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其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现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与忠贞情操。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同志，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关于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的狱中情况，像“江姐”、“许云峰”和《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刘国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在敌人监狱里蹲过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有个“疯老子”，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领导的韩子栋。韩是有数的几个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生活过的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罗世文、车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务抓逮的。俩人开始关在成都的一个院子。罗是苏联留学生，与大特务邓文毅、蒋经国在苏为同学，因此邓文毅想劝罗世文投降，但被罗拒绝。

    到息烽监狱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后来又从息烽监狱押到重庆，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后的7、8月份。到重庆途中，经过桐梓时因下雨，桥冲垮等修桥过程中，罗世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不知周总理到底收到没有。到渣滓洞是这年的7月20日左右，关在渣滓洞二楼。当时我关在4号牢房，罗世文关在8号。只关了几天，特务传说罗、车在四川熟，关系多，想法要把他俩另押到一个地方。到了8月10号，突然听说要将他两人押南京，罗世文这时用了纸片写了道：“此去凶多吉少，高举我们的旗帜。”这纸条后来由我传给许晓轩。许又给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内夹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务们将罗世文和车耀先叫了出去，说是将他们送南京去。几天后仍没有回来，这时我和许晓轩、宋绮云等被押白公馆。在白公馆见一个姓杨的特务用的正是罗世文的脸盆，我们就怀疑起来，后慢慢打听到罗世文和车耀先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罗世文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韩子栋在同一日回忆时又补充道：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里的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达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则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了，他罗世文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诉：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时，罗说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问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时，罗说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好像溶铁炉中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于共产党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罗世文给我讲党史、讲长征，也讲到他在四川被张国焘关起来的事。讲西安事变时，说张学良不和周恩来商量就决定跟蒋介石飞南京，张学良到了飞机场，周恩来才知道，但已经来不及挽救了。我听到这里，一块块堵着我心上的石头，像是突的蹦了出来。讲抗战时，国内外的青年，纷纷奔向延安的动人情况，说的有声有色。在监狱里，是罗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来了，我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体，不知从那里又来了劲。于是，我也把自己的情况、监狱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汇报。在我向他汇报的中间，大概他是用现身说法鼓励我，他给我谈他的家世，他是大盐商家出身，他的母亲为什么鼓励她的独生子参加革命等等。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我们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残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龚浩然，另一位与罗世文一直坐过同一监狱的人。他这样回忆与罗世文的一段特殊经过：

    1943年5月份，我被关在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去后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岁，（我当时有19岁）。他对我很关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后，我听同我关在一间牢室的姜士豪说：“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罗世文，他是中共党员，是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因成都地区闹抢米风潮而被反动派迫害逮捕来的。”姜士豪又说：“罗世文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他俄文很好”等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罗世文也了解我是被迫害才到监狱的，他当时说我是“时代的牺牲者”。他曾很关心地叫我读一些苏联小说。他平时见到反动派管牢的人，就骂。有时反动派强迫我们做苦工，打石头，抬石头抬木料，罗世文就说这是反动派想以罚苦役来摧残我们的身体，而我们要认为这正好是松松我们筋骨的好机会，大家要为今后“天亮了”（天亮了，就是共产党解放我们大家的暗语）作准备。他当时就是“横眉冷对反动派”。牢中有人病了，他非常关心，常常询问病情。平时他的学习从不厌倦，只要有光线看得见，他总是在看书看报。当时同牢里有几个苏联人，其中有一个是苏联的船长，还有一个是南斯拉夫人。罗世文常与他们用俄语交谈。他总是充满着革命激情。我曾听许晓轩说过，反动派曾要罗世文写悔书，并以高官厚禄来引诱他。罗世文当时把敌人大骂了一顿，甩手而去。记得有一次监狱开了一个哲学辩论会，反动派大讲精神为何伟大，罗世文当场以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及马克思的哲学论点，把反动看守驳得体无完肤。我们听了罗世文的辩论雄才，由衷的激动和高兴。当时反动看守气坏了，罚罗世文和我们一起去做苦工。1945年底我被释放时他还关在那里。我始终坚信罗世文是一个好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关于传说中的罗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写的《罗世文传》也许是记录罗世文这位“红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笔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进一步了解罗世文——

