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在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和照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近十八个月中，除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至十一月初在三原心、武字区的的斗争经历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后回到家乡富平都市寸进行革命活动的时间段外。习仲勋同志曾三次往返照金革命根据地。在渭北革命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一次到照金

    习仲勋同志第一次到照金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旬。

    一九三二年三月，在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的领导下。我党在习仲勋所在的国民党畅虎减部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驻防地两当发动了兵变。一九三二年四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许天杰任支队长，由时任中共营委书记的习仲勋任队委书记。起初，部队决定到麟游一带打游击，但在国民党重兵的追击下，历尽艰辛，部分同志又发生了动摇，所以起义部队不得不想长武县亭口方向移动，准备与陕甘游击队会台。当刘志丹带领的陕甘游击队按照省委指示在礼泉、乾县一带接应时，起义部队不幸遭到了土匪王结子的包围，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两部会合计划流产，兵变失败。习仲勋同志不得不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躲过敌人的疯狂追捕，秘密回到家乡富平。

    在家乡的时日里，习仲勋时刻打听着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消息。正15一天他在富平县城碰见了省委组织部秘书陈建中同志，才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终于又和组织联系上了，习仲勋心中甭提有多高兴了。他随即就和同乡贫苦雇农周冬至一起，在遇见陈建文的当夜就连夜晚通过三原武字区的长坳，马不停蹄的赶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照金杨柳坪，找到了陕甘游击队。在这里，他也荣幸地见到了自己心中十分敬重但却从末谋面的刘志丹同志。见到了刘志丹同志，因两当兵变失败的习仲勋，心情十分复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当时，陕甘游击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也不得不分成了三、五两个支队。时任三支队队长的刘志丹。身经百战，屡败屡战，他十分理解习仲勋的心情。他亲切地拉着这位还是一个十九岁小伙的手，谆谆开导习仲勋。他说：“几年来，我党在陕甘地区先后大大小小举行过七十余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市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帛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亲切的一席话，使习仲勋同志茅塞顿开。从此，他就成了刘志丹“必须建立红色根据地”思想的最职校的鼓吹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习仲勋牢记刘志丹的指示，以打短工的名义，积极浑入到照金的一些村庄，白天打零工，晚上秘密传播革命真理，建立起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他在小崖子认识了于德水一家，在陈家坡认识了王满堂一家，在柳林认识了“郑四哥”……。正是习仲勋这一时期的秘密革命活动，使他熟悉了照金的山山水水，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厚情谊，以至于他在后亲的多次根据地处于危局时刻，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积极保护和掩护。能在此后建立的照金革命根据地灵活自如地开展工作。

    一九三二年九月，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的带领下，一举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打死了其总指挥党谢芳。使得国民党陇军和陕军及地方民团加紧了对我红军陕甘游击队的进剿。就在这个时期，习仲勋在照金金刚庙第一次见到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听到人们亲切地把谢子长称为“老谢”，顿时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谢子长和年轻的习仲勋在照金兔儿梁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交谈。谢子长和刘志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不谋而合。使习仲勋又一次深受启发。当陕甘游击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筹焦粮款和冬衣，决定南下太白一带活动时，谢子长嘱咐习仲勋继续留在照金，开展群众工作。为了有效配台各顶工作的开展，刘志丹也留下了特务队，由第五伯昌指挥，在照金一带活动。由于特务队里的中队长陈克敏叛变，打死了队长程双印。第五伯昌改编了特务队，由习仲勋任指导员，由程国玺任队长。在习仲勋同志的努力下，特务队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照金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和开展游击运动，工作一度搞得轰轰烈烈。

    正在此时，省委准备在革命形势发展较好的三原心、武两区开展一个纪念“十月革命”的大暴动，根据省委命令，习仲勋便带领特务队从照金让牛市寸经老牛披，由于德水带路，到了三原武字区。因武字区有一个由康尚武带领的前区游击队。因而特务队就编为武字区第二游击队，习仲勋仍任指导员。游击队常驻在武子区甘涝池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第二次到照金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渭北苏区情势危急。敌人纠焦了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等六县民团和驻防三原、耀县小丘的国民党部队，对三原武子区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围剿”。敌人实行烧杀抢掠的政策，到处捕人、杀人。武字区遂被敌人占领。习仲勋带领的第二游击队不得不转入三原心子区。不久，敌人又疯狂围攻心子区，致使游击队无法焦中活动，不得不又一次撤往照金一带。

