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老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

    “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聂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说，“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军阀’吗？他们骂我是‘大军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子弹等核武器试验，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那我就让谁尝尝‘蘑菇蛋’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呀！”王淦昌被逗笑了，自言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聂帅的到来，使基地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的心头暂时消除了一丝掠过的疑云。爆炸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

    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在聂荣臻到来后的第二天进行。

    王淦昌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们感觉这一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试验时还要紧张，原因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10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知道了，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40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知道成功了，五脏六腑和浑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的心情时，充满了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冲云霄的蘑菇云……

    这便是让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氢弹爆炸成功了！“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一刻，聂荣臻元帅握住王淦昌的手，关切地问。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了！”聂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的聂帅心头不由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聂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

    “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呈光溜的王淦昌的背影，心头一阵痛楚：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为祖国，凭什么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们吗？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然而突发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开始陷入可怕的命运——1967年初，当中央决定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正式下达后，一些重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了齿的轮子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属结构厂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动手。

    “张震寰，你去用3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派大将。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震寰后来因为忙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将到这个金属结构厂，他整整用了12个白天和黑夜总算动员职工到车间干活了。

    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吗？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话来。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作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聂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不要过于慎重，随便些。”聂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量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精神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处都在贴大字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高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王淦昌他们听完聂荣臻的这番话，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澜。尤其是周光召，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聂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才使他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激动人心的核试验。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妄为？原来一打听，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统统逮起来，一个也不放！”聂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达，那个“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康生冲着聂帅高嚷。聂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听后心惊肉跳。