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9年4月20日20时，即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的当天，中国民人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顿时，长江北岸，万炮齐发；长江江面上，千帆竞渡。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在肖劲光率领下，向白崇禧部在江北的汉川、孝感、黄陂、新洲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作战。
渡江发起时中共统帅们在干什么
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合肥东南瑶岗村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在中集团指挥官谭震林的司令部里，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时刻的降临！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渡江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无线电话筒，雷霆万钧地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
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
中集团渡江实况
二野、三野的渡江部队分东集团、中集团和西集团。东集团和中集团为三野，西集团为二野。
20日20时，中集团在安徽省的枞阳镇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冲击。从长江地形来说，这一带江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江心洲，对渡江十分有利。
长江北岸万炮齐发，大地震颤。密集的炮弹拖着簇簇火光在暮色苍茫的天空划出无数道明亮的光弧，飞向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咆哮的江水在炮火的照耀下犹如殷红的血液。顷刻间，南岸滩头，火光闪闪，浓烟滚滚，腾起烟柱直冲星空。在我军炮火猛烈轰击的当儿，三野七、九兵团第一线部队的战船启航了，真是桅杆如林，帆篷蔽天，上万艘木船乘风破浪，向南岸疾驶。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要求，各个军、师、团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派到第一梯队去，不留后手，并要求全军指战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
谭震林在第一梯队就派出了4个军，即七兵团二十一、二十四军，九兵团二十五、二十七军。
长江两岸炮声撼天动地，江水在咆哮，各个突击队的战船，已经隐蔽地越过长江中流，迅速朝南岸靠近，指战员们手握武器，时刻准备向敌人射击。
半个小时之后，冲在最前面的船只接近南岸，敌人发现后组织密集的火力拼命射击，企图把突击队压制在水面上，突击队员们没有别的选择，嘶喊着边射击边迎着火力上，有的跳下水去，搂住船头，让战友们从身上踏过去，不少人中弹，船上的人落入水中，沉落江底……
先头部队终于登上南岸，经过短促激烈地战斗，粉碎了敌军的反抗，建立起滩头阵地。二十七军占领了矶头山、大盖山等沿江阵地。二十五军占领了岳山、羊山尖等沿江阵地。二十四军占领了铜陵，随后与二十一军会师大通。掩护后续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
第一梯队4个军在我强大炮兵的掩护下，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5个江心洲，雄师进逼南岸，迅速突破敌人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打响了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第一枪。
在这黑沉沉的夜晚，解放军来得如此迅速，以震破敌胆的英雄气概，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据后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说：渡江的先头船最快的只用了一刻钟。成为“渡江第一船”。
在这黑沉沉的夜晚，敌人闻风丧胆，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
三野中集团首批渡江的指战员为了加快船速，他们在黑夜中摘下钢盔，操起铁锹协助船工划水。在渡江中敌人向江面射击，船工首当其冲负了伤，战士们接上去，人伤船不停。战士们负了伤，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坚持摇橹。
船被敌弹击穿漏水，战士们将身上衣服一脱，将背包一解，拿起衣服、棉被就往上堵，有的战士竟然站在船工前面，以身体当掩护，渡江指战员们只有一个心愿：
快速前进，夺取胜利！
三野渡江第一梯队，在渡江中也遭到了蒋海军江防舰队的阻击，敌人出动了安东、美亨、太平、楚同等中小型炮艇拦江截击，但是被我人民解放军强烈的炮火轰得晕头转向。渡江部队驶着木船靠近敌舰，用手榴弹进行还击，打得敌舰弹痕累累，被迫向铜陵、芜湖方向逃离。
三野渡江第一梯队，分乘的有数千只木船，时逢西北风，船借风力，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劈波斩浪，飞向南岸。按照规定，跟着渡江第一船的兵力到了江南，立即点灯报信。这时，数十里长江南岸上，红灯闪烁，宛如璀璨群星，占领滩头阵地的先遣部队，有的还在山头、高坡燃起一堆堆篝火，红灯篝火、交相辉映，把渡江胜利的捷报传向大江南北。
三野中集团突破长江防线后，立即向纵深发展，先后占领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此时，汤恩伯命令敌九十九军前来阻击，但敌军还没有完全抵达，便有的被歼，有的向杭州逃窜。
由于三野中集团神奇般首先突破长江天堑的决口，在不到24小时内，人民解放军就有30万人打了过去！
战役发起前，军委和总前委曾经下达了干部要提前指挥的指示，规定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根据这一原则，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二十五军军长成均、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随着突击队过江。
许多年过去了，聂凤智将军依然记得当年他登上南岸的情景。他生前回忆道：
那天夜里，风扫薄云，现出一轮明月，照耀着江面和更远一些的山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面前的景象也许会使人感觉置身在一幅油画中。聂凤智将军回首江面，他看到不远处数不清的船只争相在激流中勇渡，帆影重叠，火光闪闪……这是一幅十分壮观的景象，内中也饱含着诗情画意。
聂凤智紧皱的眉头放松了。雄师飞渡的场景激荡着他的心胸，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一份电文：“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只有12个字。这是聂凤智将军有生以来拍得最短的一封电报，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份电报。
21日凌晨，值班参谋向粟裕代司令员报告说：“聂军长来电报了。”
粟裕一听聂凤智发来电报，急忙说：“快念！”
值班参谋重复念了一遍，说：“就这么一句。”
“这么简单。”粟裕有点遗憾。他从值班参谋手里拿过电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心里猛地一喜。第二十七军是中集团的主力军之一，聂凤智既然“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这说明这个军在江南已经站稳脚，敌人的江防已被突破。
这份短短的电报，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东集团渡江实况
在中集团渡江成功之后，21日夜晚，三野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的望江段，同时发起强大的攻击，三野东集团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登上了南岸。我中、东、西三个集团雄师横渡，军威大震，如同倒海翻江！
东线，敌人守备的重点是在江阴地段，只要攻占了江阴，就可实现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判断的第5种情况，即敌人完全混乱。
我东集团部队奋勇渡江，当地船工积极为我渡船掌舵
江阴，东倚上海，西近南京，南靠沪宁铁路。占领了江阴及其附近的常州、无锡，就将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块，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就使沪宁大动脉动不起来。江阴，是连接芜湖的“弓弦”东端，占领了江阴，中集团、东集团就可分别从“弓弦”两端沿捷径对进，堵住驻守在“弓背”上的南京、镇江、芜湖之敌南逃之路。江阴要塞号称江防门户，占领了江阴，就从江南、江北封锁了长江，上游敌舰无法东逃，下游敌舰无法西援。江阴是国民党江防的重点，放心的地段，攻占了江阴，必将使其震惊，先从精神上崩溃。
那么，攻占江阴，致东线敌人迅速、全线崩溃后，究竟在何地、采取什么方式聚歼敌人呢？
粟裕认为最好是将敌人逼到宜兴、郎溪、广德、长兴之间地区，在野战中将其歼灭。从地图上测算，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敌军撤逃约4至5天就可到达。