    这是习仲勋同志第二次来到照金。

    三原渭北苏区失陷以后，革命处于校度低潮时期，一片白色恐怖。照金一带的反动势力也伺机而动，游击队由第五伯昌和程国玺带领，为躲开敌人锋芒，游击队不得不向旬邑一带活动。习仲勋和省委代表李杰夫一起，利用在照金建立的良好的群众基础，在群众的掩护下，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军队和反对民团的疯狂搜捕。

    尽管习仲勋在照金广大群众的配台下，和敌人周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无法开展各项工作，孪杰夫回到了省委，习仲勋也不得不离开了照金，又一次回到了家乡富平。

    这一次。习仲勋在照金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与敌周旋斗争了二十余天。

    回到富平的习仲勋，立刻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粮斗争。在富平都市寸发展了乐强明、姚万忠等一批党员，把庄里镇南面大地主贾成芳的粮食和财产分给了广大的贫苦农民，影响十分巨大。不久，习仲勋和康尚武带领的武子区第一游击队会合。担任游击队政委。同时，他和在照金成立并活动的红二十六军相呼应，成立了富平西区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积极的革命活动。在此间，习仲勋曾担任过富平西区团委书记、武字区团委书记、中共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

    第三次到照金

    一九三三年春，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到红二十六军工作，习仲勋同志第三次亲到照金，这一次，是他在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作用最为辉煌的时期。

    到二十六军后，组织上先是安排习仲勋任少年先锋队指导员。根据习仲勋同志浑厚的群众基础，刘志丹力主让他担任了边特委委员、边特委军委书记，把工作重点放在地方工作上。刘志丹亲切的嘱咐他：“你是关中人。币中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指示习仲勋：“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为了使游击队活动和地方根据地的创建相结合，同时决定由习仲勋任游击队政委。

    习仲勋严格按照刘志丹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长期以亲建立的良好群众关系的基础上。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走访群众，和金理科、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等边区领导一道。通过积极努力。相继组织起了各个乡村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并发展了基层党组织，在照金地区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分粮运动。以严格的组织行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在习仲勋同志的主导下，依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厉行放足等政策。通过和群众建立起的休戚相关和生死与其的鱼水关系，群众的革命热情普遍高涨，许多青年积极要求参军，游击队也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根据地初具规模，实现了刘志丹同志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愿望。

    根据游击队发展过快，组织纪律松散，屡次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习仲勋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候家堡战斗后，他和红二十六军一起，整编了各个游击队，清除了陈克敏和宁老八等害群之马，在游击队中加强了党的领导，使游击队得到了健康稳妥的发展。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习仲勋和刘志丹一道，和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建立统一战线，刘志丹指示：“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习仲勋深刻领会了这一正确指示，他反对攻打实力雄厚但和我军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当时，他对由于杜衡的错误决定，造成附近民团联台同红军作对；火烧香山寺后一千多和尚也和红军为敌，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的状况十分忧虑。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在敌人的包围中，他和孪妙斋一道，保证了红军伤员的安置和粮食供应。当社衡力主南下渭华时，习仲勋虽然末参加会议，但把自己的意见由特委书记金理科带到会上，表达了反对南下的正确意见。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根据地处于校度圃难的境地，当时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人，抢不满三十枝，敌人又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习仲勋和孪妙斋一起并肩战斗，制定了坚定信念，坚持斗争。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三年五月底六月初，习仲勋带领政治保卫队二班的十余人去安子坡召开群众大会时，被叛徒陈克敏探知了消息。陈克敏勾结柳林及庙湾民团埋伏在安子坡的稍林中，企图伏击政治保卫队。为了安全起见，习仲勋首先派了系益海和赵德盛两个队员在前面探路侦查，两个侦察兵刚上陈家披南坡，就和敌人交了火。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我几个队员受了重伤，习仲勋同志不幸被陈克敏打伤抓走。习仲勋利用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被抓走的半路上机智逃脱，由队员黄金荣背着隐藏在了柳林他结交的革命群众“郑四哥”家中。最后由王满堂、常生春、于德水等四、五个队员把他转移到薛家寨养伤。一九六二年，康生迫害习仲勋同志时，曾诬蔑习仲勋同志在这一时期叛变，面对当时的中央调查组，正是由于田德发、于德水、潘西顺等老游击队员的严辞作证，才洗却了这伙人强加给习仲勋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

