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届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当年中国海洋上所发生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因为这个事故所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大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遇了难；说它影响“太大”，是因为“渤海二号”事件来得不是时候。这起事故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它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始，尤其是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最重要关头和最热闹的时刻，所以它产生的冲击波远远超出了事故本身。
但不管用什么理由掩饰，“渤海二号”的沉没，说到底，终归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事故，一下子有72名石油工人一瞬间就丧失了生命，这本身也是中外工程事故中的大事故。其二，“渤海二号”是中国在经济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用巨额外汇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它被一阵台风刮翻后沉没在大海之中，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都感到心疼。其三，“渤海二号”事件发生时正值中国海洋石油全面向国际招标并已准备较大规模进行国际开发的时候，因此它成为摆在中国石油人、甚至是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到底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设备好不好、还要不要。因为当时国务院对“渤海二号”事件定下的“结论”是：石油部某些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在各界群众中议论较多的还有一句话是：世界上那么先进的设备，咱中国人会不会用？既然没有把握用好，就不要去浪费国家有限的外汇和人民的血汗钱嘛！
“渤海二号”给当时的石油部和中国石油人带来的冲击之大，几乎是毁灭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才上任不到两年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去部长职务，其次是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这样的处分决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对一向红旗飘飘、战功显赫的石油工业战线来说，这种打击是空前的，以往“一声吼，也能让地球抖三抖”的百万石油工人，此时一下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受到的屈辱不言而喻。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石油工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成就的象征，他们从来没有哪一天、哪个时代不扬眉吐气过，即使是十年“文革”中，石油工人仍旧走到哪儿，就会香到哪儿。石油战线上有铁人王进喜式的英雄，有余秋里、康世恩这样的高官，据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从石油战线出去当省市和中央各部领导的就有几十个，这在其他部门是不可能有的纪录，因而石油人在中国各界的影响力，在许多年里是被人羡慕和妒忌的事。
现在，“渤海二号”事故出现后，红了几十年的石油人内部仿佛出现了一次大崩盘——而在这之前的中国石油人始终“团结如一人”了几十年。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连一向不用动一下声色就能指挥石油千军万马的余秋里此刻说话也没几个人听了，他本人时常也被人在报刊上不指名道姓地说三道四……
有关权力层面借“渤海二号”事件挤压石油人的情形无须多说，事实上这种斗争是非常残酷和无情的。更可怕的是，石油战线内部所出现的崩裂，既令人心痛，又十分无奈。余秋里和康世恩生前曾经皆为此对天长叹过。
“渤海二号”的“直接责任者”马骥祥。这位张文彬、秦文彩的老战友、原“石油师”一团政治处副主任，曾转战玉门、新疆克拉玛依、胜利、江汉、吉林和华北等油田，是一位曾为新中国石油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石油人，于1978年10月底出任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由于当时海洋石油勘探局是在天津塘沽，他的党委书记一职是由天津市委任命的，那时的石油部下属单位受双重领导，业务上由石油部直管，人事和党委接受地方党委领导。“渤海二号”事件沸沸扬扬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的具体“责任者”便落到了马骥祥身上，他被判了几年徒刑。这样一位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为中国石油建设立过卓越功勋的“老八路”、“老石油”的被判刑，对所有石油人来说，其感情的伤害是严重的，甚至是残酷的。当时的百万石油人不理解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战友的最终命运竟然会是进了共产党自己设下的监狱……任劳任怨的马骥祥，刑满后又回到石油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便办了离休手续，于1996年1月25日去世，终年75岁。
