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的贾谊在刘恒面前赚足了风头，深谙《左传》《国语》的他满怀着一腔热情投身于朝廷的政治斗争之中。然而，经学不仅赋予了他才华，还给他增添了书生气，贾谊不仅在思想上存在着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他缺乏对于人情世故的领悟。

    人事总是映照着天象，至少古人著史都是这样写的。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天象突变，本来晴朗的白日陡然间陷入一片昏暗，原来是发生了日食。半个月后，也就是当年十二月的十五日，汉朝的疆土上第二次发生了日食。

    古人认为，日食、月食都是大凶之兆，尤其对于皇帝而言，身为天子，上天的变动往往就意味着老天爷的指示。日食是危难的象征，刘恒觉得，这是上天觉得他做皇帝做得不好。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刘恒在当年下诏说：

    “我听说，黎民苍生都是上天生育的，因而上天设置了天子来管理他们。如果天子不讲仁德，处理事情不公允，上天就会降下灾难来警告天子。今年十一月，我大汉发生了日食，这就是上天对我的警告，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灾难了！我本是一个没啥本事的人，即位以来，弄得天下大乱，老天爷指责我，那罪责就在我一个人身上。大臣们不过是我的股肱手足罢了。我对下没有养好百姓，对上损害了日月星辰的光辉，我实在是太失德了。

    “大家伙儿看到我的诏书之后，劳烦把我的过失都告诉我，不论是行为上的过失还是想法上的过失。同时，有劳大家多多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的人来辅佐我。群臣们也要各自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尽职尽责。另外，我日后要轻徭薄赋，惠及百姓。”

    刘恒此诏的核心就是一道“求贤令”，希望广招天下贤能来辅佐自己，然而刘恒并不是在即位的第二年才开始招揽贤才的。正如前文所讲，刘恒在即位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势力，好借此和中央的功臣集团作斗争。

    在文帝前元元年，河南郡的太守吴公因为在当年的政绩考核中名列全国第一而获得了刘恒的赏识，刘恒又听说此人原本是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过去经常向李斯学习，是一位出色的文法吏，于是就征调他到中央担任廷尉。

    西汉初年，一颗政治新星的发迹就与这位吴公有关。

    在河南郡的郡治洛阳县，有一位少年才俊，名叫贾谊。此人在十八岁时就因为饱读诗书、文采斐然而闻名乡里，吴公在任时就因为贾谊被举做秀才而将其招至门下。如今吴公成为廷尉，自然要顺着刘恒的心意向刘恒举荐人才，贾谊就因此得到了吴公的推荐。刘恒征召贾谊为博士，也就是刘恒的随从参谋，秩级为比六百石，归掌管国家礼仪事务的太常管辖。

    当时的贾谊只有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锋芒毕露的年纪，每一次刘恒布置下来让博士们讨论的问题他都抢着回答。旁边的老经学家们还一头雾水的时候，贾谊就已经开始滔滔不绝了，弄得老人家们都很惭愧，而刘恒则大为欣喜，才一年就破格提拔贾谊做了太中大夫。虽然依旧是天子随从，但贾谊连升三级，越过六百石、比八百石、八百石三级，秩级直接升为比一千石，归属于郎中令管制，可见刘恒对其宠爱之至。

    贾谊到底出色在哪里呢？主要是因为他精通《国语》和《左传》这两部书。

    史载《左传》研究之流传：“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苟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就是说，贾谊得到了《左传》研究的真传。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贾谊的老师张苍在此时担任着汉朝的御史大夫，后来在文帝前元四年还拜相，贾谊的升迁或许还与他的提携有关。

    另外，依据韦昭《国语解叙》中所讲：“……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贾谊应该也精通《国语》方面的研究。

    汉初的学者往往穷尽一生研究一部经书，而贾谊一人兼修两部，可见其才智过人，学识非凡，是个人才。

    然而，贾谊的问题也就出在了他熟读经书这件事上。我们常常会看到，小说家们写小说写着写着就出现了自我复制。比如古龙的小说，不同作品里面人物的性格都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熟悉的事物总是难以超脱，做什么事都喜欢往自己熟悉的地方扯。贾谊谙熟经学，所以他思考问题离不开经书上讲的那些内容。一个人一旦成了书呆子，那也就没什么前途了，只能在固有的知识范围内打转。贾谊就属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少可操作的见解。

