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更加传奇的中共“美女间谍”
如果她还活着，正好今年90岁。她的出生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90岁的女人，肯定是非常老了，但她是在66年前牺牲的，那时她才24岁，花一样娇艳的年龄，加上她天生丽质，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战友与同志心目中，永远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美丽。
她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里的名字叫张露萍。其实她的名字有好几个：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张露萍等。就因为她的名字太多，从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与组织是单线联系，故而在她被敌人残杀而牺牲后的几十年里竟然谁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到了1982年——在烈士牺牲37年后，中共四川省委的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算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我想得起了，张露萍在延安时叫黎琳，外号叫‘干一场’！”这是叶帅在听取一位经历在解放前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报告了四川省委复查组在对当年发生在重庆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复查时，十分激动地回忆起张露萍时说的话。
后来叶帅又专门向专程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复查组的同志详细介绍了情况：四十年代初，我党两名同志打入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内部，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叫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派人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冯传庆的案中主要与张露萍有关，她是当年由党在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曾希圣同志亲自派去在敌人心脏建立的“电台特支”负责人。
张露萍的故事迷离复杂，从她牺牲的1945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位有“中共美女间谍”之称的女共产党员，牺牲后却一直不被有关组织部门所认可，一般公众就更不可能对这样的英雄了解了。但即使这样，从解放初一直到张露萍烈士被正式确认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年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中，有一位老人总要到一个无名烈士墓前去祭扫，这个老人就是小说《红岩》里的“疯子”原型人物韩子栋，老人后来当了贵州省人大副主任。他在敌人的白公馆监狱和贵州息烽监狱都呆过，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所以他坚信她和那六位与她一起被敌人枪杀的年轻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的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确实，凡是看过一次张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迹的，我相信都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张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具有典型的“谍战”故事，其惊险复杂、曲折迷离的故事，远比电视、等电视剧要精彩和生动。国民党时代的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谈到张露萍打入军统一案时，曾说：“蒋介石为这事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差点戴笠被撤职查办。”这是戴笠“一生的奇耻大辱。”
这也难怪，这时当时国民党最核心和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并不时地将重要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共延安总部，蒋介石能不怒发冲冠吗？
所有这一切皆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间谍”有关。张露萍的故事的精彩与传奇也在于此。
上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总部的电讯总台，设在当时的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这里的一座小楼时刻戒备森严，窗帘紧闭，若明若暗的灯光昼夜不熄，来往人员总是行色匆匆……显示了这里的每一个细微风声都充满了神秘和要紧。
1940年的一天，这里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那一刻特务总头目戴笠，差点把嘴都气歪了！
你想，从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到电讯员张蔚林、王席珍、赵力耕、杨洮、陈国柱这些电台的骨干，竟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蒋介石和戴笠的面子何处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秘密还何在？延安的共产党能不赢才怪！
出事的那一天，蒋介石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毙了你！你平时口口声声说军统组织如何如何的组织严密！实际上是人家共产党早钻进了你的心脏，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马上查！否则……”戴笠从来不曾这怎么丢过面子，他下令立刻把电台总台台长抓起来。军统的一位所长叫毛烈，不知何故，给共产党员、电讯员张蔚林写了一封信，戴笠不听任何申辩，拨枪就把他枪毙了。
抓到中共“红色电台”的八位“犯人”之后，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秘书、司法科长和军统特别行动处几位处长等人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几张熟悉的“男犯”脸，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句耳光，可这些被打耳光的年轻人竟然对这位昔日的“大老板”根本不放在眼里，还在嘲笑他、骂他。再看看唯一的一位女共党——他妈的，还这么年轻漂亮！
“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戴笠一看就明白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这对戴笠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认是“周公馆”——共产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民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员竟然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恋爱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遗爱祠来玩的。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
“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
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那么你啥时参加共产党的？”
“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共产党。”
戴笠的嘴再次气歪了。“打！”
“继续打审！”