“渤海二号”第二位受重大处分的是石油部部长宋振明，他是因此次事故受到内心打击最严重的一位。宋振明在1978年被全国人大任命为石油部部长，时年52岁，到1980年8月因“渤海二号”事件引咎辞职，任部长不足两年。宋振明12岁时就是抗日的“小八路”，跟随部队辗转南北，身经百战，敌人打在他腿上的子弹一直留在他的身上。1952年，宋振明作为人民解放军第57师13团的代政委，与57师全体官兵一起脱下军装，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石油人。他高高的身材，气宇轩昂，又极富有鼓动才能，是大庆会战中的一名杰出指挥员，始终站在最艰苦的第一线。作为石油师中唯一一名从基层干部成为共和国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52岁的他出任石油部长，既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改革开放、改进干部制度，使一批有才干的年轻人走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一种象征，又是无数与他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新中国石油人的骄傲。49岁当了石油部第一副部长、52岁当了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在他之前的石油生涯中，运气一直不错，深得“余、康”的重用和看好。然而也许过去的历史太顺了，在他当上石油部长后仅仅不到两年时间，“渤海二号”事件出现了……身为石油部长的他，当时刚刚带着石油部31名部级领导和一批司局干部进行“西北万里行”回来，“渤海二号”就出事了，72条人命便搁在了这位年轻的石油部长身上。1980年8月29日，宋振明辞职，之后10年，一直心情不悦，积劳成疾，于1990年6月13日病逝，终年64岁。宋振明在临终前，坚决要求回到他梦牵魂绕的大庆。“生为大庆人，死为大庆魂。骨灰埋大庆，何须立碑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宋振明让他的战友们、工友们扶着将当年他与大家浴血奋斗的大庆会战场地一一重游，并在病榻上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万人广场作证》——
宋振明去世后，大庆万人为他送行。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江泽民、李鹏、李先念、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而他的大部分骨灰则按宋振明本人生前的遗愿，放在了大庆的7个会战著名纪念地，“好让我的灵魂永远伴着大庆”……可是我知道，在大庆举行的遗体告别现场，有人将余秋里送来的花圈扔了出去——他们怨恨在中央高层的余秋里没为宋振明说话。这事传到北京的余秋里耳朵里，这位石油部老部长、独臂将军含着泪花，对天长叹一声：“他宋振明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怎么能不为他说话呢？可是……”一个“可是”后面，有多少让这位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老石油人内心无法说出来的委屈。而这份多年压在独臂将军心头的委屈，多少年后也没有释放出来。1994年10月31日晚，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立下卓著贡献的余秋里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在301医院的病床上整整躺了近5年，成了完全的“植物人”。据他的秘书讲，在这5年中，只有当亲人在他耳边放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的那段录音时，老石油部长会脸庞渐渐泛红、泛红……似乎有了某种意识。1999年2月3日，余秋里的心脏彻底停止跳动，终年85岁。
这些都是后话。
但“渤海二号”事故，真正承受最大打击和压力的也许要算康世恩。因为康世恩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和主要组织领导者，从出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勘探地质局局长起，他康世恩一生就没有离开过石油工作，而且一直处在决策与组织指挥的最高层。“渤海二号”事故发生时，他康世恩虽然不是石油部部长了，但他是国务院分管石油部的副总理，石油部一切重大决定还都应该与他有关。国家正在百业待兴的时候，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处在最紧张和关键时刻，“渤海二号”如同当头一棒打在了石油人脑壳上，当然康世恩可以说是受冲击最重的。他受记大过处分，也开了国家副总理的先河。让石油人当时极其焦虑的是：正处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的战略步子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的关键时刻。康世恩这棵大树倒了，一百万中国石油大军不成了散兵游勇了？
石油人急啊！急得甚至乱骂人：妈的，海洋上打井，谁也没有干过嘛！能保证不出一点事吗？再说了，海上起大风，我们能顶得住吗？老子干了一辈子石油，流血流汗，现在倒好，一出事，就啥都不是了！奶奶的，探石油真不是人干的活！可不是，干死人的是我们，被人骂死的也是我们，这世道哪有公道！
石油系统内部也有人起哄，一些过去在具体事上受过委屈，或者像提拔、分房、工资待遇上自认为吃过亏的人，这时也向某些已经倒了霉的部领导发难……
石油部厂矿领导干部会议上，老部长余秋里出现了。他扫视着一向激情澎湃、气氛异常热烈、而今则变得死气沉沉的厂矿领导干部会场，一改其往日侃侃而谈、慷慨激昂的风格，表情沉痛、语气凝重地说：“同志们，这次‘渤海二号’事故，造成这么多同志牺牲，我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作为国务院的一个成员，作为石油部过去的领导人，也是负有责任的……”说到这里，余秋里的语气十分低沉，会场上的气氛更是格外沉闷。
