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这一天也是我甘肃之行的第一天，任务是：采访一位被网友称之为中国“最牛”的副县级干部——焦三牛。

    三牛真的很牛。他的名字如明星一般响亮，和他有关的事情现在已经可以从网络上搜索到几十万条。网络时代似乎有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奇景：或将你捧上天，或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皆在一夜之间……

    我的采访对象焦三牛，牛就“牛”在他使一个许多人原本很少听说的西部小城——武威，跟着他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倏然“威武”起来，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记者去了一拨又一拨，央视新闻里播出的那片颇显荒凉而贫乏的河西走廊频频出现……这不，我也跟着去武威了！

    三牛最牛的地方还是他的三个关键性经历：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2年1月就任副县级。

    23岁。仅有半年工作经历。升任副县级干部！

    在现有的人事和干部体制下，三牛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副县级领导干部。因为按照近几年中组部和国家颁布的选拔干部条件与公务员条例，像他这样年轻和这么短暂的工作经历，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火箭式”的成长。

    三牛因此一夜间成了万众瞩目的一位“牛”气冲天的明星干部。

    23岁，在今天的成人眼里，这个年龄还算是个孩子。而“县老爷”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里可是个执掌一方天下的了不起的大官了！

    他，焦三牛有超人的才干？他，升迁仕途中有不可告人的“黑幕”或者其本人有特殊的社会背景？无论官方在媒体新闻里如何一再解释和出面澄清一些传言，这样的疑惑依然留在许多人的心头——也包括我。因为人们知道，在今天，许多事情不同层面对同一问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和诠释，所谓的真相有时也可能被另一种有计划、有手段、有预谋的掩饰盖得严严实实，从而完全成为另一种非真相的“真相”——具有独立思维的公众很容易这样去认识和理解问题。

    那么，23岁的焦三牛仅凭半年的工作经历、一张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和“西部人才奇缺”的一个理由，就当上了副县级领导干部，其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抛开那些繁琐而复杂的干部与组织程序规定，看一看23岁的焦三牛是真的可以成为“副县级”领导干部？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行，完全是组织原因或是什么有权力者插手后“被升迁”的“牛小子”呢？

    身为作家，我想寻找到自己的结论。因此我也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实地了解和调查“焦三牛事件”，其实我更愿意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可以理解为一种“三牛现象”。

    不管怎么说，焦三牛，这回你面对的将是在组织部门与公众之间的另一种评判，而且它起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超越于偏激情绪下的客观、公正和公平的观点。

    焦三牛，你准备好了吗？还有那个武威，你们准备好了吗？一切可能的破纰，也许会在我调查之后的笔端下被无情地揭示……

    许多人在等待我此次清明节的“甘肃之行”。说起清明节，我内心多了一份愁思：待在家中那个骨灰盒里七年的父亲，今年本该由作为儿子的我为你安排在清明节期间落地下葬的，然而现在不成了，儿要远行去见那个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最牛”的副县级年轻干部——焦三牛，仅凭此，你又多了一份情感上的挑战！

    把个人的私情弃之一边吧。飞机已经将我载到甘肃省府兰州。

    30年前我来过兰州，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它那时是个很破又很小的城市。现在变了，变得有了些与东部现代化城市相仿的气息。然而才出省府十来分钟，蹿入我眼帘的都是难见绿色的荒秃山丘与飞扬的尘土……

    西部到了。甘肃到了。我的心头渐聚起一份强烈的忧愁：这里依然还很贫穷。于是在赶往目的地——武威的一路上，有两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一直纠结在我的心头：假如是我的孩子——非常优秀的北京著名大学的毕业生，我舍不舍得放他到这遥远的、贫穷的、没有任何亲人和熟人的地方来工作和生活，而且不是暂时的，可能是一辈子？假如是我自己，能不能也像焦三牛他们一样，有份志向和坚定的决心在这尚很贫穷落后的西部待上五年十载？

    汽车在公路上飞驰。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两把铁锤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门、叩问着我的灵魂……

    我想让自己的内心尽量坚强和高尚一点后再回答上面的自问。

    车子在继续行进。“那就是祁连山。”陪同的省委组织部同志指着连绵不绝的大山说。

    啊，这就是祁连山呀！浑黄光秃的下半截和白雪皑皑的、连着云雾的上半截……

    “刚才出兰州时还很好的天气。怎么这会儿下雪了？”汽车玻璃窗突然被飘动的雪花儿打得湿湿的，我惊诧了一声。

    “很正常。这儿四月飞雪五月沙尘暴是家常便饭，盛夏飞雪、寒气砭骨……”甘肃的同志轻描淡写地说着，而我心头则默默涌起两句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地图上的武威再往西行便是玉门和敦煌。

    雪，越下越大。此刻的祁连山早已是通体的银装素裹，而夹缝里的道路上已少了很多行车，偶尔可见散落在雪谷间的乡村民居在车身摇晃中迎接着我们的出现……我感到胸口有些发闷。

