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撤出的时候，一片混乱。跟贺龙一起撤退的是刘伯承、林伯渠、彭湃夫妇等。跟追兵打过几次小的战斗后，只有二三百名士兵了。到了神泉港附近的一个村落，贺龙要部队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坚持斗争慢慢再转回湖南，等他到上海后再与他们联系。

    贺龙等几个领导人与部队分手后，即由彭湃带到一个地下关系人家，换装扮成广东的老乡和中小商人模样。

    当时一起走的徐以新还是小孩，他舍不得丢掉红领中。刘伯承见了，对他说：“我的小老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留这个？”这是很危险的，徐以新只好丢下。

    彭湃对这一带很熟，他领着贺龙一行人到神泉港后，又通过地下关系，租到一条可载百十人的大渔船，在海上又走了三四天到达香港。

    进港前，贺龙他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把枪支都扔到海里去了。那一刻，他们的心里都在流血。

    聂荣臻和叶挺则没有贺龙那样顺利，他们始终跟在周恩来旁边，混乱之中，抬担架的也跑了，只剩下两个卫士，他们轮流背着周恩来，有时由叶挺或聂荣臻搀扶着走。情势非常危险，因为这5个人中间，惟一的武器就是叶挺腰间的那一支小手枪，其他人都是赤手空拳。

    周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嘴里时时在喊。他们尽量避开大路，可是小路又不熟，走走停停。好在彭湃在这里工作多年，群众基础好，农民明知他们是起义军下来的，仍热情接待，给吃给喝。在农民的帮助下，他们找到逃到这里的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

    杨石魂是当地人，曾在中央工作过，与周恩来、聂荣臻都很熟。聂荣臻也就不客气了，当即提出：“石魂同志，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对吧？”

    杨石魂很痛快，没有推辞：“你们放心，只要我在，就丢不下你们。”他又俯身摸摸周恩来的额头：“哟，这么烫，赶紧找个地方！”

    当晚，他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叫黄厝寮的小村，隐蔽在区委书记黄秀文家中。点亮灯后，黄秀文才看清周恩来有些发黄的脸，和高高耸起的颧骨，他已经瘦了一圈。房子里只有一张大床，地下临时准备了一张草铺。

    黄秀文有些过意不去：“地方太狭了，请首长们在这床上休息。”

    周恩来坐在床沿上：“没关系，这就很好了。”

    第二天，风雨大作，海里浪涛翻涌。黄秀文进来时，发现周恩来没有吃饭，脸色红得厉害，便不安地问：“周恩来同志，你病了吗？”

    “有些不舒服，但不要紧。”

    杨石魂焦虑他说：“周恩来同志发烧很久了，昨天过度疲劳，今天发热得更厉害了。”

    正在房子里徘徊沉思的叶挺，突然转过脸问黄秀文：“你能找得上陆丰县委的关系吗？”

    “找得上。县委设有秘密交通站。”

    “那么秀文同志，请你一面向县委报告，设法请个可靠的医生，替恩来同志治病；一面派人雇船只，等风浪稍停，就启帆去香港。”叶挺说完，回头征求周恩来的意见，“你看好不好？”

    “雇船很好。不过请医生的问题，我看不要麻烦县委了吧。我的病并不要紧，行军打仗都能挨过来，何况现在的环境总算安定得多了。”

    周恩来说着坐了起来，好像是要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支持。“不行， 你已给病折磨够了，应赶快诊治！”叶挺毫不改口。一旁的聂荣臻、杨石魂也都劝着，周恩来只好同意黄秀文给县委打报告。

    下午，周恩来的高烧稍退一些，他就叫黄秀文找县农协的负责干部，和一位工农革命军的中队长到他的住房来，他要了解这里的农运及武装斗争情况。

    县农协的同志告诉他，几天前，二十四师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领下，甩开了敌军的追击，经过新田、河口，现已安全抵达海陆丰的褐石溪和中峒了。

    周恩来略感欣慰：“这就好了，革命军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南昌暴动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点起来了。”

    也许这是周恩来此次领导起义的切肤之痛——1944年3月，他曾提出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3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病中的周恩来在诊治这场风暴。

    第4天，黄秀文得到县委的通知，要他护送周恩来到革命基础很好的溪碧村去医病，那里有一个可靠的中医先生。这天晚上，他备了一乘轿子，送周恩来到县委早已布置好的接头地点。聂荣臻、叶挺等人也都跟着去了。

    过了四五天，天还没有亮，他们又回到黄秀文家。但是周恩来的病状并未见好，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早点到达香港就医。可天公不作美，暴雨虽然停了，狂风却依旧卷着巨浪，猛烈地扑打着海岸。没有办法，只好再住几天。

    黄秀文的父亲是个一辈子受苦的人，看到这些人背井离乡，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天，他去买了一条3斤多重的鲜鱼，高兴地做好端进房子里。

    叶挺一见笑起来：“哟，老大爷，怎么买鱼呢？你家并不宽裕，再说，咸菜已经很好吃啦！”

    老父亲说：“你们工作担子重，这位同志又害了病，不吃点鱼壮壮身子哪能行呢！”

    周恩来很不过意：“你年纪大了还要照顾我们，我们身体并不坏，你太关心了。”他指了一下鱼盘，说：“菜做好了，那就请你送一盘给老太太尝尝，你也来这里吃。”

    老父亲拗不过周恩来和叶挺，只好坐到饭桌旁，但筷子总是夹咸菜。

    周恩来就夹起一块鱼放在黄秀文父亲的碗里。

    叶挺也对两个警卫负说：“怎么，你们也拘束了，打它一个冲锋吧！”

    惹得大家都笑起来。他们走后老人才知这是两个“大官”。

    大约住了半个月的时间，船工来通知说可以出海了。大家都很高兴。傍晚时分，黄秀文又雇了一乘轿子将周恩来抬到船上。动身前，他们向他父亲道别，千谢万谢。老父亲也为之动情，祈祷着：“老天爷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开船了。天空灰蒙蒙的，海涛在咆哮。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5个人将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风浪之中，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

    聂荣臻怕被晃到海里去，找了根绳子将自己的身体拴在桅杆上。

    叶挺直笑：“亏你想得出。”

    小船在海上整整颠簸了两天一夜，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驶进了香港的鲤鱼门，在铜锣湾的海面靠了岸。

    下船后，杨石魂说：“你们在这里照看恩来同志，我去找省委联系。现在广东省委在香港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