“继续再打！”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招。“统统死刑！”戴笠咬着牙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共产党员。这样，中共“红色电台案”的七个人全被押进监狱……
六男一女，个个年轻青春。尽管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幸福和光荣地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与无数次审讯，笑敌人无可奈何，笑他们自己是光荣而坚强的共产党员。
笑得最美丽的自然是最年轻和漂亮的张露萍。那一年她才19岁。是这群让蒋介石差点把戴笠这样的“忠臣”都要革职的年轻共产党员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最小的一位共产党员。她感到自豪，感到对得起她的组织——亲爱的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骄傲的，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这条革命道路上，因此一曲“黄河之滨……”总会让无数爱国的热血青年感到无比的力量。她张露萍自然就是这批青年人中的姣姣者。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烧了王家庄，
明天又烧了张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
逼着老人运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
老年运粮死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
拿起刀枪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中的一位女学员特别喜欢唱它，并在每次学校拉歌时，她总是特别有劲头拿出这首歌来指挥她的战友们跟人家比赛。她指挥这首歌时异常投入，而且总能取得胜利，因此她一出场指挥，大家就笑着喊起“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
“干一场”，渐渐成了她的“外号”，连中央首长们都笑着喊她是“干一场。”张露萍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黎琳，被人呼作“干一场”的就是她。
张露萍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的学生。她是四川崇庆县人，父亲余泽安是位老实忠厚的私熟先生。那时她的名字叫余家英，她的大姐余硕彦嫁给了四川地方军暂编一师师长余安民，大姐为了两个妹妹的前途，就把她们带到了成都，因为姐夫余安民是位心肠很花又很恶的小军阀，所以在余家英的小小心灵里很恨她当时居住的“余家公馆”。1935年秋，十四五岁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并改名叫余硕卿。在这个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车崇英，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车耀先的女儿。张露萍与车崇英的座位挨着，张露萍（余硕卿）天性活泼，爱唱爱跳，人又长得漂亮，自然是同学们异常关注的人物，车崇英对她当然也很关注，慢慢地后来将其引到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作为好同学的车崇英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的张露萍回忆：“我和张露萍都是成都建国中学的学生。1935年秋，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也考进这个学校，我们同在初女五班。她聪明、刚毅、天真、活泼，爱唱歌，喜欢打乒乓。我们常常谈论人生的向往，讲妇女的社会责任。由于我们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后来，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杨梦萍，也常常在一起摆谈，特别是东北三省失守、平津沦陷，“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成都的抗日气氛越来越浓，我们唱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又到校外参加救亡团体的活动。这样，我们四人便结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长，是大姐；露萍其次；梦萍行三，我最小，行四。1936年秋，北大学生韩天石到四川搞学生运动，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姐妹四人平时就受我父亲的革命熏陶，懂得只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因此，韩天石在成都组织秘密报告会时，我们四人都去参加了。记得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好，秋风拂面，气候宜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那一天作报告的还有从根据地来的肖玲大姐，她向我们讲了革命形势，革命的任务。也就在这一天，我被批准参加了“民先队”；后来，我又介绍玉斌、露萍、梦萍加入了“民先队”，从此，我们不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志了。“七七”事变，我父亲车耀先主办了《大声周刊》。这时抗日烽火弥漫全川，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投降的阴谋已经暴露，父亲便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枪口对内，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父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声疾呼，并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姐妹四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尽我们的赤子心，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我非常赞同，只是由于我幼年时右腿残废，不能同行。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和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像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
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
是谁？
是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啊！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当年与张露萍同一路同行的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之一、后任江津白沙川南工业管理学校领导干部的胡代华同志，在1983年10月3日回忆了与张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们重庆高工校的几名青年学生决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门汽车站。重庆学生的装束一眼就能认得出来，都是穿着卢作孚公司出的那种三峡牌芝麻布做的学生装。这时汽车站来来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准备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穿的服装很朴素，她就是张露萍，当时的名字叫余硕卿。这学生齐耳的短发，十六七岁，大方端正，红红的苹果脸。她主动招呼我，说她是成都建国中学的，我看样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头，别人叫她‘姐姐’、‘三姐’什么的。我就把我们三个高工校的同学介绍与她认识了。开始都没有谈到去延安这个话题，后来大家熟悉了，一谈，原来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声说：以后互相关照。之后我们一起坐上一部从成都至宝鸡的客车。
