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吗？他不是日本军阀在华的代理人吗？站在沈阳大帅府最深处的家庙前，我又想到了这个难圆其说的话题。

    第一次真切触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时，是数年前，我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很小的饭店里，瞅着马路对面的全国政协的宏伟建筑，一个人在发愣。

    这条马路叫太平桥大街。南北不算长的太平桥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誉”食客的几个“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请我吃饭，我常脱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饭重要，但毕竟比不了参政、议政重要，所以说这条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对面的这座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及会堂。刚才，从它的西侧胡同口的那个小小的政协书店，我买了一大摞文史资料。虽说“精神食粮”已经多得拎不动了，但毕竟不是真的食粮，无以果腹，所以，我就拐进了路边这家饺子店。趁店家煮饺子的空当，我信手翻开其中一本。

    这本小册子叫《北洋人士话沧桑》。其中一页，没看完，我就傻子一样愣住了——

    张作霖起家创业于日、俄两大帝国近邻的东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来日俄两国对中国的侵略危害，认为外国人都是狡猾残暴、欺软怕硬的歹徒，时具戒心。一九一六年五月他就任奉天督军后，就不断亲自尝到帝国主义欺压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动的郑家屯暴动事件，以及他到南满车站欢迎日本要人在归途中遇刺、幸免于难的事，使他大伤脑筋。但国家积弱，中央既无力抗拒，一方将帅又焉能抵挡谲诈百出的强邻？所以他对外交事务迄无一定方针，也无具体政策，只是以随机应变的办法应付。

    尽管我已经养成了从各级政协机关编辑的文史数据里来淘历史真相的习惯，但还是被这本薄薄的小书的内容震撼住了，那一个个字竟像钢琴上的琴槌，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鸣！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苍老而又新鲜的声音，一个大悖于“历史定论”却又合乎情理的声音啊！

    只记得我怔怔地看着马路对面的那座黄色巨厦，直到热腾腾的大馅儿饺子端到眼前也浑然不觉。

    那一个中午，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门前，武警士兵们正在换岗，一个个动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换岗从来是一道观赏性很强的风景。

    北洋时代，这儿一天到晚也不断上演这场秀。

    那时候，这儿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点头脸儿的军阀、政客，便在京城有个固定的住处，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无不在皇城根儿置办房产。张作霖发迹晚，所以迟至民国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里拥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里买下前朝显宦的家一样，他在北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时代的顺承郡王府。

    大清国体土崩瓦解后，京城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顺承郡王文葵无以维系其庞大的家产，只好将王府的房契抵押在东交民巷里的法商东方汇理银行，靠贷款过活。民国九年（1920年），张作霖应大总统曹锟之邀来京，住在西单旧刑部街的奉天会馆里，闻知顺承郡王府的实情，遂斥巨资购之。得此偌大一片家产后，张上将军大兴土木，建成了京城西部这方赫然豪宅。随着旧王府的新主人在国内的分量，此地也越来越威严，延至北洋末期，所有军政大事均是在此拟定并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

    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张作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电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时，曾气吞山河地宣称：

    决战之期，最多为一个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

    张作霖入京后，将北洋各部编为七个军团，拟与得到苏联人全力支持的“南赤”（蒋介石之北伐军）与“北赤”（冯玉祥之国民军）决一死战。搜查苏联使馆，逮捕并处决李大钊等“过激党首领”，也都发生在这一非常时期。从就任总司令，到登基大元帅，他与他的心腹不断地陈述着用兵“安国”的理由，从他们的对外谈话中，人们很可以知道“奉张”“矢志讨赤”的本意：

    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

    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

    不过，此时，“南赤”、“北赤”已经合成一伙儿并不再相信苏联人，再加上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晋军阎锡山所部，四个方面军正全力向北京方向推进。会师徐州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了北伐总进攻令，战事因之变得空前惨烈——北伐军推进到山东境内后，遭遇到安国军两位副总司令张宗昌与孙传芳的近三十万的直鲁军的抵抗。北伐军步步为营，直鲁军节节败退，退至济南时，日本人借口保护在鲁日侨安全，竟擅自在青岛登陆后径赴济南屠杀北伐军外交官与士兵。南北双方的战事，又演化成外寇的寻衅。

    于是，张作霖权衡再三，选择了退避——放弃大决战，把实力依然完整的数十万奉军撤回关外，关起门来，既可专心经营富饶而广袤的大东北，又能有效地遏制日本人在东三省的越来越凶险的胡作非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保存实力，以待将来。

