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六、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翔 本章:〇六、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

    由于第一个卫星公社的诞生,遂平成为1958年中国的明星之地。

    遂平县位于河南省南部,驻马店以北。总面积1080平方千米,2000年之后总人口一直在50万左右。但是在考察中国60年农村问题流变时,这个小县城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标,因为1958年在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公社对此前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都是一个革命。1958年11月13日,毛泽东曾亲临遂平视察。公社的形式后来席卷全中国,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组织形式。直到后来小岗村的大包干才打破了这种形式。

    三角形的旗帜一片一片,在飘扬的旗下是拥挤的人群。天气仍然炎热,人们都穿着短裤和半袖的衬衫或者背心。一些年轻的汉子们双手持着铜锣,相对而鸣。他们脚下是凹凸不平的土地。如果不去留意它的背景,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中国一个遥远的村庄的人们,在庆祝一个传统节日。人们脸上的笑容、手中的铜锣、舞动的姿势和飘扬的旗帜都表现出一种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没人知道他们所庆祝的事情最终将席卷整个中国,并且演变成一种针对他们自身的灾难。他们庆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的成立: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

    公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后来,著名作家和记者凌志军在描述公社时说:“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

    按照凌志军的记述,“公社”这个概念和这个名称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这列列车的乘客包括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几个政治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以及邓力群。“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回忆说。

    火车一到郑州火车站,刘少奇就对前来火车站见他们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回去试验这个想法。接下来,火车继续南行。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目的是去见毛泽东。

    两周之后,毛泽东这样阐述他理想中的农村,它将由公社组成:“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还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吴芝圃的试验地是遂平,位于河南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或者也有可能,是遂平自身变成了历史的试验地。

    遂平县的变化是将县里的四个乡合并到一起,成立一个大社,这个大社不但是经济联合体,还有武装和公安机构,它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卫星集体农庄”。

    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分管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来到河南。谭震林也知道了刘少奇让吴芝圃在河南做试验的事情,他到河南的目的,就是要看吴芝圃的试验是否已经有了一些结果。结果,他看到了这个名叫“卫星”的大社。凌志军说,谭震林“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和巴黎公社差不多。

    谭震林向有些困惑不解的农民们解释共产主义公社的前景,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鸭、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在郑州的省委会议室中,谭震林还对对他的评价忐忑不安但又望眼欲穿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说,卫星,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级别要高。于是,对谭震林的汇报一结束,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们,马上打电话回去,让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晚把遂平县所有的集体农庄名字全部改称公社。于是,这个叫卫星集体农庄的大社就被改称为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李友久到遂平县调查。李友久虽然地位不如副总理谭震林显赫,但是以《红旗》杂志当时的地位,它的编辑也就站立在一种理论上的高地。而当时的理论对实践的影响是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们难以想象的。李友久对卫星公社的党委书记建议说,公社的名字中最好有一个地名。这里什么地方最有名?当然时嵖岈山。但是嵖岈山只是遂平县南的一个小村庄,公社不能建到那边。李友久说这没关系,公社可以建在其它地方,但是名字中带嵖岈山的地名。李友久又开导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这是谁的公社?”

    公社书记不加思索地回答:“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面应该加上人民两个字”。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就有了自己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卫星公社名不虚传,成立第一年就放出一颗卫星。6月夏收,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宣布自己达到了小麦亩产量3821斤的高产卫星。这条新闻被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媒体放大,因为它们知道,毛泽东和他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政治伙伴们,急于得到一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论敌的谬误。

    6月18日,《人民日报》和《河南日后》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韩楼大队小麦亩产高达3821斤的高产量。

    后来,人们发现,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10210.9斤,除以2.9,将20亩地的产量算到2.9亩的头上,如此计算出来的。

    但是高产卫星已经成为传染病。没有人会去想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高产。或者,按照农民的常识,基层的干部和农民不可能不知道遂平的这个数字存在谬误,简直是在吹牛,是在欺骗党和毛主席。可是欺骗的结果是党和毛主席都如此兴高采烈。一时之间,政客的本能和农民的狡黠结合到一起,让1958年的夏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狂欢,或者说一场极为荒谬的骗局。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刷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一千零七十五公斤。三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一千一百九十七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一千三百三十二公斤;18日,二千二百零六公斤;23日,二千三百四十四点五公斤;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为二千五百五十一点五公斤。到7月,记录又连续四次被刷新,亩产高达四千四百公斤。8月的记录,由七千五百公斤增至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七点五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六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六十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记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点五公斤”,凌志军记录道。

    按照遂平县的计算方法,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算做2.9亩的总产量,那么最高一个数字,水稻亩产四十一万多公斤(注意,单位是公斤!),会是将多少土地的总产量算做一亩地的总产量?终于,由遂平县卫星公社开启的荒唐的试验,到了极端无理智和荒谬的地步。

    而毛泽东此时担心的问题很简单:“这么多粮食,农民怎么吃得了呢?”在看到报纸报道出的新闻之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喃喃了一句。

    此后许多年,人们也无法明白,理智何以丧失,常识何以被抛弃,而抛弃常识、丧失理智的人当中,很多人正是以坚持常识和理智闻名。

    由遂平开始的卫星公社在徐水县达到高潮。徐水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部。这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春秋属古燕地,战国是燕赵会战前沿。西汉初期设县。徐水的名字来源于县城境内的徐河,这个名称在1913年开始用来称呼这座县城。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徐水之所以成为地标,是因为它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激进地位。其地位宛若今日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深圳、浦东。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结尾说: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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