汽车直开宝鸡，车上一位川大的教师，看样子四十岁上下，河南新乡人，姓什么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们就主动与他交谈，他说他喜欢我们年青人。车到第一站广元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川大的教师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们注意安全。第二天，车换成了敞篷车，没有座位，我们也不好多问，司机还是原来两个人。车到川陕交界，叫作朝天驿的地方，是个路口一个小镇来了几个国民党的兵，不买票强行乘车，也不和谁打招呼就坐进驾驶室。我们赶快叫余硕卿等几位女同学坐到车角去，我们几个男同学围坐在她们的外面。可那几个国民党兵却故意从女同学的头踩过去，还说下流话，大家只好忍受着，不理他们，车行一小时后，这些兵下车去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时天已下起小雪来，就只能再一个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来一看，漫天大雪，司机说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说，我们只好多呆了一天。没事干，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的一位男同学就请‘三姐’余硕卿说说成都的事，余就介绍说：这年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动很热烈，街上演剧、唱歌、跳舞，各学校都办了壁报，车耀先办了个叫《大生》的刊物，这半年来，她说她因为一直看这个刊物，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看清楚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她越说越气愤。接着我介绍说：我们重庆救亡运动有个《新蜀报》编辑叫漆鲁鱼，有40多岁，带个眼镜，是从新四军部队中受伤回到重庆的，地下党是他先搞起来的，它写社论，组织我们搞读书活动。西安事变后，重庆的救亡活动就搞起来了。这时，大家又谈起西安事变。余硕卿说：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不清楚，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多年，抓住蒋介石不杀，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余硕卿十分佩服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大家又谈到范长江的通讯。余硕卿说，她早听车耀先说过，还说毛泽东对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论述，抗日救亡是共产党提出来的。看起来她的消息比我们灵通，道理比我们懂得多，后来才知道她经常与车耀先等地下党领导人接触，受他们的引导和教育。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蒋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说越气愤，余硕卿说：蒋介石就是卖国贼，他把东北三省卖了，现在华北四省又危急，我们到延安，就是为了抗日。她的抗日激情和对延安的向往，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也变得亲切与亲近了。
次日天晴了，车开前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的坐上驾驶室，对我们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紧张起来，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说到西安考学校。第二站等汽车发动时又来了一个军官，比昨天那个年青些，穿着整齐。这两个军官在一边嘀咕一边朝我们看，后来前一天来的那个军官下车了，看来他们是在轮换监视我们。
车到第四站是凤县。我们在双石铺的地方找旅馆住下了，偏偏那个国民党军官就住我们隔壁，大家不敢多说话，吃了饭就睡觉。
到了宝鸡后，余硕卿悄悄对我们说，要找个便宜点的旅馆住，这样好甩掉那个军官。他果然不来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们找到了，并很凶地对余硕卿说，小姐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很脏的地方住下呢？余硕卿说，我们都是穷学生，没钱住好的。那军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们以为这样就摆脱了那个盯稍，结果第二天乘宝鸡到西安的火车时，发现那家伙也在我们身边坐着。这时，那个军官向我们摊牌了，他说我也赞成国共合作，有意想套我们的话。余硕卿很聪明，忙给我们递眼色，于是大家都不理他。后来那军官见死缠着要问我们到底干什么去？我们只好对他说是到西安考学校，他连忙说好、好，并说我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办了个复光大学，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荐的，可以介绍去。但我们不敢随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军官仍跟着我们。余硕卿就悄悄对我们说，我来应付他，你们几个男同学拿介绍信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于是我们陆续摆脱了那军官的纠缠，后来机智的余硕卿也来到了八路军办公处。接待人员对我们很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试。结果是个别口试，题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风沙大，你们去怕不怕。我听余硕卿抢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连命都舍出来了，还怕啥苦？我们都这样回答，结果全被收了……”
在这个时候，张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对革命的追求和告别旧世界的她的一种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到延安后的张露萍，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她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虽然那里条件艰苦，但张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乐之中。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她吃不惯小米和窝窝时，她像所有爱耍娇的小女孩一样，会在朋友之间发发牢骚。她曾写信给革命的恩师车耀先，说：“我多想吃成都的花米糖啊！”车耀先热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进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家们的教育。张露萍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聪明机灵，又爱唱爱动，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每次学校和延安有什么大活动时，经常有她出面指挥唱歌。她最爱指挥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于是“干一场”成了她“黎琳”在延安的代名字，从认识她的中央领导到同学们都时常这样呼她。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和同时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结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对新婚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哪位领导？”丈夫宝琦以为年轻妻子跟他开玩笑。“是……是陈云同志。”张露萍不想瞒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间谍任务。“陈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陈宝琦马上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年轻妻子要去接受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他有些担心道：“你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张露萍搂着丈夫的脖子，温柔而又不舍地：“是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任务很特殊，我们俩个一起去反而会不好的……”宝琦明白了，说：“可我很担心，你还不到20岁的四川娃儿。”张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说：“哼，小瞧我！”宝琦笑着用手指顶着娇妻的鼻子，说：“看你这样，不还是娃儿嘛！”说着，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张露萍对自己的丈夫留下这句话后，便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这一幕，对她的丈夫来说，是记忆中他们夫妻俩人的最后一次定格。几十年后，张露萍的丈夫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张露萍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从这一天开始，曾经名扬一时的“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张露萍。
