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重心。
毛泽东曾经说：“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军占据东北，不但可以摆脱我军和根据地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态势，而且可以依靠东北发达的工业与丰富的物产，建设成我党我军巩固的战略基地，并以此为依托，与全国各解放区相配合，坐北面南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斗争，从而使我党我军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蒋介石也曾说，东北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接受东北是“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之一。为此，蒋介石不惜以损害中国主权为代价，来换取苏联承认其在东北的权利和使苏联承诺国民政府将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国民党认为，控制了东北，就可以南北夹击共产党的各个解放区，尽快消灭共产党。
因此，为占领东北，国共两党都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争分夺秒地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
毛泽东早在抗战中期就预计要集中八路军、新四军去东三省
毛泽东早就看好东北这片黑土地了。1942年7月9日，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就曾在一份电报中探讨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集中于东三省的问题。
毛泽东这样说道：“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必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作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一文）
1945年4月，在苏日中立条约中止后不久，毛泽东则更加关注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了。他在批转给晋察冀分局的一项指示中说：苏联中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经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配合苏联。现在即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
这一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又一次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要准备20到25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苏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东三省加热河：作者注）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6月9日，在中共“七大”会议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东北，指出：“东北是很重要，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选举修补中央委员会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及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好更巩固了。”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东北这一地区，这是由这个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从经济地位来看，东北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具有丰富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战略地位看，东北地区背靠苏联，西面与蒙古接壤，东南和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同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因此，如果中共控制东北，就可以变东北为可靠的战略后方，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军四面包围的被动状态，形成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一个革命的总根据地，以支持关内各解放区的斗争。相反，如果东北为国民党所占领，那它就能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关内各解放区。
毛泽东既然如此看重东北地区，那么在行动上，他必然有所表示。1945年8月10日，他给山东罗荣桓、黎玉等人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关东子弟兵“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两天以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山东分局的电报，指出：“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就在毛泽东把眼睛紧紧盯住东北，并有所行动的时刻，传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于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息。条约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苏联允许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中美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还明确表示，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中国。
这一消息犹如一盆冷水迎头泼来，使毛泽东非常失望。他感到东北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还去不去？毛泽东决定还是去。8月1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罗荣桓、黎玉、萧华的电报中指出：“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2500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1500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月22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派人打入满洲开展地方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为迅速争取满洲起见，分局应即抽调大批干部在苏联红军占领旅顺、大连之后，穿便衣到满洲去，进入建立地方党、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如果苏联红军能允许山东八路军部队进入满洲（先去交涉）肃清散敌与汉奸，则应从山东抽调部队用东北义勇军名义进入满洲。
在8月23日、26日两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东北问题时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第7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中又指出：“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先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一切都安排好以后，8月2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负责中共中央工作。
刘少奇及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之经过
1945年9月14日，苏联特使贝鲁罗索夫与曾克林飞来延安，向中共中央通报苏共及斯大林关于中共军队如何进入东北的意见后，刘少奇在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讨论了苏方意见和东北工作。
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对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问题，刘少奇说：可采取三种方法：（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公开撤，秘密又去。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主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4个师到东北，还是去，方针是争取东北。为了照顾苏联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组织武装名义上不用八路军，但须使群众知道是八路军。
