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老老实实地低头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林嘉文 本章:刘启:老老实实地低头

    汉景帝刘启执政时恰好遇到了匈奴内部国势低迷的时期,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景帝朝汉匈关系趋于缓和,双方的接触、摩擦变少了。这令汉朝赢得了一个绝佳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汉帝国抓准时机,一方面继续向匈奴称臣来确保和平;另一方面养精蓄锐,以备日后反攻。

    刘启执政时期,汉朝和匈奴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战事,《史记·匈奴列传》只记载了一件事,即赵王刘遂谋反案。

    熟悉文景时期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晁错在景帝时期提出了著名的“削藩策”,他鼓励刘启侵削诸侯国的领土,这位赵王刘遂的赵国就倒霉地被削去了常山郡。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封自己的儿子刘友为淮阳王。后来吕后毒死戚夫人和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之后,淮阳王刘友就被封为赵王,并娶了吕氏家族的一位女子进行了政治联姻。

    问题就出在这老婆上。如果吕家是想借嫁女儿的机会让刘友帮吕家人安插个什么官职,那刘友在家里地位还能高点儿,可偏偏吕家的家长吕雉比他本事更大一些,所以吕家的女人就是来监管刘友的。讨厌臣子可以视而不见,讨厌老婆就不同了,躲也躲不开。一旦老婆嫉妒心泛滥,或者觉得受了委屈、不被丈夫喜欢,回娘家告黑状说老公冷落自己,那这女婿还不得被丈母娘收拾惨么。

    刘友就属于这种情况。

    公元前181年,由于吕氏夜夜独守空房,寂寞难耐,想到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要这样无声无息地度过,心中实在不甘。为了给自己换一个更为靠谱的老公,吕氏就跑到吕后那里告黑状说:“赵王成天抱怨咱们吕家人当王的事情,还说等你死了之后就要发兵,把咱吕家的王都杀光。”

    吕后一听,大怒,也顾不上去想想这种话刘友根本不会当着吕氏的面说,当即就把刘友召到了长安,关在赵国驻长安办事处,活活饿死了他。饥饿激发创作灵感,刘友在饥饿中赋诗一首:“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史记·吕太后本纪》)悲愤交加的刘友死后谥号为“幽”,《谥法》云“壅遏不通曰‘幽’”,刘友被活活关死,这和“壅遏”二字很搭。

    刘友死后,梁王刘恢被吕后改封为赵王,此人简直就是刘友的翻版。大约是吕家待字闺中的女性比较多,吕雉给刘恢身边也安插了一位吕家的女性。但很显然,这位吕家的女孩依旧不好看,刘恢有自己喜欢的如夫人,这位吕氏比刘友那位狠多了,直接给了刘恢爱姬一杯毒酒,那位宠姬估摸着很单纯,想也没想就把毒酒喝了,结果被毒死。

    愤怒的刘恢知道这件事情后悲痛难抑,想到心爱之人已经命丧九泉,觉得自己也不能苟活,因而自杀殉情。

    吕后一听这事,又愤怒又恶心,愤怒是因为自家面子被伤害;恶心则因为吕后是不相信爱情的人,她自己就缺乏爱情,因而她也见不得别人的爱情。

    吕后一怒之下废了赵国,直到刘恒登基之后,刘友的儿子刘遂才被重新立为赵王。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这已经是刘遂做赵王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赵王因为赵国被中央朝廷削去了常山郡,因而勾结匈奴,打算起兵造反。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正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匈奴联合刘遂要造反。刘遂的相国建德和内史王悍劝阻刘遂,刘遂不但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还烧死了这两个人。他在赵国的西部边境聚集军队,打算等着吴楚军队一打过来,就联合他们西入秦关,同时再次去联合匈奴,把两方的盟约靠牢。

    景帝派曲周侯郦寄,就是郦商的儿子,当年在诸吕之乱中被逼跑去劝吕禄放弃兵权的那位,让他去打赵国。刘遂退守赵国的都城邯郸,和中央军对战了很长时间,具体多久,已经考证不来了。因为吴楚七国之乱在景帝三年正月爆发,当年三月被平定,然而《汉书·高武王传》《史记·楚元王世家》却说刘遂和中央军对峙七个月,这根本不可能。《汉书·郦商传》《汉书·刘濞传》说赵、汉两军对峙了十个月,这就更滑稽了。

    总之是后来由于吴楚军被阻于梁国,不能西进。匈奴一听这消息,也就立马宣布不配合刘遂起兵了,刘遂没有吴楚军支持,完全是独木难支。后来,汉将栾布平定了七国叛军,在赵国和郦寄会师,两人联手掘开了大河,水淹邯郸。刘遂自杀,赵国政府投降,赵幽王刘友绝后。

