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南街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将土地承包权收回；1992年，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随后，又在雕像两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至此，“红色亿元村”开始名扬海内外。这个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的村庄和大邱庄以及华西村一样，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仍然坚持着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各种制度。2008年年初，媒体发起了一轮针对南街村的调查，调查说，南街村的神话可能终结。
2008年年初，媒体爆出新闻，以共产主义农村而知名的南街村“神话”或将终结。
问题首先是一直坚持集体所有的南街村村办企业集团已经在2004年实行改制。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和《中国新闻周刊》在内的媒体到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看南街村集团的工商登记资料，资料中显示：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后，原本由5家集体股东构成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进行了变更：中原工贸40%、王宏斌9%、郭全忠等6人共36%、邓富山等6人共3%。《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最为详尽：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此外，《南方都市报》还直指南街村所谓的亿元村神话是依靠高额的银行贷款和对外来劳工的依靠形成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拾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报道称，南街村集团在2007年8月的银行欠款已经达到16亿元。
而一直被南街村不断宣扬的无私领导者们也受到《南方都市报》的质疑：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但是显然，其中针对南街村最致命的攻击，还是南街村村办企业集团的改制，以及随着改制而来的私有化。它是针对这个乌托邦的最严重的指控，因为人们发现，隐藏在这个乌托邦梦想背后的，可能仍然是人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以及对他们自身宣扬的理念的背叛。
13岁那年，后来成为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洪彬（这是他最初的名字，只是在后来，这位风云人物才改名为王宏斌）没有考上初中，回南街务农。生于1951年的王洪彬是典型的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代中国人。他经历过的所有教育都让他坚信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众英雄的崇高，而很少考虑产生这种英雄的可能性，以及对他人的道德要求是否适当，因为他首先要求的正是自己，他要把自己变成这样一个英雄。
王洪彬在后来还放弃了一次成为工人的机会——那正值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神话破灭之后，所有人都对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前景感到幻灭。王洪彬这次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失去了未婚妻，还有短期之内和父母的良好关系，但是却深受南街村村民的欢迎，在作家刑军纪撰写的南街村中，他记述，“一干人开着拖拉机敲锣打鼓把王洪彬抢了回来”。但是真正让王洪彬和南街村后来名扬全国的，是他的另外一次反其道而行之。
1976年，王洪彬入党；1977年，王洪彬成为南街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被南街村人亲切的称为“班长”，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南街村整个领导班子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举动是在南街村办起了一家砖厂，一家面粉厂，而且，使用的方法颇为独特。他办砖厂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王洪彬所称的“指山卖磨”，王洪彬用特殊的方法来预售尚未建立起的砖厂尚未生产出的砖，来筹集资金；另外一部分钱，则来自于募集资金，包括王洪彬在内的人将自己家中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建厂。
“仅用了一年时间，王洪彬就带领南街人连续建成两座工厂。年产值达40万元，不仅实现了南街历史上工业生产零的突破，而且一开始就使工业产值接近了农业产值”，刑军纪写道。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转眼之间，这点成就就算不得什么。政治形势的变化带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小岗农民自发包产到户，这点星火转瞬间形成燎原之势。公社和集体成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南街村也不能列外，王洪彬和中国所有地方的农村支部书记一样，把土地和他辛苦建起的两家工厂都承包了出去。而自己整日无所事事，沉醉于酒宴之间。
后来王洪彬说：“根据南街过去承包的教训，在南街咱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方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这个观点也不是咱们瞎编出来的，是咱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大家都知道，1981年那时候，农业上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咱村的两个小企业也搞了个人承包。承包可以说是改革的产物，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有没有搞改革，就是看你这个人搞承包了没有，你搞承包就是搞改革，没搞承包就是没有搞改革……我们认为，承包的结果是：群众受了骗，个人落了钱，党组织落了赖……那几年，可以说南街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我们这一班人的：有告我们状的，有贴我们大小字报的，告状的下至城关公社党委，上至省委，这都是事实，大小字报近者贴到我家门口，远者贴到县委门口，大十字街上贴的有，这还是事实……领导见了我们都是批评性的语言，那个时候就没法与1975、19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得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洪彬，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习王洪彬，各级领导见了面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1981到1983那几年，领导见了面都是扭扭脸便过去了”。
实际承包情况的失败——承包出去的工厂不发员工工资、不上缴税；大量土地的荒废——或许还有王洪彬个人境遇的反差，让这位班长感到了变化的必要，这一次，他又一次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收回承包出去的工厂和土地。
“过了19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这个意见拿到支部会上一讨论，通过了。从19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南街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从1984年集体承包开始，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是130多万元，1986年是320多万元，1987年是730多万元，1988年是1400多万元，1989年是2100多万元，1990年是4100万元，1991年是1.01亿元，1992年是2.1亿元，1993年是4.2亿元，今年（王洪彬发表这番谈话的1994年）可以突破8个亿。这是两种承包形式，得出了两种经济效益……”
王洪彬的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举措是他和整个南街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推崇，毕竟从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中国都开始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危害，并且开始反对偶像和偶像崇拜。
1992年，王洪彬在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雕像两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后来媒体说，这可能是20世纪修建的最后一尊毛泽东雕像。王洪彬不止一次说起过自己对毛泽东的推崇，而且，这种推崇是现实意义的推崇，“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反正我们南街无论从民风到传统，毛泽东思想能够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分配方式上，南街村实行工资制和按需分配结合，其中很多物质属于免费供应：穿衣、住房、饮食、教育、交通……
这种在改革开放年代非主流的方式显然会引人瞩目。支持者中有怀旧者和反对改革者，也有对它的乌托邦真心赞美者；而反对者则担心对南街村的赞美会引发对整个改革的反动。
有人问王洪彬：“王书记，请问南街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王洪彬很有技巧的回答说：“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次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带领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次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会燎原；如果高层次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
还有人问，既然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做法，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还要提倡个人承包？王洪彬回答说：这种观点符合南街的实际。至于党中央为什么要这样提倡，你可以去问一问党中央。
他被与他相熟的人亲切的称为“彬”，他每个月只领250块工资，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南街村才能和其它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一样富有，甚至更为富有。但是王洪彬也并非完人。比如，他迷信。后来，王洪彬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宏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有一次王洪彬到深圳出差，促成王洪彬改名的当事人“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王宏斌（改名后）的崇拜毛泽东和他在南街村一言九鼎的作用，也难免为自己带来“倔”的个性——王宏斌坚持要上“永动机”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王宏斌说：“倔是个性。没有个性的人一事无成。信迷信的说法，我认为有很多方面，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否则为啥国家允许这么多人建庙宇、烧香拜佛？”
在2008年年初南街村被媒体曝光私有化之后，南街村的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很多老将军都打来电话问怎么会事。这个小村庄身上已经凝聚了很多老一辈共和国缔造者的希望，那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一些价值观仍然可以存在，仍然是合理的。
南街村和王宏斌仍然坚持，所谓的私有化是无稽之谈，南街村永远不会搞私有化。“我们认为南街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共同富裕，是正义的，我们是不怕失败的。”王宏斌说。
直到今天，搜索南街村的网站，打开它，仍然能够看到网站上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头像，能够看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努力奋斗”的标语和王宏斌著名的傻子理论：“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
理想动人心，自然难怪那么多到访者，无论是老将军张爱萍还是前任总理朱镕基等政治要人都对南街村表现出赞赏，更有人不断捐款给南街村，指明用途是改善南街村领导成员的个人生活，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她在2007年捐了10万元给南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