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三洞桥，我走进了大帅府。
“大帅府”是一个总面积为三万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建筑群的总称，位于“少帅府巷”。所谓巷，可想而知，是条不宽的路。《沈阳晚报》的同行刘禾大姐把她的白色富康轿车从矗满广厦的喧闹大马路上拐进一条小巷后，一片异国情调的红砖楼房和一道灰乎乎的豪门高墙便缓缓映入我眼中。车拐进了张作霖时代，我的思路一时却拐不过来。这就是不可一世的奉系的老巢吗？
这就是大帅府。刘禾把车停在了狭窄的停车场。她说，她家原来就住在这里面。
刘禾能在这座“东北第一宅”里住，不是因为与张家有什么亲缘。沧海桑田，大帅府里最能看出冰川擦痕。
自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起，也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之后，此宅就不是张作霖遗族们的住处了。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把“张氏帅府”当成了他们占领的主要目标之一。翌年4月，英国伯爵李顿（Robert Lytton）率国联调查团来满洲了解“九一八”真相之前，日本人才把大帅府让给了原奉系将领于芷山所辖的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后来，日本人接着把张学良未完成的西院洋楼群建好，让于芷山把司令部搬了过去，这边则成了“满洲国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苏联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三省，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五千人马随之开进沈阳，把司令部安在了大帅府里；没几天，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四位中共东北局委员们也搬了进来，这里成了是年秋冬时节共产党在东北的权力中枢。但共产党人只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就被迫撤出，因为斯大林政府与中国政府有约在先：一旦日本投降，苏军就要将除旅顺之外的东北地区交还中国政府。面对气势汹汹前来接收的庞大国军，共产党军队不得不退避三舍。于是，翌年2月末，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军政部下属某部门和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办公地。半年后，国民党军政机构撤出，这里又恢复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功能。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攻克沈阳城后，依然让这座豪宅保持了文化功能，只是把“东北图书馆”从北边的哈尔滨搬迁过来，使其内涵更为丰实。到共和国时期的1957年，图书馆又分出档案馆，东北图书馆与东北档案馆两馆一直并存院内。“文化大革命”初期，天下大乱，各地军人秉权，沈阳军区曾三次派人前来查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叛徒”材料——刘在青年时代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还真的被抓进张学良的监狱待了一个月。共和国第二任元首被残害致死的三大罪名“叛徒、内奸、工贼”，头一项便是从这大帅府里查到的“白纸黑字”。到1970年，东北档案馆搬走，辽宁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和辽宁省作家协会又被安排进来填补空白。刘禾的父亲是省文联的专业作家（诗人），所以，她也就无意间成了前大帅府里的居民。
那时候，里面可破烂了！总共有五十多户人家哪！直到90年代以后，里面的人家才都搬了出来。刘禾且行且叹。
虽然这边的三进院加后头的大、小青楼都已被辟为对公众开放的场馆，并成为“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西院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办公地。有一幢幢异国风格的红砖楼房的大院，本来是长兄张学良要给众多弟弟们建的家，因“九一八”事变，张家一天也没住上。至今西院大门口依然挂着“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局”的大牌子，其个头比大帅府正门的两块牌匾还大呢！
大帅府正门的那两块金属牌匾上，嵌着此宅的过去与现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
其实，张学良只是这个庞大建筑群的第二代主人（据说，沈阳房产档案上户主一直登录的是“张学良”仨字）。管这儿叫“张学良旧居”和“少帅府巷”都不准确，也许叫“元帅府”或“元帅胡同”更为贴切，因为这儿首先是张作霖的住处。
民国元年（1912年）9月，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开始在沈阳城里兴建这座豪宅，从民国五年（1916年）他携家眷入住，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在此宅内过世，除去最后在天津和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外，十多年他一直在这深宅大院里主家、主军、主政。