突然，主席台上，一声怒吼：“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国家的石油工业！影响了我们‘石油人’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台下的干部们被老部长熟悉的大嗓门一下又震撼和震动了。
“我希望大家振作起来。要经得起考验！我也相信我们石油部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余秋里一转话锋，说，“现在我提四点希望：一要正确对待批评；二要勇于正视批评，决不可以护短，更不能文过饰非；三要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虚心征求和倾听各种批评和建议，绝不能再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四要振起革命精神，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整个石油行业要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
“你们有没有信心？”余秋里收住话茬，目光盯着台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脸孔。
“有……”台下的回音零零落落，有气无力。
“有没有信心？”老部长的目光里溅出了火星，声音提高了一倍。
“有！”台下的声音仍然不大，且参差不齐。
“到底有没有信心？”台上，独臂将军露出了本相——那只当年在大庆使千军万马感到力量和光荣的右臂又在半空中挥舞和呼啸起来了！
“有——！”会场上，顿时响起惊天动地的回声。
余秋里的脸色缓和了不少，嘴里嘀咕了一句：“这还差不多。”
但是“渤海二号”事故对石油人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并非是余秋里的一番鼓动所能彻底扭转的。最要命的是，此刻的另一位石油统帅人物——康世恩出了大事：1980年秋，正当秦文彩他们与数家外国公司就招标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谈判，等待最终拿主意的康世恩同志作出决策时，这位为新中国石油工业操劳了几十年的副总理突然时常感到膀胱难受和疼痛，在秘书和家人的多次催促下，康世恩来到301医院检查，结果令大家大为震惊：康世恩患的是膀胱癌。
听到这个消息，本已非常消瘦，又因近几个月承受种种压力的康世恩，虽然脸上表情平静，可内心的痛苦在亲近人的眼里是可以看得出的——他躺下了……带着疲惫与痛苦，还有无数说不出的忧虑与无奈。
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刚刚起步，这两年各油田的生产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滑坡，有许多事情急着需要去处理呀！65岁的康世恩好像第一次感到了力不从心，可又心存不甘，然而医院的医生命令他“躺下”——他哪儿能躺得下嘛！
“渤海二号”事故的影响，是直截了当的显现：1978和1979两年，中国自产的原油实现了1亿吨，达到106亿吨。1亿吨，这在当时是中国石油生产的标志性数字。而经过两年多调整与改革后的国家经济，正处在复苏时期，百业待兴，石油是必不可少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讲，石油的产量，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全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条不变的规律，尤其是全球化经济形态下的国家经济。
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如同一艘载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船已扬帆起航，怎能出现石油能源的下滑？
然而，1980年的中国石油生产真的滑下去了，滑到了1亿吨以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国家总理着急了！政府的所有经济部门跟着也着急了，因为石油能源的下滑，就意味着其他一切经济计划指标要下滑、下调……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事！
邓小平着急。全党着急。
躺在病榻上的康世恩此时又多了这个更让他忧心的负担。石油是他的生命，石油生产是这位以石油为生命的中国石油领导者的荣誉——自新中国他康世恩担任石油部门负责人以来的几十年中，石油生产就从没有下滑过，用石油部门的人说，就是尖头从来一直是往上升的。眼下国家在万马奔腾的大好形势下，石油的生产却往下降了，这可是关系到他康世恩和整个石油行业的荣誉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中心工作能不能按计划前进的政治问题了！因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确定了一项大政方针：从1979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国家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1980年是三年调整期的最后一年。“如果石油生产完不成1亿吨，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要重新作调整。”国务院领导的着急可想而知。
能不能保住1亿吨原油产量，这对当时的石油部是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运和战略问题。
“国家给石油部的投资1980年是17亿元，等于1980年的一半，投资少了一半，我们的原油生产肯定是雪上加霜，下滑的幅度可能会更大……”当时主持石油部工作的焦力人副部长对国务院领导说。
