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1981年5月20日，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室里灯火明亮。

    新华社的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就搁在办公桌上。胡耀邦边翻阅，边不时批下几个字。其中这期的动态清样里有篇题为《中法合资石油公司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文稿，让胡耀邦总书记越看越皱起眉头，最后，他竟然拍案大怒：不像话！

    灯光下，总书记的身影在不停地移动。

    “谷牧、依林并秋里同志：此件事中所反映的问题究竟要归哪个部门负责解决？湛江市的地皮问题如果属实，那就问题太严重了，那还说得上有什么整体利益的观念，说得上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必须要省委查明，并限期要他们解决。其他问题也要查明，并迅速改正和解决。”

    胡耀邦写完上面一段批示后，仍觉不解心头之忧，于是又在批示顶端写下两个大字：速送！

    总书记发怒的批示，当日送到了负责经济工作的谷牧、姚依林和余秋里三位副总理手中。三人都在同一日作了具体批示。责成重新回到石油部主持工作的康世恩处理。

    湛江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总书记如此震怒？秦文彩从自己的文件柜里找出一大摞保存完好的当年的文件资料，轻轻地拍了拍它们说：“对外开放初期，一些老百姓不知如何处理与‘老外’的关系，总把他们当作坏人看待。这老百姓的想法还有情可原，一些地区和部门的本位主义和封闭思想，那实在是太可气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难度和深度。”

    湛江的事情是这样的：这年4月中旬，一名新华社记者跟随香港工委组织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华润公司、招商局和蛇口建设指挥部等中资驻港单位的代表，到湛江南海油田指挥部参观学习。在这过程中，这名记者通过采访和调查，发现了我方与外国公司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地皮问题。根据中法合作协议规定，在合同签订后，法方公司的雇员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这也是中法合同中有明确规定的。海洋石油勘探工作点虽然在海上，但钻井平台只是施工时的场所，不能成为生活和后勤的保障地，因此每个海洋区域的石油钻探队伍都有自己的固定生活基地，国际合作项目也不例外。法国道达尔公司与中方合作的协议签订时间是1980年5月，但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法方人员的生活基地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道达尔公司只好在香港“新世界中心”为员工们包租了30套房间，供海上工作人员及家属居住。

    新世界中心在香港也是一流的酒店，一天一套房间就要上百美元，而且海上工作的这些人员还要每月来回在湛江——广州——香港之间至少飞3次，这样一年下来，少说就是几百万美元。这仅仅是开始，如果将来到了采油阶段，法方的人员就得增加到几百人，仅仅这一笔开支就可能高达几千万美元。这笔钱是中方要花大头的，因为按合同比例，我们的股份占51%。中法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王彦对湛江有关方面迟迟不能把“道达尔村”建立起来，心痛不已。他进而向新华社记者反映：中法两国海洋石油勘探协议签订后，我石油部门就赴湛江考察选择，当时选择了湛江坡头区海边上的一块地方，准备建“道达尔村”，即法国公司生活基地。那块海滩地，原是一片荒滩，千百年来一直闲置在那里，任凭风吹浪起，从没有人问津它的价值。但当地听说要在这里建“道达尔村”后，一夜之间这里便成了宝地。也不知谁放的风，说征地能获得多少多少钱，连每株树苗都能赔个猪崽的价，于是农民们想以最简单的方式换取一夜暴富，他们争先恐后地在荒地上插满树枝、树苗，转眼间，荒滩地成了一片景象十分离奇的“密林”……

    “你们要地？可以啊，那就得赔我们的树木钱！”

    “别小看我这些树苗苗，它可费了我几辈子的心血啊！什么，不赔？不赔你们就别想在这儿建房子！”耍赖的人吹着口哨、哼着山歌才不怕呢！

    “基地筹备组人员被农民们折腾得根本不敢露面，于是他们希望当地政府部门出面，人家笑眯眯地说：工作可以做，但你们得出点‘血’，再说农民利益我们不能不保障嘛！”

    “你们搞油的，有的是钱，再说那钱又不是你们自己的，多花点算什么，别那么小气，改革开放了，不吃你们大户，我们怎么致富呀！”有人说得更干脆、更赤裸裸。

    于是，“道达尔村”仅仅征地就征了近一年没有个结果。

    秦文彩他们着急啊！一方面花那么多外汇心疼，另一方面法方也不满意，说员工这样长期住在香港，上一次班来回好几个小时，而且也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这对国际雇用和招聘人员也会有很大影响。法方多次催逼中方尽快解决生活基地问题。“不然，影响施工的责任只能由中方负责。”道达尔方面屡次发出类似的警告。

    当海上的勘探开始后，每天都会有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出现在湛江街头，封闭的湛江百姓好奇地看着这些洋人，看着他们大把大把地花钱喝咖啡、吃中国餐，十分羡慕。但这种情况令另一方面的人士大感不安，这就是驻守湛江的军方人士。

    “湛江是我海军南海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怎么能允许外国人随便进入这个城市呢？”

    “一旦军事秘密被外国特务刺探到，谁负责？”