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西侧，到达宜兴约80公里，如果攻击顺利，需用2至3天时间；到达长兴约130公里，则需要4至5天时间，中集团从渡江地域到广德、长兴，约180至220公里，进展顺利，也得5至6天时间才能到达。从需要时间来说，敌我双方差不多。谁能争得时间，抢先到达宜兴、长兴、广德，谁就赢得了主动。如果敌人先到达，就逃出了合围圈。如果我军先到达，敌人就将成为瓮中之鳖。
要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除了部队迅速猛进之外，还必须在渡江的同时，在敌人还没有撤退之前，就提前预作追歼逃敌的准备。
粟裕感到有必要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提出这个建议。他立即找来参谋长张震，讲述自己的想法，张震当即表示拥护。
于是，给总前委和军委的电报，以粟、张两人的名义发出了。
电报首先陈述了对敌情的分析：“截至现在，我七、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布置，仅由各守备部队局部反击，抵抗甚弱。其第二线部队，仅一○六军主力集中宁国附近，一九二军集结泾县、茂林之线，其后续部队则更空虚。如皖南地方部队及保安旅之起义，则该军可能被钳制，且战力甚弱。东线，自我先后攻占桥头堡后，敌已于号日（20日）中午前作新的调整。”接着介绍敌二十一、五十一、五十四、一二三军部署调整情况。“如此，敌虽然加强了一线守备，但第二线则较空虚。”
电报在分析敌人态势之后，引出结论性的重要判断：“依据上述情况，我军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紊乱，尤以南京上游敌机动兵力既少又弱，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
紧接着，电报就如何分割包围逃敌提出如下建议：“（一）九兵团过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青弋江、宣城、十字铺之线及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退路，以达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力求该兵团先头部队于宥日（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二）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感日（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如残敌顽抗，可留置一部围歼之。（三）十兵团四个军决定本晚大部南渡，求得控制江阴，歼灭二十一军主力。不论敌之抵抗程度如何，已令二十三军、二十八军各以1个侦察营向宜兴、金坛挺进，而后二十八军直出宜兴，二十三军策应八兵团渡江后，即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溧阳挺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则于澄、锡、常地区，依情况发展转用。并以本部教导师主力配合警八旅攻歼八圩港之一四五师主力后，控制江阴，警八旅控制无锡，警六旅主力控制武进，以1个团控制戚墅堰。（四）八兵团以二十军及二十六军1个师，本晚攻占扬中，养日（22日）晚强渡夹江，而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三十四军南渡攻占镇江，而后待命会攻南京。三十四军本晚攻占南新洲，以炮火封锁京沪铁路，三十五军今晨已攻占江浦，并以一部控制新河口，封锁江面，主力本晚向浦口外围攻击。”
电报最后说：“以上是否妥当？如同意，请令七、九兵团执行。请即示。”
粟裕尽管深信自己的判断准确可靠，但在没有兑现之前，他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他深深感到，敌人会不会迅速全线崩溃，就看十兵团能不能一举胜利突破江阴地段，插向敌之纵深。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一再向十兵团司令员叶飞说明这个要害，一再叮咛叶飞：要随第一梯队渡江，直接掌握战场情况，实施强有力的直接指挥。
东突击集团面对的江防是国民党整个江防线上最强大的，特别是浦口到江阴一段，不但有闻名的江阴要塞，林遵统率的海防第二舰队也全部集中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看家的最后两件法宝。同时，江岸守备兵力也十分雄厚，是按江北、江中、江南三线配置，也就是江北有桥头阵地，江心洲有据点，南岸有沿江守备部队，还有强大的纵深配备。国民党吹嘘这段江防是钢铁防线，要突破如此坚固的防线，确非易事。
我军东突击集团主将、十兵团司令叶飞将突破口选在江阴，原因很简单，这里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段，江面只有1500米宽。往东，江面豁然开阔，木船漂泊一夜也很难抵达对岸建立滩头阵地。往西，离南京太近，敌江防兵力较强，特别是有敌第二舰队陈兵该段江面。
江阴为京沪锁钥，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重兵防守的要地，蒋介石对这里也极为重视。到1949年春，江阴要塞兵力达7000人，设有总炮台1座，大炮台3座，游动炮团1个，有远程要塞炮70门，加农榴弹炮36门，担负着从张家港至黄田港60华里的江防。纵观江阴要塞，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港口有木桩铁丝网，江面有舰只，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可谓江上雄关。难怪国民党国防部吹嘘说：“江阴防线是立体防线，共军插翅也难以过江。”
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和美军顾问团只看见了江阴要塞强大的武器装备，看不见国民党的军心士气，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在渡江战役前夕，要塞的实际控制权早已落入共产党之手。
早在1947年，以陈丕显为书记的中共华中工委便已遣人打入要塞，同年11月，在要塞内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在江阴城内还建立了联络站。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夕，在华中工委领导下，不仅把党组织扩大了，而且还把一大批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要塞司令戴戎光基本被架空，只等时机一到，整个要塞便可掉转炮口。江阴要塞已成为埋在国民党千里江防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3月，华中工委及时把江阴要塞的地下组织关系转交给了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把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澄明接到兵团部，亲自听取汇报。王澄明是粟裕点的将，主持要塞的起义工作，在济南战役时，就是他成功地策划吴化文部的起义，是一位秘密战线的无名英雄。
叶飞听完情况汇报，指示说：“你和江阴要塞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至4个港口，不打枪，不放炮，迎接我军登陆。”
韦国清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渡江的第一功，其他事情我们办。在方法上，注意要他们掌握几个连长、排长，利用他们把兄弟关系掌握一些关键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些，可以这么说：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当俘虏大家一起当。不要因为胜利在望，麻痹大意，暴露自己，以致前功尽弃。”
叶飞补充说：“通知要塞地下党的同志，兵团党委决定起义工作由你负责。”
4月20日，国民党已获得情报，解放军即将渡江，戴戎光接到第一绥区司令丁治磐“立即准备作战”的命令后，从江阴城住进要塞，坐镇黄山炮台总台指挥所，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要塞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我军的总攻开始了，首先要拔除江阴对岸的桥头堡八圩港阵地。八圩港守军是二十一军一四五师，战斗打响后，师参谋长立即要求要塞给于炮火支援，戴戎光下令开炮，唐秉琳不慌不忙，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减缩400米火力实施射击。随着一声令下，炮台在一阵轰鸣中震颤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对岸，顷刻间，八圩港一片火光冲天，鬼哭狼嚎。一四五师师长在对讲机里破口大骂：“妈的，你们的炮弹全落在老子头上了，唐秉琳，你的炮是怎么打的？”
汤恩伯接到上述情况报告，大吃一惊。他鉴于要塞若有闪失，整个江防不攻自破，急忙给戴戎光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要戴立即追查。唐秉琳振振有词：“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戴戎光一向视唐秉琳为亲信，况且战斗已经打响，怎么查究？戴戎光把此事撂在了一边，只顾对付解放军渡江。
21日19时30分，在我中集团突破长江天险之后，东集团和西集团同时发起渡江。20时，八圩港的江面上夜色沉沉，几艘木船神不知鬼不觉踏浪而来，在江阴城外长山北麓悄然靠岸。与此同时，在长山东侧的肖山江岸，也有几艘木船靠岸，这是叶飞兵团的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军派出的先头部队。
