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金满楼 本章:十二、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

    1936年章太炎去世的时候,追悼会上前来吊唁的竟不满百人,情状甚为落寞。为此,鲁迅先生还写文章为之抱不平:“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鲁迅先生这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亦有瑕疵,那就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参加“投壶”,但章太炎并没有出席,而鲁迅先生将这个传言当作了既成事实并认为这是章太炎“渐入颓唐”的“晚节之玷”,却是误会了。

    “投壶”亦称射壶,与现在的投圈、射飞标有类似之处,这既是古代的一种传统游戏,也是《礼记》中记载的一种礼仪。军阀时期,“五省联帅”孙传芳为倡导尊孔复礼而拉拢一些知名学者行“投壶”之事,因孙传芳为北伐军的敌人,因而参与者在北伐胜利后难免遭受非议。不过,章太炎确实是没有参加,后来的《鲁迅全集》中也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为仰慕明末的两位大学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章绛,别号太炎,后以“章太炎”一名闻天下。章太炎生于1869年,家乡浙江余杭,其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章太炎从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十六岁那年参加县试,不料突发癫痫病而弃考,后来便远离了科考场上的搏杀。

    虽未取得过任何功名,但章太炎从小便颇具悟性,后尊父命进入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的杭州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学问大进,成为同游中的佼佼者,很受俞樾的赏识。二十八岁那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给了中国士人们一个极大的刺激,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章太炎也带着一腔的怒气北上,后来还寄出十六银元会费,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1896年,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劝阻,赴任上海维新派开办的《时务报》主笔,但在次年,章因与康氏门人冲突而退出《时务报》,转杭州任《经世报》、《实学报》主笔,1898年后又受张之洞之邀赴武汉筹办《正学报》,但未及一月即离去。当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担任《昌言报》主笔。

    戊戌年的夏天,北京风云突变,康梁等维新党亡命海外,而在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缉名单,最后慌不择路,避祸台湾,不久又转赴日本。章太炎最初是改良主义者,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也不坏,在台湾时期两人还通过信,彼此景仰了一番。但庚子国变后,章太炎对清廷彻底绝望,由此走上了激进之路。

    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并参与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议会,但在制定章程时,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认清政府,一方面又请光绪皇帝复位,章太炎认为其自相矛盾,愤而当众剪辫脱衣,声明退会。俞樾得知此事后,大骂其“讼言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被师门开除。

    虽被逐出曲园,但章太炎毕竟在俞樾的指导下浸润七年之久,其后来的学术成就均奠基于此而非自立门户。在这一年,章太炎刻印了自己的首部著作《訄书》,其书厚积薄发,文笔古奥,征引广博,因其难读而不为今人所知,就连其同时代人读来也颇为费解。此后,章太炎文笔滔滔,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最出名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雄浑有力,传播最广,其在表明与康梁改良派分道扬镳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在那篇文章中,章太炎劈头骂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非但把康梁等人借以自重的光绪皇帝掀倒在地,也将清廷的威严一扫而空,令当权派极为恼怒,最后向租界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章太炎在得知了抓捕的消息后,却效仿谭嗣同,说清廷要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巡捕来了,他迎上去,说:“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当局最后判了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的拘禁。要说起来,章太炎服了三年的苦刑也还合算,因为清廷的损失更大,一个大逆不道的罪犯居然只判了三年囚禁,王朝的尊严何以为堪?在专制时代,皇权是神圣而不容侵犯的,一旦撤下这遮羞布,那就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后来,邹容因病先死,章太炎颇为悲痛,写诗悼念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翦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1906年6月,章太炎光荣出狱,随即东渡日本找到革命组织,并当上了《民报》的主编。

    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原本是不错的,1902年他到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曾将横滨几十名义士召集起来为章太炎接风洗尘,极其器重。在这次聚会上,章太炎自称喝了七十余杯而不醉,兴致之高,可见一斑。在接任《民报》主编的这段时期里,章太炎除了脑病发作改由张继、陶成章编辑三期外,其余各期的所有编务和发行,都是由他一人担当的。