    军方人士以最严厉的态度，坚决抵制外国石油公司的人员进入湛江市区和有关海域。他们迅速把问题反映到上面，当得到的答复是海上石油开发是经中央和总参同意时，湛江军方人士又做出了另一种“保密”措施：凡是可能涉及到外国人路过地方，都竖起一块醒目的“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穿越”的大牌子。一时间，湛江城区内外，插满了这样的牌子。

    “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不欢迎我们来帮助你们找油？我们不是坏人，更不是特务！我们只是受雇于石油公司来赚钱和工作的。”道达尔雇员们面对寸步难行的湛江之地，大惑不解地责问秦文彩他们。

    “简直是荒唐透顶！什么军事秘密，外国人用卫星把我们的汽车牌子的号码都能拍得一清二楚，你们就把几百亩、几千亩的地盘想掩蔽起来？不是很可笑吗？”

    “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作为海军基地，必须遵守自己的保密制度。外国人就是不能进入我们的军事禁区。”

    “军事禁区？禁谁？你们要知道，你们这样做的结果是：禁了国家对外开放的大事！”

    “海防建设是国家更大的事情，你保证这些来湛江的外国人中没有坏人？你能绝对保证吗？”

    “这、这不是抬杠吗？”

    “不是。我们是在捍卫国家和军队的尊严。”

    “扯淡！我也是老军人！我就不懂得捍卫国家和军队的尊严了？”

    “既然你也是老军人，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们，现在不是流行‘理解万岁’吗？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石油部门的理解。”

    秦文彩有过几次直接与湛江军方的交涉，可几乎每次都是憋一肚子窝囊火。

    更有甚者，施工人员到海上平台工作，必须乘坐直升机。飞机刚刚起飞，立即被军方阻拦，并且命令道：必须事先申报，否则不得擅自飞越“军事区域上空”。

    “申报可以，我们以后注意。但你们说的‘军事区域上空’的范围也太没有边际了，明明直升机飞越的线路距你们的军事基地很远，怎么还不让飞？”

    “当然不行。因为飞机是有高度的，飞得越高，往下看的视野就越大，我们的军事基地不就都暴露在外国人的眼里了吗？”

    “那我们的飞机就飞低点，低到你们认为可以的高度。”

    “光飞低也不行，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必须把飞机的舱窗盖住，不能让机上的人往外看。”

    “这……这是什么事嘛！”

    “必须这样，否则直升机就不能飞行。”

    当南海油田指挥部的同志向秦文彩反映这些问题时，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工业部门负责人，竟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秦部长，塘沽那边更了不得！当地老百姓看到日本人的海洋勘探生活基地就建在大沽炮台仅几百米的地方后，群情激愤，扛着铁锤和锄头，说坚决要把‘日本侵略者’的房子砸了！他们把我们的合作伙伴当侵略者了，这可怎么办？”

    哭笑不得的事还有更多——

    地方和军方是这样，石油系统内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思想仍处在封闭和陈旧观念的时代，人们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外国人，内心存有恐惧和仇视感。这也难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饱受了外国侵略者的百年压迫和屈辱，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帜下，过得虽说苦一点，但却是没有人欺负，精神上扬眉吐气的日子。现在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又想来“掠夺”，民族自尊和爱国感情使他们无法接受和理解对外开放的意义及真心实意地在自己的家门口和日常生活中接纳洋人为友。

    摆脱陈旧观念，消除心理上仇视洋人的习惯势力，这是秦文彩他们展开与外国公司合作海上找油之路更为艰巨的事，甚至并不比与洋人马拉松式的谈判简单和轻松。

    有些事，让秦文彩和具体管事的中方海洋石油工作人员更加操心、闹心，甚至烦心。

    按照合同，中外双方在正式施工时，都是以合资公司的名义实施具体勘探工作的。由于受“宁左毋右”等思想的影响，总认为对外国人的态度越厉害越说明自己“爱国”，在谈价格时抬得越高越是“爱国行为”。比如外国公司需要租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办公室，每天要收五六元钱，这个价格比当时广州的东方宾馆还贵。合资公司里的外国雇员都是穿着西装上班，中方为了使合资公司里的工作人员服装整齐，便发放了制装费。但有些干部坚持要穿自己的工作服和旧衣服，说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所在”。法国公司因工作需要雇用了几十名中国服务人员，包括司机、搬运工等，可这些“中国工人阶级”一见外国管理人员管他们时，就瞪眼耍脾气，反而责问人家：“在我们的国土上，你洋人有什么可神气的？”“我是这里的主人，你管得着吗？”甚至公开辱骂对方。有人出面想制止这种行为，则被骂成是“洋人的走狗”、“拍侵略者的马屁”。

    “岂有此理！”多少回秦文彩一听这样的汇报，便愤然而起，可“岂有此理”的事何止这些。

    转眼又是新一年的9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办公桌上，又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载了一篇题为《在海洋石油勘探局工作的外国专家工作和生活中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其内容再次让总书记震怒。