“1939年的一天，我在成都虎南门外的北平朝阳学院读书。午后我正在校园里走路，突然后面有人大声地叫我，我回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原来是张露萍站在我面前。此刻的她身体健壮，衣着入时而豪华，身着咖啡色薄呢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上穿的棕鞋浅口半高跟鞋，手上还拿着一件黑丝呢大衣。一位从延安归来的朋友这样一身酷似名门小姐的打扮，使我不胜惊奇！”昔日的同窗女友杨梦萍在几十年后这样回忆张露萍突然出现在成都时的情形，说。“当时我紧张而好奇地问她说：‘你怎么如此打扮？’露萍便取笑我说：‘笨蛋，不这样打扮我能平安无事回成都吗？你去请两三天假陪陪我好吗？’白天我陪她一同到了西郊她大姐的新家。当晚我们俩谈得很晚才睡。我问起她去延安和一些与她同去的同学如周玉斌等人的情况，她说：‘凡我能告诉你的，我就回答，不回答就不深问好不好？总之，延安物质条件是差，我刚去时很恼火，现在都习惯了，我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抗日救国事大，个人事小。你现在一心读书，也没有什么？千万不能与国民党人混在一起！’我说：‘你回来能够来看我，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同意你的要求。’……我们一起玩的三天，第四天一早我要回校便向她告别。记得那天下小雨，有些冷。她强行要我穿走她的那件从延安穿回来的黑丝绒大衣，说：‘过几天进城顺便来取。’我悄悄问她还回延安吗？她说：‘不去了，我以后就在大后方工作，什么地方还没定下来。’大概三天以后，她来取大衣，并说：我明天就去重庆。我依依不舍的说：‘我来送你。’她摇摇头，说：‘不必了，方便的时候给她来信，回成都时再来看你。’可这一别，她音讯渺无，竟成永诀……”
与成都的女友杨梦萍分手后，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一天，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捷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西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和“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在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散懒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叶剑英同志，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性急，便安慰道：“重庆是个好地方，有得玩，又得吃，你先适应几天，再谈工作和任务如何？”。“那好吧，我服从首长命令。”张露萍小嘴一撅，生气时仍然那么惹人喜爱。
“这个小鬼！”叶剑英望着离去的张露萍的身影，笑着对曾希圣、雷英夫说。
之后的日子，张露萍正是过着十分闲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观景，并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而她并不知道，这些日子里，“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叶剑英等中共领导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黄昏，突然有位年轻人趁着黑暗，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周公馆”是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居地，到处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值班的警卫人员见这位瘦高个儿、白净净脸的文弱书生突然闯入，不免几分警惕道：“你认识谁吗？”
那年轻人摇摇头。“可我有急事呀！”他紧张而急促道。
“那你跟我进来吧。”警卫人员带他进了屋。“我见你们的最高领导。”他坚持说。
这时，楼上的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青年来了，叶剑英和曾希圣用眼睛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受他扶了扶金黄色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地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如此冒然！曾希圣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庆这个敌人的大后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随时警惕。这也是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一向强调的原则。他感到眼前这个年青人太特别了。
“我恨透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年轻人很慷慨激昂地说着。
曾希圣毕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而我们经历调查和研究后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青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周恩来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问题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这次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另位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戴笠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俩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蒋介石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曾叶剑英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俩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视教育和考察之后的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蒋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叶剑英向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也作了专门汇报，组织决定要重用这个通向敌人心脏的“特殊渠道”。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同志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同志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同志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共产党的“周公馆”来的几位“毛小伙”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1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因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 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蒙蔽、欺骗一些人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后迁重庆)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累累罪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人民抗战的革命党。