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和张作霖相继被赶出政治中心后，曹锟和吴佩孚的信心大增，这老曹想要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则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要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两人可谓是心神默契，一拍即合。但是，曹锟要想爬上总统位置的话有两个障碍，一个是现任的总统徐世昌尚未下台，第二则是老徐下台后，曹锟以何等名义上台的问题。

    这时，有个奇人出了一个奇策，这便是民国史上所称的“法统重光”。奇人名叫吴景濂，说起来呢也不能算是陌生面孔。吴景濂是清末举人出身，在后来的预备立宪中当选为奉天咨议局议长，1916年第一届国会恢复的时候被推为众议院议长，可惜后来黎元洪在张勋的胁迫下将国会解散，吴景濂也就被砸了饭碗。

    这一次，吴景濂不计前嫌，因为所谓的“法统重光”，就是要重新拥戴当年被赶走的黎元洪复职，并恢复第一届国会。按说，这国会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解散的，而黎元洪又是自己辞职的，但政客们总是能翻云覆雨，把死的说成活的……只要在前面加个“被迫”两字，这普天下的坏人便都成了好人。

    吴景濂的理由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新选举大总统（不消说，候选人便是曹三爷了），国会亦当如此。按这说法，现存的这个安福国会反倒是段祺瑞一手操纵的非法产品，因此，由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现任大总统徐世昌也就成了伪总统，因其不合法，所以要下台。

    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明了，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一个好的方案得找到一个好的主顾，这中间又需要有一个好的中间人。所幸的是，中间人也不缺。吴景濂当年曾在奉天师范学堂做过校长，当时曹锟手下的“红人”王承斌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表弟。

    曹锟、吴佩孚与吴景濂细谈后，觉得这个方案确实可行，于是开始在两方面着手，一是向徐世昌施加压力，让他自己识相点主动下台；二是制造并推广“法统重光”的概念和舆论，同时又派人前去天津与黎元洪接洽，安排他重新出山，以便为曹锟当总统做个垫脚石。

    先说徐世昌这边。在吴景濂纠集一帮失业的旧国会议员们发出通电并要求徐世昌下台后，在曹锟和吴佩孚的暗中鼓唆下，新进的齐燮元、孙传芳表现最为积极，他们首先响应造势，随后其他直系督军也纷纷附和。由此，“法统重光”的概念迅速走红，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徐世昌虽然常在大总统府内不太出来，但他本人却是最重视新闻舆论的。在他刚当上总统不久，他还亲自邀请各大媒体的记者举行招待会，中国最早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雏形可能就是由他首创的。在听到这种“法统重光”的新舆论后，徐世昌心里明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曹锟和吴佩孚看来是要把他赶下台了。但老徐也是个要面子的人，不能你要人家来、人家就来，要人家走、人家就走，何况徐世昌这个大总统算得上是最正常选举出来的，若是屈服于这莫名其妙的“法统重光”，岂不是带头违法？

    但是，在“力大为王”的军阀时代，谁还跟你讲什么法？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法。徐世昌不肯主动下台那也无妨，别人自有手段。首先是吴佩孚不断派出代表，向徐世昌询问对“法统重光”有何看法，接着便是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半劝半逼，说：“大总统，现在直系要人已经达成一致，事情到了这地步，捱下去也无必要，到不如体面点自动引退算了。”

    徐世昌想了想，不免又气又恼，说：“当初我也不是自己要来做这个受气总统，偏他们怂恿我出来，可现在又这样逼我，我总不甘心！”王怀庆冷笑道：“大总统，人家不跟你讲什么交情，你不如见机点罢！不然，他们要用武力来对付你，你又如何吃得消？倒不如现在就退了，还冠冕堂皇些。”

    见徐世昌还未下定主意，王怀庆便说：“大总统现在退了，以我现在的能力，尚可以保你的身家性命、家庭财产，要是最后弄僵了，到时我可就不负责了。”

    听到这里，徐世昌忍不住仰天长叹……1922年6月2日，退了。退位后的徐世昌返回天津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他的诗，人称“超越前人”，书、画也堪称精品，但不轻易送人，因而流传不多。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是北洋系人物中相当高寿的。

    徐世昌被顺利的逼走了，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原来，黎元洪在被张勋赶走之后，隐居天津已有5年。在这5年里，黎元洪热心实业，获利颇丰，平时的生活也就写写字、散散步，寂寥而安静。陡然间，“法统重光”的喜讯从天而降，请他出山的各路邀请也是热情洋溢、纷至沓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黎元洪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心中早已激起了万丈波澜。