就在先头部队在南岸得手之际，北岸发起了总攻击。戴戎光急命唐秉琳开炮，封锁对岸的新港。
唐秉琳得到开炮的命令，见解放军先头部队还未占领黄山总炮台，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便命令丁佩基执行“佯动射击计划”，同时命令通信连长李容有和王刚，剪断江阴要塞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命令沿江步、炮部队立即撤出阵地，一律佩戴识别标记向黄山营房集中。
炮台的大炮开始射击了，一发发没装引信的炮弹漫无目标地发射出去。戴戎光坐在总指挥所，听着一声声没有回音的炮声，立即觉得事情不妙。“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纯粹是在给共军放礼炮！”他抓起电话，不通；大声叫卫士，没有应，顿时头脑“嗡”的一声响。
当唐秉琳提着枪冲进指挥所时，戴戎光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明白，目光盯着他曾经那么信赖的部属唐秉琳怔怔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地下党员、政治交通员吴铭朗声宣布：“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经宣布战场起义，现在要你缴械投降。”
戴戎光像一堆烂泥瘫倒在地上。
我军强大炮兵掩护步兵强渡长江
北岸，我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迅速登舟启船，船如云人如潮，千帆竞发，不可阻挡。
渡江进展比预想的顺利。但是时隔不久，前方进展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少。
粟裕再三催促要尽快与叶飞取得联系。但4个小时过去，仍没有沟通联络。叶飞下落不明，前方战况也不明。在这关键时刻，关键地段，与关键人物联系不上，粟裕焦急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报务员也忙得满头大汗，多方查询，就是不见回答。22日，晨曦微露，粟裕才收到叶飞发来的报告：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军全部，三十一军一部，已胜利南渡，分别击垮了当面之敌，建立以江阴为中心的正面宽50余公里、纵深10余公里的巩固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迅猛发展。
对此，叶飞后来回忆道：因注意力集中在指挥渡江和登陆作战行动上，以至在登上指挥船时，竟忘了带上电台和报务员，直到踏上长江南岸时，才发现电台没有跟上来。
在二十八、二十九军随叶飞司令员从张黄港至龙稍港强渡长江，占据江阴、高港的同时，二十、二十三、二十六军，自龙稍港至七圩也强渡长江成功，一踏上江南大地，急速地向南，追歼逃敌。
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起攻击，最先夺取的是江浦，然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浦镇前进。
占领浦镇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敌人在遭到包围后，进行疯狂地反扑，坦克、装甲车轮番向解放军冲击，双方在浦镇以北的山地上，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夜，22日清晨，敌人才向江边逃跑。
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扫清了江北守敌，积极找船，准备越过长江，追歼逃敌，从北面向南京发起进攻。
此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大多已逃之夭夭。
4月23日晚，解放军首先从南京东面的和平门进入南京。第三十五军一○四师进占狮子山、清凉山制高点；第一○五师沿中山北路前进，经过新街口到中山门，占领中山门、城外高地，光华门外机场和市中心区。
24日凌晨3点，国民党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战士冲了进去，降下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的上空猎猎飘扬。
陈毅随后赶到了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坐过的总统办公桌后边的巨大椅子上，使劲颠了颠，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
吟毕，陈毅要通了北平的长途电话，在总统府向毛泽东报捷。
西集团渡江简况
渡江西集团为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第十、十一、十二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十七、十八军，以及地方部队共35万人。
渡船上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炮火奋勇前进
第二野战军渡江突破地段，处于汤恩伯集团的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3个军8个师约4万人，敌纵深地仅有十七兵团侯镜如部两个军配在歙县至宁国地区。整个渡江地段敌兵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我游击队活动，成为我有利突击方向。但白崇禧置主力于我渡江地段的右侧背，严重威胁我侧背安全，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湖、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
经强大炮火准备后，担任第一梯队的第十二、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军相继登船起渡，数千只木船竞相南驶，直逼对岸。
守敌集中火力疯狂拦截，江面上水柱四起，部分船只中弹，渡江突击部队临危不乱，以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争当登陆第一船的坚强意志，英勇顽强，奋力航进。
仅仅15至30分钟，先头部队便突破国民党军江防。第十二、第十一军在乌沙闸以西，第十六军在黄石矶及其以南，第十五军在香口附近，第十三军在马当附近分别登上南岸，抢占了滩头阵地。各军后续部队源源南渡，对敌实施连续突击，守敌纷纷溃逃。各军各师密切协同，迅速向左右两翼及纵深扩张。
至当晚21时，该集团已渡过十六个团，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10余公里的陆上阵地。
渡江跟进的第二梯队第十四、第十七、第十八军登岸后，以迅猛的动作向敌纵深挺进。至23日，该集团连克彭泽、马垱、高坦、至德、贵池等地，歼灭守敌一部。担任监视安庆国民党守军的第十军，趁安庆守敌混乱撤逃之际，于22日晚占领了这座安徽省会城市。
第二野战军渡江那天，刘司令员一夜未眠。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的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过渡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支援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兜击之。”
部队根据刘司令员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了对敌人的连续攻击。
陈赓率部隔断汤、白联系
陈赓兵团原定任务是要攻占南京，接管南京。这时刘邓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后演变为溃乱的趋势，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线。于是，取消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为直出上饶、弋阳地区，早日切断浙赣线，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隔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为了不失战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刘邓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刘伯承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地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惶，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不为辎重及小的俘获所拖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
连日来，陈赓率第四兵团一路追击，毫不停滞。
陈赓在渡江战役期间，记下了一本日记。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中写道：“渡江作战，完成历史任务，对此壮举，不能无记，决心写下去。待记”。
在追击溃敌过程中，陈赓没有中断日记写作。下面我们就从他的日记里摘录几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第四兵团追歼逃敌的过程。
4月27日。敌六十八军拼命向南逃跑，陈赓令秦、周两军兼程追击，务求尽歼此敌。