不久，军统又派赵力耕、杨洗、陈国柱(均为武汉通讯技术训练班毕业)等人，到皖南的宣城、宁国补充那里的潜伏电台通讯人员。由于身在偏僻的敌占山区，生活较为艰苦，加之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上层人员又克扣薪水，引起了张蔚林的严重不满。1938年5月，他暗中串连赵力耕、杨洗等人和其他电台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搞得上司们十分狼狈。于是，电台科长以张蔚林秘密串连、煽动闹事为名，报请电讯处，请求批准给他严重处分。当时，电讯处长魏大铭是挂名的，实权掌握在副处长董益三手中。董曾担任过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张蔚林是他的得意门生。因此，董收到请求处分张蔚林的电报后，把它悄悄压了下来，并借机把张蔚林调到重庆，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负责侦收各个电台发出的讯号和控制电讯器材的供应工作。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几位年轻人在一起时常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痛恨自己身陷敌营，决心找到共产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对于张蔚林订阅《新华日报》，董益三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到：
张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说张的行踪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还订阅《新华日报》。这里仅有他一个人订此报纸。我即找他来个别谈话，问他为什么要订这种报纸，他回答是出于好奇，因这种报纸上载的文章与别的不同。最后他对我说：“董处长既然这样，我以后就不订了。”我又问他是否有组织联系。他说绝对没有，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关于冯传庆，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冯传庆(1912--1945)，又名冯小虞，中共党员，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个电讯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亲冯念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变”前任绥远归化电报局长，后因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离开归化，不久病逝。母亲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归化纳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带着八岁的儿子冯传庆和一岁的女儿冯晓湘回到杭州，以养蚕刺绣抚养儿女。1922年，10岁的冯传庆患了一场麻疹，因母亲忙于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烧不退，脸上长满了疮疤，奇痒难禁。他咬紧牙关，顽强地与死亡搏斗，终于活了下来，但脸上却从此留下了几颗清淡的麻点。寡母的勤奋操劳，幼年生活的穷苦，疾病的折磨，培养了他顽强坚毅的性格。
冯传庆自幼聪颖好学，愤发读书，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所不会。他尤其喜欢书法，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刻的还好。他从小富于理想，热爱生活，幢憬光明的未来。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派到山东威海卫当电台报务员，后调到国民党交通部所属的天津电信局任无线电报务员。由于他的勤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他能在复杂纷乱的电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电台呼号；他能排除种种干扰，搞清并收听对方的电码：他能修理中外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使他在国民党交通部无线电通讯系统内部被誉为第一流通讯技术人员，也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冯传庆被戴笠发现并看中了，强行把他由国民党交通部调到军统局工作，并要他在这之前，先到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大片美丽的国土。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冯传庆先是迷惑不解，继而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对于军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因此，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却要去庐山受训，然后到军统去工作，他感到痛苦、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在庐山受训期间，冯传庆给母亲、妹妹写了一些信，叙述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在信中，他还给妹妹冯晓湘写了如下两首七言诗：
四方多难上庐山，
万般无奈一往还。
纵使上清无限好，
难忘忧患满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
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世上庸俗骨，
历来不惯住仙乡。
1937年深秋，冯传庆来到军统局重庆电讯总台，担任总台领班。不久，升为仅次于总台长倪耐冰的报务主任，直接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他为人正直谦和，对他下属的领班、主任报务员和报务人员都一视同仁。他看不惯那些包括戴笠在内的高级特务们专横跋扈、谄上压下的作风。对他们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荒诞无耻以及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随意监禁、杀掉电台工作人员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恶痛绝。尤其使他感到愤慨的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军统局，不是去做对抗战有益的工作，而是压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逮捕、囚禁、杀害中共党员和爱国学生，甚至派遣特务去延安潜伏，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他厌恶国民党，更厌恶军统，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寻找新的出路，为抗日救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冯传庆来到军统局任职以后，他的母亲、妹妹和妹夫赵名高一家，也先后迁到了重庆。这时，他已经26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母亲和妹妹都十分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但每次提到此事，他总以“国难当头，好男儿应为国家分忧，而不为家屋所累”为由谢绝了母亲和妹妹对他个人婚姻的关心和焦虑。