    在“江姐”江竹筠家乡的自流井一带，有一河叫清溪河，它从威远县西北缓缓流向东南，再在贡井地区与旭水河汇合后，即称为釜溪河。就在威远县与贡井交界处的观音滩，有一座三曲拱的大石桥，长约五十公尽，宽约五公尽，两边桥头各有一对生龙活虎的石狮子，更增添了大桥的威势。观音桥两岸，平畴活野，竹林蓊翳，垂柳指舒，景色佳丽。在观音桥紧靠威远县一边的向家岭上，在那层层高大繁茂的果树森之间，有一座建筑得壮阔美观的大院子。这，就是罗世文家的——罗家大院。1904年农历6月21日，罗世文就在这里出生。

    罗世文家族早年由湖北迁来四川自流井。罗世文祖父罗声衢是自流井的一个盐业资本家，为自流井旧式盐业中的杰出人物。他在帝国主义经济侵入内地，引起封建经济分化破败的情况下，毅然吸收了西方先进蒸气机吸取盐水，并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地发明了多种凿井和运盐工具以及分井火的方法，推动了自流井的盐生产，成为当时当地井盐革命的领导人。据说，罗声衢发明的盐井钻机，还被美国人引用去打石油，结果才有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而美国从此步入了20世纪的世界强国。

    罗世文的父亲罗万隆，长期经营盐运，其前妻无子，娶了罗世文的母亲。过门不久，前妻生了儿子，罗世文的母亲就遭到虐待。生罗世文后，母亲因与丈夫不和，只身悲愤地和艰辛地领着年幼的罗世文生活。1907年，罗声衢生意亏损，又负官运局及票帮债务达数十万两，被抓入狱中作抵押，不久因忧愤过度，庾死狱中。从此，罗世文与母亲相依为命。幼时的罗世文就聪颖过人。入私塾读书后，更加刻苦勤学。他从小就手不释卷地纵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史籍、小说和诗文等。罗世文家族中有一些留学日本的长辈回到家乡，不但给家乡带来了不信神而信科学的民主思想，而且也给罗世文等小学生讲外语，讲自然科学，开拓了罗世文的眼界，为他打下了外语基础。

    威远、自贡一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爱听老人讲故事的罗世文生前的革命传奇——

    这得把时间推到1911年，四川人民为反抗清政府出卖粤汉、川汉铁路建筑权，掀起了大规模的保铁路风潮。这年9月15日，威远县爱国鋕士、同盟会会员胡驭垓领导威远民军起义，杀死威远县县吏，宣布威远独立。随即，吴玉章与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的荣县起义成功，同时也宣布了荣县独立。不久，义军从荣县、威远一带向自流井进攻。义军统领杨绍兰带兵驻扎在威远县观音滩一带，有的就借住在罗家大院。次日晨，义军从观音桥向对岸山堡的五子营八安寰营的清兵发起进攻。义兵们端着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冒着清兵的毛瑟枪、五子枪、九子枪等射出的枪弹，冲过观音桥，在马鞍山与清兵展开了一场大血战。正在激战中，从成都传来了清帝退位的消息，义军又经观音桥撤回威远。这段时期，年仅七岁的罗世文亲眼看见起义军扛着土枪、长矛，头扎白头巾，住在自家大院，就十分好奇地前去听起义军讲打仗，杀清兵的战斗故事，听他们讲推翻满清皇帝的道理。不几天，起义军回到观音滩，许多人手里都提着一串一串的清兵的耳朵（当时义军以此论功请偿）。义军还抓住了一些清兵士兵，要当众斩首。罗世文家族的长辈出面为这些士兵求情，说这些士兵都是无辜的，杀了怪可怜。于是义军就把这些俘虏留下来了。不久，义军撤回了威远、荣县。但是，起义军推翻满清皇帝的壮举和他们英勇战斗的事迹，却给罗世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5年底，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演出了复辟帝制的丑剧。这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皇帝“登极”前一星期，蔡锷在云南组成“护国军”，宣布独立，并于1916年1月，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后，讨伐袁世凯。其时，朱德率领一个旅转战和驻扎川南一带，朱德部下一位姓张的连长讲故事。张连长经常受朱德之命，率一连人驻在观音桥。11岁的罗世文经常和同学一起请张连长讲故事。张连长经常受朱德旅长的指导，思想比较进步、他给孩子们讲：“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独吞了革命果实，投靠外国洋人，压迫国内人民，大搞专制独裁，还要想当皇帝。我们云南“护国军”在蔡锷领导下兴兵讨袁，就是为了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罗世文听他讲得很有道理，又想起小时候看到的辛亥革命军战斗的情景，对讨袁的护国军十分尊敬，对妄想称帝的袁世凯充满了仇恨。晚上回到家里，恰好窗前的腊梅开花了。黄灿灿的小花，迎着凛冽寒风，傲然开放，在晚风中散了出幽微的清香，使罗世文心旷神怡。他在梅树下久久徘徊，蓦然想到：今天，北方正是冰封雪裹，寒风凛冽，可我们这里，怒放的梅花却预告着春天的到来！这不正象征着当今中国的政治形势吗？这盛开的梅花终究胜过那富贵的解语花，温暖的春风一定会融化那漫天的冰雪！想到这里，他不禁欢快地跑进屋里，提笔写下了《咏梅》诗：