    “这是祁连山有名的乌鞘岭，海拔3500多米。何作家您不要紧吧？”甘肃的同志关切地问我。

    “有些不舒服，不过估计还顶得住。好像跟到拉萨差不多……”我尽量减少说话。

    “过了这个岭就会好的。”

    车上的人几乎都不再说话了，大家似乎都在注意少消耗体力，而此刻的我突然也一下有了结论似的：这样的地方，我这般身子骨看来是不行了，假如没有什么特别原因，我想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到这儿来“安居乐业”的，即使短暂的几个月……当内心的问题有了结论后，似乎倒让我不怎么气喘吁吁了。但我的脑海里却蹿出另一个新问题：这儿的百姓生活到底是啥样子？

    “路边能找个村子吗？我想看看。”

    “前面的山头上有个叫铁柜村的，顺路可以拐进去看一看。”甘肃的同志对我的突然提议有些意外，但迟疑一下后，他们答应了。

    上铁柜村的山路积满了雪，弯曲的盘山路十分危险。“你是第二位省部级领导上这条路。”省委组织部的同志说，在我之前他们的省委副书记欧阳坚同志也来过此地。

    山顶上的乡亲们听说“大官”来了，冒着飘雪，聚集到披着银装的打麦场上。

    我就近走进一户农舍，黑糊糊的屋子里面除了一个土炕外，没有多少家什，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显然是唯一的“高档”摆设。主人姓徐，没见他的媳妇，15岁的儿子才上小学五年级。

    “学校在哪儿？”我问这孩子。

    “在山下，走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老徐的儿子回答说，那笑容和目光分明告诉我：这是位弱智男孩。

    “我是他哥哥。”凑过来的一位老汉憨厚地在我面前傻笑，样子七十来岁。

    “您多大年纪了？”我问老汉。

    “59，我比他大两岁。”老汉羞涩地说。

    “你家的孩子呢？”我说。

    “他是老光棍。”有人插话，顿时村上人一阵哄笑。老徐的哥哥更加羞涩地躲到众人后面。

    “村上像他这年龄的光棍还有很多。这山上连水都喝不上，谁愿意嫁这儿……”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嘀咕起来，随后指指土屋檐上一根小皮管，说：“我们就靠这积雪化了吃地窖水。一到夏天，雪没了，又不下雨，就只能买水喝……”

    “买水喝？”这么穷的地方竟然还要买水喝，真是不可思议！我突然想到在兰州时，省委组织部吴德刚部长给我讲的一件事，他说甘肃不少地方由于严重干旱，老百姓一到夏季，只能花钱买水，而且一方水的价钱远比城里要贵得多。“在东乡自治县的有些地方，百姓到冬天也要买水喝，80块钱买一方水，要吃20天。”吴部长这样向我描述：老乡将买来的水，早晨用来洗脸，洗完脸的水用作洗菜，然后再把这水留到晚上用来洗脚，洗完脚的水最后喂牲口。“我们住在兰州，也就几块钱一方水，有时一个晚上做饭洗澡加洗衣服可能一用就是好几方水，哪一家都不会在意的。可在山区，老百姓不敢用水，因为连用水都恨不得要贷款才能买得起……”听吴部长的话，叫人心酸。

    铁柜村的百姓告诉我，虽然他们干旱时买水喝没有那么贵，但三四十块一方水，谁家也都舍不得用。

    “这一带，像铁柜村这样的山民，还有8万多，政府正在实施整体搬下山的计划，得四五年才能完成。”赶来迎接我们的当地干部这样说。

    铁柜村已经属于武威的地界了！呵，原来焦三牛就在这个地区工作啊！

    虽然还未与焦三牛谋面，但面对当地如此贫困的情形，我的内心对“最牛的副县级干部”——焦三牛，有了第一份敬佩之情。

    假如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我能做出像三牛一样的选择——来到这样贫困落后的地方“安居乐业”吗？

    假如我的孩子也要选择这条路，我会同意吗？

    肯定地说，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都不会。只有少之又少的人做得到和会同意这样的选择。这少之又少的人中便有焦三牛，还有一批与他背景和身份相同的清华学子。

    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和嘲讽这样的人？

    我们有什么资格在完全不了解真相的时候便妄加评论，甚至带有明显妒忌和侮辱的口吻，想靠吐恶水将一个优秀的青年置于窒息的地步？

    结论不能出得太早。道理也非如此简单。“三牛事件”之所以成为“风波”，是因为人们在怀疑一件事：武威将一个只有半年工作经历的“学生娃”火箭式地推到了通常情况下需要十余年甚至更漫长的努力奋斗下才有可能的“副县级”领导岗位上，凭什么？但同样，人们也在发问另一个问题：武威为什么又偏偏把一个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的“学生娃”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是的，凭什么？为什么？这也是我的甘肃之行所要回答和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