如同阿Q忌讳光亮，张作霖最不愿被人提及早年落草为寇的经历。其实与他当“胡子”的短暂岁月相比，他当官军的时间更长——前清时，他从甲午战争时的哨长做起，历巡防营统领、关外练兵大臣兼二十四镇统制；进入民国，他更是以奉天督军衔执掌东三省的最高军政大权。咳！人不能干丑事，雪白的绸衫上有过污点，任后来使多大的劲儿也搓洗不净了。
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奉天“乱党”之举。不是他的搅局，东北的光复要更早一些。
驻防近千华里之外的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在听说省城里的革命党欲起事后，竟率全部七个营的兵力挺入奉天城“勤王”，即保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地位。这一次，直觉让这个“省军区”的“旅长”大获其利！他平息了革命党人的起义梦想，一跃成为奉天全省最有权势的军事长官。尽管其不光彩的发迹史一直为革命党人所诟病，但东三省未经动乱而平稳过渡到民国，却不能说与他无关。民国成立之后，他从一镇之统制，摇身变成一师之师长，换的是头上的帽子，不换的是拥兵自重的思想。清朝的镇亦即民国的师，统制就是师长，真是“换汤不换药”也。
从张作霖头一回晋京接受国家领导人召见时的言与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觉悟”水平之低——他奉召晋见大总统，一见到袁世凯，便跪地咚咚咚三叩头。老袁连忙趋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国也，不兴封建那一套礼数矣。”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禀：“前清时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总统……”
十几年后，奉军战胜冯玉祥的国民军，他驻节津门，虽已是威风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见到比他年轻许多的逊帝溥仪时，他仍翻身便拜。
在中，溥仪详细记下了那次会面（括号内除特别声明者外均为笔者注）：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溥仪的岳父）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溥仪的师傅）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
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原注）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这就是张作霖，一个依然敬重旧主的新朝大帅。之后，溥仪还写了张作霖对“逼宫”的冯玉祥和日本人所表示的愤懑，然后，他写道：
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瞧，“奉张”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爱憎异常分明的军事强人。
两种社会制度转换之际，新与旧的对撞虽不可避免，但也往往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尖锐与激烈，阵营也未必旗帜鲜明；所谓“革新派”未必全无旧观念，“保守派”也未必坚拒新东西。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往往退一步为旧人，进一步又成新人，进进退退，新与旧谁能说得清？慈禧太后杀完了维新人士，又谕令全国推行“新政”，李鸿章、张之洞等朝中重臣也都资助过在野的维新团体“强学会”，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乃至各省首长如张作霖他们，哪个不是剪了辫子又成新朝栋梁的？即使是民国了，应邀北上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时候，不也振臂高呼过“袁大总统万岁！”的封建口号吗？以张作霖的身世，他没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满脑子忠孝节义，是只认实力的一介武夫，所以，他在新旧体制剧烈融合之际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任关外风浪起，这厢忙建四合院。
民国元年（1912年）时的张作霖已经三十七岁了，该考虑安家置业的事了。所以，进入沈阳后，他先是租了前清道台大人的一套旧宅住下，后又买了下来。过了一年，又购得其西侧的原江浙会馆，然后，将两处老房子统统拆除——嘁！如此破费，却不过是为了买块地皮而已。穷苦农民的儿子要建全奉天省最棒的房子，土匪出身的长官只想张扬不羁的个性。他命工匠按所见过的奉天城里前清王府的样式来建他的师长私邸。此即现存的大帅府东院。
然而，随着地位越来越高，老婆也就越娶越多，小后院里住不下了，所以，威严的中将师长又在后花园东边建起一座二层的青砖小洋楼，人称“小青楼”，让五夫人带着各房的女儿们住了过去。
随着势力越来越大，政务也就越来越多，二进院里的那排正房（办公室）已容不下偌多的公务，他又在假山之后建成一座三层高的青砖大楼，即当时沈阳城里最高的“大青楼”。
民国五年（1916年）的那个春天，张作霖一脸春风，因为四十一岁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此时他已荣升奉天督军兼省长。他以省为家，在家治省，此宅既是他与众多家眷的私宅，也成了他在督军署与省府大院之外的官邸。风云变幻莫测的动荡时代，这一带自然也就成了戒备森严的特殊地带。