    北国银山冽，

    南庾已报春。

    浮香羞解语，

    寄意陇头人。

    这首诗写出后，受到老师好评，也在同学中广泛流传。1920年秋，16岁的罗世文经前清举人罗爱棠的推举和资助，到重庆读书。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异常。但是一想到儿子就要长久地远离自己，又不禁暗暗地心伤。晚上，母亲亲切地说：“娃儿，你都16岁了，这下又要出远门，妈给你说一个媳妇，你娶了亲再走吧！”罗世文一听，不禁睁大眼睛，诧异地望着妈说：“妈，这怎么行，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谈这些事哩！”

    “妈就你这个独根苗看着你娶媳妇，妈就放心了！”母亲说。

    “妈，你听我说。”罗世文深情地看着母亲开始起了皱纹的脸，说：“你不是经常教育儿子要作一个有用的人，使天下的女子再不象你那样受苦，使天下的儿童，再不象儿子那样受苦吗？！我到重庆，就是要去学习，去工作！我怎么能为生活上的事情影响我的学业呢？你说是吗？妈！”

    儿子的雄心壮志，使母亲十分欣慰。她高兴得把儿子拉到自己的怀里：“你说得对！好好去学习吧！妈不拉你的后腿了！”

    不几天，罗世文踏上大路，从观音滩步行百十里，走到邓井关搭盐船。一路上，罗世文看到船工们划船、接船，劳动十分沉重，生活却异常艰苦。船工们划船、拉牵时，都要喊着高亢的小河号子，那号子既好听，又令人悲怆：

    脚蹬石头手爬沙，

    挣点铜钱养我妈！

    嘿唷嘿唷！……

    穷人的困苦，给富家出身的罗世文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心如火烧火燎一样难受。

    最使罗世文气愤的是，盐船一路上都要受到各地军阀的检查。在每一个关口、码头，驻防在那里的哨兵们横行霸道，不给他们上税、行贿，就不让上岸。这一切，让罗世文深感世道的不平。

    经过四天的航行，罗世文终于到达了他渴望已久的目的地——重庆城。在码头和街道上，罗世文看到那些肮脏褴褛、啼饥号寒的乞丐们到处皆是，紧皱双眉，愁肠百结：怎么城里贫富差异也这么大啊！

    罗世文住在叔伯姐姐詹五姐家。这是一个古董商人，詹五姐在丈夫去世后继承了一笔很大的遗产，生活条件颇好，所以对对娘家来的亲戚也十分照顾，经常给予瞻济。罗世文安身于此，少了许多麻烦和不便。不久，罗世文以优异成绩考取教会学校——青年会的英语补习班，学习了一年的英语。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绩考取顾重庆甲等商业学校第13班。