最后，刘少奇又提议，为实现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加强东北的领导，成立中共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林枫，当时任晋绥军区政委、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为委员，立即前往东北开展工作。这项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兵贵神速。第二天早晨，新的中共东北局领导成员彭真、陈云、伍修权和增派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便同贝鲁罗索夫、曾克林一起，乘他们来的那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东北。
新的战略部署一经确定，就要狠抓贯彻。9月15日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强大力量。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前去东北。100个团干部的分配为华中20个，山东30个，晋察冀25个，晋冀鲁豫25个。
向全党全军提出新的战略方针，以指导各解放区、各部队的统一协调行动，已是迫在眉睫。
时机成熟了。1945年9月17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写道：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以控制冀东、热河。
中共谈判代表团当天就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说：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又发来电报，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并提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政治局人员分散各地的情况下，全权委托中央书记处、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的意见显然相当重要。刘少奇一刻也没有拖延，立即于当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庆来电和战略方针、军事部署。
刘少奇首先在会上系统发言说，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控制张家口、山海关，使蒋介石军从陆路进入东北不可能。东北海岸只要5万人在渤海湾一段被我们控制，蒋军就上不了岸。东北局已去了，再派5万军队去，同时要各地配100个团的干部，马上就去。准备11、12月在冀东屯集5万兵，在苏军撤退时宣布八路军进东北。各地不要疏忽，还有两月多。15万兵力，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枪支粮食都搞好，我们就能控制东北，这时国共谈判就有希望。因此，我们要当做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方针。会议结束，刘少奇回到住的窑洞，顾不上休息，坐下来一连起草3份电报，连夜发出。
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一）略）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第二、第三份电报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其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其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
毛泽东也是高效率，连夜发来了回电，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部署，并且说，江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做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方针、部署、计划都定下来了，现在就是要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抓落实，一抓到底。
中共军队的大规模战略移动进入实际操作。
驻山东地区的部队在这次战略行动中任务最重，几乎全部要调往东北和冀东。1945年9月20日，刘少奇首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全部力量来完成当前任务，要在两个半月内在东北组织起20万至30万的作战部队，在冀东屯集5万至10万的军队，以阻止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时机紧迫，越快越好。望罗荣桓、肖华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很快到冀东。在林彪未到冀东前，中央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指示，紧急行动起来，迅速组织山东主力部队赴东北。本来林彪在中共七大闭幕后被派往山东，8月25日他搭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延安先到太行山，这时得到中共中央调令，也改道出山海关而去东北。
1945年7月1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纪念“七一”大会上传达党的“七大”精神
9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第二个指示是给中共华中局的。这时华中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是书记饶漱石、新四军军长陈毅。刘少奇指示他们：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苏南及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能迅速向东北开动。
这一天，刘少奇还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正式向山东、华中的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堵截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企图。命令山东军区派3万基干兵团，限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35万基干兵团，限20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
10月6日，刘少奇又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等，到山东后继续率该师兼程北进，开赴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由于任务紧急，组织工作繁重，交通工具奇缺，进度还是跟不上。如此下去，将痛失千载一时之机。刘少奇决定采取断然措施。9月29日，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东北的领导人：山东部队和干部，如从陆路进入东北，两个月也不能到达，那时国民党军队必将进入东北，所以必须不顾美舰巡逻，在胶东和辽东立即采取确实办法，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要在20天至一个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战略任务，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一环。
刘少奇紧盯不放，第二天又追发一电，提出更严厉、更严密的部署：
（一）万毅、吴克华立即带电台及工作人员到海岸附近去与胶东密取联络，接引部队和干部过海，邹大鹏立即带电台到庄河貔子窝一带与胶东联络，收集船只，到胶东接运部队，并筹集粮食。肖华应立即过海，以便指挥全军渡海及渡海后的部署。伍修权立即到旅大与苏军言明我军行动，并与万毅、吴克华、肖华联络。上述各人非至渡海任务全部完成，不派其他任务，并不得擅自离开。
（二）胶东指挥机关立即迁至海岸附近，与万、吴、邹、肖密取联络，全力组织渡海。必须渡过三至四万人，方能打开与支持东北局面。
（三）美军于今日在天津一带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能因此停止，应利用晚上分散上船，一晚到达旅大口外苏军防线内，再沿辽东海岸东行或北行至适当地点登陆。
（四）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望坚决完成此任务。
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部队移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由于东北军情紧急，10月17日，刘少奇又急电林彪，要他率领已到冀东的部队速开东北。与此同时，其他各解放区、各军区也在根据延安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布防。
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与措施
中共中央及刘少奇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与措施。