当时，奉天城里人稀车少，出入此巷的小汽车寥若晨星，不像现在，几辆旅游大巴就把帅府路塞死，惹得过往的骑车人啧有烦言。
东院初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英俊少年每天都要拎着书包从这大院身后的督署街经过，也许坐在洋车上，也许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总之，他常常边赶路边怯怯地打量路南的这个庞大的灰色建筑群。直到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当年奉天洋学堂的学子以共和国首任总理之尊走进这所偌大的宅第后，才第一次见识了灰色高墙里面的一切——1962年6月某日，受人爱戴的周恩来先生边细细参观，边向身旁的夫人邓颖超讲述着当年经过此地时的情景，感慨道：那时，这儿真是神秘威严得不得了！
威严的不是空房子，而是目光炯炯的房主人。
有历史学家写过：
作霖身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弁，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
有威不在身高。威是极少数领袖人物与生俱有的内在气质，威是当权者全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
这里有一段轶事。
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早年落魄时投靠了“奉张”，张作霖看出此山东大汉之潜能，便曾天天供钱任他赌玩。后来，这位人高马大的汉子也真争气，凭战功终成奉系骁将，镇守中俄东部边境。某次张某从黑龙江省驻地来奉天谒见老帅，一入大青楼，就大大咧咧往大帅办公室里走去，边走边道：“老爷子，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到了……”不料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高出大帅整一头的张宗昌登时目瞪口呆！好在这家伙反应快，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高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军法森严，公私分明，有张有弛，无论亲疏，这才有了全盛时三十五万（号称百万）奉军当年的不可一世。
说到治军严明，突然就想起一个极有趣的轶闻，即被毛泽东反复推荐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竟是当年苏维埃土地上的子弟兵们从东北大地上学来的！已经有耄耋之岁的东北人回忆过了，比共产党的军队更早唱响这段旋律的，是张作霖的奉军。
亲历者不光知道此歌原名叫《大帅练兵歌》，而且，还能一句不落地唱下第一段歌词：
唱的是民国共和，夸的是本军统帅，说的是当兵意义。这首简单明快的“丘八歌”，真是奉军的一首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教材。不知原创者姓甚名谁了，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是否也是抓来一首好听的曲子新填的词儿。令奉军官兵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首本军练兵歌，日后竟一度成了中国大陆上唱得最响的歌曲之一，毛泽东在生前最后一次列车巡游的途中，在提醒登车晋见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司令要与林彪划清界线后，曾亲自指挥人们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如今，我等普通游人来也，既无须等一进院里的“承启处”的官员发问（现在性质一如从前，原承启处成了导游姑娘们的休息室），更不必列队唱那首熟悉的军歌，只要在售票口花上二十块钱，就可以比张宗昌还踏实地大步往里面走。
第一眼就让我暗吃一惊——这道典型的中国明清式的“广开大门”上的横匾，竟写着“治国护民”四个大字！封建军人通常标榜的是“保境安民”，但区区一个中将师长却不说“保境”而志在“治国”！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张作霖！不知这“逾制”的牌匾是何人所题？又是何时所悬？天高皇帝远，师长也忒大胆，他竟然不管官场与社会上的繁文缛节，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表露，就像早年他拜倒在盛京将军脚下时的回答一样干脆利落——人家增祺大人问这个自请招安的土匪头子：“为何求抚？”他朗朗回答：“为了升官发财！”难得他这么直率！
直率无羁的民国二十七师师长把一腔远大的政治抱负都筑在了自己的家中。往大帅府里走走，才知道，“治国护民”只是封面，二进院里的那几方墙上的浮雕和主人自题的字幅才是内文。
二进院是张作霖的办公处。不等迈进去，先被那座超大垂花门吓了一跳——比我先前在北京的旧日王府里见过的所有透雕垂花门楼都有气派，虽说雕工不如京师的精细，但那种傲视一切的霸气，却不得不让你对深深庭院里的主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感。东、西厢房是主人的秘书长室与机要秘书室，正房自然是主人的办公厅与会客厅。整个外墙面的基础部，全被密密的浮雕嵌满，浏览一圈儿，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但经人提示后，方看出主人的情趣与志向——大部分浮雕是题材平庸、雕技质朴的装饰图，除了民间传统的花草荟萃外，便是大小骏马图。真正属骇俗之作的是这样两块：一块是一大一小两只狮子在吃盘中的各种水果，题字为“大小英狮吃各果”；一块是一只雄狮双掌压住地球仪，题曰“雄狮举掌握寰球”。雄狮既是自古以来中国豪门建筑不可或缺的装饰物，更是这位志向齐天的师长的自喻；而“果”者，国也！本“师”志在吃各国，握寰球！这哪是一个远离京城的关外师长所敢想的事哟！更意味深长的是，别的浮雕都是寻常的狮饰图案，偏偏这两方竟是蟠龙为边饰！天底下，除了皇帝的宫苑外，我只见过曲阜的孔家有资格以龙柱为饰，万不料他张作霖早就悄没声儿地躲在自己家中，把帝王的专用图饰镶在了墙上，且当成了本狮（师长）之饰物！清末民初，军人当道，但敢有如此狂妄之想者，舍“张”其谁？