    重庆商业学校是一所职业学校，设在重庆机房街，开设中文，外文、数学、薄记、会计等课程。校长梅际郇，号树雨，是一位知名的举人和学者，很重视学习。罗世文进校后，校长又换成胡宇光。他是一位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常请社会上的知名的进步人士来校讲课，学校风气也很纯正。罗世文在商业学校，刻苦好学，所以每学期几乎都是头二名，因此皆为免费读书。这期间，“五四运动”对重庆影响很大。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传播，使得罗世文受益不浅。他如饥如渴地看着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世界》、《星期天》等报刊杂志。他尤其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开了罗世文的心灵窗口，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许多进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渐明白了要想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从此，罗世文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革命活动，期间他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和杨暗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员肖楚女等同志。在这些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罗世文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在参加革命活动中，不断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月20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纪念列宁的专题演说。在四川成都，吴玉章和杨暗公等同志领导群众在少城公园举行了列宁逝世追悼大会，并发表了宣言和演说。在重庆，则由肖楚女和罗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候，重庆“一肖一罗”即肖楚女和罗世文，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1924年5月21日，杨暗公同志由成都返潼南故乡后，来到重庆。罗世文热情邀请杨暗公到进步青年中讲演马列主义的真理。而杨暗公同志则以敏锐的目光，很快发现了罗世文是个革命的人材，并认为罗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并对其给予特别的器重和培养，提携罗世文担任重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从此，罗世文与肖楚女、杨暗公等同志一起，成为领导重庆市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

    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军阀混战之际，私运伪币来渝，被重庆军警团重庆督察处查获。船主不但拒绝检查，反而将督查的士兵六名一齐捆绑，掀下大江，淹死四人，重伤两人。重庆军警团即将船主及船上伪币押回督察处。日本领事不但不依国际公法让中国人按法律处理该船主，反而污蔑中国兵士侵犯日本轮船警察权，要中国放人、道歉，赔款。卖国贼的重庆关督察江岳生不但不处理日本船主，反而将日本船主释放，还对其道歉认错。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极大愤慨。

    罗世文立即与杨暗公等同志商议，决定要以这件案子作为一个事例，激发重庆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肖楚女和杨暗公赞成罗世文的主张，他们三人开始领导了这场在重庆近当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革命运动。11月20日之后，肖楚女接连在《新蜀报》发表评论，愤怒声讨日本商船私运伪币、打死中国地方检查官的暴行，同时揭露江岳生等卖国官员投降媚外、压制舆论的行为。罗世文则以重庆学联领导人的身份，到省立二师、川东师范和联合中学等学校以及市商会等群众团体进行讲演和鼓动，主张由人民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全市群众猛力抨击日商船惨无人道、道貌岸然的行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川重庆的种种罪行。集会和宣传获得巨大成功。随后，肖楚女代表报社，罗世文代表学联，同其他几位群众代表登上日本领事馆之门，同日本领事馆及其代理人进行谈判斗争。在谈判中，日本领事馆骄横地说：“我们日本政府同贵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中规定，我们日本有在贵国行使警察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的权利，因此，日本商船的船主由我们处理，贵国不得进行干预！”罗世文一听此话，勃然大发怒！他立即愤慨地批驳道：“贵领事所谓的，‘警察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等，都是中国反动腐败政府在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炮舰和强权之下产生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四万万人民从来没有承认，今后也永远不会承认！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行使所谓的，‘警察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并且强烈要求立即取消这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次日本船商德阳丸号船主在中国的国土上违反中国的法律，害死中国的士兵，当然该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按照中国法律进行治裁！你们有什么理由干涉和破坏？！”罗世文和肖楚女等同志的义正词严、气壮山河的发言，驳得日本领事张口结舌，狼狈不堪。然而，日本人勾结重庆当地政府反动官员，企图大事化小。罗世文他们看穿日方的阴谋，12月13日上午，在他们的组织和发动下，在打枪坝召开了有七千多人参加的“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商船惨杀我同胞案”的群众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并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呼吁通电，同时向日本领事馆提交了抗议书，也向重庆伪政府提出了六点要求。这次群众大会及后来的盛大游行活动，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杨暗公十分高兴地指出：“今后只要善于用其气，加以培养，必不可限量的，真是可喜！”罗世文也从杨暗公、肖楚女身上学到了领导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与卓越艺术，同时也深深感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作，必须抓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每一个非法行为，使其在中国到处碰钉子；我们的斗争，必须和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利益个结合；我们的一切口号都要出自人民的肺腑；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1924年至于1925年间，罗世文与杨暗公同志先后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团结重庆进步青年和劳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革命斗争。在罗世文、杨暗公同志领导下，“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推动了重庆的革命运动，并为重庆和四川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