1、大力加强东北的自卫力量。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先后抽调各解放区的部分主力部队，陆续开赴东北地区。这些部队计有：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师、警备第三旅、山东滨海支队，由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带队前往东北；新四军第三师、冀热辽部队8个团、陕甘宁第三五九旅一部、警备第一旅、教导第二旅等部，共11万余人。
11月底，这些部队已全部到达东北地区。山东军区第一、第二、第七师、新四军第三师和晋冀鲁豫第二十一团，接收了阜新、黑山地区；晋绥第三十二团进驻法库地区；陕甘宁警备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晋察冀第三十一团驻扎在锦（州）承（德）铁路沿线；陕甘宁第三五九旅一部和山东滨海支队在沈（阳）吉（林）铁路沿线；山东军区第三师和警备第三旅在辽阳、鞍山、本溪地区；山东军区第五师和第六师在海城、庄河、安东（今丹东）地区。还有一部分抗日老部队在北满和东满地区。
11月底以后，中共中央又将晋冀鲁豫军区组成的25个团的架子，1000名干部增调到东北。
2、中共中央派出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率领近两万名干部到达东北，指挥作战和开展工作，并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11月4日，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部队。
3、动员和组织山东、晋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各解放区的军民，积极进行坚壁清野，破路阻敌，以歼缠扭打的战法，在沿平汉路、同蒲路、津浦路各线北进和沿平绥路东进的国民党军的前后左右，广泛地进行截击、腰击、尾追、偷袭、骚扰等，迟滞和消耗国民党军，延缓其行进速度，为先敌抢占东北赢得时间。
4、对东北工作及时提出明确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以主要力量建立东满、北满、西满根据地”，“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12月28日，中共中央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要求东北局把工作重心放在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
5、调整各战略区部署，集中能够机动的兵力，组成旅和纵队，组编野战军，形成拳头，以便在地方武装、民兵和游击队的配合下，以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配合东北的作战。
各战略区按照中央的指示，于9月下旬加速调整部署，新四军江南部队撤到江北，军部率部分主力进到山东；八路军南下支队及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到以桐柏县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全军共组建了27个野战纵队和6个野战旅。
这些部队组成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坚强防线，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在东北的作战。
6、为了解除进军东北干部的后顾之忧，尽量组织他们的家属一起到东北工作和作战。这些家属（包括他们的孩子）分别从延安或山东地区出发，许多人靠步行或骑马，进行数月长途行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东北。
当时，在延安的机关、单位也刮起一股“东北旋风”。根据统一安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学校、文艺团体、医疗后勤等单位，纷纷抽调大量人员，编成干部团开赴前线。1945年10月1日，又有一批300多人的干部队伍要出发开往东北，刘少奇亲自来为他们送行。
中共中央决定向北发展的同时，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任书记。这是彭真（左二）等东北局领导在研究作战方案
“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刘少奇用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开始了他对出征干部的送别演说。他做了个启发式的手势，接着说下去：“恩格斯是干什么的呢？列宁、斯大林，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
干部们被这个新鲜的问题所吸引，静静地等待着下文。刘少奇挥了一下手臂，坚定而热烈地说：“他们，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
出征队伍中气氛活跃起来。干部们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认真地听着刘少奇的每一句话：“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们自己才能最后解放，你们这次到东北去，同时是自己解放自己。”“你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去重新画地图，用你们自己的两只手，去插上我们新解放区的旗帜！”“你们到了东北，要靠什么呢？你们没有美式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汽车，暂时还没有铁道线和火车。你们就是有一条，这一条他们手里就没有：就是要紧紧地依靠马克思主义，紧密地依靠东北当地的人民。只要你们永远牢牢地记着，马克思是干什么的，那，同志们，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了！”
刘少奇短短的一席话，使出征干部们热血沸腾。当天，大家就满怀激情地起程奔赴东北前线。
不到两个月，控制东北的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中共军队达11万人，其中包括罗荣桓等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所部3.5万人。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有两万余名，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十名候补中央委员。
刘少奇在9月21日曾电示彭真、陈云，提出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以便组织大规模的正规军。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下辖10个军区。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军事大调动。大批中共主力部队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决策迅速北移，争得了控制热察、展开于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毛泽东选定林彪去东北的过程
经略东北，谁去执掌东北的帅印，据有关资料载，一开始并非林彪。毛泽东选定林彪去主政东北，是有一个过程的。
早在抗日战争末期，毛泽东考虑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患有严重的肾病，需要治疗和休息，打算让林彪去山东分担罗荣桓的部分工作。1945年6月9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说：“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罗荣桓传》第3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正式通知中央关于林彪去山东的决定：“林彪、肖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兼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荣桓因病必须休养时，林彪代理罗的职务，林、肖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林彪去山东，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一方面，山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历来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战略枢纽，抗战胜利后，又是进军东北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山东军区主力是由林彪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发展而来的。由林彪指挥他的老部队，自然有许多便利的条件。
就在林彪日夜兼程赶往山东的路上，9月12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请你们考虑是否派一个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去东北。”
对于这一人选，9月17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在9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并扩大冀热辽军区，林彪为司令，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
中共中央提出把林彪放在冀热辽，是从冀热辽的重要战略地位考虑的。位于东北大门口的冀热辽是时机成熟后出兵东北的重要的通道，同时，也是堵塞国民党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最直接的方向。
