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策划的“神谕”方案，遭到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基本立场惊人一致的强烈反对。

    （马尼拉一台北一华盛顿，1954年9月3日—1955年2月7日）

    约翰·杜勒斯不止一次到过马尼拉这个美丽的城市，他觉得，热带雨林植物，火山岛屿景观，棕色皮肤的居民，成为这个太平洋岛国不可或缺的美的元素。二次大战后他来到被美军炮火夷为墟圩的马尼拉时，曾经惊异海湾边上那座美丽而古老的马尼拉饭店为什么能奇迹般在战火中保留下来；据说那是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是该饭店的董事，并在顶楼上拥有一套神秘的房间。这次他来到马尼拉，使他惊异的是黄皮肤的华人在这个岛国上为什么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具有美国财团巨富背景的菲律宾食糖大王们执掌着岛上的政权，而华人家族则操纵着高级金融。在家财达数十亿美元的四十个家族的核心圈子里，至少有十个华人家族居于最高地位。他最近经常在思考华人问题。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选择他来担任国务卿，使他置身于白宫权力中心的位置时，大陆上那些共产主义意识化了的中国人，就特别使他觉得困惑与激怒。

    九月三日共产党中国人炮击金门时，杜勒斯正在马尼拉开会。美国、英国、法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巴基斯坦八国代表在马尼拉聚会，讨论与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本来他觉得没有台湾参加是件遗憾事，台湾蒋介石是个反共坚定的斗士，考虑到需要英国参加签约，而英国已在一九五零年承认了大陆新中国，不便再和台湾当局结为军事同盟，两相权衡，大多数与会国还是主张舍台而取英，所以这一个以反共为目标的军事同盟条约，未让台湾当局加入。蒋介石当然十分不悦，只能无可奈何而已。

    杜勒斯得到“九三炮轰金门”消息后，立即让驻菲律宾使馆加强与白宫联系。华盛顿与台北方面都给他转来了金门炮战的情况报告。第七舰队也奉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上将的命令离开马尼拉湾进入待机位置。白宫还通知他，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采取一个明确的决策，希望他赶回华盛顿参加。他自己觉得，回国之前时间允许的话，可以飞赴台北会见蒋介石，了解情况及听取蒋的意见。据美国人比尔的《杜勒斯传》写道，杜勒斯在马尼拉那几天，用“相当多的时间和心思”来研究全门问题，并就此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上将进行了商讨。

    九月八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刚刚签完字，他就急匆匆启程飞往台湾。九月九日，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与他见了面。他知道蒋介石会对台湾被排除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之外而不悦，于是就主动说：“美国在努力创造一种局面，使东南亚各国在本地区如再发生战争时，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昨天在马尼拉签字的东南亚防务条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我希望阁下对此条约不要过分重视。我的公开谈话往往被人误解，我听说我的谈话曾使阁下感到不安。今天我愿向阁下保证：美国决无意抛弃您领导下的中国政府。”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台双边防御条约问题，说：“您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在远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值得称赞的是；我注意到你拒绝参加重新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以及印度支那分裂后你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度过危机而取得辉煌成果。可是，说到这里，我也愿意指出，近来美国政策从整体上来说有些犹豫不决，缺乏主动性。如果美国对台湾采取一种果断政策，我断言，没有哪个非共产党国家会再主张接纳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国，或托管台湾。台湾的局势也会稳定起来。实际表现这种果断政策，就是签订拟议中的中美双边协定。各界人士认为你此时访问台湾证明美国政府重视台湾。然而，如果你离台时竟未签订东亚安危之所系的双边协定，如果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签字之后而对中美条约不做出决定，从有识之士看来，美国的远东政策将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有效性也将是个疑问。美国已和以前的敌人日本签订了双边协定。美国和南朝鲜、美国和菲律宾也有类似的协议，而对中国，一个战时的盟友，美国却反而不愿建立这种主要是政治上的和道义上的关系，这是使人不得不感到遗憾的。”

    蒋介石焦急地提出了在杜勒斯离开台北之前就要签定台美双边协定，已经表现得过于急不可耐了，确实有点顾不及起码的外交礼仪了。

    杜勒斯对此的反应是十分冷淡的，表示托辞要走。他说：“很遗憾，由于时间短促，我不能就此问题与阁下进行详细讨论。五分钟或十分钟后我就要离去。我不禁感到，这里对条约的效力估计得有些过高。我记得在马尼拉，菲律宾人认为，他们的受益不如台湾。台湾有第七舰队协同防御，一旦遭到中共袭击，美国海军、空军立即投入行动。我抵台湾得到的印象是，这里认为条约有助于安全，而订有这种条约的国家则认为台湾享有更大的安全。”

    蒋介石只好说：“美国目前的政策和态度固然不能说不对，遗憾的是，美国在行动上表现不积极，不主动。据我看来，美国的亚洲政策缺乏明确的重点。关于这一点，希望美国予以纠正。”