4月28日。陈赓率军拂晓出发，只见敌前日亦循此路南退，状极狼狈：汽车弃道，无人过问，死马横路，人皆掩鼻以过。敌军官太太们携幼扶杖，蓬头垢面，已经落到后面。陈赓车至永丰镇，此处满街狼藉，十室十空。见解放军到来，妇女三三两两从山上归来，诉说蒋军的残酷无道。镇上妇女，上自五十老妇，下至十四幼女，备受蒋军拷打或蹂躏。我休息的一家，家颇小康，妇亦温良，丈夫被拉夫，至今未归；衣物粮食，被抢一空，她本人亦受蒋军糟踏，言之泪已夺眶而出，令人惨然！
4月29日。大雨倾盆，部队仍挺进追敌。十五军在乐平南俘敌300余。
4月30日。陈赓命令各军不顾一切，兼程追敌，求得尽歼刘汝明部。
5月1日。周军在乐平南之株山桥，俘敌2000余人。秦军亦赶上敌人，战况不明。
5月2日。周军行动积极，终于赶上敌军，俘敌3000余人，活捉两个师长、1个师管区司令。仍令该军继续向浙赣线挺进。
在向景德镇前进途中，陈赓看见公路两侧行军的部队军容不整，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打着伞，有的还在枪上挑菜挂肉。他很是生气，停下车，让彭一坤去前面找这个部队的指挥员。
彭一坤赶到前面小村，适逢他们在那里休息，一打听，是别的兵团部队，便对他们说：“陈赓司令员看到你们部队军容不整，很不高兴，一会儿他来了，你们只有检讨，别的不要说。”
带队的团长一听陈赓到了，紧张起来。他赶紧派人四处通知，整顿部队的军容。
刚做完这一切，陈赓就到了。他一下车就批评这位团长：“我们这是在新区，一定要注意军容风纪！你们虽不是我们兵团的，但我也要批评你们！雨伞是防雨的嘛！枪怎么能用来挂肉呢？太不像话了！这会给新区人民造成多不好的影响！”陈赓的话毫不客气。
“首长，我们错了。我们是转移宿营地的，出发前没有很好检查。”带队的团长小心翼翼地报告。
陈赓说：“没有检查就不好，你回去向你们的司令员和政委报告，就说我陈赓批评你们了！今后我见到他们也会讲这件事的。你们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要检讨！”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时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
这篇电讯稿是毛泽东亲手所写。
24日，解放军战士冲进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陈毅就在总统办公室里打电话向毛泽东报捷。
当毛泽东接完陈毅的电话后，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吟诗一首：
渡江战役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后，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和华东、中原军区各一部，在长江下游武汉至江阴段、京沪杭三角地带以及皖南、赣东北、闽北、浙江等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巨大规模的战役。渡江战役从1949年4月20日开始，至6月1日结束，共歼敌43.7万余人。是役，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的企图，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城市及苏南、浙江、闽北、鄂东南、赣东北等广大地区，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这是当时报纸上报道我军1949年4月20日以30万大军突破敌人江防，胜利渡过长江的消息
我东、西两集团一渡江，国民党军全线告急，上下惊慌。蒋介石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叫喊：“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共军渡过江来！”但是告急的电话、失利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蒋介石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又传来了：“江阴要塞失守了，要塞司令戴戎光被共军俘虏了！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也带着25艘舰艇投到共军方面去了！”
国民党军全线撤退，给我军带来了大好的战机。粟裕便紧紧抓住它，迅速将指挥重心转移到追歼逃敌上来。
林则徐侄孙林遵率舰队起义经过
国民党长江防守第二舰队司令官叫林遵，福建人，是抗英英雄林则徐侄孙。他率领的这个舰队有“惠安”、“吉安”、“营口”3艘护航驱逐舰；“安东”、“永绥”、“江犀”3艘炮舰以及其他两个炮艇队。后来又调来3艘“永”字号军舰驶进长江，归林遵领导。
淮海战役后，这支舰队被派到长江游弋，国民党把它当做“水上活动堡垒”，阻止解放军过江。
他们承担的任务是，东起江阴，西至江西湖口500多公里长的防线。500多公里分为5个防区。每个防区指定一个舰长兼任防区舰艇指挥官。为了实现陆、海联合作战，舰艇防区又归属所在陆军最高司令官领导，构成水陆防御体系。妄图用强大的火力，杀伤解放军于江面。
4月19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匆匆忙忙登上第二舰队的旗舰“惠安”号，亲自给林遵口授命令：
“芜湖方面吃紧，你赶快上去督战，组织上游的舰艇，配合陆军阻击共军过江！”这个桂永清是陆军出身，对海军狗屁不通，他为人奸诈，巴结老蒋混了个海军总司令头衔。他一脸横肉，脑满肠肥，人们管他叫“桂肿”（总）。
这时，林遵听后说：“总座通报这个消息，使我耳聪目明，知道共军的动向，但是，这条‘惠安’舰主机出了故障，一时半时还修不好。”
“这个我知道，‘惠安’开不动，你也得去，坐‘美盛’舰去，到芜湖换乘‘永嘉’当指挥舰！”桂永清说得斩钉截铁，倒真有一副“军令如山”的架势。
林遵（原第二舰队司令）从桂永清话里和他的慌张的神色中，已经感觉到局势的确很严峻了，如果推说不去，不仅会闹成僵局，一旦在他盛怒之下被撤职查办，以抗拒军令论处，将会误整个舰队的大事。
这里所指的大事，就是林遵因厌恶国民党，早已秘密地与江北的解放军联系上了，看准时机，率领舰队起义，投向光明。
林遵考虑了一番然后表示说：
“既然情况紧急，那我就晚上走吧。”
桂永清一脸怒气，用手一挡说：
“不是等到晚上，而是限你下午4点前就去。”
林遵此时看了看表，已经快到下午1点了，他向桂永清敬了个礼说：“总座，我坚决执行命令！”说完就离开“惠安”舰，带着他的参谋人员来到“美盛”舰。
“美盛”号，是一艘中型登陆舰，排水量900吨左右，上下两层甲板，舰有两扇由液压控制开关的大门，作战时可装载数百名步兵登陆。此舰为美国造，配备有较强的火力。
“美盛”号舰长易元方，海军少校，青岛海军学校毕业，他看到林司令来到他们舰，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趟出去一定是执行重要任务。他将林司令请进舰长室，向他报告现在舰的机动情况。林遵听了很满意，接着说：
“从种种情况看，共军肯定会有大动作，说不定就在今晚渡江。今晚往上走可能同他们有接触，你告诉全体官兵，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开炮。”
易元方，一向为人正直、处事谨慎，平时对林遵非常尊敬。对司令官下的命令当然要无条件地执行。他问：
“林司令，什么时候起航？”
“总座命令下午4点！”
“4点？”易元方心里咯噔一下，想：眼下“共军”饮马长江，“国军”南岸对峙，白天舰在江心走，只要一方开炮，他们就处于两面夹击。易舰长想到这里向林遵说：
“司令，4点钟是不是时间早了点，大白天的，路上挨揍。”
“这是作战命令，我们怎么能讨价还价？”林遵严肃地说。
林遵何尝不考虑这个问题，他是个老练的海上指挥官，按照“美盛”舰的航速，每小时8节计算，从下关码头往上靠南岸驶两个多小时，这一带不会有什么情况。两个小时之后就快要天黑了，挨揍的可能性就少了。
军舰溯江而上，林遵站在驾驶台上，只听见舰尾发出主机隆隆的声响，螺旋桨在黑夜中掀起一束束白色浪花。4月的江风还夹着凉意，一阵阵向驾驶台掠过。
经过一夜的航行，“美盛”舰于20日凌晨到达安徽芜湖，林遵将军上了“永嘉”舰。
林遵在芜湖与国民军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周旋两天后，即4月22日凌晨，带领“永嘉”舰以每小时8节航速返南京。22日天大亮，林遵径直走进南京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只见一个个办公室大门洞开，破家具东倒西歪，满地都是碎纸片。
停泊在芜湖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舰艇
林遵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办公室。桌上点着两支蜡烛，发出摇摇晃晃的荧光，房子里很凌乱，一副战败的景象。桂永清背着双手，在室内走来走去，看见林遵进来，马上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啊！你可来了。我等了好久了！”
没等林遵坐下，桂永清就说：“国民政府已迁到广州，总部今天也要迁往广州。我马上就要飞上海了，现在我把在南京的舰艇集中起来，交给你指挥。你务必于今日傍晚驶离南京，把舰队带到上海。这是党国和总统交给你的重任，应为党国效忠！”
林遵马上回答说：“在南京的各种舰艇如此庞杂，情况悬殊，想全部都带到上海，实在力所不能啦！”
桂永清又说：“那么，一些性能老旧的、负伤严重的舰艇，我授权你酌情处置，根据情况把他们沉没，其余的一定要在今晚离开南京去上海，不得延误。我将电请空军掩护你们冲过江阴。”
桂永清已经做了一些让步，觉得林遵应该遵命照办了，可是林遵仍然面带难色。停了一会儿，林遵严肃地对桂永清说：“舰队撤往上海，责任重大。我才疏学浅，实在难以单独承担此重任，恭请总座亲临舰队坐镇。”
桂永清没有想到林遵会如此“将”他一军，愣了一愣，把眼镜向鼻梁上推了推，忽然严厉地说道：“总裁有令，要我今晨即飞上海转奉化，共商国事，不宜在舰队耽搁，以免贻误军国大事。”
说罢，又装出笑脸，看了一下在旁的海军总部参谋长周宪章、作战署署长王天池二人，对林遵说：“林遵司令，指挥若定，屡建奇功。这一次率舰队东下，定然不负重任，一定马到成功！待林司令到达上海时，我们当亲赴码头迎接，摆宴庆功。”