1939年初，冯传庆和张蔚林因工作上的关系而结识了。由于有着共同的思想和语言，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无话不谈。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火山，一起来到“周公馆”要求见“领导同志”，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述的曾希圣受叶剑英同志委托，并决定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负责打入军统内部的一个突破口。这个决定是兼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共同作出的。
后来，张蔚林、冯传庆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安文元当了叛徒。其余几人都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敌人杀害。我们在此介绍一下这几位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基本情况吧：
杨光烈士（1917——1945年），辽宁海城县人。原在家乡读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后在西安等地继续读完高中。故乡的沦亡，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在杨光的心灵上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对蒋介石及其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1938年秋，杨光因生活所迫，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第12期受训，于同年10月被分到军统重庆第一电讯总台任报务员。本来，杨光报名投考军校，是想献身于抗日救国事业，谁知却受了欺骗，进入军统，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这使他心情异常沉重。而当他进入重庆电讯总台后，目睹了军统的种种罪行，更使他悔恨万分，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在共产党员张蔚林、冯传庆的教育帮助下，他的觉悟不断提高，主动要求从敌人的营垒中杀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后在张蔚林、冯传庆推荐下，由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我地下特支成立后，在特支和张露萍同志领导下，积极投入地下秘密斗争。 1940年3月，杨光在敌人的大搜捕中被捕，于1941年3月被敌人转囚于息烽集中营。在四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乐观开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拒绝了敌人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的企图，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爱国的。1945年7月14日，杨光同志与张露萍等六人一道，被敌人以押到重庆释放为名，秘密枪杀于息烽快活岭，时年28岁！
赵力耕烈士（1917——1945年），辽宁省海城县人。赵力耕自幼刻苦读书，成绩优良，尊敬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赵力耕正在海城中学初二读书，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赵被迫离开故乡，流亡关内，几经辗转，于1934年到达西安，在这里继续读完高中。在从海城流亡到关内的途中，他目睹了日本侵略在奸淫掳掠、血腥屠杀的种种残暴罪行和东北同胞扶老携幼，流离散失所，倍受蹂躏的苦难，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无比仇恨。他暗暗发誓；要收复家乡，投身抗日，做一个有热血的爱国青年。1938年，因生活所迫，赵力耕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到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与张蔚林、冯传庆结识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赵力耕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后经张蔚林、冯传庆推荐，由南方局发展为秘密党员。不久，军统电讯处我地下特支建立，在特支和张露萍同志领导下，赵力耕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入艰巨的地下斗争。他经常利用值班之机，截获军统的重要情报，经破译后转交张露萍。有时情况紧急，他还以他熟练的发电技术，巧妙地将重要情报直接拍发给延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因“红色电台”案被敌人杀害，牺牲时28岁。
王锡珍烈士（1917——1945），河南汲县人。王锡珍是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后因生活所迫，于1938年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在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后与张蔚林、冯传庆接触，接受了革命思想，经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军统局电讯处地下特支成立后，在张露萍和特支领导下，王锡珍积极投入艰巨的地下秘密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后王锡珍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捕，在狱中他坚毅不屈，痛斥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军统的黑暗，受到同监难友的爱戴。当监狱当局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时，王锡珍同志予以断然拒绝。牺牲时年仅28岁。
还有一位陈国柱烈士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相关档案。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组织的首脑机关里，有了这样第一批年轻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员，可想而知，军统的所谓“固若金汤”必定会冒出莫大的笑话来。
张蔚林、冯传庆等秘密共产党员，整天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能让敌人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的大题目。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延安来的美女——张露萍的出现，让叶剑英灵机一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借与张蔚林的妹妹为名，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的内行们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同志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一天，张露萍从外面回到周公馆，叶剑英就把她找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由她去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任务，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
“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年11月底，张蔚林便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的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与之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等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一台台“X光透视机”，把蒋帮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透了个通体给我党我军。负责情报接收的雷英夫同志曾在解放后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准备打入延安，由于张露萍他们提供了准确情报，使这个特务小组还未进入延安，即被我军抓获。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她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她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