    真是岂有此理！只见总书记神色凝重地疾笔挥动，写下了这样一段批示：

    ……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的事，看了之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要开创新局面，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面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为空谈！

    又是什么“可恶”的事让总书记如此震怒？原来，这份新华社内参，反映了日本石油公司在我国天津的渤海地区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项目工作中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

    比如石油部在塘沽的海洋勘探局工作区域，许多地方也被列入了“军事禁区”，参与中日、中法海洋石油合作项目的外国人，每次出出进进，都必须到天津外办、公安局、警务区等单位办通行证，且手续繁琐复杂，有时要等很长时间，使外方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工作。海洋石油局希望有关方面将“军事禁区”的牌子挪动一下，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五十年代就定下的禁区，谁想移动哪怕是一米，也得报批。

    比如，美国船级公司的检验师要经常去大港上古林的石油部某公司检验导管架部件，由塘沽经盐场去那儿的公路往返需一个半小时。但因为这条路不让外国人走，所以只能绕天津而行，结果要多跑上五个小时。“每天我应该工作八个小时，可现在实际上只能干两个小时还不到，你们中国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低效率？”美国检验师发牢骚道。

    再比如，某石油勘探生活基地附近有一排部队的电线杆。因为外国石油公司的专家每天上下班要在电线杆下的公路上经过，有关单位就找到石油海洋局，要求他们出钱把电线杆移位一百米。“否则就可能有外国人窃听电话。”

    荒唐的事远不止这些。摆在秦文彩等人面前的怪事有些听了以后会捧腹大笑，但却件件真实有据。在南海的英国BP石油公司与我国签订了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项目之后，按照国际惯例，他们通过招标，与中国华威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合同。谁知合同签订没几天，突然有一天《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这一合同为“非法合同”，而宣布这一消息的是中国南海石油服务公司。

    “简直是乱弹琴！”秦文彩和中海油总部的人看完这则消息，又气又好笑。后来一了解情况是：南海石油服务公司头头，自认为自己的公司在广东是“石油老大”，所以在这里的外国石油公司有什么好的项目，就必须给自己，否则就是“非法”。这位南海石油服务公司的总经理以这样的理由，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此宣布了英国BP公司与华威公司的合同为“非法”。

    “荒唐可笑！”这事后来反映到了国务院领导那里，总理亲自过问，并请一位副秘书长同广东省领导协调后才算平息了这场让外国人怎么也弄不懂的风波。

    凡此种种，一件件看似怪事奇事，却都是对外开放他们需要攻克的一座座碉堡和必须铺平的坎坷之路。

    如何在保证中国主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使外国公司能够按照合同，在中国海域顺利地开展工作；如何使外国专家和雇员能够在中国的领地上正常工作和生活；又如何使中国自己的公司在服务承包中尽可能地获得机会；如何使我们的队伍在与外国公司合同中学到本领、和我们的法规法则与国际惯例如何接轨等等问题，此时此刻，无时不在秦文彩等中国海洋石油开拓者与组织者的脑海里闪动着、思考着。这其间，秦文彩等在石油部党组的统一领导下，遵照中央定下的对外合作的大政方针，开始围绕如何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与制定工作……

    “我的头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发白的。”秦文彩抚摸着满头板寸银丝，如此感慨地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

    “来之不易啊！我记得为了建一个专用码头，光在北京，我出面就跑了40多个部门，到底磕了多少个头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为制定一部与外国公司合作的《标准合同》，我们几十位专家，用了十几个月时间，方方面面征求意见，跑遍了几十个国家的石油公司，一次次比照、推敲，……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难度。但再难，历史的车轮仍在快速向前，我们这些具体干活的人，就是凭着一股革命激情，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本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对外合作一步步往前推进。这中间，真得感谢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因为在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碰到绕不开的难题时，最后几乎都是由小平同志亲自出面、亲自拍板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与高效的工作作风，也是根本保证。但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全局的问题，光靠上面决心大还不行，下面也得积极主动。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许多配套政策不健全，资金又十分紧缺。这个时候，发挥下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我们搞海上石油对外合作项目，过去国家根本没有搞过，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是新的，与旧体制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怎么办？你要等政策，等资金齐了再干，机会就可能全部失去了，工作无法有进展。所以我们的思路是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动性和主动性，没有钱，就争取政策上的支持，有了这，我们等于就啥都有了……”秦文彩列举了中国海洋石油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系列战略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证实了他的这一体会和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百业待兴，而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异常错综复杂，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当时每推进一项新的工作所要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对外合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常常可笑而又真实。秦文彩笑言，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的与“老外”合作的八年，并不比当年当“八路”时与小鬼子打仗的八年抗战轻松。

    “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辛勤没有白费。当年我们所研究和制定出的中国石油对外合作的许多法规制度，包括管理理念、技术标准、经营模式甚至是成本核算、效益统计等方面，直至现今，仍然被继续和沿袭下来。这就是我常说的在对外开放、对外合作中有两大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一是锻炼和提高自己的队伍，二是搭建我们通向世界的平台……”

    秦文彩的目的都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