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茫茫世界何处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本章:14、茫茫世界何处去?

    1958年的春节是2月18日,多福巷家里自然是冷冷清清。年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就通知陈明,对他的处理是:撤销级别,保留厂籍,随国务院系统的右派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他利用休假这几天,抓紧收拾行装。丁玲老是问: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是离不开你的!陈明说,我们在家里照一张合影吧,作为离别的纪念。照片上,他们并肩坐在一起,一脸的肃然。过完年第三天,陈明就去东郊双桥农场参加集训了。

    集训管理很严,星期天也不许回家,陈明只在3月8日回来过一次,当天晚上就返回农场。他不放心丁玲一个人留在北京,说,我要不要和作协打个招呼,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人在家里。丁玲说,不要,我们不要人家怜悯,这几天我想过了,随后我也去北大荒!

    2002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反右斗争后期,我们就想,我过去的革命历史都不要了,重新干革命总可以吧?我们开始考虑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第一个选的是伊春,东北林区,我们从《人民画报》上看到过一组照片,很有特色。但是担心作协会说那里太冷,丁玲腰不好,去了不合适,于是我们又从南方选了个地方,第二个选了贵阳,也是搞林业。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要改变我们在社会上的存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份,不再以作家的身份,而是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我们家里一直坚持吃粗粮,每周吃两三次,小米、玉米饼子、白薯等等,阿姨王姐是扬州人,她吃不惯,我和丁玲两个人吃。这也是为了将来下去吃苦做准备。

    1957年12月16日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找丁玲谈话时,她就提出过想去伊春搞林业,说那里是小兴安岭,伊春是个新城市,房子里都有暖气。刘白羽的答复是,伊春是否可去,现在都还没有考虑,迟一下再考虑。丁玲说,陈明提出,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我们有精神准备。刘白羽说,我们考虑过你的身体,不要太勉强,我们是考虑你和雪峰的年纪体力问题,还要考虑周到一些。到下面做工作有好处,能锻炼阶级感情,根本问题是彻底改变。后来,丁玲去北大荒之前要把全部存款交给组织,刘白羽劝阻说,你们到东北去,还是要花钱的。

    3月15日,陈明他们乘坐火车开拔了。那是一列专列,全都是国务院系统的右派,每人发了面包和肉制品,三个人有一个卧铺,轮流睡。带队的转业军人很和气。车到鸡西车站,站台上还有大锅熬的高粱米粥,热乎乎的。火车把他们一直拉到黑龙江的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就设在那里。人员再往下分,陈明被分到八五三农场二分场一个新建生产队,那时大批转业官兵还没去,条件苦得很,住的是地窨子,陈明和吴祖光等五六个人睡一铺炕,一个挤着一个。陈明写信告诉丁玲说,他们那个队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国务院直属单位的右派分子,每人每个月有28元工资,外面飞着小雪,室内温度是零上二度。陈明还要丁玲去人民市场,给他买一个抬东西用的垫肩、一副裹腿,连同雨衣一起寄来。陈明还在信里说:“关于你历史上如何离开南京,最好还是请组织上作一结论,我越想越觉得必要。否则你到哪里,也会有不便之处的。处理意见如何?”陈明期盼着“我们愉快的见面”。

    陈明走后不久,公务员夏更起也被调回作协机关去了,家里只剩下丁玲和保姆王姐,更加冷清了。夏更起从1951年春天起,就给丁玲做公务员,在她家里呆了整整七年,他勤快朴实,聪明机灵,丁玲一家人都喜欢他,待他像自家人一样,丁玲自然舍不得他走。但想想走了也好,免得让他受自己牵连,小伙子今后的路还长着呢。丁玲无话可说,无事可干,无人可看,也没有人来看她。她只好每天读书,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春来了,天暖了,院子里那两株西府海棠开了,开得很旺。那还是刚搬来多福巷时夏更起栽的,有五六年了。以往每年开花时,都有一些朋友来家里观赏,满院子都是笑声,今年却出奇的冷清寂静。娇嫩的花瓣,刚开时是粉红色,慢慢变成粉色,再变成白色,花期很长。清明节那天,她去了一趟西郊万安公墓,一个人在母亲的墓旁坐了很久。她望着江丰设计、刘开渠制作的雕像,心里在想,幸亏母亲去的早,如果她活到今天,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心里该多痛苦!