    当年的仓皇去职虽说是如尘往事，但黎元洪心中始终憋了一口闷气，这次有机会要发出来，难免心有所动。但黎元洪心里也清楚，直系要人不过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并非真心拥戴他上台。因此，黎元洪开始并不想去趟这趟浑水，而是直截了当的跟那些人说：“你们直接选曹三爷做总统不就结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但是，这幕戏既然已经开演，黎元洪想不参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绝后，曹、吴加强了邀请的力度，他们先后派出各界代表亲赴黎府，盛情相邀，而直系督军们也纷纷通电，请黎元洪以国事为重，出面挽救危局，说得是义正辞严、情真意切，连黎元洪看后都有点陶醉，不免怦然心动了……既然是众望所归，那我就勉为其难，姑且出山风光一次罢！

    正当黎元洪兴高采烈的打点行李、准备返京之时，飘然而至的一份电报给他浇了一瓢凉水。电报是由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的，他给黎元洪提了醒，说你的总统任期早就由副总统冯国璋合法继任期满了，何来的补满任期一说？你明知道这是直系的一个陷阱却非要往里面跳，这“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得，别做美梦了，还是洗洗睡吧。

    黎元洪被这么一浇，倒是有点清醒了。随后，他打消了出山的念头并发表通电，声称自己当年是引咎辞职，并不存复职总统之念，所以还是另请高明的好。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戏台老板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筹备好了，这大锣一敲，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不行，得继续劝进，不然这剧情无法发展，前面的投资不就白费了吗？

    于是乎，新一轮的拥戴运动又开始了。首先是通电造势，曹锟、吴佩孚领衔，各军政大员如萧耀南、田中玉、齐燮元、王怀庆、许世英、刘承恩等人纷纷致电黎元洪，盛情相邀；接着是曹、吴的代表亲自上门敦劝不已；最后，几十名旧国会议员在旧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带领下前往黎元洪家软磨硬泡，国务院也派出代表前往游说，几有万众一心，非黎元洪出山不可的架势。

    在重重包围中，黎元洪和幕僚们商量：要是不去，既是错失良机，恐怕后面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但要是去了，就不能随便被他们摆弄，得讲讲条件！

    6月6日，黎元洪发表了“鱼电”（民国时期的电报以韵目代替日期，如6日为“鱼电”，汪精卫后来的“艳电”对应的是29日），该电报洋洋数千言，乃是黎元洪多年的幕僚饶汉祥捉笔。饶素有“文胆”之称，写得一手的好骈文，这次的电文真是倾尽其才，地地道道的一篇极好文章，电文发出后，洛阳纸贵，轰动一时。

    黎元洪在电文中深刻揭批了军阀时期的五大恶政：1．军阀统治，无人不兵，无兵不匪；2．各省督军，拥兵为雄，搜刮民财；3．武夫争霸，连年征战，兵连祸结；4．督军擅权，破坏民治，滥用威权；5．武夫权重，干涉政治，政潮迭起。由此，黎元洪提出，要自己出山也可以，但各省督军应立即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否则自己决不当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你要我“法统重光”，我就要你“废督裁兵”，这样就扯平了。

    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主意也是好主意，但文人的笔杆子怎么干得过武夫的枪杆子，你要这些军阀自动解除兵权，那岂不是与虎谋皮，太不现实了！

    果然，曹锟、吴佩孚在收到“鱼电”后极为的恼羞成怒，曹锟说：“请他做个现成的总统，他竟然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吴佩孚虽然也很愤怒，但他却劝曹锟暂时忍耐一下，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于是，在曹、吴的建议下，冯玉祥首先通电表示支持，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人也假惺惺的随声附和，表示愿意听命。

    黎元洪这时却得寸进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锟、吴佩孚处要求给予切实保证，并要求等到全体督军都通电支持后才肯复任总统。曹锟手下的人气得要命，连声嚷嚷着踢开黎元洪算了，吴佩孚则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对黎元洪的亲信代表金永炎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

    黎元洪和幕僚们一番商议后，觉得台阶已经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势复任总统算了。说句实话，所谓的“废督裁兵”也就说说好听，真弄起来，那些督军还真会听命中央？