    林幹先生在《匈奴历史年表》整编景帝朝汉匈关系史事,共十条,内容都很单调,现摘录如下:

    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夏四月,匈奴入代(此时的代王是刘参之子刘登)。汉遣御史大夫翟青(即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秋,汉与匈奴和亲。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春正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赵王刘遂联匈奴兵。匈奴闻吴楚败,不肯入边。

    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夏,汉遣公主嫁单于,通关市场,给遗匈奴,如故约。

    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春二月,匈奴入侵燕,汉遂不和亲。以匈奴侵边,汉遣中尉魏不害将车骑、材官士出屯代郡之高柳(今山西阳高西南)。汉以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畏郅都,直至郅都死,不敢近雁门。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春,匈奴贵族七人率众附汉,汉皆封之为列侯。

    汉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春三月,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四月,汉封燕王卢绾子卢它之,议匈奴东胡王附汉,汉封之为亚谷侯。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夏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春正月,郅将军击匈奴。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战死。汉发车骑、材官屯雁门。

    其实除了赵王刘遂谋反案,景帝朝汉匈之间唯一值得关注的还是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王子今、焦南峰二先生在其《汉景帝评传》一书中评论景帝朝的汉匈关系史时说道:“在汉景帝时代,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战争的频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而关于和亲的记载则十分引人注目。”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景帝同匈奴和亲,开放边境贸易,给予匈奴大量财物,又让公主下嫁单于,和过去的和约一样。整个景帝时代,边境上只有少数的匈奴人在小规模地骚扰边境,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入侵。

    仔细体会上面的材料,我们会发现,整个景帝时代对匈奴是一种极度弱势的姿态,而匈奴方面作为很少,这极其反常。

    军臣单于一共在位三十五年,不仅没有对汉朝发动大的军事活动,而且还出现了七个匈奴贵族投降汉朝的事情。这七个人到了汉朝后都被封侯,他们分别是:安陵侯于军、桓侯赐、逎侯陆强、容城携侯徐卢、易侯仆、范阳靖侯范代、翕侯邯郸。匈奴贵族能一口气往汉朝跑七个人,那看来匈奴内部政局一定出现了什么问题。

    史学家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说道:“匈奴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其严重性如何?今天无从考察,但至少可说明匈奴内部上层贵族中有一部分人对军臣单于不满。匈奴贵族之间,以至他们与单于之间互相猜忌,互相倾轧和征伐,导致一部分贵族离开匈奴南下降汉。”匈奴的内乱使得汉朝得以休养生息,为武帝时期的远征积攒力量。

    汉景帝规规矩矩地向发生内乱的匈奴“低头”,这就是在换取积攒国力的时间。汉朝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贸然出击匈奴,或许时机很正确,匈奴人可能会因为内乱而作战能力下降,但汉军自身实力太差,所以如果有这样一场战争存在,汉军依然不会有好结果,最好也是个惨胜。

    对汉朝而言,只有蛰伏,才能有飞跃。

    之所以说景帝时期的汉匈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就是因为汉匈双方的接触大幅度地减少,两伙人各自处理内政,从前的“亲密关系”不在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匈奴方面的衰落,汉朝这边自身实力的增强也是重要因素。

    梁漱溟当年抨击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胡适反驳他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叩关门,为何日本借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这个故事所阐发的观点是没错的。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开明的政治环境、民主的政治体制、自由的言论环境,政府让百姓生活富庶安康,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才有可能在外敌面前有所作为。埋怨他国的强大和自己国家被欺凌的惨状,只能更加说明这个国家的懦弱无能。

    文景时代尽管并没能完全做到上述的这些方面,它依然实行着不够民主的专制制度,依然对老百姓有剥削,依然将国家利益放置于百姓利益之上,但毫无疑问,其统治者的开明程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远超秦朝和汉初,因而才能让社会积攒反抗匈奴的力量。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到了文景之治后期,汉朝政府逐渐有能力在匈奴人面前“站起来”了。文景时期的发展为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反攻作好了铺垫。

    制度民主在专制制度下的极致表现是统治者善于纳谏,言论自由在专制制度下的极致表现是统治者鼓励上书、允许思想讨论。文景两朝的统治者积极纳谏,刘恒废除诽谤妖言令,开放思想,这些看似只是在政治文化事业上的作为实质上深深影响着整个帝国,让整个帝国的运转更加高效。

    打铁要靠自身硬,只有先在文景时代“忍”着,才能在武帝时期“硬”起来。整顿内政永远应该被排在抗击外敌之前,尤其是敌我力量悬殊的时候。同时,内政的完善才是抗击外敌的坚实基础,文景时代对匈奴的做法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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