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

    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

    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

    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

    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

    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

    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

    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

    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

    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

    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

    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

    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