    所有共和国的教科书上说到“反动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一节，用的全是贬义词，不是“仓皇出逃”，便是“被迫撤离”。用梁实秋、鲁迅他们打笔仗的话说，这很不“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音译，意为公平竞争）。

    张作霖离京前，安国军并未被打垮，败退的只是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军队。安国军主力部队奉军在直隶、察哈尔、绥远和豫北地区与各路“党军”对决，按奉军将领于学忠的话说，是“旗鼓相当，时有进退”。戍守京津的奉军尚未与北伐军接火，而留守关外的奉军更是保存完好。也就是说，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与“党军”决一死战，豁上玉石俱焚也不肯退出最高权位，则其手中掌握的三四十万大军与国民党军死磕，北洋时代或可延续下去，中国版图上是否于20世纪前期重现南北朝亦未可知也！

    时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傅兴沛，在共和国初期，当过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北洋人士话沧桑》的作者王毓超老先生记录过傅先生的话：

    据傅兴沛说：正当安国军与北伐军在华北平原进行决战之时，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开入胶东青岛，继而进占济南。张作霖等考虑国家前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义，曾召开府院联席会议，决定由秘书长任毓麟、外交总长罗文干主持，分别向日本政府和驻华使馆及其驻屯军提出抗议。

    多么要紧的一段史料线索！可是，竟从来没有所谓的“正史”提及过！

    正是因见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犯，西边的阎锡山亦加紧向北京压迫而来，见大势已去，张作霖不愿糜烂京津地方，才决定将安国军全部撤往东三省。

    从5月20日他主持军政会议定下撤离，到6月3日晚上他登上返奉的专车，十余天的时间里，他拜会并宴请京城绅耆名流，接见并回访各国公使，甚至筹划将故宫里的文物悉数带回奉天保存，以防蒋介石把这些珍宝卖给俄国人换武器来攻打自己。只不过，在掌管故宫钥匙的北洋元老王士珍的一番劝说后，他才打消此念。

    应外交使团和绅商代表之邀，他还安排一旅军队留京维持治安以待“党军”入城。

    就在这时，可恶的日本人又跳出来了。他们乘机要挟张作霖，让张在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与关东军草签的一份条约上正式签字，并要出关的奉军解除武装。

    原东三省交涉总署行政处处长罗靖寰对此有详细回忆：

    1925年冬，郭松龄反奉时，……奉天省城留守军力薄弱，人心惶惶。张除电告吉、黑两省速派军队救援外，并拟在危急之时逃往旅顺或大连暂避。一天，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奉其司令白川义则之命，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时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笔者注），通过张的日籍顾问野町武马约张作霖会晤于南满铁道会社所设的沈阳旅馆内。

    斋藤以郭松龄率军叛乱，主动向张作霖说：如需关东军帮忙，请勿客气，尽管提出，我们可以用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为理由，叫他不能前进，必要时还可派关东军出兵阻击。

    张以吉、黑两省部队虽已出动来援，但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遂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拟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于是斋藤乘机将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提出，让翻译田中念给张听。张听完了即不加考虑地完全答应，随即在上面签了字。

    然而，过后，罗靖寰等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副领事田中喜市进行正式谈判时，发现日本人的要求令人无法接受，其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将吉林至敦化的铁路延至图们江与朝鲜铁路接轨，洮昌道各县设日本领事馆。罗向张汇报之后——

    他才恍然大悟地说：“我原来认为让日本人租房地做点买卖，同意他们在延吉、珲春派驻几个警察管理朝鲜人维持治安，那有什么关系呢？不料内容是这样啊！你们的报告和解说，跟我当时听到他们念的根本不一样！”随即大骂：“日本人没有好心肠，全是插圈设套转弯骗人。”

    记住了！日本人乘人之危时念给张作霖听的，与事后提交的正式外交文件，“根本不一样”！所以，张大帅嘱咐罗等人：

    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免得东三省父老兄弟骂我是卖国贼！

    按张大帅的指示，罗靖寰等人一直以拖延战术敷衍日本人。此次张作霖要回到奉天了，日本又乘虚而入，逼他在那份既是欺诈又是霸王的条约上正式签字。

    与张家有世交的大元帅府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

    当时听到张作霖大声嚷着说：“你们这样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此前，他甚至当着这位日本使节的面，怒不可遏地摔了自己的旱烟袋，那个名贵的翡翠烟嘴竟被摔成了两瓣儿！

