵的袭扰，马上就疏开队形，第一排卧射，第二排坐射，第三排跪射，第四排立射，统一口令，步枪排射，把冲在前头的敌骑兵打翻下马，后面的骑兵一溜烟跑了。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打骑兵歌》真灵！

    各部队的战士宣传队是行军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宣传鼓动队伍。他们大多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年青“红小鬼”，聪明伶俐，能说会唱。宣传队往往在行军途中打前站，选择一块高坡设立鼓动棚，当行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唱歌、呼口号、说快板，表扬好人好事，给大家鼓动加油。在爬夹金山时，宣传队就大声宣传过雪山到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意义，有的对行军队伍喊：“同志们，加油！山下就是懋功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赶快翻过雪山和四方面军会师！”有的则喊：“同志们，快下山去，千万莫停留，莫吃山上的积雪，不然会泻肚子，发高烧的。”过草地时，鼓动队就鼓励大家说：“党中央首长已经在巴西等着我们了，我们咬紧牙，坚决走出草地！”大家听着，心底一热，脚步也加快了。

    说起宣传队，我们教导营宣传队还有一件宝——留声机，那是1934年1月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打下沙县时缴获的战利品，宣传队把它当宝贝一直带在身边，在长征途中再苦再累，即使把自己心爱的乐器、衣物丢掉，也舍不得丢掉这台留声机。有时我看他们挑着、背着很吃力，让黑骡子帮他们驮上，他们还怕留声机给颠簸坏了。这台留声机缴获时还有八九成新，枣红色的盒子，绿呢子垫的转盘，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喇叭，式样好看，音量也大。宣传队经常把它放在鼓动棚里，让留声机哇啦哇啦地唱着，他们在一旁作宣传鼓动。这样，留声机像在给他们伴奏似的，使鼓动棚的气氛更显得热闹。这台留声机只有十几张旧唱片，除了《渔光曲》等二三张歌曲和民乐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段，有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谭富英的《空城计》、《定军山》，程砚秋的、《青霜剑》，周信芳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等。这些旧唱片与长征的艰苦环境虽然极不协调，有的片子因反复地放唱已经太破旧了，甚至有的还有裂痕，唱起曲子来会发出咔嚓咔嚓的杂音，但说来奇怪，战士们非常喜欢听这个“戏盒子”，一听到远处传来留声机的声音，好像前头就到了戏园子似的，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到鼓动棚跟前总要停脚休息片刻，听一会儿宣传，也听一会儿戏。这时，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或哼起《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事神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有的还边唱边学着“青衣”或“老生”摇摇摆摆、拂袖踱步的姿态，像上台演戏似的，逗得周围的同志开心地大笑。这样的听戏、唱戏，虽难说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但它是一种难得的娱乐，哈哈一笑，扫除了大家沉闷的心情和疲劳的情绪，使部队活跃起来，体现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应该说也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方法吧。

    1935年9月22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抵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改编，改称为陕甘支队，原红1军团编为第1纵队，红3军团为第2纵队，军委纵队为第3纵队；我调任第3纵队保卫分局第二科科长，负责肃反工作。10月19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到达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此时，紧紧尾随而来的敌骑兵4个团的2000人也逼近了吴起镇，从西北方向陕甘支队发动进攻。我军为了把追敌歼灭或击溃在根据地之外，遂以第3纵队在吴起镇正面实施阻击，第1、2纵队在两侧向敌人反击。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歼敌1个团，击溃3个团，缴获战马100多匹，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后一仗的胜利。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为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撤销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军团和第15军团。原红1军团与红3军团合并为第1军团，下辖两个师。第4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下辖第10、11、12等3个团。此时，我调任红4师政治部组织科长，随部队参加了11月21日至22日的直罗镇战役。这次战役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全歼了敌军第109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攻，给我们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至此，我们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86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事前，军事博物馆秦兴汉馆长约我写一幅书法作品。我有感于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壮举，挥毫写下了《江城子·忆长征》词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