周宪章、王天池也陪着笑脸，顺着桂永清的意向，向林遵奉承吹捧了一番。
此刻天已快亮，桂永清一行，踏着满地撕碎的公文纸片，一步一步走向就要封闭的总部大门。跟在桂永清身后的人都在想，总司令真的要同林遵一起去到舰队指挥打仗了。
可是，刚走出总部大门，桂的副官吴家荀抢先两步，早把停在门口的轿车门拉开，说了一声：“请！”只见桂永清一头钻进汽车，吴家荀也钻进去，随手“咚”的一声关上车门，对司机说道：“快！直开飞机场！”
周宪章、王天池、林遵等人，眼看桂永清的汽车向飞机场疾驰而去，你望我，我望你，面面相觑，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各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散去。
周、王回到总部办公室，准备马上离开南京。林遵回到舰队上去了。
林遵回到“永嘉”号旗舰不多一会，突然接到桂永清派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着你率队于23日傍晚驶离南京。江阴炮台已于21日易手，已命空军轰炸，并派空军掩护你们下驶。你们务必于23日夜间离开此地，以免空军发生误会。”这最后一句，“以免空军发生误会”的话，是对林遵的一种恫吓，意思是你们如果不愿去上海，我就要用飞机来轰炸你们的舰艇。
林遵看完信，立即命“永嘉”舰在南京笆斗山抛锚，并通知各舰艇到笆斗山集中待命。少顷，11艘军舰和2个炮艇队（有炮艇50余只），都密密麻麻地停在笆斗山江面，樯桅林立，蔚为壮观。
“太原”号舰舰长兼炮艇队队长陈务笃，走上驾驶台，眼望浦口、镇江方面，但见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知道北岸蒋军八十八军残部正在进行抵抗。忽然，见“永嘉”号旗舰发出信号，要各舰长、炮艇队队长去开会。于是陈务笃立即乘炮艇，并顺路约“安东”、“楚日”两舰舰长一起，前往“永嘉”旗舰开会。
林遵率领的第二舰队，总共有20多艘军舰和近60只炮艇，原防地是江阴至安庆约500公里的江面。
会议开始，林遵介绍了当前的情况，也把会见桂永清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他说：“目前情况是：江北仪征、三江营一带有共军强大的炮兵阵地；江阴要塞炮台已易手；‘营口’舰失踪，估计已投奔共军。我们要下驶上海，上述三关是很难过的。”
然后，他对大家说：“总司令说只要我能把大家带下去，哪怕只剩下一条船到上海，就向总裁保荐，提升我为中将副司令，并授我青天白日勋章哩！我恳求周参谋长和王署长上舰坐镇，他们拒绝我的要求。现在，总司令赶飞机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林遵强调说：“我们这么多舰艇，性能不一，情况各异，事关大家切身安危和全体官兵的前途。我特邀大家来共商问题，请各位慎重考虑，我将聆听大家的意见。”
各舰舰长纷纷议论起来，讨论如何过“三关”问题。
有人主张把陈旧而航速太慢的“楚日”、“永绩”两舰毁沉，使舰队轻捷前进。
有人主张军舰并靠航行，可提高航速和缩短序列长度，但又因一条行动笨拙而价值昂贵的修理舰“兴安”号不好处理而作罢。
有人说：“过‘三关’不难，南岸的江阴炮台当年是防敌舰逆流而上设计的，炮口是对下游，我们顺流而下，威胁不大，只一条‘营口’舰投共，哪能阻挡我们整个舰队；至于北岸仪征、三江营共军的炮兵阵地，我们可以用优势火力压住它。”
“不行，夜间百炮轰击，必使老百姓遭殃，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打仗嘛，人员有点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打日本鬼子，打侵略者造成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打内战自相残杀就不应该！”
众人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起义的主张，说：“海军应当退出党派之争，把军舰交出去，举行战场起义，接受中共提出的局部和平。”
几个死硬派立即起来反对，他们说：“交出军舰就成了俘虏，当俘虏是可耻的。战场起义实际上就是叛变投敌，我们应当忠党爱国，共赴国难，要讲仁义，讲道德，不该做历史的罪人。”
“什么仁义道德？！蒋介石自己躲到安全的地方，却要我们在前面当炮灰，这能叫‘仁’吗？桂永清在此危难之时，坐飞机逃跑了，丢下我们不管，这能算‘义’吗？我反正不想干了，我有技术，会开船，以后还可以开商船过日子，何必今天冒险冲‘三关’呢？”一位舰长说。
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第二舰队一部
林遵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倾听着各方面的争执。争了一段时间后，林遵心里有底了，与会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走，有三分之一的人要留，有三分之一的人犹豫不决，没有表态。
正在这时，值日官报告：“‘永定’、‘吉安’、‘江犀’、‘联光’4艘舰只从安庆上游开下来了。”
林遵立即派小艇把4位舰长接到“永嘉”号上，将辩论的情况对他们略加介绍，然后说：“听听你们4位的高见。”
“永定”舰舰长说：“打内战，当炮灰，确实令人痛恨。最可恨的是海军部不管我们死活，我舰在安庆就有人受伤，无处医治。昨天，我们从安庆下来，在路上又挨了几炮，一炮正打中驾驶台，好几个人受伤，缺乏医护人员抢救，又没有止痛药。”说到这里，他蒙头放声大哭起来。
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许多人陷入深深的哀愁之中，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
“吉安”舰舰长打破沉寂，说道：“我老婆孩子还在南京，不晓得现在怎样了？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我是不走了，我不能丢下她们，也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了。”
“联光”号舰长接着发起了牢骚：“桂永清真他妈的不是东西，要我们卖命，要我们当炮灰，却不管我们死活。他把我们丢在安庆，连4月份每人6块袁大头的伙食费到现在还不给我们，真是岂有此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狠狠地拍着桌子。
这3位舰长的发言，立即改变了会场上的风向，使要求留下起义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原来反对起义的也顺风使舵，表示不愿跟国民党跑了。但是，又有人顾虑会不会引起英、美、苏等国的干涉，因为已有多艘英国军舰由上海上驶，企图阻止解放军在长江下游渡江，并有消息说，英国军舰同中共军队已经交上了火。会场一时冷了下来。
这时，林遵的参谋长戴熙愉向大家说：“我建议来一个民意测验，用无记名的方式来测验一下每个人的意愿，以定去留，大家看好不好？”众人没有异议。戴早就准备好了票，立即发给大家。
投票完了后，林遵用检票的空隙，对一些有影响的舰长进行个别探询。林问主张起义的“太原”舰舰长陈务笃：“你投什么票？”
陈答道：“我投空白票。”
林很诧异地又问道；“我听你在会上发言，多次主张留下来，为什么投空白票？”
陈说：“大家这样激烈争论，你却一直未表态。我的态度很明白，投票主要测验那些还未表示意见的人。我投不投票，没啥子关系。所以投了空白票。”
林又问：“那你是愿意留下来起义的？”
陈反问道：“林司令是不是愿意领导大家起义呢？”
林遵很干脆地说：“当然！”
陈马上说：“那我当然也留下来起义。”随之，陈又带笑地问林遵一句：“司令，中将副司令、青天白日勋章，你都不要了？”
林遵哈哈大笑，说：“那是桂永清的鬼花招，能算数吗？”
陈务笃一本正经地说：“司令率领我们起义，我们由衷地拥护，我说话是算数的，请司令放心吧！”
林遵点点头，同陈务笃握了握手，又去找别的舰长探问去了。
复会后，林遵宣布说：“经过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现在又投票测验，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参加投票的16位舰长，两位炮艇艇长，共18人。检票结果：赞成起义的10票，反对起义的2票，弃权的6票，说明大多数人愿意留下起义。我曾个别征询一些人的意见，弃权的6票中，有的是愿意起义的，有的则是愿意随大多数人行动。至于两位投反对票的人也表示，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要留下，他们也不固执己见。”
林遵又严肃地对大家说：“起义与否，是关系到各位和全舰官兵前途的大事，一定要自愿，绝不能勉强。假如哪一位现在还想走，那还是可以的，决不强留。各人命运由各人自己决定嘛！”
经过最后讨论，林遵宣布4件事：第一，请吴建安和张家宝两位舰长拟稿，写信与解放军联系；并由吴与参谋长戴熙愉商量，派人送信。第二，各舰电台暂不与总部断绝联系，会议情况不要让部队知道。第三，各舰锚泊太密集，今晚就需要调整疏散，以防意外。第四，凡从安庆下来的船只，4月份未领到伙食费的，现在舰队司令部尚有部分余款，回去后可叫军需官带花名册来领。
送走各位舰长，林遵心里盘算着今后的生活如何开始。突然参谋长戴熙愉过来对他说：“司令，‘永嘉’舰是桂永清从美国接回的新舰，军官多是桂的死党，一时迫于形势不得不听从起义的决定，但靠不住。”
林遵听了觉得有理，乃悄悄地从“太原”舰调来一只炮艇，乘炮艇回到原来旗舰“惠安”号上。可是离开“永嘉”舰时，忘记降下司令旗，到“惠安”号后又没有升起司令旗，这一疏忽，铸成大错。
当日傍晚，“永嘉”舰盗用旗舰名义，发出“各舰启锚，准备开航的信号”，许多舰长误认为是林遵司令的命令，顿时下令各自的军舰升火启锚，一时整个笆斗山江面浓烟滚滚，气笛响成一片。
“太原”舰舰长陈务笃一听大惊，知道发生了突变，急忙奔上驾驶台。陈务笃发现，十几艘军舰的烟囱都冒着黑烟，有的主机已发出隆隆的响声，有的正在起锚。他向上游看去，但见“永嘉”号上还挂着令旗，桅杆上挂着：“紧急起锚，准备起航”的旗号，它的闪光信号灯，正在频繁地和几条舰通信。