    1925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罗世文正准备迎接学校的毕业考试。当他随手拿起当日的《新蜀报》草草看了一篇文章后，猛然将右手捏成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哼，帝国主义竟在中国枪杀我同胞啦！”被惊醒的全班同学立即都围过来看报，那上面赫然登着震惊全国的“五卅”大血案的消息。同学们顿时气愤万分，纷纷响应罗世文的建议，举行声援上海学生运动的全市大游行。随即，他和肖楚女、杨暗公一起，领导了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并于6月25日召开了全重庆市的声援大会。之后又举行了大罢工。为了指导革命运动，罗世文与肖楚女不辞辛劳，创办了《爝光》杂志。这份革命刊物立即遭到了封建军阀刘湘的忌恨。刘湘为拔除这个眼中钉，立即派人草拟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禁令》，派专人交给肖楚女、罗世文二人。禁令上说：“……爝光刊物编辑人肖楚女，发行人罗世文，假爱国反帝之名，行宣传共产之实，……勒令查封该刊物，经办人员限期三日出境。如有违者，定依法究办。”接到禁令后，肖楚女于愤慨之余，连夜草拟了《肖楚女的人生观》一文，据理批驳刘湘的禁令，申张革命的正义。次日，《新蜀报》全文刊出此文，轰动全城，弄得刘湘手足无措，恼怒万分。罗世文在愤慨和激动之中，挥笔写下了三首绝句：

    勒令淫威下，

    爝光得永生。

    燎原燃野火，

    草木目春荣。

    苛政猛于虎，

    先行誓必争。

    急风知劲草，

    抱璞守忠贞。

    落帽秋风易，

    牺牲革命常，

    前矛如海塔，

    后启允鹰杨。

    这三首诗，有力地表达了罗世文对反动军阀迫害的轻视和卑视，以及对革命真理传遍四方的坚定信念。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派肖楚女去广州，而罗世文恰好于本期在商业学校毕业，遂决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苏联留学。

    1925年10月上旬的夜晚，年轻的罗世文在重庆南岸弹子石码头上船之后，依着船弦望着奔腾浩荡的长江，望着象蒙艟旦舰一般耸立在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处的朝天码头，心里充满了依依不舍之情……在离渝前夕，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

    经过八天的航行，轮船于下午抵达上海港。罗世文下船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恽代英同志和已经在此工作的肖楚女同志的热情接待。三天后，罗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同志一道，向海参威前进，开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经历。

    在苏联，罗世文同向警予及从另一条过来的刘伯坚、王仁达、李大章等同志编入中国班。从此，罗世文同志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东方大学在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关怀下，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建设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他们选派了优秀教员，提供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各种图书、资料，生活上也给予较好的照顾。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罗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手不释卷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革命战略战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为其经验。尽管学校苏联专家、教师上课时都配有翻译，可以不学俄文，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学习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他还是刻苦地学习俄语和德文。由于他在中学时即已通晓英语，再加上他天分高，记忆力强，又刻苦，所以罗世文的俄语、德语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阅读俄文和德文的原著了，这给他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插上了翅膀。

    在罗世文留学苏联时，正值国内北伐大革命高潮时，许多留苏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们都陆续被调回祖国参加战斗。罗世文心急如焚，多次向组织要求回国，可组织上要他继续学习。1927年春，重庆发生了反动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运动的“3·31”惨案，罗世文的老师和挚友杨暗公同志在此次惨案中壮烈牺牲。得到这个噩耗后，罗世文无比悲愤，决心为烈士报仇雪恨，并写下了《寄张无》的诗篇：