    一九三三年七月，得知王泰吉起义的消息后，习仲勋十分激动。当他知道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更是十分焦急。尽管他伤口还末痊愈，他立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句邑三支游击队到让牛村去迎接。当天傍晚，在薛家寨下的绣房沟，习仲勋和王泰吉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习仲勋握着王泰吉的手。真诚的说：“泰吉同志，欢迎您！党和同志们都欢迎您和抗日义勇军！”

    “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了党和革命的怀抱里！”王泰吉激动地说。

    “在目前这样艰苦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重大。”

    “你看看，才带来这么一点人。”王泰吉自责地说。习仲勋宽慰地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提高了，想跑的跑了。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就好大发展了！”

    习仲勋以博大的胸怀冰释了王泰吉的疑虑。两位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在日后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和游击队政委习仲勋担任执行主席。会议根据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照金根据地的一、三、五、七、九、十一及淳化、句邑等十二支游击队等多支革命武装汇焦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各币中武装力量联台起来、一致行动的正确决定。对加强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陕西警三旅五一一团孙友仁部联台周围各县民团，以张彦宁、陈克敏为前锋，向我根据池大市营一薛家寨发起联合围攻，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组织上一方面坚守薛家寨，另一方面决定部分边区领导先期撤离薛家寨。习仲勋和黄子文刚刚走到薛家寨山梁下，敌人就占领了薛家寨，游击队不得不撤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薛家寨被敌人占领后，整个边区一片白色恐怖，敌人杀害了农民领袖、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习仲勋则利用良好的群众关系，白天隐藏于深林之中，晚上仍深入到革命群众家中，做群众工作，鼓励边区群众坚定革命斗志，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开展对敌斗争。十月下旬，敌人的民团每天都要派人到根据地进行搜查清剿，边区群众逃亡很多。习仲勋不得不离开自己倾注了很多心血的照金革命根据地，经牛村河、八里庄、马恩镇回到家乡富平的南李村。在南李村，由于反动民团也在频繁清剿，他不得不白天钻进稍林里躲起来。在这里，他的干妈王俭老妈妈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老妈妈经常在半夜里将习仲勋叫回家吃饭，有时还设法弄亲白糖和猪耳朵送上山，给习仲勋补养身体。老妈妈还给习仲勋做了一身买卖人的衣服，让南来村的秦老六背上褡裢，把习仲勋的短枪和子弹装进褡裢里，扮作生意人，把习仲勋送到了让牛村、高山槐和七界石，找到了在这里打游击的从薛家寨退下来的张秀山和吴岱峰同志，重新回到了部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后，习仲勋北上台水县的莲花寺，离开了照金，开始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又一革命生涯。

    习仲勋的百姓情怀

    一九五九年春天，正值“大跃进”运动的关键时期，时属铜川市小丘公社的照金田峪大队，为了加快“大干快上”的步伐，由村党支部决定准备购买一辆马车，来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需要。时任大队支书的老游击队员潘西顺正在外面开会，他稍加思索就欣然同意了村党支部的电话请求。他考虑到，这样不但可以加快各种工作的步伐，而且，空余时间又能背靠照金螺矿的有利条件跑跑运输，增加焦怖经济的进顶。这一年实行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特殊的产权制度，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原亲“左”的农村政策也开始出观了改变和松动。

    几经周折，购买马车的大队会计和一名刘姓介绍人(原籍河南)，就匆匆踏上了东去河南购买马车的征程。事情办的相当顺利。正当会计准备交付八千元马车款时，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河南省偃师县公安局突然出现，不但没收了全部购车款。并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拘押了两位老实地道的农民。消息传回后，潘西顺十分着急，急忙给他的老领导，时任铜川市副市长的林忠保打电话。林忠保副市长也立即以市政府名义进行了多方协调，打电话说明情况并发去了相关信函和有效的证明村料，但过了几天偃师方面还是杏无音讯。事关重大，潘西顺不得不亲自出马。拿着省、市、公社的各项证明匆忙奔赴偃师。