在“永嘉”舰旗号的命令下，很多舰发出了战斗警报，站了炮位，汽笛响成一片。陈务笃向前望去，只见“永嘉”号起锚尚未出水，舰艄翻起巨大浪花，它斜着舰身急速地调过头来，桅杆上又升起一串“跟我走”的旗号，接着它以极快的速度向下游驶去。“永修”、“永定”、“美亨”、“武宁”、“永绥”、“美盛”，也都随之而去，一艘艘像疾风一样，掠过“太原”号右舷，向东疾驶。只有“楚日”号最慢，起锚后，徐徐驶向“太原”号的右舷，舰长站在船头对“太原”号大喊：“老陈，你怎么还不起锚呀？”
陈务笃大声地问道：“你们上哪里去呀？”
对方大声回答：“下去呀！司令都走了，你还不走吗？”
陈大声说：“司令没有走，司令在‘惠安’舰上，你们不要走！”
“司令在‘永嘉’上，你没看见‘永嘉’挂的司令旗吗？”
陈务笃知道各舰发生了误会，上了“永嘉”号舰长的当，立即乘炮艇前往“惠安”舰，去见林遵。林遵正站在舷侧，一见陈务笃便说道：“你没走，我很高兴。你没走，我是没想到的呀！”
陈说：“说话算数，人要讲信义嘛！决定起义，怎么他们又都跑了呢？”
林遵把手一摊说：“不晓得啦！”
陈务笃说：“我看坏就坏在司令搬到‘惠安’号时，没有降下‘永嘉’上的令旗，而‘惠安’上又没有及时升起令旗，有些舰长就误会了，以为司令还在‘永嘉’上呢。‘永嘉’一跑，很多舰只就盲从，像‘楚日’舰就是这样。”陈务笃又将“楚日”舰经过他时，舰长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林遵一听如梦初醒，后悔不已。这时，参谋长戴熙愉急忙建议道：“假如是误会，我们就用报话机叫他们，也许能把他们叫回来。”
林遵说：“那好哇！你快通知报务员，用报话机叫他们回来。”
陈务笃说：“司令自己叫，不然他们不相信。”
于是，林遵就用报话机喊话，叫各舰立即回来。听到司令的喊话的声音，那些尚未走远的受骗上当的舰艇都调转方向，驶回来了。
当天晚上，林遵派参谋长戴熙愉亲去浦口，找到了三野三十五军联络部长张普生。张普生握着戴的手说：“我们知道你们起义，可是到处找不到你们。现在你们来了，我们热烈欢迎！”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惠安”、“江犀”、“联光”、“太原”、“吉安”、“永绥”、“楚日”、“安东”、“美盛”9艘军舰和第一、第二两个机动炮艇队宣告战场起义，弃暗投明。
随后，由于飞机轰炸，各舰按照指示拆下轻武器和仪表，起义人员撤到旧海军总部。不久，这些军舰都被飞机炸沉。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立，林遵任第一副司令。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1974年任东海舰队副司令。1979年7月病逝于上海。
蒋介石的杭州机场会议
江阴要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通知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速到杭州机场开会。4月22日清晨，李宗仁偕同何应钦、白崇禧、翁文灏、张群、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吴忠信、黄少谷等飞往杭州，人人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齐集笕桥空军学校会议室内。在凝重的气氛中，翁文灏低声问李宗仁：“自从政变以后，3个多月来，你还是第一次同他见面，还主张打下去吗？”
李宗仁也低声说：“不，不，不能说是政变，给他们听到，我又吃不消了。”他苦笑：“至于打下去，翁者有高见吗？”
翁文灏忙摇手说：“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我只是奉命前来。”正说着，蒋介石拖着病弱的身体，手持拐杖缓步而来，蒋经国、陶希圣左右侍候，背后一大堆侍卫官。双方一番寒暄，两旁坐下，蒋介石朝众人苦笑一声，强打精神说道：“现在，这个，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到的了。我以为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大西南大后方做基地，还有几百万人，还有海空精兵，比共军当年在延安时好得多，而且我们还有美国援助，大家，大家不必灰心。”
众人闻言，齐在心头叹气。接着讨论南京，上海要不要守？结果讨论纷纭，最后蒋介石说：“这样吧，守南京似乎不易，上海非守不可，我们在上海的准备，共产党有300万人马也攻不进，我认为应该守住上海，以及沪杭路一带。”他吃力地说：“长江，给他们过了；钱塘江无论如何要守住！浙赣路，是我们今天的主要防线，大家有什么意见？”
何应钦叫嚷道：“我们要抵抗到底！”
蒋介石说：“对于共军不是抵抗到底，而是戡乱到底。”
李宗仁说：“我认为今日之下，过去我们苦守据点的战略该检查检查，是否合适。守据点本来不错，无奈一个个据点都给对方吃掉，这就说明了这个战略毛病百出！我主张从今以后要同共产党从事机动作战，再也不能打阵地战了。”何应钦对此也表示赞同，主张今后以打运动战为宜。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意见却不以为然，反问道：“那么南京非放弃不可了？”
李宗仁硬着头皮反问：“如果不放弃，汤司令有妙计可以挽回劣势吗？”
“今天不是个人问题了，”蒋介石知道李宗仁同汤恩伯之间的摩擦，冷冷地说，“李代总统都不能想个办法守住长江，汤司令怕更没用！”
会议正在进行期间，前方又打来电话报告说：“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撤，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随即命令：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这仍是他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
会后，蒋介石又同李宗仁进行了单独谈话：
蒋：南京沦陷后你准备去哪儿？
李：我？当然去广州啦。
蒋：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讨一次。
蒋：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不论你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4月22日傍晚，李宗仁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枪炮声。李代总统在南京的这最后一夜，“辗转反侧，未能成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就乘飞机逃亡桂林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黄，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2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在人群夹道欢呼声中进入南京城。码头的里里外外拥满了欢迎的人群，穿着各式服装的工人与市民，男男女女的大、中学生，还有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迎着解放军夹道欢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同志们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庄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沿着中山马路阔步行进。太阳高高地升起在紫金山上空。马路两旁满是欢迎的人群。许多楼房的窗口，探出人头，露出一张张的笑脸。有人向解放军挥手，有人扔出雪片似的花纸；许多工人、学生热情地跑上来，和战士们握手，他们激动地说：“天天盼，夜夜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三首长齐聚总统府
25日这一天，中山门两旁人山人海，红旗如林，锣鼓震天。学生们扭着秧歌舞，打着腰鼓；工人们举着“天亮了！”、“解放了！”的标语。鞭炮在空中炸响，彩花在头上散落，人们潮水般的涌向街头，欢迎人民的队伍，庆祝南京解放。
4月27日，总前委领导人邓小平、陈毅来到南京，总前委机关也从合肥移驻南京城。
4月28日，总前委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可是，此时的刘伯承却还正在匆匆赶往南京的路上，他没有想到南京解放得如此顺利。
1949年4月23日，我军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覆灭。
这是我军占领国民党总统府的情形
4月29日，刘伯承风尘仆仆从安徽桐城第二野战军指挥所赶到浦口，望着苍茫之中的扬子江，刘伯承感慨万千。想不到国民党军队这么不堪一击，原来总前委决定，陈赓的第四兵团协同进攻南京，可是现在只从正面一打，南京就解放了。
刘伯承一行人踏上轮渡，登上南岸。由于临行仓促，没有事前与南京守备部队取得联系，所以一下船却不知该去何处。他们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等到大家上了车，警卫员突然拍着右额大叫一声：“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
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他略一沉思，果断地说：“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
果然，一到总统府，就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亲自坐车赶来。两人一见面，陈毅就说：“想不到你这个南京市长，乘公共汽车来上任，对不起得很。”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落。
邓小平代表华东局讲话。
陈毅代表第三野战军讲话。
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讲话。