    涂山诀别几经秋，

    故国不堪江水流。

    可惜身无双羽翼，

    归来聚首斩顽酋！

    这年3月21日，中共负责人周恩来和赵世炎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惊天动地的武装起义，从北洋军阀手里解放了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可起义不久，蒋介石却阴谋发动了血腥的“4·12”反革命政变，以极其卑鄙残暴的手段，对上海起义的工人进行了残暴的大屠杀，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消息传到苏联的东方大学，罗世文怒不可遏，立即和留学生们一道举行了声讨蒋介石的示威游行。

    1928年春，罗世文写下了二首，寄回家中，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彻底改造旧中国的壮志雄心：

    妙女妖娆笑语迎，

    频频挥手唤盐人。

    凝眸一盼翩翩去，

    飘渺浮香散入云。

    夕阳西下鸟栖迟，

    惹动游子故国思。

    力拔五山虹贯日，

    黄河正是水澄时。

    1928年夏，罗世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方大学。他用了半年时间周游了俄国、德国和法国，于年底回到祖国。有人见这位留学的洋学生什么都没带，只带了几箱书，而且还都是些要“杀头”的马列主义书籍。罗世文笑着说：“我什么也不愿意带，就只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人告诉我，这些书在国内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我不怕，因为我回来就是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

    不久，党中央派罗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这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风云四起，特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震惊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励了各地党组织的斗争热情。罗世文回川后，也立即投入了领导士兵的革命暴动运动。

    根据地下党四川省委意见，罗世文来到国民党地方军队28军第7混成旅进行策反工作。经过罗世文的艰苦努力，旅长邝继勋被争取过来。1929年6月，第7混成旅正式起义。在全旅官兵大会，旅长邝继勋首先发表演说：“弟兄们！官兵们！同志们！我们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义了！我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邝继勋环视了全场一周，然而提高嗓门道：“那是想到了这些年我赤膊带刀，领着弟兄们拼杀，想给老百姓们办点好事，想为工农大众打江山。可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却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们就要起义！就要变成革命武装——工农红军了！”

    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党代表罗世文宣布道：“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正式成立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按“八一”南昌起义的形式，叫做“前敌委员会”，前敌委书记是罗世文，前敌委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为邝继勋，前敌委员中有在川军中很高威信的刘伯承同志，他虽未到任，但被列名其中。下辖三个师编制，以罗世文为首的中共党员分别负责该起义部队的各级政治工作。

    起义部队在罗世文、邝继勋的领导下，在初期时连连得胜，所到之处，工农红军的革命义举和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深得人心，极大动摇了地方反动政府的统治。

    后因叛徒出卖，起义部队在同军阀刘湘部队的战斗中终因兵力悬殊，队伍被屡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罗世文冲出敌人包围圈后，后孤身一人，藏匿于乡村之中的草丛之中数天，他被饥饿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烧！“一定要克服艰难险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庆！”罗世文这时想的最多的是要回到重庆，向省委汇报这次起义的全部情况。于是他重新挺立起来，迈开艰难的步子……

    罗世文此次的直接发动和领导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四川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留了光辉的一页。回到省委后，罗世文被留在省委任任宣传部秘书。这时的中共四川省委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争取群众”的方针，各地党组强发展很快，并且陆续发动了许多工人暴动、农民游击战争等，而这些革命武装斗争，一方面对反动军队和旧政权巨大打击，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股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尤其是重庆地方军阀，他们屡次破坏了中共四川省委机关。1930年5月初，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正在省委机关开会，突然被叛徒带来的反动军警包围后全部被捕，后来刘愿庵同志和省军委书记李呜珂、省委宣传部长陈攸生、省委秘书邹进贤等先后牺牲。

    白色恐怖下的革命斗争异常残酷，罗世文看到自己的领导和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却丝毫没有动摇与悲观，相反他的革命意志和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强。这期间，他以一个革命理论家的身份，不断发表革命檄文，抨击反动统治，宣传革命精神。

    鉴于中共四川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先后被捕和牺牲，罗世文同志同省委各部委秘书长商议，从成都调程子健等同志到重庆，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罗世文同志任宣传部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一中央精神，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一位中央大员到四川后，不顾罗世文等人的反对，坚持主张武装起义，结果在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皆以失败为告终。血的教训，让罗世文不得不亲自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9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休止了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状态。