    杜勒斯与蒋介石的会见就匆匆结束了。

    杜勒斯在台北只逗留了五个小时，就匆匆而去。他在台北松山机场登机离去之前，得到消息：共产党人对金门实施了更猛烈的炮轰。杜勒斯觉得，好战的共产党人经朝鲜停战后一年多的准备，看来不止于停留在电台和报纸上空喊，是要动真的夺取金门、马祖等岛屿和台湾了。刚才美军驻台顾问团长蔡斯将军告诉他：“毛泽东集结在上海到广东一线的兵力，足以在几天之内攻克沿海岛屿；中共还认为沿海岛屿事务是自己的内务，而且在朝鲜战争后成为世界第三空中强国而在台湾海峡地区享有空中优势，总有一天会发动对沿海岛屿的进攻，进攻的时间不会拖得太迟。”

    九月十二日，杜勒斯刚刚飞抵华盛顿，就被通知赶到白宫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一四次会议。他尽管疲惫不堪，还没有从长途空中飞行而陷入的时差反应中恢复过来，也得赶到与会。艾森豪威尔总统等他开会。他暗地抱怨给中国人整苦了。

    在这次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再次陈述军方多数派的意见，主张在向国民党提供隐蔽的援助的同时，美国空军可以对这些小岛采取行动，并应获准有充分行动自由，可以袭击大陆的炮兵阵地、机场和船只。但是不动用美国地面部队。

    李奇微和国防部长威尔逊都反对美国在军事上介入外岛。因为，这几个小岛没有太大的军事价值，而介入则至少需要动用一个师的美国地面部队。

    威尔逊更反对帮助国民党防守外岛，理由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台湾无力守住外岛，而要守外岛必须对大陆上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这样一来，无法向美国国内和盟国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在朝鲜、越南与中国作战，却要为了这几个不显眼的小岛而同中国较量。再者，美国没有打有限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的传统，必须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才能进行战争。

    艾森豪威尔在会上压制了军方多数派的意见，表示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承担过多的责任，然后果在那里防守。这位共和党总统说：“各位，我们如果要打总体战的话，坦率地说，我宁愿是和苏联而不是和中国打。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想为了几个小岛在亚洲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从而削弱了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

    艾森豪威尔说罢，将脸转向杜勒斯。这表明该轮到杜勒斯发言了，并希望杜勒斯拿出一点新东西，不致于使这种美国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开了几次都无进展，都停留在军方多数派要介入外岛而总统把它否决的格局里。

    艾森豪威尔是十分倚重于杜勒斯的。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一个人不管多伟大，就其个人而言，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在千千万万其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办成事情。艾森豪威尔认为，总统领导的主要作用是挑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并且和他们一起共事。他要的是有能力的、经过考验的工作人员、敢想敢干的人。在挑选他的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时，私人友谊根本不予考虑，艾森豪威尔连一个老朋友都没有选用。艾森豪威尔组阁考虑挑选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和杜勒斯并无来往，只是俩人曾在一起制订过共和党纲领中的对外政策要点。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某些好战言论，尤其是关于解放共产党卫星国，以及“大规模报复”的思想感到遗憾，但是他赞赏杜勒斯是敢想敢干、富于创见性的人。艾森豪威尔还对杜勒斯对世界事务的渊博知识，有深刻的印象。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对人说：“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比杜勒斯到过全世界更多的地方，同更多的人谈过话和知道得更多，这个人就是我。”

    杜勒斯接着发言，没有辜负总统的期望，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杜勒斯说：

    “前天我在台北的时候，共产党人用他们对金门最猛烈的炮轰来检验我的神经是否健全。我在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上一直在考虑这几个使我们头痛的小岛问题。我们如果对共产党人的试探示弱，最终可能在更加不利的状况下被迫与对手开战，而且蒋介石国民党从外岛的退却，将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防守外岛将使美国卷入与大陆中国的战争，从而遭到除了李承晚、蒋介石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一部分美国人民的谴责。”

    于是，杜勒斯建议把沿海岛屿的局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由安理会做出一项维持现状的决议。如果美国政府现在不通过国会而直接对外岛局势进行干预，那么在国内就会遭到反对，而如果美国政府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行动，那就能获得国会至少是国会领袖的同意。美国政府将得到现在得不到的权力。

    杜勒斯说：“在安理会讨论这个提案时，如果苏联否决这个提案，美国国内及盟国的舆论就会变得对美国有利；如果苏联接受这个提案，那将是一系列稳定远东局势的步骤的开始。我们也就不必再面对丢失金门的问题了。我考虑到，对这样一个议案，国民党蒋介石可能会感到不快。蒋介石应该想一想，通过这个议案，要比孤立无援被共产党打败好得多！”

    杜勒斯这个建议是在美国面对沿海岛屿局势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的折衷方案。它的要害是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前提，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沿海岛屿；可是，它本身就反映出美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矛盾性。杜勒斯自以为自己的提议很高明，既免去麻烦，又能达到目的。可是这个提议实质上干涉了中国内政，提倡“两个中国”命中注定要遇到障碍。