    章太炎的才气与性格,决定了他与任何人都不能相处太久。1907年3月,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压力下,赠送孙中山5000元促其离境,日商铃木久五郎也向其馈赠了一万元。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2000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去西南边境搞革命去了。

    章太炎在得知孙中山得了两笔款子却只给《民报》留了2000元后,立刻嚷嚷了起来,同盟会本部也炸开了锅,革命义士们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孙中山的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于是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却在西南地区连续策动了三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消息传到东京后,“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睽一互相扭打起来;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以至于起义无法发动。章太炎的理由是,以日本奸商所卖的窳劣武器发动起义,无异于让革命义士白白送命。

    在与革命同道们闹翻后,章太炎一度萌生去印度做和尚的念头。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上,革命同志给章太炎编了一则名叫《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借以劝诫:“(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章炳麟中板唱)……除却了三千苦恼,逼着我请个高僧来到东京披剃头毛。我非是、主持厌世遁入空门爱栖净土,我国人莫予肯服故把禅逃,从今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入沙门、参佛祖做贝叶工夫。”

    1908年10月,《民报》(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封禁,章太炎因为支撑《民报》事务而费尽心机,吃尽苦头,加上与黄兴、宋教仁不合,于是愤而辞去社长一职,并“声称不再与闻《民报》之事”。一年后,汪精卫来东京恢复《民报》,原编委陶成章、章太炎被排除在外,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风波。

    章太炎愤怒之下,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志书》一册,两人合力痛斥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为新骗术”,“直言孙文种种之非”;最后,他们干脆公然与同盟会分裂并在东京恢复了光复会的名号。在一边看热闹的保皇派们大乐,也纷纷大事鼓噪,借以打击革命气焰。作为反击,革命党则将章太炎致刘师培卖身求助的信函加以公布。原来,章太炎在想去印度当和尚期间,苦于缺乏经费,便向已投靠两江总督端方的革命前友刘师培写信,提请端方资助,但事未办成反遭革命党登报讥讽,于是章太炎与革命阵营也就愈走愈远。

    清帝退位后,革命大功告成,章太炎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

    作为当时的风头人物,章太炎成为了民初组党运动的急先锋。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原清末立宪派中的名流张謇、熊希龄、唐文治等人都成为了会中骨干。不久,章太炎的同道、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刺死,章太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地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

    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而这一时期他指责孙中山乃至公开谩骂黄兴、陈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口就来。在“汉冶萍借款”、“迁都”、“善后大借款”等问题上,章太炎处处与孙中山等人为难。对于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说到“疯”字,章太炎确实有间歇性的癫痫症状,但被人称为“章疯子”,则是因为其生平喜欢特立独行,好做惊人之语。对于这个绰号,章太炎非但不以为忤,反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曾在东京发表演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精神病,某某也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宋书·袁粲传》中说:“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王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鲁迅也曾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京期间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他人,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即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是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发表,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第二天报上报道时,那题目却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的“疯”,还影响到他的婚姻。章太炎早年曾发过癫痫病,加上满嘴的反动言论,当地人无人敢将女儿嫁给他,没办法,他母亲只好将自己的陪嫁丫头王氏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按当时习俗不能算正式婚仪而只能算“纳妾”,王氏为章太炎生了三个子女后在1903年不幸去世。在之后的十年间,章太炎为革命而奔波流亡,一直未娶。

    坊间传闻,章太炎曾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告白》,其中提了五个条件:一是要湖北人;二要大家闺秀,性情开放;三要通文墨,精诗赋;四是双方平等,互相平等;五是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在当时可算是石破天惊,毫无结果也就理所当然。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再次征婚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曾为爱国学社同事的蔡元培先生听说后,他将女才子、《神州女报》创办人汤国梨女士介绍给了章太炎,结果两人还真成了夫唱妇随的如意眷属。不过,汤国梨并非湘妹子,也非鄂女子,而是浙江同乡(乌镇人),章太炎偏情与两湖女子,亦不知何故也。