    1931年初，罗世文鉴于重庆白色恐怖严重，提出将四川省委迁往成都等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这段时期，由于各地暴动和起义陆续失败，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党中央联系也时断时续，常常几个月得不到上级的任何指示。罗世文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领导四川省委积极主动的工作，他经常鼓励同志们：“虽然我们暂时与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像失去舵的孤舟，然而我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直至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人民武装抗日。罗世文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立即开始领导成都及全省的抗日运动。这时期，红军四方面军由鄂豫苏区进入四川北部，罗世文领导下的四川省委，向苏区派遣了不少党团干部，并积极组织革命兵变和农民暴动，策应红军入川，通过罗世文的努力工作，红军在入川后兵力迅速得到扩张，装备和实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苏区工作，一与他同行的有党中央派到川陕苏区的廖承志同志。罗世文出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并任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廖承志任川陕苏区工会秘书长。作为我党重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罗世文同志，这阶段他的专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给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的学员讲授农民问题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时，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仅靠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问题讲到透彻而生动，极受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们的赞扬。在今天的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里，还保存了罗世文同志当年讲课用的提纲。在川陕根据地，罗世文与分裂主义者张国焘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结果他被握着党内军政大权的张国焘死死地控制和打击着。1934年春的一个早晨，心中异常忧闷的罗世文独自漫步在通江边上，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阳，百感交集，吟成了《过通江城》三首：

    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何愁不晏清。

    肺石光辉昭日月，

    熊熊烈火炼忠贞。

    巴山气爽艳阳天，

    跋涉蚕丛已十年。

    味胆铭心期报效，

    同袍黾勉著先鞭。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对党的忠诚，而向张国焘表达自己的逆耳忠言，却反被误解的痛苦之心。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罗世文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自觉革命信仰和坚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张国焘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拒绝罗世文、廖承志同志的逆耳忠言，而且于1934年冬，派杨立人找罗世文、廖承志谈话，给他们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并非法逮捕关押了他们，几次想杀罗、廖俩人。由于罗世文和廖承志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的同志，张国焘觉得暂还可以利用一下而没有当下动刀动枪。这期间，罗世文被张国焘重兵监视起来，让他专门起草文件，刻蜡纸，同时还要做相当的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屈一系列残杀白区区的党员、团员的罪行。特别是有一次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用非刑拷打一位绰号叫阮胡子的共产党员，将其背烧烂、脚打断。当时阮胡子见罗世文在旁边，向他看了一眼，高喊道：“我快死了，总有人知道我不是坏人，我是冤死的啊——！”目睹自己的战友被张国焘这样称为之“同志”的人折磨得舍冤而死，罗世文心如刀绞。心里受尽了特殊的痛苦和难言的折磨！罗世文还看到张国焘杀害了曾经在上海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为保卫党中央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以及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99师296团团长吴子太、98师独立团政委李仲泮等同志。罗世文把张国焘犯下的一笔笔罪行都记在心头！

    1935年3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张国焘公开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分裂。被看管的罗世文夫奈跟着张国焘的部队连续两次穿过草地、翻越雪山。长征路上，罗世文穿着单薄的破棉袄，拖着一双肿胀的双脚，面对饥饿、疲劳、寒冷和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屡次处在生死边缘之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后因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识破，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了！罗世文也在这时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顿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党中央对罗世文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政治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任命他为红军大学的理论教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这所革命大学授课。罗世文作为革命理论家，他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的课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欢迎。同时革命熔炉对罗世文也带来了许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罗世文作为张国焘分裂党的见证人，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发动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活动，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延安革命同志们极大启发和教育。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四川地方军阀刘湘迫于全国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压力和同蒋介石的矛盾，企图选用与蒋对的各种势力，特别是想借用我党力量，与蒋介石抗争，以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同志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渣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时，刘湘查封了他罗世文和肖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他罗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景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位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院庭，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蒋介石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在罗世文高超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迅速得到了发展。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前先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同志，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这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由武汉乘船回四川一路上，罗世文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不由心潮湿澎湃，写下了《别汉入蜀》诗篇：