    1920年6月11日，黎元洪在旧国会两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及其国务院代表周自齐等人的陪同下，一起登上了返京的列车。阔别政坛5年，黎元洪此番归来，风景果然大不一般。刚到北京站，外面前来迎接的代表早已是人头攒动，街道上也是彩旗飘飘，这和当年仓皇离京的遭遇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当天下午，黎元洪便在总统府举行了复职典礼……我老黎又回来了！

    但是，黎元洪的兴奋劲并没有维持几天。复任大总统之后，黎元洪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组阁问题。民国的内阁总理人选一向是个难题，由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从1912年到1927年这短短的16年间，北京政府的内阁总理如走马灯一样更换，总共产生了27任正式总理，还不包括数量几乎等同于正式总理的代、摄总理，也不包括袁世凯改大总统制和称帝时期的3年。

    换句话说，北洋时期的内阁总理几乎是每半年就要倒阁一次，除了靳云鹏做了2年的总理、段祺瑞做过近1年外，其他总理任期都是几个月，甚至一个月都不到的。如此频繁的倒阁率，就是最为人诟病、最喜倒阁的法式民主也难以望其项背。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抑或是中国的政治土壤根本就对西式民主共和水土不服，恐怕不是革命党所说的，“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是万能妙方，不加研究和论证便在原来的那个基础上搭建所谓的民主共和大厦，不失败才怪。

    即便是革命党人喜欢搞民主共和，那也要建立在具体国情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基础上才行，未经考察和研究，也未对民众进行启蒙和普及，便照搬西方舶来品乱搞一气，不亡国亡种已属万幸。中国的问题，还是得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才能找出解决之道，一味的迷信西方制度，恐怕是落入西方的陷阱、走进了另一个死胡同。试图以西方的制度来超越西方，这本就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何待智者而知之？

    尽管吴佩孚声称组阁是总统特权，自己决不干预，但黎元洪实质上是个无权总统，哪里真的是他说了算。譬如黎元洪找的第一个总理是颜惠庆，但颜内阁从组建开始便残缺不全，不到两个月，颜惠庆便因为财政危机而辞职。随后，黎元洪又提名唐绍仪来做总理，但吴佩孚很快便忘记了“不干涉”的承诺，他发表通电坚决反对……弄半天，吴大帅的承诺有效期原来只有一次！

    在“废督裁兵”问题上也是如此，那些督军在表面上个个拥护黎总统的主张，但真做起来却是“歪和尚念经……另搞一套”。黎元洪下令撤去督军一职，那些督军就改做省长或者派傀儡做省长，还不是土霸王的天下？在封建王朝，地方督抚还畏惧中央和御史，现在军阀时期连中央都敢于藐视，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多幸福的年代！

    黎元洪为了推行“废督裁兵”政策，他倒还算有点勇气，敢于先在吴佩孚身上动手。在颜惠庆内阁成立后，吴佩孚被任命为陆军总长，想以此来取消他的直鲁豫鹗巡阅副使，但吴佩孚手握兵权，怎么可能轻易上当……人家根本就不上任。

    黎元洪做总统期间，第一任总理是颜惠庆，不到两个月，辞职了；第二任总理是唐绍仪，根本就没就职；第三任总理是王宠惠，但王宠惠很快便辞职。在王宠惠内阁垮台后，黎元洪又分别找了汪大燮、张绍曾来做总理，但曹锟、吴佩孚觉得黎元洪做总统的时间够长了，所以谁来做总理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反而因为种种“倒黎”政潮而被弄得焦头烂额。

    按“倒黎派”的说法，黎元洪补任总统的时间应该是洪宪改元到袁世凯败亡结束，时间是160天，现在黎元洪已超过300天，早就该自动退位，改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然后组织选举新总统。而支持黎元洪的议员们则提出一种更离奇的说法：黎元洪的任期应该从1914年5月袁世凯改内阁为政务堂开始补起，再加上冯国璋非法代理的一年零两个月，这样的话，黎元洪应该继续做到1925年。

    “保黎派”的说法让曹锟、吴佩孚很生气，他们随即鼓动张绍曾内阁成员辞职。在黎元洪不肯就范的情况下，武夫们干脆弃文从武，派出了陆军校阅使冯玉祥、京津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衍率所部军官三百多人去总统府索饷，随后又有公民团去总统府门前闹事，接着是北京的警察们罢工并前往总统府请愿，目的就是要让黎元洪赶紧自动下台。

    对于这些人的胡闹，黎元洪早有心理准备，他对身边的幕僚说：“民国六年的时候（即1917年），我受到督军团和张勋的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祸，一直没有机会弥补。这一次我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不能再犯糊涂。我的任期如何，应当由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认为我任期满了，我一天都不恋栈。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来迫使我去职，那我就要为国家维持纪纲法律，决不能重蹈覆辙，贻害百姓。”