接到刘少奇9月19日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天复电同意罗荣桓和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并强调“以快为好”。
也就在这一天，刚刚风尘仆仆抵达濮阳的林彪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紧急电报，令正在赴山东的林彪、肖劲光、邓华、江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人转赴冀热辽。
这一变化对正在筹划赴山东后如何工作的林彪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林彪（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没有迟疑。9月22日，他给山东局、华中局并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电报，说：为了坚决执行军委的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军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肖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24日，林彪又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份电报，表示将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并告之动身的具体时间：“我与肖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25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9月26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林彪、肖劲光今日由冀鲁豫起身去冀东，约1个月可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林彪离开濮阳后，经河间、霸县，于10月18日夜越过北宁路，19日上午抵达香河以南。
就在林彪一路北上赶赴冀热辽的时候，东北局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原拟去东北的罗荣桓病情严重，加之又要指挥山东渡海部队赴东北，一时不能迅速去东北。这时，已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想到了林彪，决定让已经快到冀热辽的林彪去东北。
10月16日，他给刚赴东北不久的东北局书记彭真发去了一份电报，指出：大连为自由港，苏方已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旅顺亦不许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等处试探。“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20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肖劲光的电报，要他们两人均赴沈阳，愈快愈好。
26日，中共中央给高岗、洛甫（张闻天）发出了一份紧急电报，告诉他们：“林、肖决定去沈阳，程子华决定到热河指挥。”这就是说，原定到东北的东北局成员程子华赴热河接替了林彪，而原定赴热河的林彪则改去了东北。
林彪赴东北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45年8月25日，林彪等党政军高级领导20余人，登上了一架简陋的美国飞机，飞赴山西前线。之前，他先送走了叶群和1岁多的女儿林豆豆。
当天，美国运输机降落在晋东南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临时机场。
威震敌胆的八路军，其总部就设在这里。林彪在这里同妻子和女儿会合了。
林彪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住了大约1星期之后偕妻女，带着肖劲光一行继续骑马东行，赶赴山东根据地就任军区司令员。
9月19日，林彪一行到达河南濮阳境内，接到中央电报要他赴冀热辽。于是林彪一行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北上。
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到了河南滑县以西的地方，道路泥泞难行。面前横着一道铁轨，这便是平汉铁路。
铁路旁边耸立着一座阴森森的碉堡，里面有无敌人弄不清楚。
林彪低声下令：丢掉马车，一律骑马，快速通过铁路！
然而马队越过铁路时，从碉堡里射来了子弹。部下开枪还击，双方交起火来。冲过铁路便是一片花生地。马夫中弹负伤，马也受了惊。
一阵混乱后，枪声停息了。叶群这才发现，睡在马背上驮子里的小女儿林豆豆，还有同行的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都已经丢失了。
大伙儿赶快摸黑来回地找。可是半天也没找到。
叶群两眼发直，望着黑暗无边的天空和大地，无声而绝望地啜泣！
幸运的是，一位姓董的警卫员又摸回去找了一遍，在花生地里摸到一副马鞍，马鞍下面是熟睡着的林豆豆和李丹林。
原来是受惊的马把这两个小孩儿掀落到了花生地里。他们当时都已睡熟，竟然一声也没有哭。
越过平汉铁路以后，林彪一行在三河县暂住了几天。
在三河，林彪带了几位军事指挥人员察看了附近的地形，准备就此迎头痛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
此时，美军已经侵占了秦皇岛，正在为海运大批国民党部队进攻山海关做准备，因此中央军委决定，让林彪继续北行。
于是，林彪一行继续北行。10月上旬，他们历辛千苦，到达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东北局派火车到山海关来接。时间紧迫，林彪还没来得及举行一个出关仪式，就匆匆登上了火车。
火车至锦州，林彪听取了先期到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汇报，然后继续北进。
东北局机关设在位于沈阳市三经街的博物馆内。林彪一行抵达沈阳后，在这里与彭真等军政领导人员会合了。
10月31日，鉴于苏军不赞成东北部队用八路军名义，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东北的部队统一组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东北局书记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肖劲光兼任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出险招：借美一飞机将日后共和国的3位元帅和15位中将以上将领送往前线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与蒋军争夺东北，快速将在延安的高级指挥员送上前线，毛泽东和党中央用一架美机运送近20位高级将领去前线。对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曾回忆道：
这是在1945年8月25日从延安飞赴前线的一次飞行。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之外，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3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15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元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据有关资料记载，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8月，当中国人民还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中时，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时机抢夺胜利果实的蒋介石集团，迫不及待地把刀锋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此时，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军队的主要将领大多还在延安。为了回应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可能发动的内战，中共中央决定让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尽决返回各解放区开展工作。
用什么方式才能把在延安的高级将领最快捷、最安全地送往前线呢？从地面走，由延安到太行就得1个多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华中前线和东北了。再说也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况且途中还要经过国民党占领区和封锁线，安全也是大问题。
怎么办？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想到了负责中央外事工作的叶剑英与杨尚昆，立刻把他俩找来商议。然而，大家一时也没拿出个万全之策。
回去后，叶剑英和杨尚昆又一次认真地商量对策。一向以足智多谋着称的叶剑英，左思右想，向杨尚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说：“是不是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我军将领从延安送出去，当然这有风险。”杨尚昆听后，思忖了片刻，觉得在理：“参谋长，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这样做确实有点冒险，因为要送的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万一有个闪失，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历史责任啊！”最后，两人决定把这一方案向毛泽东汇报。