    到偃师县的潘西顺一吊就是四、五天，他找了县公安局和县法院，甚至找到了洛阳市人民法院，但各个部门相互推诿。还是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偃师县县委书记更是百般推诿，官僚气十足，不是几天见不着人，就是碰见了人又常常以“有别的重要事情”为理由进行搪塞。忙碌了几天，事情毫无进展。

    在偃师县一住就是十几天。眼看所带的几十元盘缠将花费殆尽，看到同室的一个山西的采购员在向家里写信，本已六神无主的潘西顺突然眼前一亮。他在想：何不给当年在照金边区战斗过的老领导写封信。看看他们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棘手的问题。想到这里，他不会写信，他又发了愁。他只好去求教那位山西采购员，好在这位需购员没有推辞，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由潘西顺老人口述，由那位幕购员执笔，他们一口气向在河南、陕西省、市工作的三位老上级老领导写了信。最后，他想到了曾在照金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习仲勋同志。这时，习仲勋同志已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学西顺开始时顾虑重重，但想到习副总理在照金时平易婆全的工作作风，思想斗争了几次，潘西顺还是让需购员郑霎其事的给习仲勋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请求习副总理过问一下。

    发完这些信件以后，潘西顺便忐忑不安地回到了照金。想到习副总理每天要在百忙中处理外事国事，他对最后一封信并没有抱多大希望。还生怕节外生枝，惹出其它事端。谁知信发出约七、八天，前面几封信函均尚末回复，而让人十分惊喜的是，他就蒂幸地接到了习仲勋副总理委托秘书张志功同志回复的信件。信中告诉他事情已经知悉，同日寸还邀请潘西顺和习仲勋同志在照金小崖子的至交于德水一同去北京叙旧。

    潘西顺和于德水稍加收抬，便匆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一想到要见到分别多年的老领导、老战友。两位老战友心里也轻快了许多，甭提内心有多高兴了。大约在第三天下午，就顺利地到达了北京站。当二位拿着张志功寄来的书信找到国务院招待所时，张志功秘书早已安排好了他们二人的食宿。事后他们才了解到：细心的习仲勋副总理早就叮嘱张志功秘书安排好了他们二人的衣食起居。吃过晚饭后，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一再叮嘱他们二位不要外出。大约到了晚上七点钟，一前一后亲了两辆轿车。张志功秘书安排他们坐在后面那辆末开灯的轿车上后，就匆匆坐上了前面那辆车。车子行驶了一会，大约到了人民大会堂才停了下来。车灯一亮，他们就激动地看到了坐在前面的哪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

    “你们来信所说的事，我已经安排张秘书为你们办妥了。”习仲勋操着浓重的陕西口音的一句话。顿时使他们轻松了许多。

    “现在听说下面的有些人官僚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办事效率低下，你们受委屈了。”习仲勋同志紧接着严肃地说。“是不是感到有些‘阎王爷好见，小鬼难缠’的感觉。”习仲勋副总理又半开玩笑而风趣地说。

    再一次聆听到老领导的声音，两位老同志激动的半天也说不出话亲。

    看着干哥于德水苍老了许多，留了很长的胡子，习仲勋副总理风趣地说；“你怎么又把那撅巴胡子留下了？”“都快多半截子入土的人了。”看着习总理还是原来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于德水嗫嘘地回答。习仲勋副总理随后亲切而幽默地说：“你这个当哥的不能人士，你要入土了，我一定要给你烧上两桂香才对。”几句校为普通的话语，顿时拉近了领袖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于德水和习仲勋的交情要追溯到一九三二年十月份，这年于德水曾给习仲勋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特务队带路，从照金老牛村到三原武字区。一九三三年七月，身为照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带领政治保卫队到安子坡开会时，遭到了叛徒陈克敏的伏击而受了重伤。正是于德水、黄金荣等游击队员把他送到薛家寨养伤。后来，习仲勋到牛村去养伤时，差点被白军问出破绽，幸亏随同的于德水掩护，以习仲勋是他家雇佣的小工和放牛娃为由。才骗过了敌军的岗哨及特务的盘查，顺利地治愈了伤口。习仲勋副总理刚刚瞎同周总理接待完外宾，要同刘少奇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云南少数民族的汇报演出，稍有空闹，他就让张志功秘书接来他的两位老朋友看节目。