    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协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邵荃麟表示,他个人意见,丁玲可以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周扬同她谈话时,也劝她不要下去,说年龄太大了。但是丁玲并不想留在北京。她觉得北京很冷,而陈明去的地方却很温暖,她还是向往着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她正式向作家协会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但答复说,她的结论还没有作出来,等等再说。

    作协这边无消息,陈明那边却传来消息。5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农垦部长王震到八五三农场视察工作,来到陈明所在的生产队。陈明向他汇报说,丁玲也想到农场来,希望王震部长能给予帮助。王震当即爽快地回答:“好嘛,她来,我同意。”当天晚上,陈明就写信将此事告诉给丁玲,随后又写信告诉她来时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及生活用品。丁玲接到信,喜出望外,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作协党组,并开始做去北大荒的准备。她的这个要求,终于得到作协党组批准。

    5月末,中国作协整风领导小组终于作出《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处理意见为:“开除党籍,撤销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职务,撤销人民代表职务,取消其原来的行政(七级)级别,保留作协理事。”结论末尾有“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郭小川”的印章、“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委员会”的印章。落款日期是5月27日。丁玲在“本人意见”一栏里,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这份结论还有一个附件《丁玲的主要反党事实材料》,落款时间为1958年2月。

    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时,不知丁玲是什么心情。这是对她的宣判,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织对她几十年历史的一个评价,一个总结!这就是她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应得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当初投身革命,参加党,奔向陕北,强忍腰痛写出,所有这一切的下场吗?她内心里一定酸楚,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笔,流利地写下“丁玲同意”这四个字。走出文联大楼时,她甚至感觉到一阵轻松:毕竟结论有了,很快就可以离开北京,去找陈明了。回到家里,她就开始按照陈明信中的嘱咐,收拾自己的行装。

    6月1日,她给邵荃麟写信说:“我明天将去农垦部接头,可能最近就能走。我决心好好的去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我必须谨慎的、谦虚的、无我的去从事劳动和改造,希望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在我走之前,我很想去看看你,你觉得你的身体能让我去么?”邵荃麟出于好心,建议丁玲下去后改一个名字,丁玲表示: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真名真姓,便于群众监督。她不怕群众。

    第二天,她去西四的砖塔胡同,从农垦部拿来介绍信,上面写着:“由王震部长指示去汤原农场,具体工作到后再定。”中宣部也给她开具了介绍信,上面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看了感到可笑:她是反动右派,下去劳动改造的,哪里还有“创作”的资格?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以后,丁玲响应作协党组提出的作家自给的号召,一直没有领过工资,以稿费为生,连公务员的工资她都是自己付。在北大荒的12年里,她和陈明两人只靠陈明的一点工资,和他们原来的积蓄过活,下去时,大约有三万元存款。

    她辞退了王姐,把家里的物品送人一些,卖掉一些,剩下的,全部运到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三号一所院子里,那是两年前花了三千元从马烽手里买来的,有北房五六间,东房两间。当时马烽执意要卖掉房子回山西去搞创作,听说是丁玲要买,当即把买房的契约找出来给陈明看,说:“契约上写的多少,你就给多少好了。”连装修的五百多元钱都没算,平价进平价出,一个子儿都没多要。多福巷是作协的房子,要交还给作协。她暗自庆幸:幸亏当初买了大翔凤的房子。

    东西运走了,院子里空荡荡的,有生命的东西,只剩下那两株海棠和一架葡萄,它们在微风中摇晃着叶子,是向主人告别,还是舍不得她走?丁玲坐在葡萄架下,还想一个人再多呆一会儿,1951年春天她从东总布胡同22号搬到这里,整整住了七年,这里有太多的笑声、欢乐、亲情、友情,也有太多的烦恼、痛苦和哭声。此时她忆起许多往事,想起远在北大荒的陈明、远在苏联的祖林祖慧,想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和妈妈度过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这个院子今后她再也不会来了。她要和北京告别了,她要和欢乐告别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保留在记忆中了!

    6月12日,丁玲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她自己花钱买的软卧。作协派一名转业军人“护送”,他的软卧车票也要丁玲付钱。

    她在哈尔滨停了几天,见到省文联主席延泽民,他很热情,很关照,主动自我介绍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和陈明是同学。丁玲还遇见了陈沂,原总政文化部部长,现在也是右派分子,下放到齐齐哈尔去监督劳动。齐齐哈尔在哈尔滨的西北,密山在哈尔滨的东南,他们不在一处。两个人没有多少话好说,此情此景,丁玲蓦然想起白居易那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

    6月末,丁玲到达密山。王震在铁道兵农垦局接见她,热情爽朗地大笑着,鼓励她说:“好好劳动,好好改造,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几天后陈明也从八五三农场赶来。经王震安排,他们在汤原农场安家,那里的条件比陈明所在的新建队好得多。

    那时的北大荒,刚刚开发,还是一片沉睡的亘古荒原。黎辛在一次谈话时说,当时听到丁玲去北大荒,心想:那个地方冰天雪地,荒凉得可怜,能活命吗?

    到汤原农场一周之后,丁玲给中国作协党组写了第一封信,汇报自己的情况,她说:“我个人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都感到很愉快。”“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她以戴罪之身,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住就是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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