于是他俩赶紧来到毛泽东住处。听完他俩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又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最高统帅部全体成员到会磋商。大家从各个方面作了权衡，最后同意和批准了这一方案，并责成叶、杨尽快与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并付诸实施。但必须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叶剑英提到的美军观察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怎么想到要向他们求援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整个反法西斯战线处处传来捷报，而在中国却出现了国民党军豫湘桂大溃退。
同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英勇抵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于是，指挥这场战争的中心——延安，便成了举世瞩目、众望所归的地方。
1944年7月22日，由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共9人飞抵延安，第一次踏上了延安这块神奇的土地。不到20天，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也于8月7日抵达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事非常重视，决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这项工作，给予高规格的接待。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关心和外事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美军观察组深受感动。作为回报，美军观察组也为我党和军队提供了不少方便。如观察组在定期航班来往于延安和重庆给美军观察组供应物资的同时，也给我解放区托带了一些药品和电讯器材。解放区有关人员还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和重庆以及北平、上海等地。
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友好相处，协商共事，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互信，为中国共产党同美国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举办了一次气氛十分活跃而又非常融洽的聚会。中间休息时，杨尚昆不露声色地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提及了这件事。杨尚昆说：“我们有一批指挥员早些时候从前线回到了延安，现在急于要返回太行山麓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目前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有限，时间又紧，能否借你们的飞机将这些指挥员送到前线去？”因为是试探，老到的杨尚昆自然没有将这批指挥员的姓名、职务及其他有关情况透露出去。没想到，美军观察组负责人非常爽快，竟连他的上司都没有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1945年8月25日，美制道格拉斯运输机停靠在延安城郊东关机场上。
叶剑英、杨尚昆早早就来到机场。事先接到通知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各战区的主帅陆续来到飞机舷梯旁。这些将领们一个个十分高兴，似乎心里都在说，好家伙！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飞机，美国也借给我们。真是天助我也！他们背上降落伞，整理好行装，准备登机。
一架普普通通的外国飞机一下子集结了这么多的高级将领，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才有如此大的勇气和胆略。叶剑英、杨尚昆在机场与奔赴前线的将领亲切握手话别，反复说的是“一路平安”。可以看出，这次飞行在他们的心中占有着多么重的分量。
随着螺旋桨的转动，飞机开始滑行，不一会儿便顺利起飞了。飞机升到天空，叶剑英、杨尚昆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他俩同时在心底里默默祝福：愿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千万别出事，这架飞机上的人可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啊！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啊！
叶剑英、杨尚昆在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周恩来在焦急地等待着！党中央、中央军委最高统帅部在焦急地等待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走过，人们的心在一上一下地跳动。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飞行，飞机终于安全、平稳地降落在指定机场。
太行军区迅速将飞机已安全着陆的情况报告给了延安。到这时，叶剑英、杨尚昆才放下心来。他俩很快地又报告给了正在焦急等待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两位老战友四目相视，双手情不自禁地紧紧握在了一起。几乎同时发出赞叹声：叶剑英、杨尚昆为我党我军立了大功啊！
后来，叶剑英、杨尚昆又巧借这架飞机，把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刘澜涛、郑位三等高级将领和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党政要员分别送往山西灵丘和东北地区。
历史将永远记住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的成功合作！
威名远扬、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要求去东北
中央经略东北的战略决策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扬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要求到东北去。
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6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
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
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
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
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做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
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
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蒋介石武力接收东北的“第一步棋”
熊式辉的“接收东北计划方案”，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最初抢占东北的战略。蒋批准熊的“方案”并委任熊为东北行营主任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战略行动，第一步棋是选任杜聿明去东北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最初，蒋介石有意让张治中出任东北保安司令，但熊式辉表示反对。他自己跑去对杜聿明说：“根据‘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我们很快就可以收复东北，东北沦陷区将比华北、华中、华南收复的还要早。老头子已内定要我担任东北行营主任，军事由张治中负责。我和张治中合作不来，老头子说可以另选人。如果光亭（杜聿明的别号）兄能够同意的话，我这就去向老头子建议。”
熊式辉的话说得杜聿明（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怦然心动，但嘴上却假意推却说：“东北军事重要，外交错综复杂，我这个不学无术经验不足的人恐怕难以胜任。”