然而，就在“军统电台特支”的这群年轻共产党员们全心全意、英勇奋战在敌人心脏，为我党获得源源不断情报的紧要关头，一件意外的事，让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时因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这时，张蔚林十分紧张，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会不会暴露等问题。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之际，逃了出来，并径到周公馆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了此事。
军统这边，马上发现了张蔚林的逃跑，于是特务们迅速搜查了他的住处，从抽屉里发现了有张露萍写给他的一封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有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马上追查！”戴笠立即下令！
而周公馆这边在听取张蔚林自己的陈述后，在并不了解敌人已经对他的宿舍搜查之时，认为张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现在扣押他可能只是为了惩罚，倘若现在逃跑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建议他还是先回去，以观后情再定。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响了他的恩师董益三的家门。但这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后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同时稽查处又派人四处搜寻，后到了他住的张家花园，结果在那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材料……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我气愤地问他：‘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二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冯传庆等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么办？张蔚林看准了这个看守所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对情况不熟，于是张蔚林谎称要取钱用，求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上了当，手下的人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于是几位地下党同志安全撤离。第二天戴笠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拨枪就把毛烈给毙了。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当即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洗、安文元。
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情知不妙，借着夜幕，机警地翻后墙走了。冯传庆一路狂跑，竟然“飞”到“周公馆”。这时，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紧追不舍，知道坏了大事。气喘嘘嘘的冯传庆一进周公馆就要求见叶剑英或曾希圣和雷英夫，因为他不认识其他人。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出了大事，可又不便贸然让他去见叶剑英，于是临时决定由一般干部陈家康去见了冯传庆。冯传庆简单地把情况讲了一遍，然而异常紧张地说他们已经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在抓他，现在无路可走，只有到这里来请组织上想办法。一听这个情况，周公馆的同志便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马上从三楼走下来，问冯传庆到底怎么回事。冯说：“电台已被包围，正在抓人，我是翻墙跑出来的……”又补充说：“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
叶剑英朝他摆摆手，脸色异常严峻地：“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
冯传庆望着叶剑英的表情，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先休息，调整一下情绪和心情，再作行动。”叶剑英同志一边安慰，一边冯传庆要求他要镇定和经受住新的考验，并告诉了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因为情况紧急，必须马上转移。见冯传庆因仓促出走，穿得单薄，叶剑英便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的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礼帽，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交给他200块大洋做路费。末后一再叮嘱冯专庆：“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
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便在江边的一个渔民草棚子里倒下睡着了……早晨渔民一来，发现有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处抓而空手归的特务们拿出通缉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共匪”冯传庆啊！
张蔚林他们出事时，张露萍并不在重庆，她刚好去了成都探亲，对这边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相距几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等候在关卡上的特务抓捕了。 原来，特务的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为，他供出了“军统电台特支”的整个组织情况及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于是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了这份电报，于是也就有了张露萍在重庆一露面便被抓的结局。
张露萍被捕后，据周公馆的同志们介绍，曾出现过一件怪事：不久，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仅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同志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一套”的戴笠丢足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身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七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当年与张露萍同在息烽监狱同囚几年的周大泉同志这样回忆道：“我和萍姐等共计三个女难友被国民党特务由重庆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当时特务头子周养浩不在监狱，我们三位女难友暂时被送进‘义斋狱室’。步进牢室大门时，第一个迎面见到的便是萍姐。她用奇异的目光注视并问我：“小妹妹，你有多大年龄呢？”我回答说今年只有16岁，她和牢房里其他妈妈姐姐们都以满腔怒火来表达反动政府对我这样的善良少女们的迫害。接着，萍姐便与站在身旁的两个孩子打招呼，其中一个便是《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来，把水倒给姐姐们喝，他们在途中一定很辛苦了，让她们到里面坐’，萍姐对他特别友好和关心。傍晚，萍姐又靠近我身旁问：‘小妹妹，你们为什么被特务抓来呢？’