    黎元洪的节气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吴这些人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内阁总辞职，接着京津卫戍司令、步军统、警察总监都纷纷辞职，黎元洪发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总统府。再接着，总统府的水电、电话也被掐断，黎元洪在北京已经无法立足，但他还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乘坐火车悄然出京，这和一年前入京的盛况相比，又是换了人间。从去年入京到这次出京，正好一年零二天。

    在逼走黎元洪后，辞职的王怀庆那些人立刻复职，罢工的警察也随即上岗，公民团也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总统府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不见了，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有意思的是，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的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的罢，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骂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的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

    王承斌见黎元洪还不交印，便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谈！”黎元洪的随从见势不妙，慌忙说：“王省长别动怒，印在总统府，不曾带来。”王承斌厉声道：“北京已经来了电话，总统府只有十颗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颗呢？在哪里？”

    见黎元洪还不吭声，王承斌便命人将火车头摘除，另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进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为止。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话休想离开这里，只得写下纸条让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里，让她把五颗印信交出。王承斌说：“这一来一往岂不麻烦，还是请大总统亲自打个电话吧！”

    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监视下去车站电话室给如夫人打电话，让她把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光交印还不行，王承斌在曹锟、吴佩孚的授意下，又拟了一份电报让黎元洪签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云云。这一来一往，黎元洪最终捱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后来曹锟紧锣密鼓的进行贿选之时，黎元洪还想做最后一次抗争。当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孙中山号召反直的议员南下到上海召开特别国会，以破坏曹锟的贿选。当时卢永祥也发出电报，邀请黎元洪到上海重组政府。

    但黎元洪到上海后，他发现“反直联盟”虽然欢迎他的到来，但并没有人希望他组建政府，就连卢永祥的那封电报，原来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这才明白，这次又陷入了一个陷阱当中，这些人只不过是借他的名气来以壮声势罢了。

    在曹锟贿选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对复任总统彻底死心，他随后便以“养病”的名义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半年后，黎元洪回到天津寓所，从此不再过问政治。

    从辛亥首义到落寞天津，黎元洪终于走完了他十余年的政治历程，也见证了民国初年政坛的风风雨雨，其间的酸甜苦辣、光荣与屈辱，早已化为往日尘烟。白头黎翁在，闲话说民初，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寓所内，享年65岁。在开祭之日，黎元洪的死对头段祺瑞也亲自前往吊唁，对着遗像“三鞠躬毕，渭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

    说完黎元洪，再来谈谈曹锟这个人。曹锟，人称曹三爷，他是直隶天津人，其出身比较贫困，家里有五兄弟，老大曹镇，老二是个女儿，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曹锟后来发迹后，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也做了天津镇守使。

    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长大后不愿做农活，于是便去保定贩布。曹锟的性情爽直，年轻的时候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他也不去追问，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由此，曹锟当时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1882年，21岁的曹锟应征入伍，后来被选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由于曹锟的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并不算特别出名。直到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

    好在曹锟一向做事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如段祺瑞），反逐渐成了气候。说句实话，曹锟练兵打仗的能力实在乏善可陈，但他也有一项专长，那就是善于发现人才、笼络人才，因而其门下人才济济，吴佩孚便是其中的典型。事实上，曹锟的成就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吴佩孚，而吴佩孚对曹锟又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真正做到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地步。

    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直奉战争赶走张作霖之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已经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的曹锟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巡阅使的位置，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黎元洪被逼走后，曹锟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选举工作。当然，具体工作并不需要曹锟出面，主要是由吴景濂等津保派政客在四处活动。这次总统选举的特色是，贿选几乎就是公开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在金钱的诱惑下，就连一些南下的反直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当时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曹锟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随后便加大了贿选的力度。为了在10月5日的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上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还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而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为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180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滴滴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费尽力气的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第六任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现在也无确切结论，但曹锟自己支付了一部分应属无疑，而其他可能用的是公款，比如直系各省发行的公债、借款等。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的而且完全公开的，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完全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态度。正如曹锟的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这民国的第一届国会也自然堕落为“猪仔国会”。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最可笑的是，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

    《临时约法》中，可有谁来监督议员的规定？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宪法连个球都不顶。

    倒是曹锟因此而青史留名，他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想必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生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夫庸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