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接收了第一批三峡移民，也是接收三峡移民最多的县城之一。中国政府认为，三峡工程的关健在移民，三峡工程的成败也在移民，这让崇明这个本与三峡工程无关的地点成为观察三峡的一个地标。地处长江口门户的崇明岛形状如一春蚕，东西长，南北狭，是中国仅次于海南和台湾的第三大岛，归上海市管辖。不过从上海市区到崇明需要转乘渡轮。因为它的秀丽风景，崇明岛一直也是一个旅游胜地。2000年8月13日，第一批外迁移民自重庆云阳县南溪镇迁往上海崇明岛，这一次的迁移人群被当作“三峡库区第一批外迁移民”，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媒体说，这样的安排多少具有象征意味：从大西南重庆的深山峡谷到物质发达的上海郊县，移民的外迁之路充满希望。而由政府出面组织安置外迁移民，这也是建国以来上海的第一次。

    汽笛声响起时，黄万平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船从重庆云阳县码头出发，顺着长江水路，载着这位24岁的年轻女人离开她出生的地方，驶向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船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六百多号云阳人，他们用重庆话交谈。水路并不坎坷，远抵不上内心的波涛汹涌。一则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出发前，“移民们依舷而立，无不泪流满面”。

    这段旅程将持续整整五天。

    上世纪末的一次会议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迁徙命运。1992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在政治上对一场延续了近百年的水利工程争论划上句号，也成为三峡工程启动的开始。

    这个工程将是自中国历史典籍《史记》中记载的“大禹治水”之后的最大的水利工程。无数人的命运将因为三峡工程而改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必须搬迁离开三峡库区的黄万平们。政府公布的数字表明，水库将淹没湖北、重庆两省20个区县的277个乡镇，其中，有8座县城将被全部演没，1座县城大部分地区被淹没，4座县城和市区被部分淹没。那座大部分地区将被淹没的县城，就是黄万平的家乡重庆云乡县。因为这个工程而被迫搬迁的人数总计将超过110万人。

    在这条船上，还坐着她未来的丈夫丁方成，以及丁方成的两个堂兄弟丁方远和丁方银，她的姨父一家人，其中包括姨父姨母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他们的目标是上海，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他们将成为这个繁华都市的新成员，尽管是在周边——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很多中国大学生们为了取得这个城市的户籍拼命竞争，头疼不已，而另一种获得上海市户口的方法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房价最高的城市购买住房。

    5天的航行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上海市所辖的崇明岛。同“七山一水三分田”的云阳不同，崇明岛尽管三面临水，却少有山。它是一个由海水和江水冲击而成的中国第三大岛屿，它对自己的定位是生态岛，旅游业发达，在最繁华的南门镇八一路上，有两家肯德基，这个地区的房价可以买到4000元每平米，有1600辆人力三轮出租车围着它寻找生意。而云阳则是个纯粹的农业县，92%的人口都是农民。无论他们是否情愿，黄万平和丁方成兄弟必须离开这个农业县。因为大水将无可避免地淹没他们曾经劳作过的农田、曾经的住宅和嬉戏过的河流。

    抵达崇明建设镇界东村之后没有多久，黄万平正式嫁给了比自己大10岁的丁方成，尽管丁方成是再婚，并且携带着一个10岁的儿子。这个新的家给他们的保障是每人40平米的住宅、每人一亩田地和每人每月的38.75元补助。丁方成的能干成功维系了这个家庭的运转，并且让他们成为一个社交中心。在他们结婚的当天，镇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出席了他们酒宴。去年9月，丁方成和黄万平将政府为他们所建的房屋重新修葺，并在原先的一层平房上加盖了新的一层。这栋楼房的每个房间内都摆着床。黄万平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那是因为经常有好几个人在他们家聚会并且留宿，最多的时候，会有七八个人留宿。

    但丁方成并不能够在家里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度过每个夜晚。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外面奔波。他买了一辆货车，依靠为企业和个人运输货物谋生。他在崇明岛的另外一个镇上拥有另一处住所，因为他的客户都集中在这个镇上。补偿是，他每个月能有超过5000元的收入。即使在崇明本地人中，这个收入也是较高的。

