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

    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3次转折：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那种满腔希望。

    从顾准、孙冶方到吴敬琏一代，他们深受唯物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受难者”顾准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顾准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吴敬琏，使他在认识论上确信人类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众以及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迷茫，最终选择理性和趋优化的道路。

    吴敬琏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个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他的女儿吴晓莲也这样评论他的父亲：“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本性而言，吴敬琏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极左”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

    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有选项”。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在1988年维也纳“改革经济学国际讨论会”上从东欧同行那里学来的一句仿丘吉尔论民主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

    晚年的吴敬琏因种种言论而遭到指责，不过，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的读书笔记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同时将之与整整40年前，顾准与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联系在了一起。

    他用饱含历史感的文字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暴政——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当“也曾相信过”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地上天堂”的顾准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亲眼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顾准的回答是：“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吴敬琏的思考答案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

    吴敬琏由这个结论，进而推演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吴敬琏继续说，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务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从吴敬琏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梁启超、邓孝可、邓季惺、顾准的影子。这个在病床上偷听延安广播的年轻人，这个在劳改队里默默苦思的中年人，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最终在伟大的改良主义传统中找到了思想的归宿。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反对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渐进的力量。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建国60年的大庆。就在9月底的《财经》杂志上，吴敬琏发表洋洋3万言的长文《中国经济六十年》，回顾改革历程，再度呼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作为60年经济变革的目击者、参与者及政策谋划人之一，吴敬琏总结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在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之后，他进而谈及，新世纪之初，“由于改革有所放缓，社会矛盾的态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他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其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自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滞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10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问题的实质时，吴敬琏毫不留情地认为，“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他警告说：“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就这样，吴敬琏再次擂响了改革的大鼓。战士已经垂垂老矣，却似乎仍有披袍再战的勇气。

    10月30日，吴敬琏给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8级的EMBA班讲完了最后一课，学员们起立鼓掌。一位学员代表大家赠诗一首曰：“大音希声闻洪钟，大象无形睹真容。八十春秋谱华章，百年风云笑谈中。”

    吴敬琏是中欧最早的中方教授之一，早在1984年，国家经贸委与欧共体管理教育基金会在北京合作开班，为中国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授课，吴敬琏是学术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1993年，中欧想要把办学基地南迁，吴敬琏拜会了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和时任副市长徐匡迪，促成此事。在过去10多年里，作为中欧的创院人之一和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他以《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为教材，给每个班的学生授课30学时，课程名称为“中国经济”，这是中欧的王牌课程，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目。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没有告别讲台的打算，对他而言，这是他的“战场”。在一次授课中，他对300多位听课的企业家学员说：“我希望，我的生命终结在讲台上。”

    在2009年的最后两个月，他奔波于各地，参加了中欧的管理年会、上海的“浦江创新论坛”、浙江的“长三角论坛”等等，与各地的官员和企业家座谈，切磋观点，探讨改革。他依然保持着冷静而理性的思想锐度。

    到2010年的1月24日，吴敬琏会迎来80岁的寿诞。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80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80年。

    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个有限的人生实在无法穷尽时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聪慧、勤奋如吴敬琏者，也是难免。中国的历史实在太过漫长，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传统几乎成了国民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的高贵与顽痼一样的深重，打断它，谈何容易。相对于变革的漫长，人生实在太短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自称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在现实世界里面，就会变得很悲观。”不过接着他又说，“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断，它必将曲折而前行。”

    在2009年的8月和9月间，他还腾出时间完成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长篇口述史讲述。他的记忆力之好令人吃惊，尽管已年届80岁，却仍然能清晰地记起1972年中科院经济所图书室管理员的名字。在那次讲述中，对生命的感恩，对所有朋辈的感念与追忆贯穿了整个叙述，命运将如此多的际遇与冲突涂抹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温和的人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战士，让生命以如此充满磨难而纯洁的方式绽放。

    吴敬琏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本薄薄的传记也许只展示了有限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场景中去。

    那是一个天空蔚蓝的清晨，在爱琴海微波荡漾的春风里，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柏拉图进行着一场睿智的对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漫漫的2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动的碎银般的日光，永生永世，总在后世人们举目眺望的视线之中。

    这些声音后来被编辑在了一本叫的书中，在《何为哲学家》一章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爱智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许多荒谬的人物都可以叫做哲学家了。所有爱看的人都酷爱学习，那些爱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人总是看不到他们参加任何认真的辩论，认真的研究；可是，仿佛他们已经把耳朵租出去听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节，他们到处跑，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合唱，他们必到。我们要不要称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爱好的人为哲学家？

    苏：绝不要。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柏：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呢？

    苏：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年代，还没有“知识分子”或“经济学家”这些称谓，而事实上，他们辩驳的对象便与本书主角的人生志趣相去无远。80年来，这位名叫吴敬琏的中国经济学家用历经劫波的生命证明，自己是一个“眼睛盯着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