    金陵铸鼎梦难圆，

    赵构君臣走蜀川。

    龙虎苍茫留国耻，

    龟蛇黯淡失汤坚。

    企图揖盗输缯策，

    忍作焚萁蒿里篇。

    豚犬诸郎难个事，

    终朝坐食误坤乾。

    秋风夏口望渝蓉，

    百虽蚕丛寓意浓。

    劫后余生仇禹贡，

    瞻前乐死反尧封。

    暗公首义披荆棘，

    楚女横流布阵容。

    此去西南偿夙愿，

    开来继往为工农。

    返川后的罗世文，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部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进犯革命圣地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而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剌，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时，特务们选中了重庆银行设在南门外的米仓库。3月12日这天晚上，由康泽的别动队为骨干，纠集暴徒几百名，故意抢劫了这个仓库。而在这个米仓的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时事新刊》的印刷部门。在暴徒抢却时，《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同志正在印刷处校稿，当他闻声走出去观看时，即被预先布置的反动特务别动队员抓捕，诬称朱亚凡是此次抢劫的现场指挥者，这便是一幕由国民党特务们精心导演的中国版“国会纵火案”！

    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街头的所有国民党反动报刊几乎同一口径刊登“共党分子朱亚凡指挥抢米”的醒目标题的文章，企图借此彻底毁誉中共四川地下党。成都时局一下紧张起来。特务们竟敢直接公开地前来威胁具有公开身份的罗世文。在形势极端困难时刻，罗世文大义凛然地对那些为他担忧的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真诚。即不应危害我！”可是，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嚣张。敌人终于露出凶狠之丑恶面目。4月18日晚，罗世文为了新华日报分馆能坚持发行报纸和清理有关机密，化装前往新华日报分馆。当他刚一进分馆，早已预先埋伏在那些的反动军警特务立即冲进报馆将其逮捕。临别时，他向坚持在报馆工作的同志们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当局同意办的。国民党这样无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新华日报坚持办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报纸！这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还逮捕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同志。罗世文和车耀先俩人从此并肩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一场场新的特殊战斗。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得知抓到了“共党要犯”，亲自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和司法科长余锋，亲自审问罗、车二人。可戴笠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俩位共产党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来得正好！我要请问你：我八路军驻西安、重庆、成都办事处，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华日报，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创办的吧？我是成都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非法逮捕我？！”“犯人”罗世文来了个“倒审问”。

    戴笠楞了半晌后，才十分尴尬地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慈悲摸样道：“哎呀，对不起，罗先生、车先生，你们的被捕，纯属误会！你们两位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望你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行！你对我们的拘捕，既然出于误会，好就马上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狈地：“那怎么行呢？”

    罗世文质问戴笠：“你既然说拘捕我们是误会，却又不释放我们，那我们算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作又叫什么呢？”

    戴笠被张口结吞：“这个……这个就只有委屈你们一下了！”

    万般无奈的假相装过后，屡屡失败。戴笠马上改了口气，露出凶相要罗、车供出党机密。罗世文坦然大笑，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及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另一个职务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就是全部“机密”，这个“机密”可以了吧？车耀先也只承认自己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曾任川军团长，而且没有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其他问题，一概不知。

    戴笠劝降不成，恼怒成羞，下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入狱不久，罗世文每每躺在冰凉的地铺上，耳边听着呼啸的松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遥遥望延安方向，写下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客渝梦题延安宝塔》的诗句：

    巍巍宝塔立中央，

    砥柱擎天荫四方。

    纵使环球风雨变，

    敢销兵气日重光。

    延安圣地正春风，

    含笑梅花映日红。

    且喜山川多蔚秀，

    物华天宝庆年丰。

    在之后的五年多监狱中，罗世文顽强而艺术地领导同志们在监狱这个特殊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而精彩无比的斗争，为所有狱中同志所敬重。1947年8月18日，渣滓洞监狱付所长刘掳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出监狱，秘密杀害。残暴的刽子手们又向罗世文、车耀先的尸体上泼洒汽油，然后焚尸灭迹……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党的杰出理论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其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赤诚之心，实现了他生前“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