我急匆匆迈进正房，要看看企盼“吃各国”、“握寰球”的张作霖，运筹的“帷幄”是什么样。进正厅，见东西屋门口均有木栅阻拦。打眼往东屋一看，静悄悄的窗根下，一个头戴瓜皮帽的清癯长者正襟危坐于雕花写字台前，正专注地审阅着什么。巨大的砚台干涸久矣，但桌上那座西洋钟却似乎马上就要自鸣。活脱脱一个真人！我不禁一惊，旋即释然——这是那位在历史照片上见过无数次的“东北王”的蜡像呀！
蜡制的张作霖身穿绛紫色的马褂长袍，沐着热辣辣的秋阳，纹丝不动。
我失声夸起来：“真像！”遂端相机调焦。快门响时银光闪。忽听屋里不知哪儿传出小女子的呵斥声：“不准拍照！”这回是真的吓了一跳！原来是“谢绝入内”的大帅办公室里，还真有活人在值班！我一边讪讪地收起相机，一边从屋里那面老式镜子里看清，一位早早穿上长羽绒服的女工作人员正冻得缩在门扇之后盯着我呢！中国的展览几乎都不准拍照，连这只有几件明清家具的空屋子和蜡像也不例外，的确令人莫名其妙。
西屋是主人当年的会客室。紫檀木的太师椅和大小茶几虚席以待，但却一直没等到最有资格来坐的那个人——这些年，北京和沈阳没住声儿地邀请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回来一趟，但终未遂愿。那个精雕细镂的镶石屏风默默地立在原地，但已经不能再拦住任何秘密了。只是主人自题的那几帧楹联，让人反复看到一颗不甘人下的强者的心：
最暴露了他野心的是横匾上那四个大字：
只念过几个月私塾的张作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自然不咋样，而且，他的书法既不以自己的字或号或堂号或斋名落款，也不钤印，横竖就这三个字——“张作霖”。而且，他的不讲法度的字体渗出了一股来自民间的野气，一股过目难忘的霸气。是啊，我行我素的张作霖根本不需要挂别人——哪怕再有名的人——的字画来装点自己的家，要挂就挂自己的。你说谁家的手笔能写出他的远大心志？
看到他的字，油然记起一个关于张作霖的“黑故事”——
某次，张作霖应邀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三巡酒过，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都知张作霖识字不多，此招显然要出中国“东北王”的丑。好一个张作霖，竟不推辞，接过纸笔，饱蘸浓墨，一笔写就一个斗大的“虎”字，然后，题款。在众人的鼓掌叫好声中，他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却瞅着落款“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也看出破绽，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哪知张作霖两眼一瞪笑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并会心而笑，懂汉语的东洋名流和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们则目瞪口呆！
这故事来自野史，但却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张作霖其人。
没学历，却不一定是老粗，正像识字人也不一定就明白事理一样。“卑贱者最聪明”，虽说是后来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奚落，但也符合张作霖这类草莽好汉的实情。
张作霖虽已主军主政，但少年时的理想并未在激烈的厮杀中泯灭，从满院的浮雕和大青楼里保留下来的壁画上，都能看出他的情趣所在。
浮雕上，除有牡丹、荷花、梅花等士大夫喜爱的“高贵”品种外，还有西瓜、橘子、石榴等农家欢喜的“不入流”的东西，更有甚者，他竟把土豆、大葱、萝卜等庄户菜端上了墙面！画面上的题字也很实在，没有一副文绉绉的酸秀才样。有幅题为“金钱草”的画配着这样两句诗：“外国进金钱，花香在中原。”十足一个土财主！
在大青楼里，大帅办公室内墙上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幅水墨壁画，是前几年重修大帅府时施工人员无意中从凿掉的墙壁后发现的，想必是张学良当政时不屑于此画的庄户气，让人用白灰抹在里面的。画面上既不是云中飞龙、殿前仙鹤，更没有哪位在任总统的装模作样的肖像（恐怕老张哪个也看不起），而是一群肥硕的绵羊在悠闲地啃草！完全是主人梦里的田园诗嘛！这幅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壁画，是他请奉天的一位民间艺人住进大帅府里画的，那位作者，在所有的中国书画家辞典里都没名儿，但却在这不可一世的名宅里堂堂正正留下了自己的大名——“蔡晓坡”。
二进院、三进院里的众多浮雕上，也都十分清晰地留下了作者的名字：“翰西作”、“铁邑水西造”、“辽阳张纪五作”……没一个是名载青史的人物。这不能不让我重温了在遥远的法国凡尔赛宫里有过的震撼：就在那座流光溢彩的辉煌殿堂里，画师与工匠的油画肖像跟历代国王的一样挂在墙上，国王把艺术家当朋友，把美化自己的人当人看哪！雅点说，叫礼贤下士；俗点讲，拿人当人。20世纪的张作霖与18世纪的法国国君竟然在这一点上“气味相投”！
离开二进院时，再次回望端坐在那儿的张作霖蜡像，不禁暗自替古人庆幸：还好，没把你塑成凶恶的东北虎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