    看到和蔼可亲的领袖，老领导，老朋友，其和国的“管家”之一，在百忙之中抽空接见他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两位老同志异常激动。台上丰富多彩的节目没有看好，倒是共和国领袖们宽阔的背影，成了两位老人终生向人们津津乐道的无限幸福的回忆。

    在北京的十七天里，在习仲勋副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张秘书安排他们参观了天安门、北海、香山、长城等风景名胜。一有空闲，习仲勋和夫人齐心还邀请他们多次在家里做客。吃饭期间，习副总理还经常问一些基层的情况，有时候神情也异常严肃……。他多次叮嘱“潘支书”(习仲勋亲切地称潘西顺为‘潘支书’)：“不管任何日寸候，都要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亲做好各项工作。”时隔五十多年了，潘西顺老人回忆起往事时还牢牢铭记着习副总理的这句淳谆教诲。他回忆起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对他们像亲人一样关怀，和他们这些老百姓频频碰杯：回忆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回忆起身为国家领导人。一日三餐的朴素生活……。老人还回忆起习仲勋同志曾指着他的小女儿说：“她是在延安桥儿沟出生的。所以叫桥桥一……。”每当回忆起这些，老人异常激动，常常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老人还回忆起后来习仲勋同志受到陷害时的一些情况。大约在一九六三年，中央曾派熹了所谓的习仲勋专案组的两个外调人员，分别找到了田德发、于德水、潘西顺等老游击队员，调查所谓的习仲勋“叛变投敌”的问题。所有老红军、老游击队员们都异口同声地给了外调人员斩钉截铁的回答。当外调人员在芋园威胁老红军田德发时。他更是拍亲而起，厉声呵斥这帮人：“你们要给我玩舱吗？我玩枪的时候你们这些毛孩子还没出生哪！要开舱向沟里面走，别吓了我的屋里人和孩子！”这些老革命们以对革命的忠诚和在革命征程中建立起来的浑厚的友情洗却了强加给习仲勋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保护了习仲勋同志。据潘西顺老人讲：外调人员见毫无收获，又在他这个基层干部身上找突破口，让他谈谈和于德水去北京和习仲勋“勾结”的所谓情况。潘西顺老人机智地告诉这伙人：习仲勋同志是接见了他们，他们是住在国务院招待所，但一天四角钱的住宿费和一天三角钱的饭钱是他们自掏腰包的。这些想借小事情做大文章的人终于在照金碰了壁。

    当年习仲勋同志反复叮嘱张志功秘书给他们一人送了一瓶茅台酒，并为他们买了火车票。当潘西顺想起他回来以后也想给习副总理寄两升他当年在照金最爱吃的苞谷胗的事情时，他深感内疚。他回来后的几年里，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习仲勋同志因所谓的《刘志丹》小说问题受到了康生的诬陷和迫害，他们也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和弹压。习仲勋同志没能再一次吃到他战斗过的照金革命根据地香甜爽口的苞谷胗，使他深感遗憾。

    一九九三年六月，省、市、县在照金举行照金革命根据地成立六十周年纪忿活动时，时任田峪市寸顾问的潘西顺。惊喜地看到了参会的人流中习仲勋夫人齐心带着女儿桥桥的身影。他在远处试探性地嘁了一声：“桥桥！”齐心和习仲勋的小女儿桥桥立即回过头，循着声音一眼就认出了他。齐心亲切地喊了一声：“潘支书！”，并和他亲切地握手交谈。临了，桥桥还给了他一张名片。让他有事联系……。潘西顺激动地跑回家。迅速准备了二升苞谷胗。他想让她们给习仲勋同志带去……。当他三步并作两步再次跑到会场时，会场早已人去楼空。就这样，又一次错失了给习仲勋同志送点爱吃的机会……

    习仲勋同志已经逝世六年了，潘西顺老人心里充满了浓浓的思念之情。他常常念叨着，习仲勋同志再也吃不到他要送的苞谷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