    不过贾谊锐意进取的风貌却可以一时掩盖住他政治才能的不足。初出茅庐的贾谊立志要帮助刘恒改弦易张，他认为，汉朝建国二十多年来天下和睦，已经是时候“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了。这五点是在帮助刘恒处理内政问题，同时贾谊要借此重新规划汉王朝方方面面的内容。

    所谓“改正朔”，就是使用新的历法。

    中华历史自夏朝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法，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改一次历法，来与天命的改变相呼应。然而，由于刘邦默许了“汉承秦制”，加上他本人又是个大老粗，当年叔孙通为他设置新国家礼仪的时候他就要求叔孙通删繁就简，所以叔孙通大约也忘记了要设置新的历法一事，以至于汉初仍以十月为岁首，跟秦朝一样，这并不符合古代新王朝建立后的规矩。

    “易服色”就是更改朝会和典礼时舆马服饰的颜色。由于秦朝按照五行学说将自己说成是水德，所以秦人崇尚黑色。而汉朝灭秦而立，应当是土德，贾谊据此而设计让汉朝人以黄色为尚。

    “法制度”就是修正国家的各项制度。“法”不是制定，按照清人王先谦的说法，“法”有修缮、规范之意。汉初政局的凋敝主要就是由于继承了秦朝不完善的政治制度，贾谊此举意在重振朝纲，让汉朝从根本上摆脱秦朝凋敝政局的阴影。

    “定官名”“兴礼乐”也就是制定新的官名和礼仪制度。制度都已经改了，那么在官职和礼节上也应该有所变化，此举与“法制度”相配套。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贾谊还提出了“数用五”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史学家们历来说法不一。

    颜师古引张晏注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秦汉史大家陈直也认为“数用五”是“指官印拟改用五字也，汉初公卿太守都尉印文皆四字，贾谊之议未采纳，至武帝时使正式改用”。

    根据张、陈二人的意思，“数用五”指的是，所有官印上刻的字都要有五个，此前汉朝的官印都只刻四个字。

    然而将“数用五”仅仅当作官印上文字的数量显然不妥。按照韩兆琦先生的说法，“数用五”还可以是表现在礼器、官印等各个方面，而且“土”在五行当中位居第五，贾谊不是要把汉朝说成是土德嘛，这个“数用五”刚好可以与土德说搭配起来。

    最后只能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的记载来笼统地解释“数用五”，这应当是指，在礼仪制度等方面都以数字五为数量来规范。

    贾谊提出这六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全盘推翻“汉承秦制”的模式。尽管贾谊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刘恒却没有遵照他的意见去实行。史书说“帝谦让未遑也”（卷十三），就是刘恒很谦虚，一个劲儿地说自己能力不够，最终没有实行贾谊的计划。

    然而笔者认为，刘恒拒绝贾谊的建议并非是因为谦虚。前文讲过，刘恒早年是诸侯王，在整个发动政变登基的过程中也与诸侯王接触繁多，所以刘恒一登基就先拿王国问题开刀，又是招降南越国，又是分封皇子。相较于王国问题，内政改革其实更难实行，因为这其中涉及了刘氏家族内部的问题。毕竟“汉承秦制”是刘邦定下的规矩，刘恒要明确废止这些制度就意味着要公开否定刘邦时期的政策。且不说这不符合古人的思想观念，这样公开明确的做法必然会遭到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再者刘邦设置这些制度也是为了保护功臣集团的利益，而且功臣集团对刘邦的个人崇拜极其强烈，此时着手处理内政问题时机尚不成熟。

    由此可见，尽管贾谊政治热情很高，但热情终究弥补不了眼光和才能的缺陷，贾谊的政治情商已经低到可以申报吉尼斯纪录了。他这时候还不清楚，自己这通毛毛糙糙、未加深思熟虑的愤青式发言已经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