我向萍姐讲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她沉默一会儿后非常惋惜地说：‘你是一个有理想、有热血的青年，反动派把你当罪人关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横行霸道，你要永远记着这仇恨！’从此以后，我和萍姐被关在一起过着铁窗生活。在深夜里，有时听到她细微的哭泣声。有一天我问萍姐，你为什么夜里哭了？萍姐开朗的笑着说，哭是弱者的表现，我永远不会哭，我要和敌人永远斗到底。萍姐对革命的信心，对敌斗争坚强意志是值得人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从1943年被关进息烽监狱，到194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见到萍姐在坚苦的环境中采取各种方式对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比如：按女监狱规定，每月应当发给卫生纸、牙刷、牙膏、肥皂，以及一年两次服装，但特务们经常把这些费用贪污掉化为己有，几个月不发。萍姐为了揭穿他们黑幕，借这机会对敌人进行斗争。有一次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并说，如果特务头子周养浩向难友们谈话时你就揭发这情况。后来我真按萍姐的方法去做了，狗特务还真不久就把我们的日用品发下来了，难友们都为斗争扔赢得的胜利而感到高兴。萍姐则鼓励我说：‘小妹妹这是你斗争的开始，以后斗争还多着。’在息烽监狱规定每年有两个庆祝日，第一个是监狱成立纪念日，第二个是监狱特务头子周养浩生子纪念日。萍姐利用这机会把‘纪念会场’当作战场。难友们把会场布置一番后，当大家步入会场时，发现映入眼帘的竟是人民巨手握着的一把火红灿烂的大火炬，它象征着共产党领导的光辉大道。特务们气得直骂娘。萍姐在狱中经常帮助和教育我，有一次她对我说：泉妹，除了小妹和小萝卜头外，你年龄最小，许多事情还得下工夫学习，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勇敢的精神，机智的行为和灵活的对敌方法。她的这些金玉良言，令我终身难忘，成为了我一生的座右铭。监狱条件艰苦，又有几个小孩子，萍姐为此还精心饲养了一只白鸡，洁白的羽毛鲜红的鸡冠，也不知她是从何处拿到这只鸡的。她十分精心地饲养这只鸡，生下蛋后，就给生孩子缺奶水的难友徐宝芝和小萝卜头吃。自己则从不舍得吃一个蛋。有一次因为萍姐又让敌人出了一次洋相，他们们就严刑拷打她，给她戴上脚镣手铐隔离禁闭。我就悄悄问她是不是把鸡宰了给你补补身子骨。萍姐坚决不同意，说：我吃了太浪费，还留给难友徐宝芝的小妹妹和小萝卜头吃。之后，萍姐还经常鼓励我说：泉妹，你还年青，如果能够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里的革命先烈们的斗争史告诉后一代，让他们牢记当年他们的父辈如何为了民族事业人类解放而奋斗的。1945年春，国民党军统总部来令准备将萍姐处死，消息不知怎的萍姐知道，在临刑那天早晨萍姐收拾打扮并换上所存的一件衣裳，等待时间，当敌人来呼唤萍姐时，她面不改色，大义凛然，满脸笑容向战友们告别，萍姐昂首阔步走在敌人前面登上汽车，萍姐是雄赳赳地唱着国际歌离开我们的……”
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的日子里，还流传了她痛斥和痛打特务头目、俗称“笑面虎”的监狱主任周养浩的故事。
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对美貌如画的张露萍垂涎三尺。一日，他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没说两句便嬉皮笑脸，上前想耍流氓。张露萍厉声喝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人了!”厚颜无耻的周养浩不信这一套，继续将身子挨紧张露萍，欲动手动脚。“啪!啪”张露萍毫不含糊，举手就给了他两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张扬，指着张露萍威胁道：“你!你不识抬举，等着瞧!”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的事，很快传遍了全狱，搞得这个衣冠禽兽坐卧难安，狼狈不堪。
又有一日，狱方突然搜查难友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妈的，他们反了！”周养浩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召集全体监狱“犯人”，当众毒打李任夫40大板，并罚戴重镣和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连带上了重镣，罚吃半月盐水饭。贼心不死的周养浩，又利用这个机会假献殷勤，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又嬉皮笑脸地夸她如何“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要“听话”，就可以释放等等花言巧语，还写条子叫会计室发200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张露萍。“见你鬼儿子去！”张露萍一把抓过条子，“刷刷”撕成两半。
“你等着死吧！”周养浩气急败坏地甩手而去。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
开释？笑话！机警的张露萍立即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随后，她镇静地拿出梳子，精心地将头发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的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着，眼泪早已忍不住流淌在脸颊上…… “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说完，张露萍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那件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并戴上红宝石戒指，然而像个美丽的神女，昂首走进牢房……
特务们的汽车迅速将张露萍等“红色电台案”的共产党员们拉出息烽监狱，驶向密密的快活岭丛林。这是一次预谋的屠杀：特务们将车子行至离息烽县城三公里左右的快活岭的一个军统被服仓库时，便按事先准备的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强行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当张露萍他们刚刚下车，走上仓库的台阶时，“哒哒……”只听一梭梭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的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关等人中弹倒下……当刽子手正在为自己“干得漂亮”而狂笑之际，突然，张露萍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她扭过头来，怒目圆瞪，手指着流着鲜血的胸脯，向刽子手骂道：“笨蛋，朝这儿来，打准点!”这一景，吓得刽子手个个汗毛倒竖，连退几步。“哒！哒哒！”少许，才又见一个特务慌忙地连放数枪，张露萍再中六弹后才倒下没有再起来……她死的时候，那只美丽而仇恨的眼睛一直开着，永远盯着那些向她扫射子弹的敌人。女英烈的这一幕，让心怀鬼胎的特务们仿佛中了魔一样害怕，后来传说在特务的营房里经常有人突然会喊：“张露萍显灵了！”开始，特务们还是咬着耳朵悄悄地说此事，后来所有的特务都知道了，个个心惊肉跳。有特务说，他在晚上站完岗回宿舍时，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背后挨了一掌，他猛回头一看，是张露萍在朝他笑，吓得他“嗷”地尿了一身；另一个特务提着油灯巡夜，当他走到“义斋”附近时，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刮熄了，他回头就跑，边跑边喊：“253显圣了!253显圣了!”。小特务这么一嚎叫，把所有特务们都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闹得整个看守所鸡犬不宁，彻夜无眠。最要命的是那个周养浩，他本来就做贼心虚，知道张露萍的“鬼魂”最会来纠缠他，于是备了一桌包括三“牲”在内的丰盛祭品，摆在张露萍的墓前。周养浩像条丧家狗似乎的一边叩头，一边跪着祈求饶恕道：“杀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啊！乞求你在天之灵饶恕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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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