    “二次革命”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以对抗当时在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但重组后的“进步党”势力仍然过弱,所以有人主张将知名度很高且与“国民党”关系闹僵的章太炎引入。章太炎来京后,住在前门内大化石桥的原“共和党”本部,谁知他到的第一天,门前已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原来,章太炎“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加上又是个老革命党,袁世凯对其颇为忌惮,“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章太炎居然送上门来了。

    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等人前来探视,见老师极为郁愤,便找到时为农商总长的张謇为之设法。张謇向袁世凯提议设立一个“弘文馆”,让章太炎领一些弟子去编字典,搞搞研究,袁世凯说:“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问题也。”袁世凯还当场答应拨给数千元作为开办费,以后每月固定拨给若干。

    事情虽然已经说好了,但办事机构的效率却奇低,时间一晃就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的元旦,章太炎等得极不耐烦,愤愤地说:“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这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先去天津,再由天津南下。”钱玄同等人说:“弘文馆的事已有成议,老师何不再等等?”章太炎哼了一声,道:“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你以为他真的肯拨款办弘文馆吗!”次日,章太炎去火车站,但很快便被军警们截留,于是便有了“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的趣闻。

    民国小说《纪念碑》曾对此做了精彩描述:“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地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什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地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

    “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毕恭毕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哪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

    “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吗?’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起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

    “原来,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袁瞠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囚了,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章太炎被移拘外城龙泉寺后,恼怒异常,他愤而拒绝官厅供给,平日生活所需只依靠自己来京时所带的旅费,以示“义不食袁粟”。不久,旅费全部用光,章太炎便开始绝食。袁世凯知道后,也不想背上逼死国学大师的骂名,因而特地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召来,让他妥为设法劝导处置,千万不要让章太炎真的绝食死了。

    吴炳湘随后找到官医院长徐某,让他出具一报告书,说章太炎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于是便将章太炎移居到东城本司胡同徐某的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章太炎的绝食之举也就无形中有所转圜。徐某除了要防止章太炎绝食外,还暗地负有劝服章太炎的任务。有一次钱玄同等弟子去见章太炎,便听到他在众人面前演说:“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也很是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翻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某的表演可谓是声容并茂,钱玄同等人也无话可说,章太炎听后不过微微冷笑。

    章太炎在徐寓住下后,袁世凯仍旧不许其出京,只答应供给其在京之费用,即按月付500元,作为“高等囚粮”之用。但是,这500元并不是直接交给章太炎,而是由徐某经手,因此章太炎实际所得只有300元。后来不知何故,章太炎又闹起了绝食,徐某劝说无效下,不免大怒斥责道:“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500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毕,徐某冷笑而去。徐某当时只顾发怒,不慎将500元之真相泄出,而这话被在场的钱玄同等弟子听到后,于是大家一起去找徐某,说:“你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500元;要是今后还只付300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后果你承担得起吗?”经此一番交涉,徐某这才将500元如数给予。

    被软禁期间,章太炎每日大书“袁贼”二字,喝酒必佐以花生米,曰:“杀袁皇帝的头!”小人们将章太炎的悖逆言行告到袁世凯那里,并建议将章太炎杀头,袁世凯却淡淡地说,一个疯子,我何必与之较真!

    软禁归软禁,章太炎的学问没耽搁,在此期间,他重新修订了《訄书》、《国学论衡》等著作,也算是得袁所赐。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章太炎重获自由,但一个新的时代扑面而来,无意之中,章太炎已经成为新人物、新思潮所批判的“古董级”人物了。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传统学术被横扫,令章太炎颇为不适应。美国留洋回来的胡适博士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系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因受益章太炎的思想颇多,因而胡适在出版之后特地送了一本给章太炎,封面里写了“太炎先生指谬”几个字,章太炎看到自己名字旁画了黑线后,大怒道:“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看到“胡适敬赠”的“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转嗔为喜,笑道:“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之前的标点符号规则中,人名、地名等往往标线加以区别)

    章太炎是“革命旧人”不假,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异端,之前与孙中山发生严重的冲突不说,在五四运动后,更是跟不上形势了。在这段时期,章太炎不但反对联俄赤化、主张联省自治,而且对北伐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予认同,极为格格不入。章太炎的批蒋言论也令当局十分不满,他一度被列为“反动学阀”而遭通缉,幸好有老友们从中疏通转圜,方逃脱缉拿,自罚闭门思过。