熊式辉知道杜聿明说的是客套话，回去就向蒋介石推荐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恰在此时，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但他自己在昆明也待不下去了。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于10月16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杜聿明，字光亭，1904年1月28日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杜家湾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3月，杜聿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与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为同学。杜聿明在第四次“围剿”中因攻占霍丘城有功，升为少将副师长。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中，他代替负伤的师长关麟征指挥全师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表现出良好的指挥才能。1939年夏，新十一军改编为第五军，年仅34岁的杜聿明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1939年冬，杜聿明率第五军参加了着名的昆仑关战役，与日军血战18天，展示了机械化兵团作战的威力，取得了最后胜利，杜聿明也因此成为抗战名将。1942年，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指挥第五军、第六军进入缅甸，在同古保卫战中第二○○师与日军血战11昼夜，歼日军5000余人，为中国远征军赢得了荣誉。1943年初，杜聿明从印度奉调回国，之后，奉蒋介石之命把“云南王”龙云赶下台。杜聿明虽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统辖云南境内的5个军，但云南的部队对他都恨之入骨，因此，当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他欣然接受。
在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的第四天，蒋介石把他找去，指示说：“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1945年10月24日，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先到南京拜见何应钦。何应钦十分头痛地对杜聿明说：“共产党现在到处捣乱，破坏我们的受降计划，平汉路新乡以北孙连仲的部队吃了大亏，津浦路方面也被阻在徐州附近。据报共军已从山东及山海关水陆两路进入东北，将来东北接收也是极其复杂的。你照委员长的指示先去接头，以后东北的事直接向委员长请示好了。”
第二天，杜聿明又跑到上海去见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代表蒋介石请求第七舰队帮助运送国民党军到东北。金开德慷慨大方，满口应允。他告诉杜聿明，第七舰队的运输舰、登陆舰均已准备完毕，马上就可以执行运送国民党军的任务。从上海起运的部队3天就可以到达秦皇岛港，在越南的第一方面军和昆明的远征军大约需要1周的时间可以运到东北各港口。杜聿明听了十分高兴，当晚就把与金开德接洽的结果报告了蒋介石。
有了美国人的大力支持，杜聿明觉得自己的腰杆粗壮了许多。他踌躇满志地来到东北，欲一展抱负。10月27日，杜聿明飞抵长春的当天晚上，就在参谋长赵家骧和蒋经国的陪同下，拜见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问题。蓝眼睛、高鼻梁的苏联元帅表现得非常友好、热情，他满脸笑意地对杜聿明说：“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杜聿明当即提出，请苏军在营口掩护他的部队登陆。马林诺夫斯基不但表示同意，还画了一幅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民党军登陆要旨，送给了杜聿明。临别之际，这位元帅一再表示，欢迎杜将军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共同过和平友好的生活。
次日，杜聿明兴高采烈地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复命，并将苏军送给他的地图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喜形于色，连声说好。他告诉杜聿明，已同美军顾问团商量好了，用美国军舰运送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到营口登陆，接收东北。现在十三军已运到了秦皇岛，五十二军正从越南起运。他命令杜聿明到秦皇岛乘美舰，指挥部队在营口登陆。
6天后，当杜聿明带着马林诺夫斯基送给他的“联络图”，搭乘美军第七舰队的军舰到营口与苏军联系时，才发现营口已由林彪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接收。杜聿明急急忙忙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营口的情况，蒋介石认为苏联人是有意耍弄自己，尴尬异常，窘态毕露。他恨得咬牙切齿，咆哮着说：“娘希匹！我们一定要打出关东去，不能把东北白白送给共产党！”
他问杜聿明：“光亭，你的意见如何？”
杜聿明顺着蒋介石的意思说：“既然不能和平接收，我们应不惜使用武力。我的意见是：第一，请校长迅速抽调10个军，在美军第七舰队的掩护下，在营口或葫芦岛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的共军，然后再回师关内作战；第二，请校长批准建立东北地方武装，东北九省可收编伪军成立11个保安支队，在整训之后，可以用来接替正规军的防务；第三，请校长委派东北九省的军事特派员，让他们深入各地发动地方武装，袭扰共军的后方。”
蒋介石听了杜聿明的计划后，想了想，说：“你的计划很好，但我一下子抽不出10个军，暂时只能给你调去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你就指挥这两个军从山海关打出去。成立保安支队的事情，可以交给熊主任核办。至于东北各省的军事特派员，就由你来选派任命吧。”
得到蒋介石授权的杜聿明杀气腾腾地赶到秦皇岛，准备指挥部队强行闯入关东。
内地通向东北的大门被国民党军打开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他决定指挥部队强攻，夺取山海关。
当时，为了阻止国民党军侵占东北，共产党军队主要分散在以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北满和东满地区，并依靠抗联部队开展工作。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准备向山海关大举进攻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到达东北的主力部队，“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队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国军”，并强调“战胜国军登陆是目前的中心一环”。
11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共东北局下达了11月的作战部署：“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国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国军，不使进沈阳。”同日，中央将指挥山海关、锦州地区作战的任务交给了李运昌，要求其“坚决歼灭北进之敌”。
李运昌部队最早进入东北，发展得很快，短短两个月，就发展到8万多人，而且是新枪新炮。不过，部队虽然不少，但多为新兵，战斗力不强，大部分部署在辽西地区，李运昌急电中央，请求速调杨国夫部来山海关增援。
11月初，山东渤海军分区司令兼第七师师长杨国夫率领第七师3个团共8000余人经长途跋涉，步行到山海关，不顾疲劳，就接管了正面防御。由于部队兵力少，防御的正面过于宽大，从东南海边到西北之九龙门、田家岗、黄土岭，长达50公里，正面防御中几乎没有纵深的预备队。各阵地均较薄弱，因此，国民党军队具有绝对的优势。
两军对峙，双方还都互不摸底。对峙了两天，杨国夫派出两个营向国民党军十三军八十九师阵地进攻。战士们深入到国民党军阵地内部，又扔手榴弹又打枪，引起国民党军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发生混战。共产党部队在缴获了1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后，趁着夜色从容撤回；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则轻重机枪乒乒乓乓地猛打了一夜，到天明后一清查，哪里有共军的影子，倒在地上的都是国军士兵的尸体。
国民党第十三军作试探性进攻，没想到，刚一上阵就损失了1个连。仅连长一人逃了回来。这个连长被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哆嗦，报告说：“共军从东北接收了日本的武器，又有沈阳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供应，他们战术神妙，火力非常强大；在攻打沙河阵地时，共军集中炮火将我连所在的村庄房屋工事在10分钟内就完全摧毁了，全连死伤殆尽，因而阵地失守。”
十三军军长石觉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杜聿明。杜听后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据他掌握的中共军队情况是武器破烂、没有火炮，对这个连长报告的情况很是怀疑。
杜聿明决定亲自督战。他集合第十三军的军长石觉以及师、团长们，在那个逃回来的连长带领下，到战场实地察看。到沙河后，杜聿明问那个连长是哪个村子被共军的炮火摧毁了？那个连长先说是北边的那个，可进村一看，没有一间房屋被炸毁，他又说是中间的村子，再进村查看，房子都好好的。杜聿明见有一位老农民在家中，就问他：“昨天晚上这里打得怎么样？”
“啊！打得好厉害！”老农回答。
杜问：“打仗时你在哪里？”
老农回答：“就在这间屋里。”
杜又问：“你怕不怕？”