    对于丁方银来说，这就像一场骗局。

    “当我们在那年12月份时候来崇明看地方时候，心里面已经隐隐觉得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了。”丁方银说。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很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丁方银的父母没有跟随他和大哥丁方远一并移民到崇明岛，而是选择和另外两个儿子一起留在了云阳。

    但在开始时，一切显得顺利。丁方银也经历了和堂哥丁方成类似的建家过程。他也是在移民之后和比他小10岁的一位同乡女孩结婚，并且在刚刚到来没多久时，就在自己家中摆起五桌的酒席，宴请他的本地邻居。

    六年之后，所有的新鲜感都化作了陌生感产生的敌意。而自己的不走运也让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变得愤世嫉俗。在经历过几份短暂的工作之后——其中包括在上海吴淞码头的两个月工作——他只能无所事事呆在家中，抽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解忧。仅仅在一个月之前，他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办理完了离婚手续。用他愤世嫉俗的话语来描述，这是因为，年轻的妻子在外面打工，接触的人多了，“学得脑子坏掉了”。而这只是一位打工女孩思想变得开放的另一种说法。

    他开始回忆云阳家乡的山路和江水，回忆那些在水上讨生活的日子，他是一个很好的船夫，并且在浅水区还能兼任纤夫，阳光把只穿一条短裤的身子烧得漆黑，“像鬼一样”。崇明岛修到每个家门口的水泥路和他日渐白晰的皮肤不能平息他的抱怨。他困惑着这样的生活何时能够看到转机。他拼命抱怨着自己的贫困和无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未有人认真去倾听。

    最大的困难在于找不到事情做，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所以，政府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而将工作给了本地人。黄万平和丁方银分别重复了上面的话。那些工作，比如村子里清扫街道的清洁工，比如洗衣工。拒绝他们的理由可能是年龄、学历和性别。只有一次，被拒绝的黄万平不知所措：“他们说，原因是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这里的地方政府尤其不好，对于大新镇的三峡移民而言。尽管几年前的区划改革已经将大新镇合并到竖新镇，但是移民们仍然固执地将矛头指向大新镇镇政府。

    从竖新镇镇子到大新的集市，乘坐崇明的另一种出租车电瓶车需要20分钟。在一条长街上是一溜农贸市场，小贩们用长方形木板在大篷下简单的搭建起临时的货品堆放处。

    在这条长街上，泾渭分明，南边是本地人的摊位，而来自三峡的移民则占据了北边一半的摊位，而且，都是在卖猪肉。他们是从云阳来的第二批的移民。

    他们围拢了来自北京的记者，每个人抱怨自己的不满。其中包括，镇上所有的信息他们都不知道，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让他们错过了许多“好事”，比如好的工作等等。原因是，镇上的广播都使用崇明话，而听懂这种上海话对全国各地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挑战。工作是最难找的，而政府似乎在刻意刁难，比如前一阵子清理河道，在其他镇子，每户移民都会有一个名额来获得这份月薪700元的工作，但是在大新镇的移民却根本没有人能够获得这份工作。

    即使是现在在这里卖肉，也可能难以维系。因为镇政府在试图规范这些摊贩。他们在修建一个室内的菜市场，但是这个菜市场的每个摊位都要拿来拍卖，每个摊位就需要20万左右。说到这里时，王正英就提高了嗓音，尖利的女声直冲人的耳膜。

    沉默寡言的刘远清曾经试图找过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希望能够贷款买到一台农作物收割机，这样，依靠为当地的农民收割稻谷，农忙季节也可以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但是即使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他也还是被拒绝了。于是，他也只好到这里卖肉了。

    62岁的李远福固执地讲一口重庆话，而不是像他的同乡那样，尝试着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人交流。他说，太聪明的人不会移民，他们有别的出路，而太笨太胆小的人也不会移民，因为他们怕适应不了新的环境，而能够移民的，只是才华、胆识和财力都只是中间阶层的云阳人。