“投资肯定不会比前一年多，这是国家全盘考虑的事，但你们的原油产量不能降到1亿吨以下，尤其是再不能往下滑了。要不然，影响面太大了！”国务院领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冲焦力人有些不客气了。
“如果要保证1亿吨，我们建议国家至少得给石油部加5亿元的投资。”焦力人最后说。
“那好，你们的意见我拿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议一议，原则上我同意这个方案。”当时的国家总理口袋里也实在没有什么钱。一个工业部门增加5亿元投入不是小数目。然而石油能源对整个国家的影响面太大，焦力人的方案后来被采纳。
可1亿吨的任务如何完成，石油部上下心里完全没有底。
余、康二位石油老部长又聚到了一起。在病房内，余秋里握着老战友异常消瘦的双手，又心疼，又焦虑地说道：“老康啊，我们俩看来又有点回到当年刚刚到松辽那阵子了。”
康世恩很勉强地笑了笑说：“那阵子我们只知道往前冲，冲上去就有胜利的希望。我看现在也该拿出当年那股冲锋的劲儿。”
余秋里一听，顿时欣慰起来：“有你这话，我的信心就足了！我看我们应该研究一个年产如何保1亿吨的方案，1亿吨应当成为石油部今后三年的一条基本杠杠。从国民经济全局考虑，必须稳住这1亿吨，而且我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我完全同意。我们就向中央汇报这件事。”康世恩重重地点点头，长期以来他与余秋里在重大问题和关键决策时总是不谋而合。“石油部上上下下这段时间士气不太足，少不了你老部长多去鼓鼓劲啊！”康世恩一手支撑在病榻上，一手握着临别的老战友的手，目光里流露着动情的乞求。
“我去。我要去的。你好好休养，石油上的事离不开你老康！”余秋里依依不舍地暂时惜别了老战友。不日，他以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再次到石油部开会和找个别人谈话，一一解释石油部保1亿吨产量的意义和具体做法。
一日，余秋里正在同一位老石油人谈如何争取保1亿吨的具体做法时，另一位老石油人悄悄过来凑在老部长的耳边说：有人到中央有关部门去告你了，说你坚持1亿吨油，是在继续搞“左”的一套。
“去他的，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得罪人，不怕告状！怕得罪人，怕告状，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余秋里大怒，右臂连连挥动起来。稍后，他说：“现在有些人看到批‘左’的，就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左’的。其实他根本什么都没弄明白！”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像余秋里这样的老革命者和党的高级领导，也还不能全面地估计到“左”的思潮对社会和各界的影响力。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然而围绕走什么路、怎么走的问题，当时国内尤其是思想战线存在的问题和一些认识上的混乱及模糊观念还比较严重，“四人帮”的残余和流毒影响仍没有肃清，社会上的坏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依然不少，他们利用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初期所出现的一些空子，不断制造各种矛盾与斗争，社会上的诸多不同观念和意识的交锋这时也很激烈，甚至影响到高层。
1982年，正在全心全意主持能源委员会工作、部署全国石油和煤炭生产的余秋里，突然被总书记胡耀邦找去谈话，胡耀邦对他说：关于你的工作，有些变化。有一次邓小平同志讲，军队的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议，要求让你回军队主持政治工作。所以中央决定让你当总政治部主任。“你有什么意见？”胡耀邦问余秋里。毫无思想准备的余秋里，想了想，以惯有的坚定语气说：“我听从党的安排。”就这样，离开军队24年、在石油战线建立了卓著贡献的余秋里，惜别他的那帮“铁人”兄弟们，到北京平安里的总政大院上班。上任那一天，他连军装还没有，是穿着“石油部长服”——中山装去的。虽然身在铁马军营，余秋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每总会想起中国石油事业。上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便与总书记胡耀邦到南线看望“自卫反击战”的将士。回来的路上，他向胡耀邦提出建议：去一趟胜利油田。总书记笑了：“怎么，还没有从‘油’里跳出来？”余秋里阴着脸，点点头，说：“是的，这几年石油部门因为‘渤海二号’事故有些抬不起头，我想请总书记去鼓鼓劲。”“好嘛，我们一起去！”胡耀邦高兴地说。于是，这两位亲密战友，临时改道，在回北京之前到了胜利油田。那一次胡耀邦到胜利油田视察的情景，许多人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和余秋里站着一起高唱：“黄海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要靠我们打头阵……”后面几句是胡耀邦即兴改的词，两位老“抗大”这么一唱，把现场成百上千的石油人唱得热血沸腾，于是跟着总书记和老部长一起唱了起来，越唱越带劲，越唱越高亢，其情景激动人心，催人奋进。
这是余秋里离开石油战线后首度在公开场合下为石油工业做的一件事。这里有个客观原因，当时胜利油田的负责人是曾经跟了他十几年的老秘书李晔。老部长知道“渤海二号”事故后自己能在石油部说话的分量已经有限，他这样做和选择胜利油田，纯粹是一片难言的苦心。
上面说的，同样是本文的题外话。
我们还是回到“渤海二号”事故影响下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件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工作，所以它经历大风大浪也在必然之中，困难和阻力正进一步等待着秦文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