“手榴弹打不倒这堵墙。八路军一来就把村庄包围了，你们老总慌忙跑出去，被手榴弹打死几个人，其余的都缴枪了。八路军打得可刁哩，从前日本鬼子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八路军……”老农民看了杜聿明一眼，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杜聿明听了老农民的话，又查看了弹痕，均是手榴弹的炸痕，判断昨夜与之交战的共军根本就没有大炮，很可能是昨晚驻守沙河的部队在遭到共军的袭击时，惊惶失措，引起内部混乱，自相残杀。
杜聿明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将那个慌报军情的连长处以死缓，令其立功赎罪，并重申战场纪律和蒋介石的“连坐法”。
杜聿明命令石觉以武力进行搜索，虏获中共人员以了解当前的情况。侦察结果使杜聿明增强了攻占山海关的决心。他亲自督促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在11月14日黄昏后向山海关发起全面攻击。
国民党军炮火震天，但因畏首畏尾，进展缓慢。激战3日，共产党军队终因兵力不敷分配，阵地被国民党军突破，随后，几个阵地相继失守。为争取主动，共产党军队主动撤退，国民党军进占山海关。
从内地通向东北的大门，就这样被国民党军打开了。
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决策的形成
占领山海关的第二天，杜聿明即决心在共军主力部队未赶到以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沿榆沈公路两侧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
11月的东北，已是寒风瑟瑟，共产党军队新到东北，粮食、棉衣、武器装备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很难再坚持下去，林彪决定将部队从山海关等战斗中撤出。
对此，李运昌在后来的回忆中是这样描述的：“从11月8日至16日，敌以7万人向山海关九门口正面进攻，激战多次均被我军击阻，乃以3个团出城子峪口，迂回山海关和九门口侧后，企图包围我军。我因兵力不足，无预备队阻击敌人，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不得已于11月16日撤出山海关。”
毛泽东得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后，立即电告李运昌、沙克：“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我主力黄克诚、梁兴初部集中锦州，时间至少3星期，多则两个月，望动员民众构筑多道防御工事。”“凡不得已放弃之地必须于放弃前破坏道路阻敌前进；破坏铁路必须采公私兼顾政策（使民众得木料铁轨等物）及将路基掘毁（掘成宽深之坑，使敌不易修复）。”
李运昌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感到很为难，他如实报告了情况：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共有正规部队1万人，除山东杨国夫师有战斗力外，他属下的冀东十九团、二十二团、驻葫芦岛的三十六团，战斗力都很差。
中共中央接到李运昌的报告后，改变了计划，11月7日发出了一个综合指示，命令李运昌、杨国夫部在锦州地区节节抗击，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又命令黄克诚、梁兴初迅速集结到锦西，“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右侧后突然攻击。”
杨国夫部刚从山海关撤退到绥中，杜聿明就派十三军追击而至，于是不得不临时部署抵抗。
国民党第十三军是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在抗战期间，一直未打过硬仗。他们一般是以小部队与敌军接触。听到炮声就撤退，虽然保存了实力，但部队的战斗力非常薄弱。
17日下午，杜聿明乘车赶到前线督战，忽见十三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掉头向后跑，说是奉军长的命令，前面发生情况，令退后5里。杜聿明立即找到石觉，石对杜说：“共军十分顽强，恐怕今天打不到绥中。”杜聿明观察后，即令石觉以预备队向左翼包围攻击。杨国夫见情况不利，便主动撤退。杜聿明命令当日晚上必须占领绥中，因各部队正纷纷宿营歇夜，石觉不同意杜的命令，二人因此发生了争执。最后决定由石觉的前卫团先去侦察，再去追击。夜间12时左右，该团团长报告说已进入绥中，共军于黄昏后已全部撤走，于是，国民党军队于11月18日占领了绥中。
杜聿明到达绥中后，下令在绥中休整4天，同时以各种手段侦察中共情报。
撤退到兴城的共产党军队杨国夫部，伤亡、失散千余人，非常疲惫，战士们既无棉衣，又无鞋穿，战斗力大大减弱。
林彪查明情况后，感到以当时部队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就是基本作战条件都很差。于是，他致电军委和沈阳东北局的彭真、罗荣桓汇报前方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
11月22日，国民党军进攻兴城，杨国夫部奉命主动撒出。杜聿明又急令十三军沿锦榆公路攻击前进，五十二军二师向锦西、葫芦岛进攻，中共军队均主动撤离。这样，在11月22日这天，国民党军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3个要点，并紧逼锦州。
蒋介石对杜聿明连克三地，甚感欣慰，他连电嘉奖，鼓励他的部属“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的任务”。
杜聿明在占领了锦西后，挥师向锦州扑去。当时，守卫锦州的中共李运昌部队难以抗击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大军，林彪的主力部队正在沿辽热边区向锦州方向前进，赶到锦州还需要几天时间。
22日，杜聿明下达进攻命令。24日，各兵团开始行动，李运昌部主动向黑山、阜新方向撤退。
11月26日早晨，国民党军队进占锦州。
从山海关之开战到进占锦州，杜聿明只用了10天。
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从表面上看，似乎十分有利，主力已进入东北，东北人民刚获得解放，群众参军的热情很高，部队发展很快。但实际情况却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东北严寒将至，最低温度会下降到零下40多度，而部队的被服很差，缺少鞋子和大衣。很多从华东（山东、江苏）去的战士受不了这种冻死人的天气，当时缺乏应付严寒的经验，指战员们吃了不少苦头。战士们开始乘火车时，不小心用手扶一下车门，手上的皮马上就被粘掉一层，有的战士脚被冻僵了，以为用热水烫可以缓解，可是却把脚趾烫掉了。而老百姓受了日伪人员和国民党多年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军队抱有敌视态度，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与帮助，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当时部队指挥系统不完备，调度不灵，不能组织较大的战役。在入伍的新兵中，夹杂着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混入中共部队，所以，部队虽然发展得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上是很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战斗力极弱。面对乘着美国的舰船、飞机、卡车，脚穿毛皮靴、身上裹着暖和大衣的国民党军美械部队，共产党军队劣势尽显。
随着国民党军进攻山海关的一声炮响，以及蒋介石以退为进的外交攻势，苏方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1945年11月10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告知他们准备在撤退的前5天让国民党军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空降，并准许国民党军来接收大城市。
19日，苏军又下通牒：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不准许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交战，共产党军队必须退出各大城市，必要时苏军不惜以武力驱散共产党军队。
毛泽东得知此情，责备“苏联不顾国际友情”。但为了不与苏联发生冲突，中共不得不表示服从苏方的决定。
共产党军队在与国民党军队开战后，因战斗力弱，不得不主动撤离，使杜聿明在10天内连得兴城、锦西、葫芦岛、锦州4个战略要地。
连失四地，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情况是万分焦急的。在锦州被占以后，毛泽东屡次致电林彪，命令他设法组织反击，把侵入北宁线锦榆的国民党军赶走，要他在东北打一胜仗，以鼓士气。
1945年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林彪一到东北，就发现东北的情况与曾克林所描述的相差甚远，部队连生存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应付国民党军队现代化武器的进攻呢。
当时黄克诚部赶到锦州附近，距林彪也就20里左右。梁兴初的师更近，就10里左右。可部队装备较好的也就是手榴弹、机关枪，再加上长途跋涉，精疲力竭，实在难以抵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
中央一再催促林彪组织反击，而偏偏林彪没有电报密码本。虽然各部队相距不远，但没有密码本，只听呼叫，谁也不知谁在哪儿，有的部队收到电报却无法译出，干着急。更糟的是没有地图。大军初入东北，人生地不熟，没有地图，别说打仗，就是行军也十分困难。而且，从外地来的部队联络不上，调不动，从南满赶来参战的部队，也在沈阳受阻。毛泽东的希望与东北部队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林彪考虑再三，决定将部队撤出。
