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分两路撤出武冈，经三天三夜突围急行，抵达湘、桂边新宁地区。

    一些红七军的老战士追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武冈作战失败，部队士气大受挫折，在撤退途中人员又跑散了不少。谁知在新宁刚一落脚，又陷入湘军的包围圈。虽经奋力突围，击溃追敌和民团，但也使部队受到较大的损失。面对湘军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决定：向桂东北的资源地区撤退。途经湘、桂交界之地“八十山”时，又遭到湘军重兵围堵，难以突破。于是红七军前委和兵委便又决定：绕开资源，翻过越城岭山脉，沿湘江北岸向桂境的全州突进。

    1931年元旦，红七军进入全州境内，当晚在会龙铺宿营。经侦察，发现全州城守敌不多且毫无防备，红七军即于1月2日夜攻克了全州。

    1月3日，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案，围绕

    “红七军发展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红七军北上，本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柳州、打桂林的命令，以便最后夺取广州。经过桂、湘边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转战突围，屡屡与敌遭遇，战四把、打长安、攻武冈……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粮弹匮乏，再加上地域生疏，情报不准，没能攻下一座城镇。而部队衣食无着，饥寒交困，加上长期行军和频繁作战，部队减员严重，开小差的很多，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

    此时，部队中的失败情绪很深，对部队的行动方针和中央要求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的命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眼下，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围堵，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何言去攻打柳州和桂林？还有何言奢谈那个“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高调？

    邓斌、张云逸、李明瑞等主张立即放弃攻打柳州和桂林的计划，此计划对于红七军已经根本无从实施无法实现。

    邓斌说：“部队几经苦战，减员过半，而且粮弹奇缺，极度疲劳，若再照此计划，再长途跋涉去攻打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张云逸说：“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红七军就会被拖光拼光！况且，原来攻打柳、桂之目的是开辟通往广州的道路，现已绕过桂林到达全州，可以穿过湘南进入粤北，故此攻打桂林已没有必要，而且是一步‘臭棋’。”

    李明瑞说：“有兵有粮有地盘，什么都好说，也好办。而眼下我们只剩下三四千人了，再打回右江已不可能，但照这样既无后方又无兵源粮源的东突西奔也决非长法。当务之急，是要定准我们的去向。”

    在严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实际上已过时了的“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终于低下了威严高傲的头颅！

    会上，委员们看到邓岗的脸上出现了难以想像的变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色青灰，蒙着一层悲苦的暗云；干裂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哆味着，扭歪着，饱蕴着一派莫名的羞怒；眼眶塌陷很深，布满血网的眼眸散射着黯淡的红亮；他倾听着大家的发言，像一位被提起讼诉者到庭听讯，却一言不发。

    执行中央命令的挫败，给他这位年轻气盛的中央代表的打击多么沉痛是可想而知的。他隐约地意识到：这大概就是命运的作梗与嘲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看来并不是单凭意志、忠诚和一腔热血就能强求其成的。作为中央代表来到红七军是要尽他的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组织赋予他的历史使命，除了他希望用自己的热血和号召力唤起红七军英勇奋战，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之外，他还有什么可求呢？当然，他希望荣誉、威望和尊严，只要努力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甚至成为巨人。但这些都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伟大的成就，才能得到才能实现的啊！却没有想到开局不利，连连受挫， 这大概就是“命厄运蹇”之说吧？当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者是不相信这个，但惨痛的事实不能不使他有点相信。

    他明白，自从河池出发，打长安攻城失利后，他的中央代表的权威已经开始产生根本的动摇。无条件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大概也就是陈豪人和龚鹤村，而陈豪人这位年轻的军政治部主任虽然当了兵委书记，但在军事上是无足轻重的。自打武冈失败，龚鹤村已开始转向，有时总眯起眼睛瞧他，眼神里隐含着一种酷似上当受骗后的悔恨之意。

    他本想为自己辩解什么，把一切挫折看成意外的客观原因。但这时他稍稍有所顿悟：自以为是，自行其事，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或者叫着通病，被这种错误或通病葬送的不仅是一般常人，而且还有许多伟大的人物。他把嘴绷得紧紧的，只有洗耳恭听大家滔滔不绝、多是批评甚至指责他的发言，他好像是一位列席会议的代表，又好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他的心情处于极端复杂的状态，泛起一缕不可言状的失意、空虚和沮丧。