    因此，他们缺乏自己的精英阶层来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记者问他们，能否在政府中选举出移民的代表成为官员，他们纷纷讥笑这个天真的问题，说连一个扫地的工作政府都不肯给移民做，怎么还敢想着去做官。

    他们希望镇政府对移民“照顾”，可是镇政府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却日渐恶劣。他们不断拿主管移民的镇长沈兴平开玩笑，因为他们中有人去找过这位竖新镇的副镇长，可是却被推拖掉。

    记者尝试着拨通沈兴平的电话，告诉他想采访移民，镇长在电话里说，不可以，上面说了，不可以采访移民。即使已经取得了的县委宣传部的同意，他仍然坚持说，不可以，除非能够拿到移民办的许可。

    这些移民中也有所谓的成功者。他们通过生意在本地站稳脚跟。“我也就是讨生活而已。”28岁的刘强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然后说。除了建设镇偷偷卖盗版DVD光盘的一个三峡移民和大新镇的肉贩子，移民中并非没有商业上的成功者。按照移民们的标准，刘强就是一个成功者。他的川府火锅店开在崇明文化宫内，那里距离崇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门镇八一路不远。他还有另外一家分店在崇明的新河乡。两家店的80名员工中，80%的人都来自于三峡移民。

    但他却并非政府移民。他是同云阳相邻的贡节人。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自己的朋友四处玩，其中就包括跟着他的云阳朋友来崇明。

    等到贡节也需要移民时，他的两个哥哥移民到了江苏，而他选择到了上海崇明岛。因为与其去适应新的环境，还不如挑选一个自己已经熟悉的地方。经历了最初无事可做的彷徨之后，几个朋友在一起决定要做一个四川火锅店，原因很简单，在这里四川人和重庆人需要一个吃饭的地方。

    同他的朋友相比，刘强承认幸运眷顾了自己。但在谈话中他总是百般推拖，而后则习惯性的沉默。他说他的那些朋友们才真正能代表移民生活，“他们有种地的，有搞运输的，也有做小生意的，虽然艰辛，但却真实”。

    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放弃。“我的两个女儿，上的都是崇明最好的学校。”刘涛有些得意的说。40出头的刘涛在南门镇庆城菜场的二楼拥有一个摊位，他的“三峡肉食铺”销售各种猪肉类食品。他离开新河乡崇明政府为移民准备的房子和田地，来到南门镇，觅一住处，然后依靠卖肉为生。

    尽管他的家人也有从云阳移民到江苏的，但是他却选择来到上海。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下一代考虑。

    每天早上五点钟，他的三峡肉食谱就开始营业，围绕着他的肉食谱的，还有另外四家肉食谱也是三峡移民们开办的。他们满脸堆笑地向每一位经过者询问，是否要肉。

    对于这些移民们来说，下一代成了全部的希望所在。“娃娃们的适应能力总是比我们好的”，刘远清说。尽管在刚开始读书时，老师的上海话让这写重庆孩子们一筹莫展，可是很快，他们就学会了上海话，并且，比他们的父辈们拥有更多的本地朋友。

    丁方成每次出门跑车都会把自己儿子丁亮的电话号码随身携带——它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存在手记上。这个儿子，原本法院判给他的前妻抚养，可是丁方成发现前妻对丁亮不管不问。于是，他还是把儿子带在了自己身边，包括移民到崇明。

    可是现在，16岁的丁亮却必须离开疼爱他的父亲。因为他要到距离崇明南门码头40分钟航程的上海市去读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那天，黄万平看着丁方成带着丁亮和3000块钱坐轮渡去的上海，“可是回来之后，已经一分钱不剩了，原来报名费就花了2000块。”此外，每个月，丁亮还需要交给学校500元的伙食费。而黄万平自己在当地棉纺厂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是600万。

    “即使穷，也不能不让孩子读书啊。”黄万平叹了一口气，眼睛望着屋后已经成熟的水稻。稻穗已经显得沉重，垂下了头，低向地面。“再过几天，就该收割了。”而他们刚来时，还因为不知道如何去种水稻，而栽死了几茬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