刘伯承说：“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来了！然而，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
5月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大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块印着“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刘伯承见此点头表示满意，诙谐地说：“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
当天，刘伯承专门召集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开会，发表了一篇精彩的就职演讲。
面对即将管理南京的数十名干部，刘伯承说：“南京在4月23日解放，从这一天起，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就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因此，23日这一天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抵抗结束了，但是斗争仍然非常尖锐。刘伯承谈到这些，语调变得严肃起来。他说：“现在我们是胜利了，敌人是失败了，但敌人失败不等于完全停止抵抗，相反地，是企图从各方面继续抵抗。现在敌人一般是由集中的公开的转为分散的和隐蔽的斗争形式，来反对中国人民争取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国家。尤其是南京解放不久，潜伏的敌特会用各种办法来反对人民的统治，如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利用各种合法名目一面掩护活动，一面破坏我们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所以在军事管制中必须加强警惕。不仅要注意公开拿枪的敌人，而且要注意隐蔽的不拿枪的敌人，以确保人民民主秩序迅速建立。”
解放军占领南京，没有费多大的力气，然而要把南京建设好可不那么简单。解放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鲸吞豪夺的指挥中枢，成为畸形的、消费型的城市。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公务人员闲散街头，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比比皆是。
作为南京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刘伯承对大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我们今后要做什么？首先是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自然，我们军管会首先要把南京顺利地接下来才能好好地管，而管就要把官僚庞大消费的南京逐渐变为人民生产的南京，这就是如何实行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经济纲领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刘伯承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工作人员中滋长起来的严重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傲蜕化的现象已经发生。……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在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要以此作为教训，丝毫不能放松，让它们发展。”
刘伯承平稳而又洪亮的声音，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聆听者一致称赞这是一篇出色的“就职演讲”，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至应注意克服的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进行了阐述。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觉得，刘伯承的施政报告一如他打仗时发布的作战命令，敌情、我情、任务、条件、薄弱环节，交代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后该怎样去执行和落实。另外一部分来自地下党的干部，则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对政情民风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南京市长遴选得人！南京的治理与建设大有希望！
三位老帅齐聚总统府，他们站在蒋介石办公室桌前，都感慨万千。邓小平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发动了全面内战，使数百万军民无辜死于战火。陈毅接着说，蒋介石这个头号战犯当之无愧。刘伯承接着说，我们站在这里，就像到了杀人魔窟，马上就要把此地变成人民政府的办公地。
紧接着，他们三人环视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里是201号室，共有3间。东为蒋介石的休息室和卫生间。休息室不大，内放一张藤椅。卫生间的地面贴有特制的蓝白相间的马赛克，与国民党旗的青天白日色调相一致。墙体贴白瓷砖，配有美国进口的浴缸、洗脸池和抽水马桶。装修简洁，做工精细。中间一间为总统会客室，四周均是嵌入墙体的博古架和文件柜。正中悬木叶吊扇，四周挂磨砂吊灯。西一间为办公室，墙体全部嵌入博古架。大套间的对面，是一个小套间，布局与大套间相似。两间带一卫生间，但只有橱柜而没有博古架。卫生间的地砖也是彩色的，整个格调与总统办公室套间截然不同。据说，这是蒋介石为他的夫人准备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在这里办公。当了代总统，他也很知趣，没有往201号搬。
顾祝同上海作战会议检讨江防失败之原因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是1949年春国民党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全国大陆而拼凑起来的一条军事防线。它西起三峡口外的宜昌，东至长江入海口的横沙，全长1800余公里，是世界战争史上依托江河设置的最长的一条防线。
国民党方面大肆吹嘘这条防线，说它是“比马其顿防线还要坚固的现代陆海空立体防线”，“可代替300万军队”作战。
他们认为“共军一无军舰，二无飞机，仅靠一些人工摇橹划桨的木船，要渡过长江天险，那比登天还难”。
然而，当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后，仅用不到36小时，这条“固若金汤”的立体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800余公里的大口子。
1949年4月中下旬的渡江战役中，京沪杭地区蒋军被歼总计：7个军部、19个整师、3个独立团、非正规军有1个旅、3个总队、1个团、1个要塞炮兵总台、1个守备大队、2个水警分局。以上各部估计约30万人。
长江防线一触即溃，使国民党内的一些大员也感到意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顾祝同又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这次会议不是研讨上海防务，由于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会上首先向汤恩伯发难，所以形成了追查长江防线崩溃责任的会议。
一开始，汤恩伯遮遮掩掩，推脱搪塞，不想把事实真相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后来被追得没了退路，才拿出蒋介石的手令。据当事人记述：
会议一开始，顾祝同的开会报告还没完，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即抢先起立说：“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上次再三说，敌人一定从荻港渡江。如果把我军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沿线上，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开放，敌可长驱直入，连各机关逃走都没有部队保护。何况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是预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
他气呼呼地一边说着，一边两手扯军服衣襟的下边，猛向左右两边一撕，把军服上五颗扣子拉断了线，扣子飞满了会场，接着大声哭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惊愕，顾祝同安慰他说：“蔡厅长，你沉静一点，有话慢慢说。”
汤恩伯马上愤怒地站起来，指着蔡说：“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汤曾当过军校大队长，蔡系其学生，有师生之谊）
蔡怒斥汤说：“你还有脸摆出你的老师臭架子来吗？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没有哪一个人再承认你是个军人了！”
汤追问：“军人应该怎么样？不是要服从命令吗？”
蔡说：“是呀！我一个小厅长算不得什么，可是我以总长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服从？”