    “邓岗同志应该对七军受到的损失和挫折负责任！”龚鹤村的发言火药味极浓。

    “现在看来，我们撤离右江根据地是个极大的错误！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此我做深刻检讨，我提出辞去兵委书记的职务 ”陈豪人又习惯地摘下近视眼镜擦来擦去。

    李谦、许卓、余惠等委员的发言也火力十足。

    邓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愤然离开会场，他那似乎再也沸腾不起来的血液里浸透了失意的悲凉……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

    一、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的任务；

    二、迅速改变硬打攻坚的战略；

    三、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扩充队伍；

    四、部队在全州稍事休整后，经湖华、江华出连州、粤北，至粤湘赣边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

    会议还作出决定：撤销兵委。撤销对雷经天的一切处分，恢复其党籍。

    清冷的月色给邓岗一种凄楚之感。他坐在荒凉而空茫的城垛上，对陈豪人说：“有时候，我觉得月色的善良温和像一个婉致的少女，而如今，这月色就仿佛一个年老的海盗，虽退守到这砖墙的角落，而他的眼睛冷森森地闪着幽光，手里还握着年轻时砍钝了的水手刀 ”

    陈豪人听出了什么，便直白他说：“你的比喻看似优雅，却使人感到很冷酷。我在会上对你没有丝毫的恶意，我只是作自我检讨 ”

    邓岗没有理会，继续谈他对“月色”的体会：“哦，那把水手刀！在夜幕下四处游动，终于把我的胸腹剖开，冷漠的月色夹着古旧的城他猛然涌进我的胸臆，五脏六腑纵是被扯碎，但流淌出来的却是鲜红的血 ”

    陈豪人说：“是的，你来七军并没有错，只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我们执行中央的命令显然收获的不是成功啊！”

    “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来。”

    “也许，中央的决策确有失误 ”

    邓岗怀疑地瞅了他一眼：“怎么，你由此怀疑中央？”

    陈豪人脸泛愁云：“我只是私下这般琢磨，两年前，面对蒋介石的大清党和屠杀，中央上层不就出现过盲动冒险的错误吗？很快被纠正了。”

    邓岗不置可否地沉吟了一声，然后又深长地叹了一声：“山重水覆，路途遥遥，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全都断隔，中央一概不知七军的行踪和这里发生的一切 ”

    陈豪人不禁惊异地问：“你想离开红七军？”

    邓岗没有作答。

    朦胧的月色里有一个人影由远渐近地晃动着而来，很快便听到登城垛的脚步声。是邓斌。

    “噢，你们俩都在这儿赏月呀！”

    邓岗沉默不语。 陈豪人也沉默不语。

    邓斌直言不讳他说：“邓岗同志离开会场，要大家好难堪哟！面对当前的困境，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嘛！”

    邓岗的脸上挂着掺有几分凄苦而又焦的的微笑，嘴角抽搐起来，散淡了的委屈、怨忿之情重又在胸中泛滥开来。他伸手将一根爬攀上城垛的枯藤折断，就仿佛听到自己体内纤维的断裂声。他终于开口说话：“我准备明天离开全州”

    邓斌忙问：“为什么？”

    邓岗说：“既然中央派我来七军，既然是这样一种局面，我只好回上海复命，作个交待。” 是啊，他初来乍到时的那种以勃勃雄心、激情满怀、刻意筹划、大刀阔斧地带领红七军要干出一番伟业的壮举，只不过是一场“空悲切”的梦境。

    “是走是留，随你。”邓斌不便再多说什么。

    此时，夜已经很深很深，半轮残月栽下了城垛，夜雾从旷野慢慢蒸腾浓重上来，渐渐把远的山峦、树木，近的古城楼、砖墙、连同仨人的身影也吞没了中央代表，邓岗离开了红七军，从全州走了。

    不久，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离开了红七军，走了。

    据邓小平回忆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邓岗和陈豪人走后，“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就此结束。

    邓小平说：邓岗和陈豪人，对于在红七军中推行立三冒险主义，对于红七军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只是坚定的推行者。对于红七军的遭遇，他们要负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

    邓岗离开红七军，前往上海途中，被留在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秘书长，后任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干事、秘书、代理部长。1932年10月10日在大南山作战中牺牲，时年28岁。

    陈豪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此后便在上海、福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统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于训班主任，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等职。1940年8月13日在福建崇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3岁。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邓岗和红七军领导人的陈豪人，虽然在红七军推行“立三路线”，犯过错误，但纵观其一生，仍不失为革命的一生，有功于党和人民的一生，而且最后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