    比忌“胡子”（土匪）更甚的是，张作霖最怕背负“卖国贼”骂名。还在段祺瑞执政时，张作霖就痛骂过前来解释欲与日本签订黑龙江、吉林省金矿森林借款协定的段的亲信：“我姓张的治理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你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和老百姓的祖坟都卖了！”说这话时，张的腰杆子一定是直的，他有资格骂别人啊——“我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们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

    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不会有什么政治智慧，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越折腾越厉害，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大元帅后，方知他们遇到的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太极拳高手，一位不可能向他们低头的血性男人。

    卑鄙的日本人只能靠谋杀来解脱困境。罗靖寰即分析过，此条约未签，“无疑是日本害张作霖的原因之一”。

    在离开人世之前的几年，老迈的张学良曾颤巍巍地告诉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父亲“有宏才，度量大，但没有大略”，而蒋介石“有大略，无宏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不仅可以征服中国，还可以征服世界”。张学良还认为：父亲非常爱护老百姓，东北人拥戴张氏父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刮地皮”；实际上父亲是爱国的，他只是表面上应付日本人，并不真正答应他们的要求；日本人感觉上了张作霖的当，后来便下手害死了他。

    是呀，这么现成的答案，为什么总不被权威教科书采纳呢？一说到张作霖之死，为什么总要绕舌说上一通似是而非的原因？

    张作霖署名的最后一份声明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2日发表的《息争通电》，他宣称将退出北京，此后国事“悉听国民裁决”。此前，这位仿照老友孙中山模式担任了“大元帅”的大军阀，已经做出比较开明的政治决定：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以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南北双方停战；合并南北政府等等。

    一切安排好后，他才登车而去。非“仓皇”也，实“从容”也。

    因大元帅的一声令下，安国军——最后的北洋军——全线停止了军事行动，逐次退往东北方向，不断有不愿出关的将领被蒋介石和冯玉祥以重金收买，率部“反正”，编为国民革命军，追击从前的友军。因而，收尾时的“北伐”战争，实际成了“党军”各部欢声笑语的扩军之旅。

    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同胞厮杀的内战惨剧，因张作霖的主动退避而猝然停演了。张氏所为，正如同十四年前隆裕皇太后拍板清廷逊位一样，都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性选择。因退让，兄弟不再相戕，人民不再牺牲，社稷得以保全，国脉得以延续。功耶？过耶？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凌晨一时，张作霖神情黯然地离开了现在全国政协办公大楼的这个地方，专车碾着太平桥大街上专为他而铺洒的黄土，穿过一个个奉军守兵的背影，驶向火车站。

    月台上，由二十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已经在呼哧呼哧地叹息着了。他强作欢颜地与暂留京城的总参议杨宇霆、军团长张学良等要员们作别，自兹一去不复回。

    谁也不曾料想，日本人已经为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张作霖出京，标志着北洋时代已经进入弥留阶段。

    他将其陆海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政府总理的印信、令旗等，都带上了车。不知是为了留作纪念，还是为了卷土重来。

    凭武力和阴谋统一了中国的中国国民党人，把乱纷纷的“北洋”的大幕落下了。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使命也告终结，人家看好的是孙总理生前定下的南京。“北京”因之改名“北平”。待“党国”的大幕在南京重新拉开后，民国的主席台上已经换了一班人就座。易帜后张学良被安排在了蒋中正的副座，成为威风赫赫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回到北平，成为整个北方的第一号军事领袖。“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他竟然指示所辖的东北军不准抵抗，致使东北迅速沦丧，因而成为千夫所指的“不抵抗将军”。从二十九岁那年他率兵入关参加拥蒋战争以后，就再也没回故乡，当然也一直未让其父入土为安。

    整整一百岁的“少帅”以基督教的仪式下葬于太平洋中的异国小岛上，他永远不会回家乡为父亲迁葬了。现在的大帅府里的照片告诉人们，张作霖在原籍辽宁省凌海市（旧称锦县）石山镇驿马坊的苹果林里，与他的结发妻子赵春桂相会于九泉下了。那里，还有他患难与共的二哥张作孚。

    抚顺城外的“元帅林”永远不会有主人了。

    没有主人的“元帅林”不是地图上的圆圈，它小得连黑点都不是。但在中国近代史籍上，它应该是个圆圈，一个虽说并不圆满但却决不能忽略的圆圈。

    一个北洋时代的句号。

    草莽里的元帅林告诉我，注意到这个句号的人，还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