“别吵了！”汤恩伯大声断喝，随即拿出蒋介石的手令。
汤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总裁命令的，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来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
他把手中的一张纸晃了晃，接着宣读蒋介石的命令，内容大要是说：上海存有约值3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命令吴国祯请假，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抵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是问。
大家听了蒋介石亲笔手令后，都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汤恩伯又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陈如初（陈良）怕我守不住，每船装重了一点，以至‘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触礁覆沉，因而我和陈如初都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惩办。你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难吗？依你的计划，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时间，试问这责任由谁负？”
汤恩伯又接着说：“奉命保守机密，不敢随便泄露。今天不是这小子发狂（指蔡文治），我还不给你们看的。算了吧！总裁无意久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金银运完就了事。这责任由我来负。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先请到广东吧，免得在此碍我的手脚，必要时还要保护你们。”当时连平日以含蓄修养见称的顾祝同也为之面红耳赤，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次会议彻底暴露了长江防线顷刻崩溃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在部署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埋下了崩溃的因素，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腐朽，注定了长江防线的迅速崩溃。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从军事角度深究，国民党军队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致命因素决定了其防线必然迅速土崩瓦解的趋势。军事评论家曹剑波指出：
（一）防线过长，兵力不足，部署不当。
在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国民党共部署了40个军、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江防部队只有81个师，平均每个师的防御正面宽达222公里，国民党军1个师大体需抗击人民解放军2个师。
防线长，兵力少，素质差。国民党军理应集中重点守备那些最便于解放军突破和登岸、及登岸后又最便于解放军大兵团展开并向纵深扩张战果的地方。
以长江下游而论，长江由西南流向东北，流经南京、镇江后折向东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弧。新港以下约150公里的地段江面宽达10余公里，风浪高达50余厘米，不便于大部队渡江作战。
新港以上，特别是芜湖以上，江面宽均在2公里以内，湾道多、小岛多，北岸有许多湖泊与大江相通，便于解放军隐蔽渡船，便于解放军利用湾道与江心洲突破敌人防御；而南岸湖泊较少，便于大兵团渡江后扩张滩头阵地，并向纵深穿插。国民党军理应把防守重点放在新港以上地区，特别是安庆至芜湖与镇江至江阴地段。因解放军一旦在这两地段突破长江防线，很容易利用长江向北弯曲的弧形，对芜湖、马鞍山、南京和镇江地区的国民党达成战役上的合围之势。
然而，国民党军却在安庆至芜湖200公里的地段上只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担任第一线防御。而且，这10个师中有7个师是由打仗比较滑头的西北军将领刘汝明指挥的非蒋系部队，另一个军，即第八十八军虽是蒋嫡系部队，却是被歼后新组建的部队，可是在新港以东不便于我军渡江的那150余公里地段上，国民党却部署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
（二）机构层次多，指挥紊乱，贻误战机。
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十分庞杂，担任长江防务任务的陆海空军各有一套指挥系统，谁也指挥不了谁，没有军兵种战役协同计划，各特种兵也未与第一线守备部队建立直接支援关系，完全靠层层申请才能得到炮兵和海、空军的火力支援。正因如此，在解放军渡江的整个突破过程中，敌江防部队指挥紊乱，火力不协调，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国民党军的指挥层次多，各军、师上面有绥区司令部，兵团、绥区、警备司令部上面有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司令部，有的兵团上面又加设了一个绥靖公署司令部，各绥区、兵团、警备区同时还受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挥，正在编练的军和师除了受编练司令部指挥外，还要受作战方向上的绥区和兵团司令部指挥。重叠烦琐的指挥机构使国民党军令出多头，无所适从，加之通信联络不畅，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传递。
例如解放军4月20日晚开始渡江，消息传到汤恩伯耳中时已是21日上午，我军已突破了枞阳至裕溪口地段的防线。汤恩伯急令第二线部队向前增援，阻止我军渡江，命令传到第二线部队时已是下午，解放军已占领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敌二线部队有的正在被歼击之中。
4月21日晚，解放军东集团主力在江阴地区渡江，敌江阴要塞的部队已经起义，而负责向该方向增援的第五十四军到22日中午才得知解放军已经渡江，结果先头一个师在向前机动的途中被解放军包围歼灭。
（三）三军分离，各自为政，自保实力。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另一原因是三军分离，各自为政，各怀私心，自保实力。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不仅汤恩伯指挥不动，就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指挥不动，而海、空军的舰船、飞机，只听本系统长官的指挥，陆军根本调不动他们。陆军需要海、空军支援时，必须逐级申请，最后由海、空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国民党军中，就连嫡系部队之间，也是以邻为壑，自保实力，见死不救的，根本没有什么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概念。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已进到南京对岸的浦口、浦镇地区。身为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尚在南京。他不但不令停泊在笆斗山江面的第二舰队40艘舰艇以舰炮火力支援守军作战，反而令舰队司令林遵把舰队带出长江口，并许愿只要把舰队带出去了，就保举林遵为海军副总司令。因而，尽管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和军舰，但没有合同作战的意识，也是无济于事的，立体防线不过是种虚幻的梦境而已。
（四）消极防御，单纯防守，被动待毙。
消极防御历来是兵家所忌。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没有一个有头脑的军事家赞成消极防御的。渡江战役中，国民党在兵力上虽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海、空军方面却占据着独家垄断的绝对优势。如果国民党军能够利用这种优势，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的方针，至少可以给解放军制造很多麻烦，延缓长江防线崩溃的时间。
例如，可以利用空军袭击解放军深远纵深集结的船只，利用海军的舰炮和防线上的岸炮突击解放军浅近纵深中隐蔽在江湾、汊河中的船只，破坏解放军的渡江准备，这在当时解放军没有空军，防守力量薄弱，没有海军，不能与敌舰在水上作战，正面太宽，火炮不能封锁整个长江江南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从解放军推进到长江北岸起，到解放军全面突破长江防线止，国民党的空军未能对解放军集结在内湖、汊河上的船只造成过严重的威胁；国民党的海军舰艇多分散于整个长江江面上，只负责一般的巡逻任务，没有集中舰队，以强大的舰炮火力突击我在江北的渡江设施。在整个长江防线上，除了地面部队积极构筑江防工事，设置江防障碍物外，海、空军好像无事可做。
这种单纯防守，缺少陆、海、空协同作战的消极防御，是国民党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又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