    1928年后,章太炎开始隐居不出,专心学问。据章太炎的私淑弟子、上海名医陈存仁说,当时章太炎处境颇为困窘,唯一的收入,只靠卖字(多卖给朵云轩);因为他常年患有鼻窦炎,每天所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等;常年衣衫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换过新衫;因为常与人交恶,拜访他的人也很少……

    陈存仁是医生,章太炎对中医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伤寒论》文献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章太炎著有《霍乱论》、《猝病新论》、《章太炎先生论伤寒》等医学书,曾有人问他:“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章太炎答:“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据陈存仁说,某年春间他与另一名弟子章次公陪同章太炎夫妇去杭州,在那里待了数月而归。到杭州的第二天,章太炎一大早就去原曲园拜祭老师俞樾,不料此时已经物是人非,主人也已数易其主,竟不知此为俞樾故居。又一日,章太炎去楼外楼饭店吃饭,吃完后为楼外楼主人写一首极长的张苍水绝命诗,这时蒋介石夫妇由杭州市长周象贤陪同,也简装轻行地来到楼外楼吃饭,双方因为互不相识,也就未打招呼。

    蒋介石夫妇吃饭很快,在临行之前,周象贤低声对蒋介石说,对面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介石听后立刻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太炎说“很好很好”,蒋介石又问他近况如何,章太炎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介石说:“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

    章太炎频说“用不到,用不到”,并坚持不肯坐车。蒋介石没办法,只好将自己的手杖送给了章太炎,作为纪念。章太炎对这根手杖倒是颇为满意,称谢握手而别。

    次日,杭州各大报大登“章太炎‘杖国杖朝’、蒋主席关心故旧”的新闻。其实,在章太炎的眼里,蒋介石不过是个革命晚辈,何况他还亲自带人刺杀了同道陶成章,“故旧”一说,实难成立。而且,章太炎终身与蒋介石交恶,从无善言,这则故事的真伪,尚不得而知。

    章太炎晚年居住在上海时,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出门买书,叫人力车送去,看了半天,一本没买,然后又施施然地出来,坐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不记得自家地址,只说往西走。人家拉了他半天,问他到底住在哪里。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滩人人知道我的住址,难道你不知道吗?”车夫连连摇头,只好自认倒霉。

    后来,章太炎稍微有了点钱,便在苏州买了栋房子,搬到那里定居。在苏州期间,章太炎办了国学讲习会,传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等,收徒甚众,为保存国学做了很大的贡献。章太炎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其在文学、史学、语言学、医学、诗词、书法等方面均有成就,所著《国学概论》、《国学论衡》等著作可称得上民国时期的儒学经典。章太炎由才子到“疯子”、由革命家到国学大师,其一生并未虚度。

    1936年夏,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给学生讲完《尚书》后,于6月14日在苏州病逝(病因应系鼻窦癌),时年六十八岁。去世前,章太炎只留下一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原,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今后的中国将发生什么危险。

    鉴于章太炎“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的身份,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举行国葬。但后来因为抗战爆发,时值乱世,章太炎遗骨一直未能安葬而是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直到解放后,浙江方面才按其遗愿,将其安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

    章太炎的一生都很矛盾,他既要革命,又想保留国粹;既要共和,又反对代议制政府;既是个儒者,又向往佛教……据陈存仁说,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必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只要是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默尔顾他,不做灌夫之骂。章太炎晚年的志趣与早年迥然相异,日趋平实,其涵养功力日渐深邃,他曾给人写条幅,自嘲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从突破传统到最后回归传统,章太炎最终从斗争中得到心灵的解脱。但不幸的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思潮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激烈,他最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被“革命”所抛弃,而他晚年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疯”,何尝不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孤愤”!所幸的是,在闭门不出、专心学术后,章太炎并没有辜负他的才华与早年的学术训练,终成一代国学大师;而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在百年“革命潮”过去之后,早已湮没无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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