1945年11月21日上午8时，林彪在锦西前线向延安和东北局发了封电报，汇报了当时部队的情况，请求中央准予撤退。林彪在电报中说：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敌）迂回包围时，（我）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准备与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时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给我们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屯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姜家屯转移以利于黄梁会合。
中共中央军委和东北局采纳了林彪的建议。
国民党的两个军把共产党军队逼得节节后退，蒋介石又与美军商量再调6个军进东北，当时，国民党兵力占到了绝对优势。而苏方此时又下令驱赶中共，使中共在东北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过分紧张的工作。毛泽东在11月中旬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他有时躺在床上，浑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入睡十分困难；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多次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集中一段时间治病休养。在毛泽东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东北形势万分紧急，11月2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东北局，指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国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国军斗争”。“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乡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24日，刘少奇又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
11月21日，苏军要求中共党政机关及部队撤出沈阳。25日，苏军又向中共驻沈阳机关、部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共人员24小时撤出沈阳，否则以武力驱逐之。
11月26日，东北局决定立即从沈阳撤出。
东北局撤出后，沈阳顿时一片混乱。暗中潜藏的敌人立即开始行动，包围中共机关，杀害中共干部、战士。有一些在中共政府机关和公安队任职的人员，立即转向，成为哗变的组织者，也有一些在当地招募的新兵在混乱中叛变。
面对国民党大军的步步紧逼，苏军的强硬态度，以及后方的土匪猖狂暴乱，中共的十几万大军如何行动，怎样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急需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作出决定。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根据他在东北的实践经验，于11月30日，与张闻天和高岗联名提出《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报东北局并致中央。意见中说：“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中共中央也意识到，由于国际条件和实际情况，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可能完全拒绝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中共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陈云的主张，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
刘少奇连续发电报给东北局，要求东北局在部队退出大城市后，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并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要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
刘少奇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时，把这个精神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从此，“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成为当时东北开展工作的方针。
还在休养中的毛泽东对东北形势的发展也是牵肠挂肚，很不放心。12月下旬他的病情一有好转，便要人把1个多月中间东北和延安的往来电报统统调来，细细阅读。一番研究之后，毛泽东在休养所的病房里写了一篇对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再次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方针。他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179—1180页）
中共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东北形势逐渐改观。到12月底，军队已经扩编到27万多人。部队和干部分散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铺开，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清算汉奸、减租和开展生产，使东北根据地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1945年底国共两军在东北的编制、将领与实力
一、东北人民自治军战斗序列
（1945年12月）
总司令：林彪
第一副司令员：吕正操；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劲光；第三副司令员：李运昌；第四副司令员：周保中
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副政委：程子华
参谋长：肖劲光（兼）；第二参谋长：伍修权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直辖：
三师（新四军）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刘震 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一师（山东）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
二师（山东）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
三师（山东）师长兼政委：罗舜初
七师（山东）师长：杨国夫；政委：刘其人
三五九旅（陕甘宁）旅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
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
二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
三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欧阳文
锦热军区司令员：李运昌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
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副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唐凯；参谋长：谢甫生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员：万毅；政委：林枫，副政委：张启龙
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 政委：陶铸
辽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委：郭述申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政委：刘锡五
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 聂鹤亭；政委：张秀山
三江军区司令员：孙靖宇；政委：李范五
北安军区司令员：叶长庚
东北人民自治军于1945年10月31日正式成立，至同年12月，总兵力达27.49万余人。194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二、东北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1945年12月）
司令长官：杜聿明
副司令长官：梁华盛
参谋长：赵家骧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
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突击纵队司令：马师恭
忠义救国军司令：马励武
兵力每个军有2.8万至3万人，除列入序列之部队外，长官部还直属1个特务团，总兵力达1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