    艾森豪威尔表示完全赞同杜勒斯的建议，并强调要争取美国国内和世界舆论的支持，还要求军方继续保持戒备。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一四次会议之后，杜勒斯经过紧张活动，在英国支持下，新西兰同意出面在安理会上提出这项议案。

    这个方案被取名为“神谕”（oracle），杜勒斯将自己的主意比喻为神的谕示，其结果是讽刺性的，“神谕”方案在台湾海峡两岸都碰了大钉子。

    十月上旬，为了安抚台湾当局，使美国的“神谕”方案由新西兰提出后能顺利在安理会通过，艾森豪威尔在原则上同意与台湾当局缔结共同安全防御条约。

    十月中旬，杜勒斯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专程由华盛顿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谈，主要是希望蒋介石能够接受“神谕”方案。罗伯逊和蒋介石就新西兰提案、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条约是否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等问题，进行了三次会谈。

    关于新西兰提案，蒋介石强烈反对将中国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主要原因在于“神谕”提案会导致出现在联合国内“两个中国”的前景，既干涉了中国内政，还危及蒋介石的法统地位。国际上日益增多的要求允许大陆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呼声已经引起了蒋介石极大的不安。蒋介石对罗伯逊说：

    “新西兰人的这个提案只对共产党有利。沿海岛屿停火和中立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接下去就是中共进入联合国，就形成两个中国，然后直至台湾被共产党接管。如果中华民国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于中华民国军队、生活在台湾的老百姓、海外华人和大陆上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在会谈中，陈诚和张群趁机提出同美国缔结一项包括沿海岛屿在内的双边条约作为先决条件。

    根据美国近期解密的档案材料，罗伯逊与蒋介石经过七个小时的谈判，记述了蒋介石的立场如下：

    1.蒋介石希望不向联合国提出此项建议；

    2.如果新西兰提出建议，最好同时或事先宣布美台正在进行双边防御条约的谈判；

    3.台湾当局希望在联合国对“神谕”方案投票之前签订条约；

    4.如果新西兰提出建议，且美台宣布正在进行双边条约的谈判，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反对该建议，但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时等看共产党的反应。

    蒋介石既对“神谕”方案保留自己的立场，又希望在联合国对“神谕”方案投票之前美台双方签订双边防御条约，还表示要等着看共产党的反应。这表明蒋介石亦有自己的算盘，藉此促进美台双边条约早日签订。

    美国为了既定的设想，加快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进程；十二月二日，杜勒斯和叶公超代表美台双方在华盛顿签署《美台共同防御协定》。

    “神谕”方案尽管曾遭到蒋介石的反对，杜勒斯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努力。在一九五五年新年过后台海战事又趋紧张，解放军加紧准备进攻大陈岛时，杜勒斯又活动英国和新西兰代表积极准备向联合国安乓会正式提交此案；与此同时，杜勒斯还通过各种渠道劝说蒋介石接受这个方案。

    蒋介石对这项方案深为不满，蒋致电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指示：“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井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蒋介石还授意叶公超外长对于提议中的停火决议提出三条反对意见：不同意“和平解决”的提法，以避免造成与共产党谈判的印象；不同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不同意在议案中对台湾当局使用“要求”一词，认为这样做没有分清“侵略”的责任。叶公超还希望美国驻联大代表在辩论中明确表明美国将继续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并否认“两个中国”的概念。

    一月二十八日，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在美英两国的支持下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敌对行动》提案。台湾当局代表蒋廷黻并不像蒋介石曾向罗伯逊副国务卿表示的“将不反对而保留自己立场”，蒋廷黻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苏联代表针对新西兰提案，提出关于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一月三十一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首先讨论新西兰的“神谕”提案，然后讨论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到会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二月三日，周恩来总理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新西兰提案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仍然赖在联合国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都是无效的。

    二月七日，蒋介石在台北一个会议上讲述国际形势，说只有伸张国际正义才能克服侵略危机；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中华民国”不能容人割裂，联合国要大陆政权停火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除非审判侵略朝鲜、中国的苏联，否则联合国就丧失了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大陆必须光复，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表态。

    杜勒斯策划的“神谕”提案，遭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词语有所不同却基本立场一致的强烈反对。周恩来与蒋介石虽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对“神谕”方案所持的共同的基本立场就是：反对“两个中国”。

    “神谕”方案遭到抵制与拒绝，安理会只好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也就以不了了之。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海峡两岸相互敌对的国共双方，尽管还在海边作战；但是，在涉及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上，第一次表现了惊人的一致。

    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美国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为中美两国公报草案进行会谈讨论，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因而陷入僵局，成为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当时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时，他将助手洛德扯离座位，到会议厅的一个角落去商量了好一会儿，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基辛格重新入座后，对周恩来说：

    “美方的提法换成这样：‘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

    基辛格事后承认，这句话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摘自美国国务院五十年代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记述的就是杜勒斯所策划“神谕”提案从制定到流产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